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美丽乡村的内源性动力，对乡村文化复兴、厚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本土特色具有重大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2018年新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确立了“三农”发展新的历史定位，规划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河南考察之后，发表了《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到了新的高度，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南。山陕豫三省地处黄河中游，自古以来地理毗邻、习俗相近，人缘相亲，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的民间文化资源有着极强的同质性，在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抓住历史性机遇，深入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民间文化资源谱系，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民间文化资源焕发出新的活力，实现乡土文明的价值重构，这是山陕豫三省必须破解的时代性难题。我们的设想是，乡村振兴旨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些突出的社会主要矛盾，以补齐民族复兴之短板，夯实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乡村振兴必须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充分肯定乡村民间文化的现代价值，既不能机械复制城市化的路径，也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现代化的老方法。为此，必须直视中国乡土大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重建的本土化道路。民间文化资源是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繁衍发展、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它渗透弥漫于乡村社会物质生产、民间组织、乡村治理、信仰观念、文艺审美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生活属性，感性散漫，使得人们对它习焉不察。今天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高度，以文化整体观的宏阔视野，深入系统地发现整理民间文化资源，是重要的、艰巨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探索民间文化资源内部发展逻辑，揭橥不同类型民间文化的深层关联，这成为民间文化谱系建构的应有之义。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的终极目标还要发现捕捉不同的民间文化类型、系统所对应的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劳作方式、社会制度、心意信仰、审美情趣，把民间文化置放在社会运行的大系统中综合考量，总结民间文化与地方社会互动互构的规律，促进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要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学术上要实现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交叉研究，多学科渗透融合；地域上要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壁垒，由山陕豫学术团体、管理部门、民间组织，更重要的是动员广大的乡村民众共同参与，建立“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的难题并作出深刻而有说服力的解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才能共同讲好“黄河故事”，奏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黄河大合唱”。

发掘整理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实现从资源到资本的转换，一方面必须遵循“乡土的逻辑”，站在农民“主位”立场，怀着对乡村文化的深切认同，从“乡土中国”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入，探寻民间文化蕴涵的地方性知识与民众的生存智慧，洞悉民间文化代代相传的生命密码；另一方面站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的时代制高点上，重新审视以民间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形成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对接融通，让民间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彰显磅礴的力量。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的三重逻辑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中华民族经历百年沧桑巨变做出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个字总要求，描绘出未来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蓝图。我们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的百年梦想，必须牢记乡村是民间文化的发源地，实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对接融汇，这是出发点；用民间文化搭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激发城乡居民的“乡愁”，建立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这是聚焦点；在保持乡村民间文化底色的基础上，实现民间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盘活民间文化资源，这是落脚点。

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基性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最耀眼的风景。她是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上由历代民众群体创造、传承、享用的生活文化，主要包括民俗文化、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深刻地反映出人民朴素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认知。在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中，要重估乡村民间文化价值，增强农村自我“造血”功能，在先进价值观引领下建构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这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底盘。

（一）重新发现乡村民间文化资源的价值

民间文化很早就受到学界的关注，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19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民俗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19世纪40年代延安民间文艺运动，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眼光向下”的民间文化研究热潮，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以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崇高的学术责任感从事民间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民间文化”这个术语，用一生的努力为民间文化学的建立奔走呼号，孜孜以求，为民间文化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学人们在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交融中，认识到了守护家园、传承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在民间文化的各个分支学科取得了显著成绩。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从民歌、戏曲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来揭示民间艺术的乡土底色，彰显其功能和价值。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将乡民艺术置放在乡村的特殊语境中考察，为村落型民间艺术表演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成功个案。季中扬《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研究》、强东红《陕北民歌的审美维度与文化价值研究》，或从宏观的民间艺术整体入手，或从民间艺术单个体裁着眼，试图总结民间艺术区别于经典艺术的独特审美特征与鉴赏规律，为乡土艺术的保护提供了理论根据与实践的可能性。朱启臻《把根留住——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振兴》、潘鲁生《美在乡村》等，他们以充足的乡村文化、乡土艺术调查资料为依据，展示乡土文化无比丰厚的资源，指出乡村作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生活共同体，至今仍然是数亿乡村父老生存发展的家园，是民族乡愁的寄寓地、情感维系之原乡，揭示了村落文化、乡村艺术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考察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但是，从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考察，学界对民间文化资源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偏向或缺陷，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上，偏重精英文化，忽略民间文化。传统文化、文化学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大传统”，民间文化作为广大中下层民众创造的“小传统”发出的声音微弱。二是研究视角上，偏重“自上而下”，忽略“自下而上”。研究区域社会习惯于发号施令、“运动式”推进，忽略了民间社会自身运行规律，没有站在民众“主位”立场上考虑民众的感受与需求。三是研究方法上，偏重个案研究，整体研究欠缺。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多年来习惯于以村落、社区为个案，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之目的，而依据多点调查所做的整体研究或跨区域研究较少。四是学术取向上，偏重理论分析，实证性田野调查实践环节薄弱。受学科背景、学术训练的影响，多数学者习惯于“书斋式”理论研究，而缺乏对民间社会身体力行的体验与领悟，未能从乡村社会现实出发，为民间文化资源的创新发展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路径。上述缺陷对学界乡村民间文化的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我们在深入田野调查基础上，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文化谱系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二）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生成的四个维度

“谱系学”概念重在强调事物之间的同源性、连续性和一致性。学界所谓谱系学，又译作“系谱学”，其源头要追溯至尼采（Friedrich Whilhelm Nietzsche）。尽管尼采没有给“谱系”一词做界定，但是他认为所谓的价值、观念、真理这些形而上的概念都是人为建构而成，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揭示了权力、政治对现代道德形成的作用，建构了“道德谱系”话语。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尼采研究的基础上将谱系学发展得更为完善，他的学术贡献，一是在从考古学向谱系学的转向过程中，强调“社会制度”对话语的影响，倡导谱系学；二是对传统历史学认定的历史连续性、客观性、一致性的观念提出质疑。他拒绝寻求起源，指出传统历史学在形而上观念指引下，认为历史是线性的、不断向前发展，过去对现在总是积极地发挥作用，这种观念并不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形。因此，他倡导反对历史的统一性，追寻现象与偶然，在历史的细枝末节和琐碎的事物中去发现与起源不一致的东西。福柯的否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虽有偏颇，但是他强调关注历史发展的“细枝末节”的倡导，对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具有实际借鉴意义。21世纪西方谱系学理论引进中国，在哲学、历史学、文艺学各学科领域引起热议，民俗学界的讨论以田兆元、林继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田兆元发表了系列性的以民俗谱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他认为谱系是认识文化内部整体性、互动性的重要方法，并提出了“民俗谱系四维说”：具有共同习俗与文化价值观的族群谱系、民俗生成与传播的空间谱系、历史维度的民俗文化生成的时间谱系、修辞学与叙事学维度的民俗自身的形式谱系。林继富在《解释民俗学》一书以及《民俗谱系解释学论纲》等论文中，试图在反思民俗解释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民俗谱系解释学，其内涵包括亲缘谱系、姻缘谱系、地缘关系、族缘关系、乡邻关系和语言谱系等涵盖民俗生成的土壤和流传的范围。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谱系学，其研究的旨趣在于从整体的视野、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搭建起研究对象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关系网络，首先要求勾勒出该研究对象内部的主要内容即各个子系统，对研究对象谱系内部各文化因子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然后探索该谱系与整个社会运行机制里各文化要素的关系，洞悉民间文化资源与民俗生活、乡村社会互构共生的鲜活灵动的生命运行轨迹。

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用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物力、财力、人力、能量、信息等客观存在形态的总和。文化资源是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凝结了人类劳动成果的、具有文化属性的各种资料。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孕育于黄河流域华夏民族生存的土壤，奠基于传统农业社会，是历代民众集体创造、传承的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与民族特征。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的构成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包括民俗文化、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从存在形式可以划分为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与无形的非物质文化资源。我们认为，民间文化资源谱系的建构应该综合考量民间文化自身生成演进的内在规律和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中各环节要素的关系，组成科学有序、动态发展的运行系统，具体包括民间文献资源、生态文化资源、农耕文化资源、制度规约资源、信仰庙会资源、民间文艺资源。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植根于深厚的民间文化资源，而民间文化资源的核心是其巨大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只有在新农村建设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资源成为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才能焕发永久的生命力。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既要注重资源的挖掘整理，更要追求现实针对性，通过实地调查、实证研究来检验学术预设的可行性。

（一）民间文献资源与活态文化的对接

民间文献是民众生活经历与创造智慧的印证，是历史信息的物质反映和存留，也是珍贵的民族精神文化财富。它记录了历代民众的社会生活，承载着民众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精神追求和审美风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山陕豫民间文献搜集整理的任务是，在已有辑录成果摸底分析的基础上，确立民间文献资料系统建立的原则，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意识文化、乡村文艺表演等层面，围绕农业文化、民间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文艺等专题，着眼于历代典籍、方志史料、碑刻文献、家谱族谱、村志村史、契约文书、民间表演、民间工艺等主要文献类型与表现形态，建立民间文献资料系统。民间文献不同于官方记载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在特定地域生长而成的地方性知识，保留了某一地域社会群体的文化记忆，其重要价值意义必须还原到实际语境和场域中才能被发掘，要在山陕豫乡村社会特定时空语境下重回现场，追踪调查，“找到文献的主人”，彰显民间文献搜集的地方感和现场感。山陕豫民间文献研究将以文化整体观为观照，在“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视域下，进行跨区域、多类别民间文献资料整理，进行三地文献的汇总与编纂，形成内涵丰富、科学合理的民间文化资源体系。民间文献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时间性，是现在和过去的融合，我们不能单纯将其置于线性时间的过去，视作静态的、已然的遗留，它体现着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复杂性及深层的文化传承关系。民间文献不是原封不动的、封闭静态的历史遗留物，而是不断变化的生命循环过程，我们要在乡村文化重建背景下，立足区域社会发展现实，探讨如何将民间文献的价值转化为民众的生活助力与精神需求，有选择、有侧重地探索民间文献的创造性转化路径，从学术资料、文化重构、社会建设三个层面完成民间文献资料体系构建与社会文化价值发现。

（二）村落生态智慧与美丽乡村建设

乡土村落景观是一个以家族村落为空间载体，将村落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有机结合的完整的复合性生态系统。它是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生态文化，是乡土社会变迁的见证，蕴含着敬天重土、天人合一生态理念和历代乡村民众求生、求乐、求美的生存理想。村落紧紧依偎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根据地形地貌、山川的分布形成了山塬型、关隘型分散式村落和棋盘型、长龙型的密集式村落，村落选址遵循风水学背山、面水、向阳的原则，追求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统一。山陕豫许多村落往往从周边山川走势着眼“依山建屋，傍水结村”，使聚落按照某种图案构筑，形成二龙戏珠、凤凰展翅、八卦呈祥等“意象”型村落。村落内部构成以神庙、祠堂等公共空间为中心，民居建筑由近到远依次排列，黄土高原村落老井、涝池是必须的公共实施。村落既是自然空间，也是礼制空间，还是美意空间，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农民们理想的栖息之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两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提出了“生态宜居”目标的实现，要破解乡村发展的难题，就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传统村落中汲取宝贵的生态智慧，一方面辩证分析村落景观中蕴含的等级观念、封闭保守意识、小农经济思想与当前新型开放的现代社会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从村落景观这一丰厚的文化遗产中透视民众的生存智慧，体味乡土村落景观中的血缘亲情、故乡真情、生活情态、田园情趣，让本地农民“看得见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让城里人“愿意来，留得下，过得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创造性探索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

（三）农业生产经验与现代产业体系

村落是农业生产的空间场域，农业是村落延续的重要支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是到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仍有占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四亿多农民生活在农村。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遭遇到环境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多种难题，粮食安全成为各国实力竞争的重要指标。于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积累的农业智慧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国农业生产经验既体现在农民的生产实践中，也蕴藏在历代农书、农业谚语、乡土村志等文献或口头文本中，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可资借鉴的资源。前者如农田耕种的休耕、轮耕、施农家肥、精耕细作、循环利用等经验，保证了农田越种越肥、旱涝保收；后者如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还有不见于正史的清代祁隽藻的《马首农谚》、丁锡奎《劝民种树俚语》，现代学者王毓瑚《秦晋农谚》，以及山陕豫各地乡土志、《民间谚语集成》等积累了宝贵的“地方性知识”，是难得的农业文献资料。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兴旺，其内涵不仅仅指满足起码的生存需求，更重要的是提高质量，确保安全，主要举措有：第一，做强农业，实现绿色发展。由过去追求产量转向重视质量，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同时为了解决农业水源污染、土壤污染问题，应有效控制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真正推进农业的绿色发展。第二，发展产业，延长产业链。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要做大做强，方可提高国际国内的竞争力，同时要推进农业的二产化、三产化，让原有的农业生产与收获之前的原料供应、科技服务对接，与收获之后的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挂钩，延长产业链，建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大体系结合的现代农业体系。有条件的村子要由传统农业进一步拓展休闲、观光、体验、民宿等新产业，形成新业态。第三，改造小农户生产，实现农业规模化。传统农业模式是独门独户自产自销，分散经营，现代农业要求集约化、规模化，要引导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社，探索生产合作新模式，走上农业发展的快车道。

（四）民间组织习俗与乡村社会治理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国家权力只能延伸至县一级，而难延及乡村，乡村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的维持全部依赖于家庭宗族、村落会社等民间组织，及其家法族规、村规民约等“不成文法”，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家庭是每个社会成员的首属群体，每一位个体都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家族村落规范教育的过程中完成了社会化，家教重在引导，家规重在惩戒，家训则是把教育的内容用凝练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警句、格言，一教一管，奖惩结合，有利于好的家风的形成。在山陕豫广大的乡村都有村规民约，它是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传统习俗惯制，河南陕县清代至民国年间许多村都制订了《五知条例》，把必须遵守的规范告知村民，并有“村执事”监督执行。北宋时期著名学者吕大钧为其家乡制定的《吕氏乡约》，对乡民自身修养、家庭管理、结交朋友、处理人际关系诸多方面提出严格要求，在后世乡村治理中影响极大。山西晋东南乡村的村规民约一般刻之于碑石，矗立在神庙或祠堂，让村民周知。在乡村邻里之间相互帮扶、患难与共、互助互救，形成了团结协作的民俗传统，其内容与方式主要是农忙时换工互助，红白喜事出资相助，村子公共设施倾力修建，成为世代延续的良风美俗。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治理既要依靠“法治”的外在式力量，更需要民间社会积累的乡村“自治”的内源性动力，努力建构自治、德治、法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在传统的村规民约里注入新时代的内涵，塑造村民的心灵世界，规范村民的社会行为，培育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在实践上要树立典型，示范引路，通过评选“身边好人”“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星级文明户”，激励民众向上向善，比学赶超，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五）民间信仰庙会与地域社会认同

民间信仰是在原始氏族宗教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基础上形成的，与特定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众心理结构相适应的多种神灵崇拜及其外化的行为表现。与正统文化相比较，它属于“潜文化”或“隐文化”，对民众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产生巨大而又普遍的影响。民间信仰体系的构成有多种方式，按照官方认可程度及其扩布范围可以划分为：有皇帝敕封、官方认可、扩布广泛的正祀之神，有适应特定区域民众生产生活需求形成的常祀之神，还有仅仅流行在各文化亚区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地方杂神。山陕豫民间信仰既有共同特征如对古老的神话传说中黄帝、炎帝、尧、舜、禹等神灵的崇拜，对土地神、龙王神的崇拜及普遍盛行的求雨习俗，也有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历史事件的影响、生存需求的不同，带来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异。庙会是以民间信仰为依托，以神诞庆典、仪式演剧、商品贸易为表现形态，综合了信仰、祭祀、商贸、游艺多种因素为一体的地域群体性交流活动。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信仰庙会是不可或缺的民间文化资源，经过创新性发展，将会转化为地域文化、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可利用的资本。我们的思路是，第一，把信仰庙会整合进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内，使之成为地域民间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些庙会既包括跨省、跨地域的黄帝、炎帝、大禹、关帝等庙会，也包括以历史地理为特点形成的两省多地民众参与的如陕北佳县白云山庙会，也有各省各地延续已久的庙会，如山西五台山庙会、陕西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庙会、河南登封嵩山中岳庙会，以及各地大大小小的古会，如山西河曲县的古会名目就有“油灯会”“西瓜会”“祈雨会”“磨刀会”“人口会”等。第二，把庙会纳入地域经济市场流通的体系内，使之成为地域经济交流的重要平台。施坚雅在对川西平原的经济运行考察之后，总结出以乡镇为中心的集市的聚集构成了基层市场，维系了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山陕豫乡村的基层市场不同于川西，是以一个村落或多个村落联合形成的庙会进而建构起来的公共场域，成为黄河中游乡村社会样态各异、功能一致的基层市场网络。庙会满足了各地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如果政府大力支持，加以市场经济引导，既可以激活地方经济，又可以减少外部市场对村庄社会的冲击，使农村经济更具有活力。第三，把信仰庙会放置在社会运行的机制之中，使之成为社会空间秩序建构的桥梁。乡村神庙大都建在村子中心，或跨县跨省风景瑰丽、交通便利的地方，以神灵信仰为纽带吸引着神庙所在地和周边民众参与，构成了各村社在神庙祭祀管理孰先孰后、孰多孰少的权力象征空间；庙宇神职人员、地方政府、普通信众管理庙宇的政治空间；以信仰的力量抚慰民众心灵，维护地域秩序的地域空间，民间信仰庙会正是具有多重空间、多种功能而备受学界各学科、社会各领域的关注。

民间文艺是历代民众集体创作、集体传承的文学艺术形式，主要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以神话、传说、故事为代表的口头叙事类；二是以戏剧、曲艺、民歌为主的表演艺术类；三是以器具、工艺、造型为表现形式的民间美术类。千百年来，乡村民众用口口相传的叙事类作品传承着民族记忆与地方历史，成为自娱自乐、教育后代的主要文学形式。更为普遍的是伴随着岁时节日、庙会集市、婚丧仪礼而上演的地方戏曲、民间说唱及民歌表演，常常出现摩肩接踵、人头攒动的观赏景象。民间器物就地取材满足了生产生活需求，民间剪纸、刺绣、年画装点美化了生活。正是这些艺术形态表达了民众最真实的思想情感，营造了色彩斑斓、有声有色的乡村世界。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向外流动，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传统民间文艺的传承受到巨大冲击。如何挖掘乡村民间文艺资源，探索民间文艺创新发展的新模式，是一个必须回答的现实难题。我们的整体思路是，构建“一点三线”的山陕豫民间文艺发展框架，抓好叙事讲述类、表演艺术类、器具工艺类三个民间文艺系统，探索民间文艺创新发展的可行性模式。第一，要修复民间文艺生态。将民间文艺还原到该区域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建立容纳自然地理系统、社会历史系统、文艺自身系统在内的民间文艺生态语境。以山陕豫黄河金三角的三省四市民间文艺为核心点，抓住三条文化地理线，一条是黄河中游的上段以黄河为界的晋西、陕北民间文艺分布线，伞头秧歌、民歌、说书、小戏是其主要文艺形式；另一条是黄河中游中间地段的渭河、汾河流域民间文艺分布线，神话、传说、故事、山陕梆子戏、秦腔、道情、眉户戏深为民众喜闻乐见；还有一条是以太行山南段为连接点，在晋东南和豫西、豫中地区形成的民间文艺分布线，神话传说、民间戏曲、民间说唱闻名遐迩。第二，是将文献搜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全面搜集地方方志、档案资料、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等资料，同时对三省民间艺术之乡、相关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建构完整的民间文艺资源谱系。第三，根据不同文化亚区民间文艺品类，探索可操作的民间文艺创新发展模式，如将文艺展演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文旅融合”模式，将主流艺术、新媒体创作介入乡村的“艺术乡建”模式，利用传统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文化产业”模式。让艺术回归民间，让农民成为艺术创作与欣赏的主体，乡村将更有魅力。

山陕豫民间文化源远流长，既相通互融，又各具特色。要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促进山陕豫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民间文化资源谱系，让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实现“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目标势在必行，这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总结本土经验，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让民间文化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源性动力，有利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道路。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从宏观上涵盖两个大的方面：一是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内部各文化要素、文化系统的关联性，内在特质与内部规律的研究；二是民间文化资源在整个社会运行机制里与其它社会要素诸如物质生产、社会制度、精神信仰、民间文艺等方面的关联性探索，在互动互构中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彰显民间文化的生命力。要盘活民间文化资源，必须坚持民间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眼光向下，回归民间，以农民为主体，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民间文化资源发展的新模式，构筑起存续“文化记忆”，留住“乡愁”的精神家园。我们将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文献资料整理与田野活态资料相互印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相对接，用具有针对性的学术成果为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把脉发声，讲好黄河故事，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