主持人语

2019年8月和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甘肃和河南进行了考察。9月18日上午，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2020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要采取有效举措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城市发展格局，推进乡村振兴。要大力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挖掘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在此时代背景下，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组织相关研究人员撰写了5篇文章，分别从“发展模式选择”“流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保护”五个方面研究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同时，还有学者们从“经济生态”“水土治理”“空间治理”“人居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由此不难看出，上述研究较少关注文化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众所周知，黄河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该区域拥有丰厚的乡土文化资源，而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既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更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路径。我们在对黄河流域文化资源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指出高质量发展要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挖掘不同区域的特色资源并进行创新与转化。这就要运用“文化赋值”的相关理论，打造高端文化创意精品，并构建人、自然、文化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本文在理论方面，提出“区域营造”的相关理论；在实践方面，提出多元主体（政府、民众、企业、NGO）共同参与，合力进行区域营造的相关方法。区域营造是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必然路径，也是重塑区域共同体，构建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进而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源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与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乡土社会”。相比于乡土社会，后乡土社会的性质与特点可以概括为人口的流动性、农业+副业的多元生计模式和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与秩序体系逐渐解体，乡土文化也发生了变迁与转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乡土社会的文化资源在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会变得毫无意义。后乡土社会产生于乡土社会之中，由于乡土社会小农韧性与包容性的特征，具有差异性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非物质遗产文化在后乡土社会中依然会延续与保留着。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乡土文化、乡土资源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下，人们开始抗拒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也重新反思既有的生存、生活模式所存在问题，在此背景下，很多人重新走向了乡土，走回了民间。

实现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重新审视乡土文化的价值，系统整合文化资源，在“摸清家底”的前提下，挖掘其在新时代的多重价值。从社会需要的递进论和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当今社会成员对文化的需求不断提升，乡土文化作为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与社会系统中创造出来的复杂综合体，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模式”。乡土文化可以满足民众在精神上的多重诉求，同时，通过文化秩序重新调节能够整合形塑新的社会机制，因此对乡土文化的再发现极为必要。从文化形态上，乡土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发展而进行的物质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文化，黄河流域具有代表性物质文化遗产有山西的云冈石窟、五台山建筑群，河南的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丰富的神话传说资源，例如黄河流域各地流传的大禹治水神话；庙会文化(如甘肃的伏羲庙、王母宫，陕西的女娲庙、仓颉庙)；戏剧文化(如山西的晋剧、蒲剧，陕西的秦腔，河南的豫剧)等。传统村落作为乡土文化的承载体，既是一个地理空间，又是一个文化空间，在保护过程中需要从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出发，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同时要对传统村落进行科学规划，促进村落传统农业、旅游业、手工业的有序、健康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大对黄河流域的区域营造，唯此，乡土文化的承载体才能得到整体性保护。

乡土文化的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应处理好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欧美社会的庄园小农模式，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人对土地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大批乡民流向城市，这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与脆弱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快速化的发展。这种脆弱性并非长久性的，必须认识到“乡村社会小农韧性”的特征。农业生产模式决定了人与土地的长期依赖关系，却又不是单一的捆绑式的关系。人们可以在农忙时节进行耕作劳动，又可以在农闲时节离开乡土进城务工，这种多元化模式恰恰是小农韧性与弹性的体现。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合理分配农业生产空间，保障乡民的农业收入与生计稳定。哈维（David Harvey）的“空间正义”理论指出，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要考虑民众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合理配置空间资源。”乡村土地是民众生存所依赖的物理空间，要统筹规划处理好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除了物理空间外，土地还是民众心理空间的栖息地。

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下，乡村社会作为承载乡土文化的空间，面临人才流失与空心化的问题。近代以来，乡村的资源大量流入城市，同时，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吸引乡村人才流向城市。在此情况下，以农耕为主的乡村发展模式与城市化的二元结构之间产生了矛盾，社会的发展逐渐失衡。面对村庄的“空心化”与“内卷化”问题，只有吸引人才重返乡村，才能促进乡村振兴与区域复兴。实际上，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的振兴。文化的传承是与人联系起来的，而扩大人才队伍，建构以新乡贤为代表的民间组织，这是乡村恢复发展活力的重要路径。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中具有创造性和主动性，是自上而下的政策与自下而上的民声之间的黏合剂。乡村文化的复兴并不是要回到传统农耕的发展模式，也不是要变成城市商业的发展模式，而是要与城市化结合起来，加快城乡新旧要素的流动与互补。

在当下，以农耕为主的生计模式难以满足人们在经济上的需求，乡民大量外流，进而导致乡村衰败的恶性循环。面对乡村的衰败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的状况，人们需要重新审视乡村这一文化空间的重要价值。近年来，与乡村人口的流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大学生、知识精英返乡创业，这些人依托地方独特资源优势，建设“一村一品”示范村，发展了乡村特色产业。同时，还利用乡村田园生活、民俗风情作为吸引物，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这就要从地方的历史出发，守护传统村落，传承文化根脉，实现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

（二）生存性智慧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当下的重要议题，生态文明的理念也贯穿于整个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态度，以及在特定的区域空间中与动植物等物种的共生关系。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文化与自然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具体的、综合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邓正来提出了“生存性智慧”的概念，指出不同于追求价值判断的“知识导向”研究，强调特定环境与空间下，具体文化模式的生存准则。这就要考量到生态文明的地方性与具体性的特征，因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中，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适应会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两山理论”，就是提倡经济与生态双向发展的模式。由于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构有其特殊性，文化的发展应与当地文明生存之道、与地方模式相适应。如果上升到社会治理的层面，在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时，不能将乡土文化从原生环境中抽离出来，这就要对其所处的生存环境进行整体性保护。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三农问题。乡村振兴的实践也是黄河流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途径。美丽乡村建设需要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在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论下，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是实施一切重大发展战略的前提”，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在后乡土社会，人类开始追求人与人之间更本真的关系，追求人性的解放。相比由政府或精英群体所构建的文化模式，乡土文化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凝聚力。在文化软实力日渐成为民族竞争力的今天，乡土文化所具有的“差异性”比“标准性”更具吸引力。地方乡土文化具有一套集文化、经济、生态为一体的独特文化秩序，只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才能发掘乡土文化的特色之美。

文化赋值是指在新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高度追求的背景下，将人类的文化成果融入到各个事物的本质中，主观上创造出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模式。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不仅要从过去历史遗产中寻找资源，而且要在新的场域中，通过实践创造文化资源。

（一）由静到动：传统文化资源的活态化

从文化的概念来看，宏观的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文化必须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融入人类日常生活中，才是有价值的。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所生活的场域发生巨大变化，客观存在的“自然与文化遗存”必须重新被充分调动和利用起来，再次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中，实现由静到动的资源化的转变。

文化赋值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活态化。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成员可以习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也就是强调要与人的生活方式相联系。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黄河文化是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的结晶。就文化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关系而言，优秀文化资源承载着先民的生活印记。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人类的文化创造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在此情况下，传统文化资源在人们生活中的存在方式也会随之改变。例如，在传统社会中，民间的剪纸、刺绣、纺织等女红手工艺品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机器生产已经代替手工生产来满足人们在物质上的需求。手工艺等传统文化的价值如果不能被人们充分发掘加以利用，必将逐渐衰落，并最终消失。文化赋值便是人们发挥能动性、采取主动性，将文化价值渗透到自然或其他事物的本质中，赋予传统文化资源以价值，以提高其文化含量。黄河流域文化只有活态化地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文化由遗产向资源的转化，也就是由客观化的资源向资本的转变。布迪厄（Pierre Boudieau）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三种形态，文化资本有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体制的状态三种形式。传统文化资源只有“资源化”为文化资本，进而带动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才能实现更好的传承。从理论上来讲，资本的形成与转换必须依托于场域的作用。在当下的日常实践中，存在两个界定文化资源化的基本场域：“一个是国家，一个是市场。”文化资源在这两个场域中被人们重新加以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便是文化赋值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费孝通提出了“人文资源”的概念：“我们要加大对西部人文资源与文化艺术的关注，通过艺术来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保护。”黄河流域容纳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这就要加大对人文资源的保护力度。实践证明，文化的保护不能采取静态的、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在当今时代，“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实现文化的保护、传承以及文化遗产向人文资源的转变，就要依托人文资源的优势来开展政治性、经济性、生态性等多层面的建设。

（二）文化赋值的实践路径

文化赋值需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赋予客观存在的自然或人文资源以文化意义，使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众内心的文化诉求相契合。在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国家一直是在场的，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下，国家从宏观层面的政策支持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建构民族复兴之路的主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讲话中就指出，要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纳入国家的叙事话语中。这从外价值层面肯定了黄河流域文化的高价值，以政治赋予文化以价值，这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毋庸置言，在各个社会主体力量中，政府的力量在优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承担着进行社会治理的角色，只有政府才能行使战略的决策与宏观方向的指导。在文化赋值中，应梳理当地的文化资源，在摸清家底的前提下，对地方文化的发展模式与特色文化进行准确定位，从宏观上制定战略措施。实践证明，较为快捷有效的保护方式是积极将地方特色文化、濒危文化等纳入国家体系中，获得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在市场化的场域中，数字化与信息化的模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多元社会主体自觉主动地对隐性的历史资源进行文化赋值，实现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有形部分遗产会逐步“褪色”，甚至在“过度商业化”的发展模式下遭受着不可逆转的破坏。这就需要对物质文化建立档案保护，推进数字化的文物保护模式，鼓励地方企业家等社会力量加大对物质文化的支持与保护力度。很多物质文化遗产的年代久远，由于没有得到人们的重新利用，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赋值便是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和特色赋值，“活化”地方具有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山西省颁布了《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条例》的法规，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古建筑认领”的保护与开发模式。例如曲沃的6处文物建筑被社会人士认领后，在保证历史文物价值的前提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修缮与保护，实现了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再发现。同时，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化与旅游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旅游开发与景点打造是实现其传承和保护的重要途径。文旅融合将黄河流域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在旅游发展中弘扬各具特色的多元黄河文化，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文化赋值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要义，在旅游产业中，游客所消费的并非旅游本身，其实是旅游资源中所蕴含的文化资源。文化赋值便是在梳理地方文旅资源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具有地方特色与差异性的文化资源，同时通过人的能动性，使得原先未被开发的、被忽视的静态文化遗产可以在民众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例如对云冈石窟等宗教景观进行文化赋值时，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条例，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在坚持原真性的前提下，采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维修保护。加大对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壁画艺术及其所蕴含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文化特质进行宣传，多层面地展示物质景观的价值。对物质文化的保护关键在于进行文化赋值，而不仅仅是对被视为客观的文物实体进行保护，这就要从时间与空间的广度中寻找物质文化在当代人们生活中的精神与社会价值，寻求与人类内心的文化诉求相契合的部分。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而言，由于非遗是活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具有超时代性，应进行活态保护。这就要建立完善的传承人保护机制，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开设非遗培训班，扩大非遗传承人的队伍。非遗以地方文化中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为关注对象，这就要对本地特色濒危文化进行抢救性与创新性的保护。对非遗的保护应遵循整体性的原则，创建文化生态保护区。如2010年6月设立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从整体性原则出发，积极实践，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文化赋值时，应处理好地方性与整体性之间的张力。地方性即各主体应深挖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以独特性与差异性作为文化赋值的核心竞争力，创造出能够彰显区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对整体性进行强调，是由于非物质遗产文化孕育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是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统一体。从不同地域文化赋值的角度来讲，应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对文化进行整体性的保护和传承。目前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确立和保护是以国家级、省级、地方级的标准来评选，对非遗的整体性保护仍旧限制在行政区域划分的范围内。文化整体性的划分应突破地方的行政限制与区域的分割。”从生成整体论的角度来看，文化生态区是文化区而非行政区，区域内的部分是由整体引申出来的，由此更加强调整体的延续性、动态性和有机性。”2019年12月19日，山西忻州、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三市于忻州市河曲县签订了《晋陕蒙(忻榆鄂)黄河区域协同发展框架协议》，着力于协同打造黄河流域生态文化保护区。从地理位置、文化交流各方面而言，相比于同省内其他地域，三市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更为密切。文化赋值的过程应尽量弱化行政地域划分的壁垒，探索创新区域合作模式，这是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

黄河流经九个省市，跨越范围广。黄河流域在进行文化赋值时，要以独特性和差异性为标准，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黄河流域的文化赋值要加强各省域之间的联系，突破省域界限，对黄河文化进行整体性的保护。与此同时，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并聘请专家对黄河文化的跨省域保护进行理论上的统筹分析与指导，加强九省域的联动协作。深化各区域的产业规划设计，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力量，创建区域间合作对接的平台，因地制宜促进产业的分工与协作发展。例如可以打造九省联合国家系列景观公园，针对各地域不同的自然生态系统，突出各自的独特元素，在联动协作与交流对接中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在后乡土社会，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往往会与商业活动联系起来，也正是通过文化消费的方式，文化资源更加密切地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人们高度追求精神享受的新时代，旅游已经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对旅游的消费实际上是对文化的消费。打造旅游产业中的高端文化资源，增强文化含量，可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赋值就是通过人的能动性与主动性实践开发地方文化资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要对地方文化进行梳理，在统筹规划与整合中发现地方文化特色资源，以特色资源为核心构建一主多辅的地方文化模式。其次，地方文化的差异性与唯一性是文化赋值的生命力，这就要处理好文化的独特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最后，在文化赋值中，除了政府的主导之外，还应发动各个社会力量的参与，在多主体合力行动中再造区域共同体。

黄河流经九个省区，流域范围广，自然环境与所孕育的文化资源差异较大。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实践过程中，可以借鉴社区营造的相关理论，因地制宜地推动地方文化的再造。“社区总体营造”简称“总体营造”，这一术语有两个渊源：“第一，20世纪前中期国外乡村再造运动和系列社区活化运动，在这些运动中，20世纪60—90年代日本造町运动影响最大。第二，1994年我国台湾地区提出的‘社区总体营造’的经验与路径。”在社区营造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区域营造的理念，以实现“人、文、景、地、产”的和谐共生。

（一）理论层面：从社区营造到区域营造

区域营造强调在特定地域中，人力资源与生态、文化等各类资源聚合发展，形成对地方共同体的认同。它的一个特点是以地方特色文化为突破口来推动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黄河流域涉及范围大，不同区域的文化之间差异性明显。如何在整体观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地发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以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这是当下的重要议题。以山西段黄河流域文化为例，由北向南形成了晋北佛教文化区、晋西北边塞文化区、晋西道教文化区、晋中农商文化区、晋东南神话传说区、晋南根祖文化区等多个地域文化资源区，区域文化特色鲜明。在高质量发展中，要进行文化赋值，就必须将各文化亚区的资源整合起来，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以此构建整体的山西文化。

首先，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应从“为人的实践”转变为“与人的实践”。在“低质量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由地方政府与精英群体单方面进行主导规划，社区民众仅仅作为旁观者，而且所实施的项目并不能真正惠及地方民众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必须停止，这样的“发展”必须被时代淘汰。在“高质量发展”中，必须坚持区域营造，这就要协调好政府、学者与地方民众之间的利益，尤其要带动民众参与到区域管理与规划的编制中。在区域营造中，营造即为经营和创造，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纳入地方民众的视角与力量，多元主体共同行动，可以凝练出具有实用性与可行性的高质量发展措施。以晋祠庙会为例，政府与专家学者可以选择村政府等为实践基地，邀请民众在这一公共空间中交流晋祠庙会的祭祀活动与信仰记忆，并提出对于未来发展的文化需求与建议，而民众自己提出对其所生活区域的设想，可以增强地方民众的文化认同感。此外，也可以通过各大平台征集年轻志愿者参与到对地方文化的设计改造中。

其次，从区域营造的标准来看，应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转向“多元化”，也就是要基于地方文化发展的肌理与脉络开展实践，在具体的“人、文、地、产、景”五个维度中因地制宜地探索地方的实践机制。不同地方的人才资源、文化资源、土地资源、生态景观、产业模式构成了各自独特的综合系统，社会治理需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他区域营造与地方发展的经验可以被借鉴，但不存在可以完全复制的发展模式。以黄河流域沿岸古村落为例，古村落既保留着历史文脉，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又矗立在时代的发展潮流中，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对古村落进行保护时，应了解村落的发展历史，在村落的格局布置与遗存中探索其历史进程。古村落所呈现出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是特定区域民众风土人情的反映。如山西临县碛口古镇的古村落依山而建，层次错落，尽显黄土高原的文化特质，而平遥古村落分布在汾河沿岸，很多院落曾为清代巨商的故宅，承载着晋商文化的悠久历史。对古村落的保护和传承，应从具体村落的历史脉络出发，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与特色传统文化，激发古村落的活力，探索出一条适合于当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二）实践层面：多元主体的共同行动

关于多元主体如何在区域营造中达到平衡，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践行。黄河文化在资源化与产品化的实践过程中，需要多元文化主体共同参与、合力完成。文化的基本功能是满足人类在物质、精神层面的需求，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在国家政策与社会机制的语境下，可以实现文化的景观——遗产——资源——资本的转换。而资本也不仅仅是文化资本，还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文化的转换过程展现的是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国家与民间、政府与民众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过程中，具有能动性的人是实现黄河流域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这就要充分调动政府、民众、企业、NGO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合力进行区域营造。而区域营造的过程也是重塑文化自信并再造区域共同体的过程。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实践机制。国家从宏观层面确立的顶层设计是一系列工作得以顺利进展的基石，且起着主导作用。近年来，国家大力强调对文化生态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会议上强调，“文化的传承保护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但国家政策在落实过程中离不开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

地方政府作为上传下达的落实者，其重要任务就是将国家政策通过各层级体系具体化地实施。现实情况是，顶层设计在落实过程中经常出现偏差：国家政策多从民族精神与文明延续的大格局出发，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与重任不同，所抓住的主要矛盾和努力的方向与国家政策难免存在不一致之处。因此要深化各级部门的职责整合，共同研究拟定落实国家政策的具体方针，统筹规划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加强各级政府部门间的沟通。通过上述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地方政府部门因行政隔阂与管理壁垒所带来的问题，并促进文化保护、传承、发展机制的良性运行。

当然，国家政策与地方政府，包括外来的专家学者，都是从他者的视角肯定了文化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从人类学的整体观来看，具有差异性的地方文化资源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并嵌合在地方社会的复杂系统中。就人的主体性而言，还应关注地方文化持有者在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调整方面的态度。在地方文化的重新赋值中，地方民众、政府、专家学者、商家、NGO都是行动主体，只是其所处的层级不同，其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区域营造强调各行动主体的共同参与，尤其要鼓励民众自主规划并参与到区域发展中，增强地方的文化认同感。例如寻找地方有声望的积极分子，发挥其对地方民众的带动作用；开展区域生态文化研习讲座，带领民众了解地方生态状况，主动投身绿化生态建设；成立地方历史文化馆，号召民众搜集整理区域特色文化，鼓励居民将社区资源最大化利用；倡导民众开垦社区闲置土地，建设社区田园，促进区域空间中多样物种的共生，协调人地关系等。总之，坚持区域营造的理念，在促进人、文、地、景、产的整合统一的同时，地方民众也将自下而上地参与到社会与文化秩序的建构中。

然而在当下的乡村建设中，政府、企业家等外来者在对地方的改造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如何促进多元主体协调合作，寻求地方发展的平衡，这是区域共同体营造的关键。针对艺术乡建，李人庆就指出：“艺术乡建的标准不仅在于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在于是否真正实现了农民的参与，活化了在地的乡土文化。”对地方文化的重新赋值不是外来者随意创作的实验室，而是应遵循当地文化发展的脉络，应符合地方文化的肌理。

总之，区域营造要以地域特色文化为突破口，培育多元主体共同合作的能力，尤其鼓励地方民众积极参与到区域社会营造中来。因此，在共同行动中提炼新的发展路径与模式，挖掘地方文化的”内生性”，强化地方民众的地方认同感，培育民众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这样才能在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实现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学界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更多倾向于生态环境、城市发展、水土治理等层面，缺乏对黄河文化层面的深入探讨。即使涉及针对黄河文化的论述，也多停留在梳理地方文化资源的层面，这与当前个体自觉时代文化传承保护的实践不相吻合。黄河流域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农耕社会，在经历了市场化与社会转型的变迁后，乡土社会已转变为后乡土社会。在此情况下，加强区域共同体建设，营造新的文化空间，这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其一，黄河流域乡土文化已由自在的状态转变为可操作的模式，正在构筑集生态、文化、经济于一体的文化生态系统。其二，在市场化与现代化的新场域中，通过文化赋值，可以充分发掘优秀文化。第三，利用区域营造的理论，从地方文化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肌理出发，发展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以此促进高质量发展。在后乡土时代，乡土空间已由传统时代封闭的、固定的空间变为流动的空间，区域空间内的人文资源、生态面貌进行了重新组合与分化。黄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过程就是文化赋值与区域再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要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相结合，多元主体共同行动，尤其要调动地方民众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到社区营造与区域再造中。总之，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应在区域营造理念的指导下，加强黄河流域九省域交流、合作与对接的互动机制，在跨省域的协调联动下建立文化区域层面的整体发展机制。不过，在区域再造的过程中，基于各地“人、文、地、景、产”的独特性，如何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并建构多元主体的文化自觉与自主能动力，仍旧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