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1936年，钟敬文首次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名称，其核心内容主要以民间文学为本位，探讨特点、起源、发展、功能等内容。在民俗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民间文艺的研究范畴逐步扩大，众多学者都对民间文艺学做了深入的讨论，进一步将民间文艺学分为民间文学基本原理、传承学、分类学、体裁学、美学、信息学以及民间文艺史学、搜集整理方法论等八大部分，将民间文艺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此外，“民间文艺”作为搜集整理的工作方法，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搜集、整理与研究并行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方法，即“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承担了民间文艺的普查和调研工作，先后组织实施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等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完成了大量资料搜集整理、内容分类登记以及档案化保存等工作。这些学科史经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和民族国家话语的理论面向，使得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呈现出“民间文艺”一直和社会实践相联系的路径，体现了人民创造、人民文艺的时代特点，为新时代中国民间文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社会基础。

民间文艺泛指人民群众创作、传承的口头文学和文艺，现在也包括广义上的民间工艺美术等内容。民间文艺学可划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民间+文艺学”；二是“民间文艺+学”。第一种形式可以看做是民间文艺学的狭义概念，即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文艺学，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以文学本位来界定，可以说是文学化概念；第二种形式可以看做是民间文艺学的广义概念，以民间文艺为研究对象，以文化本位来界定，也可以说是文化化概念。当下对民间文艺的研究，侧重对民间文化中“艺术性”要素的阐释和分析，原有诸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歌谣等分类框架，难以应对现代民俗学面向当下、面向日常的整体性和主体性观照，尤其对心理的、文学的、行为的艺术性民俗互动，无法作出更为深入的社会文化观察，所以现在一般认为“民间文艺”名目下，包含民俗文化、民间文学、民间工艺三个方面。近年来，“民间文艺”这个术语具有某种暗示性、导向性，使用这个术语，自然就进入另一个传统的“文学艺术”话语体系进行观察、思考、判断，这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民间文艺学科的语境。从整体来看，由单一文本“内容/形式”二元对举的研究方式过渡到文化研究方式，在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领域显得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当下面对传统民俗知识的模糊化、碎片化、多样化特点，民俗学者通过整体、结构、互动的认知框架，使得民间文艺研究经历了从“起源——本质论”“知识——生产论”到“意义——阐释论”等多方面的探索。如钟敬文的“文化三层说”，乌丙安的“民俗符号论”、刘魁立的民间故事“生命树”理论、陈泳超的“传说的动力学机制”、田兆元的“民俗谱系四维说”，这些研究对民间文化的谱系性表达做了充分而有意义的思考。20世纪民间文艺研究大体上是两种思潮占居主导，一是以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为引导的文学研究；另一种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学术理念为评价体系的民俗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坚持了对民间文艺学的文艺主体的讨论，另一方面重视社会结构因素对民间文艺的影响，尤其注意审视民间文艺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相互联动、相互嵌入的生成过程。这两种思潮总体上较为关注文本形态、艺术形态以及主流文化语境中的文艺表达，忽视了民间文艺的隐型结构和外在审美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

构建“谱系”的视角，面向语境、表演、流动的民间文艺实践，其实质是突破单一、片面、文本的缺乏联系的观察局限，既要关注生动活泼的文艺生活表象，也要观照潜在的历史传统和审美结构，建立一种内外机制相融合的文化整体性认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民间文艺的研究取向并不完全以艺术为中心，而是需要综合考察民间文艺生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表演、空间感。按照身体现象学的理解，对一种事物的理解不能脱离其原初的整体性语境，人和事件的存在根本上是一种处境化、生活化的存在，所有与人相关联的活动也都是一种身体化的在世存在。民间文艺也是一种民众的身体化行为，是在其生活处境中通过个体的身体来表达生活世界的艺术活动，具有活生生的身体温度和气息的生命特征，是意义内在于具体身体的生命活动。脱离了民众身体展演和民间文艺原初语境的理解，难免会走向抽象化、简单化和符号化的学术推演。

传统上大多选择作品个案或文艺体裁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个案的特殊性推理出文艺类型的普遍性特征。谱系性意味着其形态变换的灵活多样，因而使得民间文艺更具标识性、实践性。文艺审美心理决定了文化谱系层次的丰富和多元，知识生成谱系发展了个体审美价值的认同感。知识谱系与审美价值二者互为叙事、互为镜像、互为结构。诸如民歌、民间戏曲、说书等民间文艺活动，不仅体现为文本的，表演者个性化的声音、表情、动作也会增加现场强大的体验感，这就是活态“谱系性”审美的灵动与丰富所在。

面向语境、表演、流动的民间文艺实践，其旨趣在于从整体、联系的谱系视角看问题，构建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关系网络。简言之，谱系观念是强调民俗文化的整体性、联系性、互动性的一种研究思路，它突破了以往对民俗历史的线性研究与民俗语境的单点研究，试图从更广大的视野构建知识图谱，探索民间文艺生活性、知识性、艺术性特征的相互转换。

回顾民俗谱系的研究实践，已有研究肯定了民俗要素之间的亲缘关系与民间知识的生成逻辑，并进一步说明，民俗谱系解释框架包含亲缘谱系、姻缘谱系、地缘关系、族缘关系、乡邻关系和语言谱系等，涵盖民俗生成的土壤与流布范围。民俗谱系学要求研究者关注断裂性与异质性，强调从事件细节出发，解释细节出现的时机；建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联系，再现其关联背后所隐藏的民间生活及话语。构建民间文艺的谱系特征不仅仅在方法论层面平衡了特殊性与普适性的关系纠结，而且将历史知识、道德价值、文化意义融入到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中。因此新时期民间文艺的转向：即由作品、体裁、题材为中心的民间文艺转向语境、表演、流动的民间文艺；由文本与文化主体“人”相割裂的民间文艺转向相互形塑的民间文艺；由碎片化、零散化的民间文艺转向整体、互动、互构以及面向现代的、包容的民间文艺。从民间文艺学的转向出发，在黄河金三角这样一个文化地域共同体中，寻找民间文艺谱系和审美价值的双重意义，能够厘清一个时间和空间叠加的“谱系”视角下“民间文艺”所呈现的内在轨迹和丰富样式。

黄河金三角区域是一个具有连续空间范围、相对一致的自然环境特征、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过程，是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民族传统和人口作用的过程，是具有一定共性的文化景观构成的地理区域。它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西北扩展至河西走廊，向东南延伸至豫东，主要包括三个文化核区：秦陇文化核区(陕西为主)、三晋文化核区(山西为主)、中州文化核区(河南为主)。这里重点考察历史上形成的地缘密切、人文相通、风俗相近的黄河金三角文化“密集”区域。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具体指山西、陕西、河南接壤的三省四市，包括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河南省三门峡市与陕西省渭南市，这里联结着华北、西北、中原三大重要的地理地带。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明确指出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发展，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大举措，对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考古学很早就注意到文化类型学的重要价值。区系类型理论从文明起源发展看，将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作为重要的文化区域。黄河金三角区域是早期文明形态产生的重要源头，反观当下，这类文化区域内活态的民间文艺却很少被视作重要的文化资源。相比于制度组织、信仰仪式、习俗规约等民俗生活资料，民间文艺更具有标识性、体系化和传播性等特点。长久以来，这片区域孕育了神话传说、民歌小戏、戏曲说唱、年画剪纸等富有地域色彩的民间文艺体裁。因此有必要在整体观的视野下，找到文艺类型之间的特性与共性，构成一种相互支撑、内在相通的整体性的民间文艺资源谱系，便于从中发现和寻检适宜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审美机制。

从谱系的视角审视民间文艺，尤其要重视民间文化知识要素之间的联系、互动、层次、语境等问题。从民间文艺本身谱系来看，主要面向三个问题：一是从外部看，生态环境和交通地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同一文化区域内民间文艺形式的相似性，以及艺术传播的可能性。其实，民间文艺点、面、线的分布轨迹就是“谱系”特征的一部分，这类民间文艺谱系生成和地理交通有着一致性。二是从民间文艺的体裁、题材转换看，同一文化主题在各地的表现形态不同。如大禹神话传说，有些表现为神话文本，有些则和地方历史相结合，传说特征更明显，还有的更加生活化，转换为民间故事。如山西夏县禹王庙，河南禹州禹王庙、汝州禹王庙，陕西西安市鄠邑区禹王庙等，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大多将大禹作为河神，但是又通过禹王庙的信仰仪式呈现出各自民俗生活的特点。这种不同地域“文化主题”的体裁转换、叙事艺术转换、文化记忆重构，表现出民间文艺跨文化流动谱系的突出特征。三是从民间文艺的艺术表达看，谱系的生成涉及语境、文本、观念、实践、审美的双循环关系，其核心是通过群体“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形成主次分明却又丰富多彩的文化谱系框架。一方面古老的神话讲述成为经典文本，融入民众的文化生活观念，转而形成民俗实践，外化为丰富的民间文艺审美样式；另一方面民间文艺审美受现代性话语的影响，又会依次内化于生活，反哺塑造着经典神话传说的表述。因此广义民间文艺视野下的神话传说（叙事）、戏剧曲艺（艺术）、民艺美术（实践）三大系统表面上各自发展，实质上在内部和外部、物质和精神、个体和群体之间多元转化，最终融汇于民众生活的心理、行为、精神三个层面。以下通过山陕豫民间文艺的三个维度进一步细化民间文艺的谱系特征。

（一）民间文艺的空间地理谱系：一点两线

从“黄河金三角”的地域生态看，民间文艺首先是一种文化生态，生态环境的“空间感”塑造了民众独特的审美习惯。“环境适应的概念构成了文化生态学的全部基础，相似的生态环境下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线索，而相异的生态环境则造就了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线索的差别。”

从空间分布上看，黄河中下游山陕豫金三角区域，呈现出“一点两线”的民间文艺谱系特点。“一点”是“黄河金三角区域”的三省四市，即山西的临汾市、运城市，陕西的渭南市，河南的三门峡市。这里是三省文化交汇的密集区域点，晋南、关中、豫西的文化圈内以上古神话传说及其文化景观居多，如尧舜禹、伏羲及炎黄二帝等神话传说不胜枚举。围绕“黄河金三角”分别形成两条文化地理线：一条以黄河为界沿晋西北、陕北形成一条民间文艺分布线，以民歌、秧歌、说书、小戏和庙会信仰仪式为主。晋陕两省隔河相望，生活交通互有往来，山西民歌、陕北民歌、陕北说书、伞头秧歌、三弦书、琴书等表演类民间文艺内容丰富，民俗特征十分相似。另一条以太行山南段为连接点，在晋东南和豫西、豫中地区形成一条民间文艺分布线，这一区域神话传说、民间信仰、民俗生活、方言俗语也大体相同。大量同类型民俗文艺在三省间广泛流传，沿河道和山脉路径等交通线路形成文化环形圈。在山陕豫广泛传播的神话传说、戏剧曲艺、民间工艺等，这些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既具有共通的审美机制，又有着各自鲜明的“在地化”特点。

从自然环境看，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属于干旱、半干旱的气候区，孕育了古老的黄河农业文明。该地区集中流传的农神后稷教民稼穑、神农炎帝制耒耜种五谷、嫘祖养蚕缫丝等神话都深刻地反映出农耕时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原初秩序。而在黄河农耕文明中，民众对水资源的需求与渴望直接体现在丰富多样的民间文艺形式中。当然传统时期的人地关系还集中表现为“水资源”的民俗文化形态，如“祈雨”为主题的民间社火有山西平顺转九曲、保德九曲黄河阵灯会、左权县河南村黄河阵、榆社九曲黄河灯阵、汾阳后沟村串黄蛇等。以“治水”为主题的神话传说，如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止洪水、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尧舜鲧禹治水等。从道路交通看，明清时期，山西和陕西两地因黄河水运的兴起与山地商路的开发，形成了丰富的移民互动和贸易往来。历史上山陕商人并称“西商”“西帮”，随着山陕商人的经济交流，山陕梆子为母体的各种梆子戏也繁荣起来，商路即戏路，出现了有西商的地方就有梆子戏的盛况。此外，黄河沿线依托河运的便利条件，产生了大量的水陆码头。山西的偏关、河曲、保德、兴县、临县、离石等县及陕北的府谷、神木、佳县、米脂、吴堡等县，形成了山陕沿黄河两岸沿线的文化交流带。长期的水运习俗产生了“黄河船夫号子”“行船歌诀”等特色民间文艺，还孕育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典作品《黄河大合唱》。

时空地理谱系为民间文艺的生成、扩布与传承提供了环境基础，同时也影响着民俗生活谱系与精神文化谱系的生成框架。

（二）民间文艺的民俗生活谱系：面向当下

民间文艺还是一种生活文艺，包含了节庆生活、仪式生活、文化生活等多重特质。生活本身的“空间感”丰富了民间文化独特的诗意生活和“艺术交流”特性。“文艺与民俗生活关系密切，习俗催化文艺，文艺改造习俗。民俗为人们提供日常的生活方式，就如鱼生活在水中一样。”民间文艺在民俗生活中成长，同时又成为民俗意象的载体。山陕豫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由于地理相连、地缘相似，经济发展方式雷同、历史文化相通的渊源，造就了山陕豫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至今仍多以活态传承形式留存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浓郁的生活美学意蕴。总体看表现为三大系统，即：神话传说（叙事讲述类）、戏剧曲艺（表演艺术类）、民艺美术（器具工艺类）。

黄河金三角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文化区域，这里形成了许多经典的神话传说，蕴含了悠久丰富的文化记忆，成为当下乡村审美模式培育中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山陕豫流传的典型的神话传说有：盘古神话、尧舜禹神话、梁祝传说、董永传说、木兰传说、牛郎织女传说、杨家将传说、赵氏孤儿传说、蔡伦造纸传说、仓颉传说等。其中较为典型的三地互构型神话传说有：大禹神话（陕西韩城、山西河津、河南登封）、董永传说（山西万荣、河南武陟）、牛郎织女传说（西安市长安区、山西和顺、河南南阳）、愚公移山传说（河南济源市愚公村、山西阳城县石缝庄）。

戏剧曲艺作为艺术叙事的主要体裁，洋溢着鲜活的乡土气息，蕴含着民众丰富生动的审美情趣。几乎每一个剧种都与当地方言、民俗、历史等文化要素密切相关，是山陕豫重要的民间文艺“谱系”性文化资源。不同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背景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间文艺样式，也养成了异彩纷呈的审美习惯。陕西关中的“皮影”与不同的民风民俗相融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如华阴老腔、华县碗碗腔、西府碗碗腔、富平阿宫腔、咸阳弦板腔等。山陕豫代表性的戏剧曲艺类有：二人台、赛戏、锣鼓杂戏、皮影戏、道情、秧歌、碗碗腔、梆子戏、蒲剧、鼓书、三弦书、秦腔、豫剧、大弦戏、目连戏、坠子等。三地代表性的曲艺形式如：说书（陕北说书、太行山说书、河南马街书会）、民歌（陕西紫阳民歌、山西左权民歌、河南商城民歌）、皮影戏（陕西华县皮影戏、山西孝义皮影戏、河南罗山皮影戏）。

此外，“民艺”是特殊的民间文艺形式，它通过可视化的民俗实践，将观念、审美、艺术转化为形象直观的艺术生活。因此，民间文艺视野下的“民艺美术”，需要我们重新理解手艺与人的生存意义。山陕豫代表性的民间工艺有：朱仙镇木版年画、浚县泥咕咕、镇平玉雕、凤翔木版年画、安塞剪纸、凤翔泥塑、黄陵面花、澄城刺绣、富平石刻、绥德石雕、中阳剪纸、上党堆锦、炕围画、布老虎、面塑、花馍等。其中三地代表性民艺美术有：剪纸（陕西延川剪纸、山西中阳剪纸、河南豫西剪纸）、面塑（陕西大荔面花、山西闻喜花馍、河南灵宝面塑）、木版年画（陕西凤翔、山西临汾、河南朱仙镇）。总体上讲，三地的民间文艺呈现出上古神话传说的古朴性和民俗生活的活泼性并存的特点。如黄帝、炎帝、蚩尤神话，尧舜禹传说，山陕梆子戏等，在三省表现出稳定性的民俗生成机制。既有传说故事的社会叙事、仪式信仰的行为叙事，又有戏曲说唱、民间工艺等艺术叙事，将宏大的文化谱系转换为日常生活层、艺术表现层、文化认同层等多样化的生活面貌，彼此维系和融合。这是各类民间文艺体裁相互关联、互为渗透的体现，也是民俗与文艺之间相互支撑、彼此互动的结果。

面向当下的民间文艺谱系，注重现场感、体验性、主体感受，在日常生活中“生活与艺术”合为一体，审美的“自视”与“他观”融汇于人的生活本身。如神话传说、信仰庙会、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等，艺术体裁相异，但蕴含的民间文艺精神却是统一的。民间文艺来源于生活，承载着民众平凡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达着朴素的道德认知、历史知识和家国情怀。民间文艺易于在生活语境中联系“传统知识”，艺术化地感知、表现时代生活，只有从具体生活出发，将民间文艺放置于乡土社会中长期塑造的价值系统，才能真正理解其存在的意义。一般来讲，作为艺术学视野下的民间文艺，常常被国家话语主导，将民间文艺剥离生活语境，将质朴古老的文艺特征作为现代启蒙的政治改造对象，忽视了民间文艺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应用。事实上，民间文艺的民俗生活谱系强调的是以“人的艺术化生存”为本体的整体状态，它包括民间文艺在民间信仰、日常娱乐、人生仪礼、主流文化等方面的多种状态，蕴含着多面向的审美价值。“与精英艺术不同，民间文艺表达的不是富有个性的审美理想，而是与大众共享同一种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秉承着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积淀着文化主体的乡土情感，包含着民俗主体的生活知识。民俗生活谱系是一种以文艺知识为中心的集体记忆，是连接文化传承与集体认同的中介。它以多样化体裁在民俗事件中确立了展演状态，以群体性的生活审美需求营造了表演场域，以重复经历的文艺实践归纳出表演的范式。

（三）民间文艺的民族精神谱系：文化认同

民间文艺还是一种精神文化生活，既有个性的文艺审美参与，又有集体的、历史惯性的文化观念表达。如果说时空地理谱系为民间文艺的生长提供了生态基础，民俗生活谱系为民间文艺的传承提供了展演空间，那么民族精神谱系则是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源头活水。“民俗的基本特征与文艺创作所要求的美学原则具有一致性。文艺内容的主要表现对象是民族精神，而民俗最能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思维意识和心理状态。”文艺是诗意的生活，生活是审美的文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人的主体能动性体现在由历史传统、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地方文化所共同构建而生成的“谱系”中。

三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久远、意蕴深厚，其中所表现的化身万物的浪漫主义精神、尧舜禹禅让的民主精神、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是乡村文明振兴中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以大禹神话为例，山西河津龙门是大禹治水神话流传的重要发生地，龙门的大禹庙与陕西韩城的大禹庙隔河相望，两地民间常年举办祭祀活动。在河南登封，通过举行大禹文化节，树立“大禹之碑”，彰显出地方精英推动的文化实践。由此可见，山陕豫民间文艺同源同根，有着共同的精神文化底色，但随着多元主体的参与，显示出各具特色的叙事方式，共同构成了“禹神话”的民俗谱系。

在民间文艺的民族精神谱系中，神话传说、戏剧曲艺、民艺美术等三类文艺体裁的文化认同机制也不尽相同。神话传说的认同经历了口承叙述到经典文本的演变过程，其认同的层次被动模糊，多为不自觉的状态。当神话传说成为经典文本后，其文化类型变得更为多样，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文化内核被有意重构组合，通过多元化生活景观呈现，形成了流动立体的叙事谱系。此时，神话传说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通过重构历史记忆的方式切入文化认同的实践逻辑，以完整性、真实性、情感性勾画出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牛郎织女传说是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共享的经典叙事主题，保留有丰富的文物遗迹、碑刻资料、口承文本、节日民俗。只有在认同的基础上，将源于文人叙事、官方叙事的传说故事融入民俗生活，才能衍生出活态的口头叙事、空间叙事与行为叙事。这种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的行为习惯，成为联系区域共同体的文化纽带。

总而言之，以“认同”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谱系，通过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样式，强化经典主题，形成文化内核，使得民间文艺呈现出向外松散、向内聚焦的生成特征，表面上民间文艺越是倾向于生动而充满细节的民俗生活，其实质上主题就被不断“经典化”，内化为神话、传说、信仰、仪式等各类要素相互关联的意义之网。

随着民间审美需求的提高，文化视野更加开阔多元，民众更易接纳新的文化事物，从而形成新的审美情感共鸣。民间文艺学的谱系概念强调的是山陕豫区域内空间地理、民俗生活、民族精神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性与互动性。构建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民间文艺谱系不仅需要探索民间文艺内部发展逻辑，还应该捕捉文艺系统所对应的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劳作方式、社会制度、审美情趣，把民间文艺置放在区域社会文化中综合考量，总结民间文艺与地方社会互构机制，充分发挥民间文艺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民间文化不仅是感性的，也充满了理性思考，我们应该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研究相结合，实现由民俗文化的“感性描述”向民俗学学科意义上的“生活论”转向，从普通和世俗的约定经验中提取审美素材，面向更为丰富的、感性的日常生活美学。民间文艺审美是一种带有强烈“身体性”的多感官联动的审美，具有生活的亲近感、认同感、生命感。山陕豫民间文艺发展的“谱系性”审美机制，即生活性、民俗性和艺术性并存。这使得民间文艺易于转化为初生态、次生态、再生态的文化资源，提升日常生活的美学品味。民间文艺的生活性、民俗性和艺术性相融合特点，使得审美融入生活过程本身，这种民间文艺的审美在场往往和生活情境是合二为一的，如民众集体传承的神话传说、曲艺说唱、工艺美术、祭祀仪式等，既是日常生活本身，又包含着历史层累生成的审美心理。民间文艺具有内涵的审美意识和外显的民俗生活的复合型特征，这是一种民俗和艺术共存的特殊审美活动。

如果说谱系概念是从方法论层面为民间文艺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整体联动的视角，那么对审美价值的讨论则是发掘民间文艺在群体活动模式中的意义。民间文艺的审美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认同的过程，审美对象是文艺文本，审美的过程是人的情感与理性、身体和心灵交融合一的交织体验。而以往民间文艺学对审美论的研究，大多以功能为取向，忽视了民间思维与民俗生活对主体审美的意义。钟敬文将民间文学的特征与作用分为“审美作用”“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实用作用”“娱乐作用”五类。张紫晨将民间文艺的审美特征概括为“劳动美”“精神美”“理想美”“和谐美”。这些研究将民间文艺的创作与审美价值的生产等同起来，将审美看作是民间文艺本体的特有属性。当然，这些论述呈现出一种研究共识，即认为民间文艺传承的体裁不单纯是各类文本形式，还是集体认同的民俗语境或赖以生存的地方传统。民间文艺的审美是一种融入生活的集体审美方式，是民间经验的艺术化表达。

对审美本质的探讨，往往是从三个方面切入：一是人的本质特征；二是人的社会实践；三是人的生活。概括而言，就是美体现人的本质，美的根源在于社会实践，美是生活这样三个判断。而人的本质特征、人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又正是民间文艺及民俗生活的本质。民间文艺是一种来源于日常生活的艺术活动，表现的是一种生活之美、精神之美。

如何理解这种诗意的“美学生活”？从山陕豫民间文艺的生长规律看，三地相近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孕育出相似的民间文艺类型、清晰的发展脉络和趋同的审美心理。神话传说、戏剧曲艺、民艺美术三大体系之间互补共通，相互转换。在越基础、越具体、越详细的民间文艺子系统中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性就越大，在历史久远、风格古朴的脉络系统中文化表象呈现的相似性越强。具体而言，山陕豫区域流传的神话传说具有神秘古朴的美学价值，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文化内核。在现实生活中，神话传说的价值意义并不仅限于经典文本或者口述传统之中，它也会体现在节庆庙会的信仰仪式，工艺器具的民艺实践等具体生活中。

从民间文艺审美的价值取向看，它植根于百姓的民俗生活、乡土自然、村落文化、农耕生活、民间信仰等因素成为乡土的逻辑的构成要素，潜移默化地规约和影响着审美文化。因此，民间文艺的谱系特征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一体两面、互相表里的。民间文艺的审美心理结构，决定了谱系层次的丰富和多元。谱系结构的多元决定了审美的个体体验感和价值认同感共存。

民间文艺的谱系特征延伸了审美价值的范围，那么民间文艺资源如何通过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换，实现乡土文明的价值重构？民间文艺审美价值的实践路径有哪些？事实上，新时期民间文艺审美价值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不断生成一种新的审美感知。这种审美感知在乡村艺术实践中是通过艺术与生活的双重属性，重新发现、重估、修复乡村价值，将民间的集体经验转变为新的文化形式。从具体的实践内容看，“艺术乡建”“文旅融合小镇”“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都是当前民间文艺介入日常生活、融入乡村生活的重要模式。

以山陕豫民间文艺中的戏曲艺术为例，在民间社火和节庆活动中蒲州梆子、道情戏、傩戏、皮影戏、合阳跳戏、锣鼓杂戏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此外，像左权民歌、集贤镇西安鼓乐、浚县社火这些有着地域标识性的民间文艺资源，内容涉及民间歌、舞、乐、戏剧、曲艺等内容，有着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将优秀传统民俗文化融入当下生活，可以将民歌艺术、鼓乐艺术、民间社火等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实际的产业优势。

民间手工艺既是源于民众生活、带着温度和审美的匠心工艺，又是可产品化的乡村特色手工艺文化资源，是实现文化扶贫、文化富民的重要资源。乡村文化建设中民间手工艺的发展思路是从民间文艺产生的主体乡村出发，以手艺带农户，以农户带农村，提升乡村民间手工艺产业基础，激发乡村文化产业活力。如浚县泥咕咕、中阳剪纸曾是带有巫术文化特征的象征性符号，表现了民间祈福禳灾的精神诉求。进入现代社会，艺术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但古老的造型、图案、纹饰依然有生命力，逐渐内化为民众独特的审美心理。

从民间文艺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看，民间文艺重新反哺乡村生活。长期以来大多是精英艺术家、先锋派艺术家对乡土文明的理想化改造，忽视了民众立场和日常生活前提，如何让民间文艺滋养民众的生活，需要我们认真剖析独特的乡村审美价值取向。民间文艺的生态型、地域性、群体性特点，恰恰体现了民间文艺来源于民众生活、回馈于生活的文化反哺机制。从民间文艺理解乡村世界，使民众有满满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应该遵循民间文化的审美逻辑，找寻民间文艺介入乡村的良性培育模式，尤其要关注来自乡村的民间文艺如何反哺民众文化生活。民间文艺的创新性转化，促进移风易俗，形成良风美俗，旨在探索其在乡村振兴中“美育建设”的价值和作用，满足新时期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生活与艺术的双重特征决定了民间文艺是一种生活化的艺术活动。而民间文艺的审美价值就在于探寻其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审美状态、群体在场的审美意向、不断重复的审美范式。虽然学者们的研究角度、方法各有不同，但他们普遍认为民间文艺的审美价值并不在于文艺本身，而是文艺所面向的群体意识、日常生活、表演环境等更为开阔的社会空间，并将最终还原于生活。

民间文艺是富有诗意的民俗知识表达，几乎所有的民俗知识都通过艺术的、隐喻的、仪式的、禁忌的交流内化为系统的生活肌理。现代民俗生活融合了多元的文化价值认知，诸如地方能动的知识生产、传统的发明、复古生活潮流、跨文化流动、民俗主义等多样化因素，使得现代民间文艺向内表现为谱系性结构，向外表现为民间生活美学的多重社会意义。长时段视野下民间文艺谱系的时间观念被不断消解，读屏时代的文艺视听化拓展了传统空间的地理局限，延伸了文艺展演的传播可能和主体体验的可重复性、可传播性，从而将“时间感”内化为民俗生活和文化标识物，成为特殊的空间文化资源。现代民俗与传统相联系的历史感被碎片化、模糊化以后，可感触的民俗意义是被视觉、景观、人的流动重新塑造的，空间感和地方感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核心。今天作为跨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人们对于文化价值的认知，更多体现在流动性、可识性、空间性的身体体验上。对于民间文艺谱系的梳理，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交通地理、历史传统，甚至移民、艺人的流动、艺术传播、市场传播、审美习惯、方言俗语、历史记忆等多方面因素。谱系观念与审美价值是民间文艺研究两个重要的维度。民间文艺学的谱系性强调的是文化共同体内部的空间地理、民俗生活、民族精神之间的整体性、联系性与互动性。而审美价值则关注的是民间文艺形式对文化主体所产生的多重意义。这种意义包括关注主体的情感体验、面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取向，以及深层次的精神文化认同。谱系本身代表了民间文化的复合性、多元性、系统性，从而决定了民间文艺的美学价值是一种强调主体参与感、体验感的生活美，是一种重视群体经验与价值规范的艺术化生活。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