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鲤”文化的流行与中国鱼文化悠久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鱼类作为自然崇拜对象，曾作为图腾出现在早期的氏族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出神使职能、辟邪的护神性质、世界之载体、星精之兽体、通灵善化之物、鱼祭鱼贺之礼、游乐赏玩对象等身份与功能。在众多鱼类中，鲤鱼无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在传统文化中主要表现为传说和民俗两种形态。我国有关鲤鱼的传说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仙人骑鲤”和“鲤鱼跃龙门”。由于鲤鱼被赋予了通灵的特性，古人认为骑鲤鱼可以升仙；又因其生命力旺盛、能跃高，鲤鱼常被用作高升的标志。在民俗方面，无论是诗歌中化用鲤鱼的意象，还是“烧尾宴”、以鲤做装饰、以鲤赠亲友等习俗，均体现了鲤鱼所承载的吉祥之意。究其原因，鲤鱼产卵量大、存活率高的生物特性使其成为多子多福的象征；成群结队的活动特性常被用作夫妻恩爱幸福的标志；“鲤”与“礼”“利”的谐音，“鱼”与“余”的谐音，鲤鱼常被寄托大吉大利、年年有余的美好祝福。

“技术物件也能嵌入传统的巫术形式。”当传统的鲤鱼信仰遇见网络时代的新媒体技术，新的民间文化便应运而生。当代“锦鲤”的流行最早起于2013年7月19日微博用户“锦鲤大王”发布的一条带有锦鲤图片的微博，截至目前为止，这条微博的转发量已逾千万，相关话题讨论量破亿；2018年，“信小呆”“杨超越”等运气爆棚的人成为“锦鲤”的代名词，“锦鲤”再度成为网络爆款，转发“锦鲤”现象成为社交圈的常态。当代“锦鲤”的形象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鲤鱼意象和日本锦鲤杂糅形成，具有“异域风情”。“在日本文化中，锦鲤是兼具象征、养殖和赏鉴三重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其中作为象征文化的锦鲤常与庭院文化结合在一起。”日本锦鲤文化传入中国后迅速与中国传统鲤鱼文化融合，进而形成当代“锦鲤”。“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巫术与技术’的问题确实是考察问题的关键所在。”当代“锦鲤”进入互联网的语境后，在新媒体营销和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被抽象成符号化的神衹，成为狂欢式祭拜的对象。因此可以说，“锦鲤”文化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它建立在传统信仰的基础之上，在当代技术手段的作用下呈现出新貌，具有进入民俗视野的基本条件。

“锦鲤”现象自发生至今，无论是转发量还是相关讨论量均已破亿，“锦鲤”文化已在新媒体时代下的流行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一种在亚群体中的生活方式，“锦鲤”文化被认为是一种温和的抵抗风格，被青年迷群用于在网络空间彰显异质性特征的手段；这种亚文化形式与早期亚文化相比，“对外界抵抗性和攻击性弱化”，转向对自我的解嘲；“锦鲤”已成为当代青年“彰显自我风格、强化群体认同”的文化符号；“带有鲜明的偏离主流文化、弱化的抵抗、符号中狂欢的青年亚文化色彩”。

依托于网络公共空间，“锦鲤”成为商家营销的噱头，不少企业、自媒体运营者迅速跟上，借势营销，以提升自身品牌的影响力；网络空间强化了媒体的连通性，受众在使用新媒体时，与新媒体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赋予新媒体象征权力。

当代人在转发“锦鲤”时，基本经历了“焦虑→归属→逃离→狂欢”的心理机制。欲望和焦虑相伴而生，考试、就业、升职、求偶等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会加重人们的焦虑情绪，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人们本能地会去寻求团体的支持，通过转发“锦鲤”表达个体的世俗追求。这种祈愿者的身份具有公共性，祈愿者可以通过“同构”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从而让人获得从众的心安感而不再孤单，也可把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来获取优越感。祈愿者将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视作集体的庇护所，用跟风转发这种“固定仪式”来逃避现实，获得积极的心理暗示帮助缓解焦虑。当这种“仪式”真正出圈进入流行范畴，其“祈福”的功能性被弱化，转为一场“全民狂欢”。根据巴赫金的理论，这种集体行为使得人们心灵的距离感被缩短。“文字 + 图像”的符号成为一种文本游戏，宗教仪式性被消解，娱乐性的狂欢成为主要目的。

可以看到，作为流行文化的“锦鲤”以及其背后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心理已逐渐被学界接受。“习俗是时尚在惯性时代中的表现形式，而时尚则是习俗在加速度表征中的表现形式。”民俗文化对于潮流有着特别的依赖性，“民”既从根本上规定了民俗学的范围，同时也是时尚的主体，这便拉近了民俗与时尚的距离，因此作为流行文化的“锦鲤”具有进入民俗学研究的可能。

随着技术条件、居住空间、生计模式的变化以及人口的大量流动，村落、地域等民俗学的分析单位日益涣散以致崩解。与此同时，乡村、城市日益呈现互为“都市性”“乡村性”的景观与生活方式。乡村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愁”所寄。超地域的民族、种族、信仰等共同体却日益强化，更多的新共同体在凝聚、形成，民俗的跨媒介再现以及跨语境转换的趋势日益普遍。作为传承的、消费的、意识形态的等不同形式的民俗现象共存，并呈现混融的态势，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种语境下，民俗既成为承载个人与群体记忆的符号，也是新的群体得以形成、凝聚的认同象征。

当代民俗学研究已由传统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民俗传统的文化遗产化转向“日常生活”，民俗学被定义为反思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学科。刘晓春对“民俗性”有此定义，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既有的心理图式感知、表象现实生活世界，并且赋予其意义，即通过神话化、传说化、仪式化等民俗化方式建构现实感。他指出，当今新民俗是一种具有“民俗性”的社会文化记忆，这种民俗记忆具有个体性、群体性、消费性、国族性等特点。黄永林认为判断一种新的民间文化事象是否属于新民俗有三条判断标准：是否已被民众广泛传承，即群众基础；是否具有传统文化内涵，即价值基础；是否形成稳定文化事象，即文化基础。由此，民俗学实现了“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的时空转向”，与传统民俗文化体现地域和群体的差异性不同，现代大众文化更多具有一种“流行的趋同性”。这一转向促使民俗学不仅将目光聚焦于传统的、乡土性的民间文化，而且关注到现代的、都市性的大众文化；而媒介的变化在这一转变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视频图像取代文字，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媒介，使得民俗可以超越时空局限传播与传承”。

 “民俗一旦形成，就会成为集体的行为习惯，并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流动。”因此，民俗的群体性要求其具有相当规模的传承人群，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均可传承。自2013年微博用户“锦鲤大王”发布锦鲤图片的微博至今，不少网友甚至日常转发“锦鲤”求好运，爆炸式的数据量反映其背后存在的巨型传承集体，他们通过网络公共空间构建起“想象共同体”，集体自觉地成为传承“锦鲤”文化的主体。

根据社交平台用户的特征可知，热衷于转发“锦鲤”文化的网民以青壮年为主，年龄集中于12-34岁。这类网民处于人生的上升期，面临诸多社会压力，需要通过转发“锦鲤”的举动来缓解焦虑。因此，这类网民形成了具有相同行为习惯的网络群体。从群体性的角度来看，“锦鲤”文化具有进入民俗学的可能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场域中的传承群体不再是空间层面的共同体，该群体的认同是通过相似的心理积习和网络行为习惯构建的。

陆薇薇与菅丰从民俗学角度对“中国锦鲤”的产生过程进行了梳理，指出“中国锦鲤”是由中国古老的鲤鱼习俗和日本锦鲤文化杂糅形成的，并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形成了转发锦鲤祈求好运的网络迷因”，并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新民俗。从时间上讲，中国鱼文化、鲤鱼文化历史脉络已逾千年，日本的锦鲤文化的历史长度也超过百年，作为多种文化杂糅体的当代“锦鲤”自产生便具有天然的历史背景；而从其产生至今，它并没有像其他流行现象昙花一现后就消失了。相反，它的内涵被不断丰富建构，始终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因而这一具有“异域风情”的民俗事象具有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流行的趋势。从空间上讲，这一存在于网络空间的文化样态不具有传统意义的传承母体，而是利用虚拟的互联网场域得以衍生。但也正是互联网给予了“锦鲤”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低成本、连续性、多次性等特点，“锦鲤”文化可以迅速在网络空间内蔓延，其影响的范围在不断向外扩布。

“大众文化常常以市场为导向来进行创作，是‘消费者的艺术’”，由于“锦鲤”文化具有集体性的特征，因此，以“锦鲤”作为纽带而构建的共同体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状态。这一群体内部的成员通过统一的网络活动形成特定的集体心理，“通过民俗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锦鲤”文化的娱乐功能不言而喻。当代人生活压力较大，许多欲望被积压在心里无法排遣，人们在参与这场集体狂欢时，可以用娱乐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欲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调剂。人们转发“锦鲤”使生活充满吉祥与希望，补偿单调而贫乏的日常生活。在新媒体的场域下，娱乐性与商业媾和，商家依托互联网，融合“锦鲤”文化开展转发抽奖的活动。如2018年阿里通过微博平台抽出支付宝锦鲤信小呆，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了知名度，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不少微博大 V、企业商户等都借助“锦鲤”文化实现自我营销。

目前，学界将民俗事象分为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民俗信仰等11类。在以上分类系统中，“锦鲤”文化应属民俗信仰类。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众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民俗信仰具有一定的崇拜对象，通过特定的媒介和活动，以实现与天沟通的目的。”民俗信仰具有对象、媒介和方式3个研究向度。从对象来看，信仰对象大略分为：灵魂、自然神、图腾、祖先神、生育神、行业神6类。传统的信仰媒介是通过灵媒来实现和信仰对象的对话，如巫觋、祭司、术士等；信仰活动常表现为预知、祭祀和巫术。民俗信仰具有突出的功利性，而且近年来呈现出俗信化的趋势。

“锦鲤”文化的信仰对象处在变异的过程中，由最初的鱼符号的自然神逐渐变成了“行业神”，以实现人们不同的崇祀目的。这类信仰表现为祭祀形式，即民众向民间神祗祈求福佑或趋避灾祸的一种行为惯制。“锦鲤”崇拜具有功利性特点，无论是原始的“锦鲤”形象还是现在被人格化的“锦鲤”，人们崇拜或转发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增强安全感。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鲤鱼图像被建构为转发行为的身体仪式，心理层面的崇信逐渐表现为身体行为，迷信成分越来越少，神秘色彩淡化。“‘俗信’表现为一种惯习性行为，守礼随俗，轻缓平和，其事象和民俗相融，符合一时一地的人情事理，作为精神民俗的一个领域，表现为感情的寄托和生活的追求”。因此可以说，“锦鲤”文化是一种当代俗信现象。

虽然“锦鲤”文化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其生存空间、传承路径、传播方式等要素均突破了传统民俗学的范式，这些变化从根本上讲源于其自身生存环境的改变。新媒体空间不仅为民俗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催生了多种民俗形式，以“锦鲤”文化为例，其自身即具有诸多新媒体时代的烙印。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的生存空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乡村“共同体”，而是扩展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世界。现代技术带来的信息变革打破了空间的阻隔，互联网场域的加入带来了民俗的空间扩展和全球性流动。传统民俗是“特定地理环境下产生带有明显地域性的文化”，而新媒体技术手段的介入使空间距离缩小，地方性消弭。正如赫尔曼·鲍辛格所言，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经历了空间视域的扩展，地点统一性伴随着大量的流动而解体，“异域风情”具有强烈的表达效果。

当下，互联网是传播“锦鲤”文化的主要媒介，这种传播将民间俗信抽象为符号化的图像，从而在互联网的场域中被快速复制、无限传播。同质化的内容以及广阔的传播空间消磨了“锦鲤”文化的地方性特征，而成为全民性信仰，在这一过程中，民俗的传播场域沿着网络被无限延展，传统民俗的乡土性被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大范围的集体性认同。

转发“锦鲤”的民俗活动对于转发者的技能和身份没有要求，因而新民俗在当代社会呈现出“传承人”泛化的趋势。然而，传统生活的场域转变为虚拟的网络空间，群体成员间仅依靠转发“锦鲤”这一日常行为活动维系着彼此之间微弱的联系，群体内部没有形成稳定持久的文化心理，新民俗的维系功能在当代网络语境下被很大程度地弱化了，呈现出集体性模糊，维系功能弱化的特征。

“锦鲤”文化的流行是对赫尔曼·鲍辛格“感伤的反讽化迹象”的进一步发展。鲍辛格指出，“文化财富以被历史化和被模仿的形式凝固的过程，与反讽形成了补偿关系。”在鲍辛格的研究中，这种反讽主要体现在日常语言的变迁中，它通过解构严肃，使得褪色和僵化的语言中的隐喻色彩变得明亮。

作为符号的图像语言，“锦鲤”文化同样经历了这一反讽化过程。新媒体下的“锦鲤”文化产生于都市化和现代化日益推进的当代社会，用以缓解城市人、尤其是城市青年人的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当代人在转发“锦鲤”时，打破严肃，用一种戏谑的方式进行自我解嘲成为当代青年缓解焦虑的共同选择，这一群体共同行为进而演化为集体性的狂欢。在这场狂欢中，“锦鲤”作为一种娱乐符号被大众接受，在一次次的转发行为中寻找集体身份认同。在这一转发行为背后，功利诉求被弱化，相反参与到集体狂欢中以寻找心理安慰、释放焦虑情绪才是最终目的。当代青年网络社群赋予“锦鲤”文化娱乐性色彩，在新媒体的语境下，这种娱乐属性进一步演变为商业价值，因此“锦鲤”文化的娱乐属性凸显，同时兼具日益增强的商业价值。

新民俗的产生并非横空出世，其背后具有一个稳定传承民俗事象做依托，在当代网络空间的场域下进行创新性再生产，从而生成流行范围更广、生命力更旺盛的新民俗。“在技术世界里居主导地位的是理性的建构，而民间世界则从非理性的深处获得最强烈的动力。”但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现代社会仍存在科技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人们仍然需要去传统民俗中寻找答案。可以看到，民俗虽然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功能，但其传统的内核是不变的，锦鲤符号为传统鲤鱼信仰提供了新的载体。“锦鲤”文化根植于在中国传承千年之久的鱼信仰，具有其存在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传统的祭拜仪式与当代社交媒体的转发功能发生关系，以一种更加便捷的方式完成传统民俗的活动过程，达到相似的心理慰藉效果。不仅“锦鲤”文化具有此特征，诸如派发红包、测试、占卜等传统民俗活动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实现了“翻红”。这是在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的创新性生产，是新媒体时代下的民俗所呈现的新特点。

正如阿兰·邓迪斯所说：“技术是民俗学家的朋友，而非敌人。技术并不会消灭民俗；相反，它会成为民俗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而且还会为新民俗的产生提供激动人心的灵感源泉。”新媒体为民俗的当代复兴提供了新的语境，本文探讨了中国传统的鲤鱼文化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成为了当代“锦鲤”文化。脱胎于鲤鱼文化的吉祥含义，当代“锦鲤”在互联网上被广泛转发，被人们用来祈福求好运。作为民间俗信的“锦鲤”文化具有民俗的基本特征：具有庞大的参与群体，符合民俗集体性的特征；时间维度上具有传承性，空间维度上具有扩布性；具有稳定的文化内核和不断变化的表现形式，对于缓解当代人的精神压力，获得心灵慰藉有所帮助。同时，“锦鲤”文化还发挥了民俗的社会功能：它不仅维系了一个庞大的转发群体，调节群体内部的焦虑情绪，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为产品和企业做宣传，提高品牌知名度，获得很好的营销效果。新媒体的生存空间使得“锦鲤”的文化内涵被不断丰富从而呈现出新的特征：在网络空间，民俗本身和传承主体的地域性均被解构，民俗长期赖以存在的风土性在网络社会缺失；群体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被弱化；同时，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传统民俗的规约性遗失，呈现出娱乐化的狂欢特性。

以“锦鲤”文化为例，或将为民俗利用新媒体手段实现复兴提供方法论。脱胎于传统鲤鱼崇信的“锦鲤”文化，已深深嵌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今社会，传统乡土社会解体，以地域为纽带的共同体消失，人们普遍面临身份认同焦虑的问题。反映在都市青年群体则表现为强烈的孤独感、缺乏安全感、极度焦虑、身体亚健康状态等问题。“锦鲤”文化既产生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又应用于缓解当代都市青年的“族群症候”。“锦鲤”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和当代都市青年焦虑心理这二元心理机制中取得平衡：一方面传统的鲤鱼崇信为缓解都市青年的焦虑情绪提供情感寄托，另一方面都市青年大量转发“锦鲤”的行为促进了传统鱼文化的传承与再生。基于此，笔者认为，当代都市人依然需要向民族文化深处探寻情感寄托，传统的民俗文化依然是当代人的精神家园，文化遗产是人们赖以生存心灵养分，而新媒体正是连通当代都市人和传统民俗文化的桥梁。这为探讨民俗的传承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或将为日后民俗保护提供范式。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