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上大学前，我在农村里生活了18年。我是在黄土里刨食吃的万千农民的孩子中的一个，像一片挂在树冠上的平凡不过的树叶，一遇凄风苦雨便会落木萧萧，飘零于大地的某个角落里，枯朽，发霉，腐烂，入土，悄无声息。农耕和宗法背景下的风土人情浸润了我的肌肤，土围子里的聚落生活滋养了我的灵魂，宗族亲情和乡村传统融入了我的血液。我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会了耕耩锄割一整套的四季农活。乡村生活塑造了我。我是一个地道的土著。但我生性顽皮，生命力顽强，不怕劳苦，不惧困难，尚实际而少玄想。父执辈和生活教给我的全部知识和人生经验就是两个字：奋斗。这成为我一生遵从不逾的座右铭。

这是刘锡诚写于2007年的一篇散文《岁月风铃》中的第一段。这段自白，实为刘锡诚一生气谊、事功、德业与文章的最佳写照。

刘锡诚出身于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社会，经历过最艰苦的岁月；上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学了当时最热门的专业；曾在文化界最核心的部门工作，与最为知名的作家与文化人物广为交往，写过多本文学评论文章，在80年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亦曾经历宦海沉浮，晚年潜心治学，写出了多部重量级的学术专著。至今年愈八十，仍壮心不已，每日读书作文不辍。乡村生活所赋予他的，他终生一以贯之的，除了“勤奋”二字，应当还有谦逊、朴实、善良和中国农民的一切优良品质。

一

一九三五年阴历正月十八（阳历2月22日），刘锡诚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郑王庄。这是旧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村庄之一，坐落在鲁中平原上，有着沧桑的历史 感，村庄几十里外，是古齐国建都的营陵，十五里外，是19世纪末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和县城。村子建于金元两朝交战鼎革之际，已有七八百年历史。村子四周，是为躲避战乱而修筑的高高的土围子和深深的堑壕。在正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方向，开有五座大门，整个村子，形如一只昂头的乌龟。龟乃四灵之一，如此设计，体现了古人特有的智慧和宇宙观。

土围子的墙体以黄土夯成，很高很厚。两面斜坡和墙顶上长满了浓密的树木和杂花劲草，土围子里面，还有三大片茂密的林苑，几百年树龄的松柏树和白杨树郁郁葱葱，显示着殷实的历史和蓬勃的生气。围墙的顶部平整开阔，是孩子们的乐园，刘锡诚和小伙伴们常常仰卧在围墙顶的青草上，静静地了望无边无际的原野，期盼久出待归的亲人，聆听迎娶新娘队伍的锣鼓，观看空中扶摇的风筝，注视天边去来的雁阵……尽情享受着只有农村儿童才有的那份天真和快乐。另一面，这土围子，又像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成为农民子弟精神上的一座冲不出去的“围城”，作为终生的印记，也深深地镌刻在刘锡诚的身上。

与那普通的村庄一样，刘锡诚所出身的家庭，亦只是千千万万个最为底层的农民之家。绝大部分村子里的人，世世代代厮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在土里刨食。刘锡诚的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又在县城读过三年小学，此后便在家务农，称得上乡村文化人。他深知读书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意味着什么。刘锡诚是家中长男，望子成龙的父亲，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希望。写得一手柳体字的父亲，在刘锡诚小时，便手把手地教他练字。父亲还常常给他讲一些历史故事激励他，如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故事。父亲曾深情地对他说，这首阳山就在咱这里，咱县城东南那座孤山就是首阳山。尽管长大之后，刘锡诚通过看书知道首阳山并不在山东，而是在山西。不过，这一故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刘锡诚深为伯夷和叔齐的气节所感动，成为他所崇尚的一种精神力量。实际上，丰富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曲艺，多以惩恶扬善为旨趣，正是中国普通民众的最佳教科书，不仅教授他们历史知识，更塑造和培育着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20世纪三十四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异常贫困，刘锡诚家人多地少，尤其如此。由于终年吃不到肉，严重营养不良，刘锡诚儿时就患上了夜盲症。每到晚上，眼前便一片昏暗，即使在灯下，也只能看见一点点小火苗，走路不便，灯下读书同样困难。夜晚，对于他来说，就是无尽的黑暗。他始终无法理解李白的诗句中，床前明月和秋冬之霜是什么样的关联。父亲从市场上买来一小块羊肝，吊在屋檐下风干着，夜盲严重时，就割下一小块，煮一壶开水给他喝，喝了羊肝水，他的夜盲症状便会有所缓和。屋檐下挂着的那块小羊肝块，因存放时间过久，都被小虫子蛀了，可父亲还是留着给他备用，不舍得扔掉。

为了供刘锡诚上学，父母不知倦怠地劳作着，大姐放弃了学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刘锡诚从小便知稼穑之艰难，更知读书机会之不易。他异常珍惜这一机会，学习十分刻苦。放学回家，他就与母亲和大姐挖野菜，与父亲下地干农活。贫困的农村生活，磨砺了刘锡诚的意志，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始终以农民自况，终生勤耕不辍。

刘锡诚初小就读于本村里的小学。高小就离开本村到于留（刘）乡于留（刘）街的西冢子上的中心小学就读了。抗战爆发，鬼子常来村里扫荡，刘锡诚就经历过数次危险。为了躲避鬼子侵扰，乡中心小学不得不像北大、清华、南开南迁一样，迁移到南乡的山沟里去。他们一行几十个小学生，每人背着一个简单地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和差不多够一周吃的煎饼，徒步迁移到一座破败的小观音庙里。它高高地矗立在一个叫做南流泉村的村边土崖之上。庙里铺着干草，既做教室，又做宿舍。同学们常常结伙到村南边的河里去捞鱼摸虾，或者纵情地游水嬉戏，暂时忘掉了现实中的一切烦恼。流亡生活，使得大家的生活雪上加霜，为了第二天的伙食，他们有时不得不在夜幕的掩盖下，潜行到远远的山头上，给食堂偷些还未成熟的地瓜。这件事，刘锡诚始终没敢告诉父亲，他知道，正直的父亲不能容忍他的这种行为。

简陋恶劣的学习环境，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教学质量不可能有所保证了。学期终了，刘锡诚的考试成绩首次出现了不及格。他的内心极为沮丧，几天里郁郁寡欢，不愿搭理别人。经过几悉思索，不到10岁的刘锡诚做出了一个坚毅而苦涩的决定，他不辞而别，离开了那座小庙。他背着母亲给他带来的小包袱，冒雨穿行在莽莽青纱帐里的蜿蜒小道上，抗拒着碰到野狼和鬼怪的恐惧，毅然转学到了县城西北剧城乡的一个叫懒边的小村子，他的堂哥在那里的小学任教。看在堂哥的面子上，学校接纳了他这个冒然前来插班的异乡孩子。在那里，刘锡诚得以继续他的学业。

1947年夏，刘锡诚从懒边村的剧城乡中心小学毕业，考进昌乐中学。昌乐中学乃时任县长张天佐（字仲辅）兴建。据霍树楠的《张仲辅与昌乐中学》一文所记，“三十四年九月抗战胜利，公遂择定县城东南郊草山西麓吴家池子右侧地带，建立永久校舍，占地百五十余亩，依山傍池，风景秀丽，万瓦沉沉，气象雄伟。……时省立昌乐中学包括高中、初中、师范、简师共五十二班，学生二千五百余人，尚有附小一所，规模之大，为全省冠。”作为全省知名中学，昌乐中学的生源颇好，不仅来自本县，相邻的寿光、益都等县学生，亦莫不以考入昌乐中学为荣。由于小学阶段颠沛流离，多处转学，刘锡诚受到的教育并不好，等考分出来，他到昌乐中学看榜时，只在“副取”栏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好在排名非常靠前，这已使他欣喜异常。

1947年底，解放军对青岛、潍县、济南三座城市实行分割包围，攻城军队逼近昌乐，战火隆隆中，学校当局匆忙召集全校师生，由训育主任宣布：学校解散，师生各奔前程！那些有国民党背景的教员和政工，惶惶然地迅速消失，一般教员，和像刘锡诚这样的学生，便回家务农去了。两个月后（1948年2月），共产党宣布接管昌乐中学，改名为昌潍中学，开始重新招生开学。得到消息，刘锡诚放下手中的锄头，兴冲冲地走了差不多20华里的路程，回到学校，报名复学，被允许插入二年级，编入二班，继续因战争而中断了的学业，在那一排排依山势而建的校舍里，一直呆到1950年的暑期初中毕业。

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的两年，刘锡诚经历了潍县战役，迎来了家乡的解放和地方政府的建立，经历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央政府的成立。他在新的教育熏陶和老师们的循循教导下，受到了思想的启蒙和知识的提升。比起旧日的昌乐中学，新生的昌潍中学，学生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除了上课而外，常常给学生们露天放映新电影（主要是描写战争和翻身解放的）、自组剧团演戏（如《王秀鸾》、《白毛女》、《血泪仇》等），给他带来了课本上没有的社会知识和生活乐趣，开阔了视野。他开始借阅各解放区出版的文艺图书，尽管这类书当时还很有限。三年级的刘锡诚，已经懂得读课外书，也开始锻炼写作能力，试着为《昌潍大众》报写稿了。毕业前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没有多久，1950年的2月，刘锡诚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开始成长为一个初步具有新的人生观和生活理想的少年。

学校实行寄宿制，刘锡诚每周回家一趟。返校时，母亲会给他摊上够一周吃的煎饼，装上一小罐子自家腌制的咸菜。刘锡诚后来写道：“艰苦清贫的物质生活，激励了自己的意志。生活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知识是一切人进步的阶梯，更是我们农民孩子进步的阶梯。对我来说，道路别无选择。升学、深造、奋斗，从此成为埋藏在我小小心灵中的座右铭。只有决心和坚持，才是走出方山，走向更远更大的世界的动力。”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1950年夏天在昌潍中学毕业后，连电子管收音机都还没有见过的刘锡诚，毅然报考了潍坊一中的高中部，并被顺利录取。

潍坊在解放初称为特别市，首任市长为后来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的姚仲明。高中时期，同学多出身于城市家庭，像刘锡诚这样的农村孩子少之又少。城里人和乡下人，经济条件差异巨大，生活环境亦大为不同，城乡之间，判然有别。农民意识和自卑心理，使刘锡诚与城市同学之间保持着一段无形的距离，也更促使他奋发学习。初中阶段，刘锡诚接触的比较多的是解放区文艺，高中三年，他则阅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柯斯莫捷绵斯卡亚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基本出身底层，他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并感染着刘锡诚。他的两名语文老师，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其中一位名叫朱其凯，后来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成了《聊斋》研究专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就是由他主编的。这两位老师，亦激发了刘锡诚对文学的爱好。这一时期，刘锡诚对于文学的兴趣日浓，他深深地感到，“对于一个出身农村的学生来说，世间一切行当中，似乎没有比文学更容易亲近的事业，因为文学所昭示给他的，是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和人类社会的不同人生，是悲悯的情怀，是高尚的情操。”

1953年夏，该高考了。报什么学校，没有人可以商量。刘锡诚毅然决然地填报了北京大学。他的想法很简单，要上就上最知名的大学，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当农民。抱着这样的单纯的想法，他乘坐胶济线火车，从家乡赴海滨城市青岛去投考北大，当时山东只有济南和青岛两个考场。住在山东大学（那时山大还在青岛）的学生宿舍里，他在学校澡堂子第一次见识了淋浴喷头；在马路上第一次见识了公共汽车，但终究没有敢坐，到汇泉公园去玩，是徒步走去的。

考完试，刘锡诚匆忙回家忙秋收秋种去了，至于何时放榜，压根儿就丢在了脑后。直到有一天傍晚，天黑下来了，家人正忙着把收割的秋庄稼拉到场院上，患有夜盲症的刘锡诚独自坐在场院的边上。突然从大路上传来了一声喊叫：“刘锡诚，你考取北大了！别的同学全都走了，你怎么还在家里不去转关系报到？”当时高考的发榜，是登在地方报纸的中缝里的，他在村里看不到《农村大众报》，完全得不到相关信息。这个不期而至的好消息，让举家欣喜若狂！刘锡诚考取了大学，而且是北京大学！不仅村里从来没有，就是乡里、县里，也从来没有听说有人上过北京大学！这是一件多么光耀门楣的事情啊！母亲喜极而泣，这个朴实、善良、勤劳、温柔的农村妇女，为了维持这个家庭，为了刘锡诚好好上学，逐日劳作，此时，心里肯定有一种“盼到头了”的复杂心情。忙完场院里的活儿，刘锡诚被家人牵着回到家里。晚饭已经很晚了，母亲还特地为他擀面条，打了荷包蛋，为他“庆功”。还不顾一天的疲劳，连夜为他收拾行李了。在她的心里，北京离得很远，孩子这一去，再见不知是何时。

二

1953年9月初，刘锡诚赶到潍坊一中办完毕业手续，再回到本县的区公所转移户口，背着母亲为他准备的一个大包袱，里面包着一床全新的棉被褥和冬天穿的棉袄棉裤，以及布鞋等生活用品，乘坐北上的火车，踏上了进京的旅途。从此，他走出了生活18年的村庄，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临行之前，送站的父亲再三叮嘱儿子，要他一路小心，到了北京坐“洋车”时，打价钱要“拦腰砍”，不要被人骗了。从没出过远门的刘锡诚，心里带着期待和不安，来到了北京。到达前门车站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患有夜盲症的他，只觉车前门前汽车穿行，人头攒动，却是影影绰绰，看不甚清。他早打听到要先乘坐环行有轨电车到西直门，然后再坐洋车去北大。但对于如何乘坐有轨电车，却是毫无经验。他还以为像在火车站一样，要到票房子里买电车票。他背着包袱在闪烁的路灯下跑东跑西，到处找票房子。几经周折，登上电车，他紧紧搂着包袱，怯生生地蹲在车厢后部没有人挤的地方。谁知坐反了方向，绕城一大圈，才到达西直门。后来读《红楼梦》，刘锡诚感觉自己很像刘姥姥初进贾府的样子。

终于进了北大，报到之后，刘锡诚开始了在燕园的学习和生活。

刘锡诚学的专业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为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曹靖华年轻时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了鲁迅创立的“未名社”，是主要成员之一，与鲁迅关系密切。未成社成员中，多数是从事外国翻译介绍的作家和翻译家，如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曹靖华在苏联学习时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烟袋》和《第四十一》，就是经李霁野之手，纳入“未名丛书”，于1929年在北京出版的。20年代以后，曹靖华译出了大量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如《铁流》、《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城与年》等，鲁迅曾赞他“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这些作品在我国青年和革命事业中发生过重大影响，成为中国俄苏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代宗师。此外，他的散文创作亦卓有成就，善于察物体情，文笔简洁淡朴，深受读者欢迎。

1951年，曹靖华受命组建北大俄文系，凭其个人魅力以及鉴识察人的能力，将大批学界旧交和有识之士收罗麾下，形成了一支以余振、魏荒弩、田宝齐、王岷源、龚人放、张秋华为基干的教师队伍。余振（李毓珍）本来是拿着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的调令，要到中央编译局上班的，魏荒弩先生也是谢绝了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的领导职务而来北大的。

与其他院校的俄文系偏重语言学习不同，北大俄文系语言与文学并重，并且向文学倾斜，因为它负有培养文学翻译的使命，这与刘锡诚的志向深相契合。他在中学里学的是英文，并无俄语基础，大学四年，他的俄语学得一般。而对于文学，他则抱着浓厚而强烈的兴趣。中学时代，他就读过曹靖华翻译的《铁流》、《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望穿秋水》等苏联革命作品，那些作品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展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感召并激励着他的革命理想和文学之梦，曹靖华也成为他素所仰慕的人物。进入大学之后，他非但有幸亲炙于曹靖华门下，而且深受其提携奖掖，成为他终生铭记的恩师。

刘锡诚清晰地记得曹靖华给他们讲授苏联文学课程的情形。曹靖华是河南卢氏县人，他讲课时，操着慢斯条理、抑扬顿挫的河南口音，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旅居苏联时与苏联作家亲密接触的经历，给大家展现了苏联文学的宏伟画卷。他讲绥拉菲摩莫维支，讲费定，讲拉甫列尼约夫，讲波列伏依，讲西蒙诺夫……不仅分析文本，还讲这些作家作品之外的故事，讲他与这些作家的交往，如数家珍，历历在目。

20世纪50年代初，曹靖华的翻译重点转移到了介绍俄罗斯和其他高加索民族的民间文学上，继编译《魔戒指》（三联书店1950年版）之后，又于195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苏联民间故事集》系列：《关于列宁的传说》、《关于斯大林的传说》、《关于夏伯阳的传说及其他》。他还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撰文介绍和评论苏联民间文学。对曹靖华素所仰慕的刘锡诚，受其影响，决定以民间文学作为毕业论文。他找到曹靖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曹靖华对此十分赞同，并亲任他的指导老师，给他开列了中文和俄文的多种参考文献。孰料临近毕业，学校里掀起了反右运动，学业被迫终止。面临毕业，毕业生的工作都由教育部进行分配。一天，曹靖华找刘锡诚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文联工作，可以介绍他到那里去。刘锡诚欣然答应了，为此，他放弃了留校的机会。于是，1957年的毕业分配中，刘锡诚没有占用教育部的名额，直接到中国文联所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报到了。此后几十年，他的工作几经变动，从事过民间文学研究、新闻工作、翻译工作、文学编辑、文学批评，但最早从事的民间文学研究最终成了他的看家本领。可以说，曹靖华对他的启蒙、引领和影响，在刘锡诚的人生道路和事业选择上，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此，他一直心存感念，多次撰文，深情地回忆恩师曹靖华对他的教诲。

魏荒弩同样是一位翻译家和散文家，译有《伊戈尔远征记》、《捷克诗歌选》、《涅克拉索夫诗选》、《俄国诗选》、《涅克拉索夫文集》等多部。20世纪40年代，在抗战烽火中，魏荒弩奔赴大西南，先在贵阳后在昆明编《枫林文艺》、在重庆编《诗文学》等文艺刊物，组织“诗文学社”，写散文、随笔和诗歌，在文艺界非常活跃。在刘锡诚的印象中，魏荒弩和学生交流很少，总给以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一下课那高大的身影便一闪匆匆离去。他是文学教研室主任，讲授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俄罗斯古语不少，读起来却朗朗上口，声情并茂，讲解精辟，给人以古代英雄壮怀激烈的巨大感染力，以致同学们在课下常常调侃地拖长声调模仿他的朗读。

余振讲授马雅可夫斯基专修课，他教导学生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该如何理解，怎样翻译；在他的课堂上，既有对内容的深刻分析，也有对翻译的具体指导。正是在他们用心血凝成的雨露甘霖的滋养下，五七届学生，三四年级时，就有同学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译作。

除了系内教师，学校还聘请众多在文学和语言学上皆有造诣的苏联专家和苏籍教师，从事俄语教学，如博罗金娜、卡普斯金、克里钦、斯维亚达戈尔，还有苏联文艺学专家柯尔尊等人。他们的讲授和辅导，使刘锡诚对俄苏文学及其文艺理论和批评，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勃夫等批评家，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解，他们的文艺理论，深刻影响了刘锡诚的日后所从事的文学批评。刘锡诚至今对于别、车、杜的文艺理论仍拳拳服膺，认为很难超越。

时任北大校长为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马寅初颇有名士之风，毫无校长架子，开口即道“兄弟我”，“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加修饰的直率”。在教学与科研上，北大仍然多少秉承蔡元培时代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特别是1956年前，容许学生到别的系选课。刘锡诚选了西语系赵萝蕤讲的《西洋文学史》，也选了中文系游国恩讲的《文艺理论》，陈贻欣、褚斌杰等人讲的《中国文学史》，王瑶讲的《中国新文学史》，高名凯讲的《语言学》等。他至今还保存着多本课堂笔记，从首至尾，以潇洒遒劲的行书工整写成。他还听过中文系教授吴组缃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同时开设的打擂台式的《红楼梦》研究讲座，这些先生术有专攻，各有自己的观点，在北大这个小环境里一时显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盛世。北大老师们的讲授和辅导，以及北大的学术氛围，对刘锡诚后来从事文学批评和民间文艺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刘锡诚那一届有70多名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年龄、成分都很复杂。一部分是一路考来的应届生，大部分来自城市，少部分来自农村；还有一部分是调干生，他们或是从部队或工作机关来的，或是从工农速成中学来的，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较高的知识教养。在这些同学之中，有一位来自广东的姑娘马昌仪，他们分在了一个小班，共同练习口语。马昌仪后来成为国内知名神话学家，尤其在《山海经》研究上成就卓著。她沉浸《山海经》研究数十年，所著《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收上古出土文物图像以及明清古籍中的《山海经》图像1600余幅，并作了精审的图说，是目前收图最全、质量最佳的一部《山海经》图选集，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不断重印。刘锡诚和马昌仪在大学期间确定了恋爱关系，相濡以沫，已携手走过了50多年的风雨历程。

据马昌仪回忆，她初识刘锡诚时，有三点印象深刻：一是他的衣着，他身上穿的，是家里缝制的粗布衣裳，对襟袄、缅裆裤、圆口布鞋、布袜子，布鞋是用自家染的布做成，已经褪色变白。当时，在偌大的燕园，学生成千上万，有此着装者，只有刘锡诚一人；二是他上晚自习时，手里拄着一根棍。大家开始不知道他患有夜盲病，都觉得非常可笑；三是有一次，一位同学的亲属从香港寄来一盒巧克力，大家都围着观看，从没见过巧克力的刘锡诚亦凑上前来，脱口而出“功克力”，从此，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功克力”。

衣着的寒酸和知识的贫乏，与城市学生与生俱来的差距和隔膜，使从最底层走进北大的刘锡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着深深的自卑。不过，他首先面临的是生计问题，一个月十多元的生活费，家里肯定是拿不出的。幸运地是，他申请到了国家助学金，并且是一等助学金，每月12元5角的伙食费，直接交给食堂，外加3元，是平时的零花钱。这十几块钱，足能保障他的生活无虞了，他心里感到很踏实，可以顺利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习了。燕园的食堂给刘锡诚的身体提供了必需的营养，他的夜盲症不经意间消失了，大学四年，他的身高也从刚入学时的1米58窜到了1米76，成了一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五十余年后，在《岁月风铃》一文中，刘锡诚满怀深情的写道：“岁月苍黄，世事变迁，人情冷暖，但燕园给我的恩惠——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关照、知识的获取，新社会给我提供的生存和受教育的条件，是我终生无法忘怀的，没有这些，也许至今我还是一个拖着两通鼻涕的放牛娃！”

在北大，刘锡诚收获的不仅是身体的健康，更有同学们的爱护和尊重。在大家眼中，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纯朴、憨厚、正直、沉稳、勤奋、好学，是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朋友。他交往最多的，是那些年龄长他数岁，当过兵或有工作阅历的同学，那些人把他引为可以交流的同党。这些同学，有的日后成了知名学者或翻译家，如俄罗斯文学专家陈燊、裴多菲专家的兴万生、东方文学专家张鸿年。有的日后成了社会活动家，如先后在中国作家协会和电影学院出版社供职的周明。同辈同学中，他的好友，有后来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的王之梁，以及当了北大俄文系的主任，成为知名的俄罗斯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的李明滨。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到北大报道之初，举目四望，竟然发现了一位旧相识，昌潍中学的同班同学、寿光县稻田人董润生，真是让他喜出望外。董润生被中文系录取了。他们二人的家乡相距很近，同样出身农村，在北大学习期间和工作多年之后，他们始终情同兄弟。董润生自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自愿投到戏剧家张庚门下，去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给张庚当过秘书，研究过黄梅戏，“文革”后一度当过研究生部的主任。不幸的是，董润生在50岁上自杀身亡，过早地告别了人世，这让刘锡诚一直痛惜不已。

刘锡诚的良好品质，很快受到了系里领导层和党组织的关注。1955年，入学一年半之后，刘锡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入党前夕，同班同学刘振伦还在《北大校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题为《刘锡诚——群众的好朋友》，足见刘锡诚的受欢迎程度。除了入党，刘锡诚还当上了班干部（党支书记），并被选中成为参加全国学联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还获得了“三好学生”的光荣称号。

大学期间，刘锡诚的领导能力得到了发挥，他的文学才华亦有所展示。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双百方针”，知识分子对此政策极为拥护，文化界一时出现了繁荣景象。在此背景下，刘锡诚和刘伦振、杜嘉蓁二位好友自发组织了一个名为“十月文学社”的小社团，并用蜡版刻印的方式编印了两期名为《十月》的文学刊物。

据刘伦振《创造激情的火花——忆油印刊物〈十月〉的诞生》一文所记，刘锡诚、刘伦振和杜嘉蓁三人是“三同”好友，同小班、同宿舍（北大二十四斋的一间陋室）、同吃喝（晚上常往海淀的小饭馆喝馄饨、啃火烧，间或也加上点猪耳朵、猪蹄之类的酱货，小啜几口）。刘振伦机灵聪明，有股子钻劲和闯劲，好写作，从大三起就开始翻译。虽好表现，但待人真诚。杜嘉蓁来自上海滩，家庭颇有来头，有点公子哥的味道，但待人豪爽，绝对讲义气，是北京大学诗社成员，当时就有诗人的美誉。虽然出身迥异，但这三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天夜里，这三人在海淀小饭馆里一边吃夜宵，一边谈起了创办刊物的事。经过几次商讨，确立了办刊宗旨：一、刊物定名为《十月》，因为苏联的创建始于十月革命，而共和国的生日也在十月，高举两个十月的旗帜，这表明既要继承十月革命的光荣传统，也要成为新中国忠实儿女和有用之材；二、刊物的内容以发表同学们的译作为主，兼收评论文字和系内学术动态；三、刊物由刘锡诚负责印刷出版，由刘伦振和杜嘉蓁负责筹款、组稿和编辑，但实际上有时是一同上马，不分你我，这三人同时刊物的主要负责人，有为难之处时共同设法解决。

擅长书法的刘锡诚题写了刊名“十月”，第一期上有副系主任余振（李毓珍）教授的发刊词，有来访的苏联作家、《真正的人》的作者波列伏依的题词。第二期上有来访的苏联作家、《日日夜夜》的作者西蒙诺夫的题词，还有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时与同学们相聚并合影留念的报道。当时的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成为苏联贵宾访华时的必到之地。学校各大阅览室的期刊架上，《十月》赫然在目，真令三个创办人兴奋不已。

由于毕业在即、功课繁忙，《十月》只出版了两期即告停刊，但在三个创办人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刘锡诚此后进入《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等刊物担任编辑，与此一时期的办报经验不能说没有关系。遗憾地是，他们手头保存的两期《十月》杂志，全都毁于文革，只能作为激扬青春的一种回忆了。

三

北京王府大街64号，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建造的一座六层砖结构的办公楼，俗称文联大楼。在王府大街和王府井大街之间，夹着一条只有几百米长的八面槽大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文艺界名流，如作家邵荃麟、冰心、严文井、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戏剧家田汉、阳翰笙、凤子，音乐家吕骥、孙慎，舞蹈家吴晓邦，文学史家阿英，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曲艺家陶钝……都曾在这里办公，留下了足迹。当时最为权威的文艺报刊，如《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学》等，编辑部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64号”，对于全国文艺界人士，尤其是外省的文艺青年们来说，这里绝对是一处令人遐思神往的圣地；在这里，还举行过文艺界许多重大会议和活动，连周恩来、朱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执掌文艺界领导大权的周扬，亦常到此处开会讲话，观摩电影，与文艺工作者们同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每出品一部新的电影，都是先在文联大楼的小礼堂里放映，然后再公映。许多与文艺界认识、有着私交的国家领导人常常来这里看电影，有时结束放映，礼堂的灯亮了，突然发现周恩来、朱德、陈毅、李先念等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悄无声息地坐在前面。地下室的文艺茶座，更是令人称道。小型聚会，朋友见面，接待来访，一般都是借重这块宝地。茶座环境优雅，有茶水，有糖果，而来此的人，既有著名作家、艺术家，也有普通投稿者。因而，这座浸染着浓浓的书香的火柴盒式的楼房，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界的象征和标志，不仅在首都北京的名气很响亮，即使在北京文化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抹不掉的一笔。

刘锡诚与马昌仪结婚日摄于北大未名湖畔（1957年11月7日）

1957年9月4日，刘锡诚第一次踏进中国文联大楼的门洞，到在二楼办公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报到，自此进入中国文艺界的核心，接触到了众多最为知名的文化人物，成为文艺界的一员，也被裹挟进了历次政治运动之中。

报到当天，经过小礼堂的大门口时，刘锡诚听到了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和声讨声。当年的6月初至9月中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开了25次扩大会议，那次是最后一次。在会上，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李又然、白朗等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严厉批判。9月16、17日，在近旁的首都剧场里又连续召开了两次更大规模的批判会，刘锡诚等在文联大楼里上班的作协以外的文艺界人员，也被通知参会。于是，对丁陈集团的批判，成为刘锡诚进入文联大楼上的第一课。丁玲被发配到了北大荒，从此文联大楼里少了她的身影。刘锡诚再次见到丁玲，已是22年以后，他在作协所属《文艺报》编辑部工作的时候了。

刘锡诚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理事长是郭沫若，副理事长是老舍和钟敬文。他们并不坐班，只是开会时才露下面，会务由担任常务副理事长的钟敬文主持。刘锡诚第一次见到钟敬文，是在批判其右派言行的会上，时为1957年11月9日，会议持续了三天。钟敬文是无党派人士，因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给党的领导提了一些意见，中了“引蛇出洞”之计。然而批判会的重点，却是批判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如何向协会的党员领导人夺权的问题。钟敬文总是埋着头，听任那些在文艺界稍有点头脸的人物和北师大来的学生们对他的批判和诃斥。这个在30年代起就被认为是左派文化人士的大学教授，甚至在40年代曾因思想左倾被中山大学解聘，一下子成了右派。

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导致大批知识分子挨整，离开了教育、科研、新闻等岗位。1962年一二月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迫于“大跃进”后出现的大饥荒，进行了政策调整，一时政治形势趋于缓和。同年，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以及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在羊城宾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批评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一部分的观点。此后，陈毅又向会议代表转达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于是，在1963年，刘锡诚在人民剧场见到了已经摘掉右派帽子后的钟敬文，他是应邀来看乐亭皮影戏的。80年代以后，刘锡诚与钟敬文的交往多了起来，在原始艺术研究和民间文学研究上，深得钟敬文的支持和指点，这是后话了。

在民研会里，汪曾祺是对刘锡诚影响较大的一个。其时，汪曾祺是《民间文学》杂志的负责人，相当于编辑部主任，刘锡诚是他的手下。在那之前，刘锡诚已对汪曾祺有所了解，知道他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青年时代就发表和出版过不少文学作品。全国解放后，汪曾祺就职于北京市文联，一面编《北京文艺》、《说说唱唱》，一面写作，其出众的文学才华，在北京文坛上得到公认的。令刘锡诚感到钦佩的是，年仅37岁的汪曾祺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伏案秉笔，不是改稿编刊，就是写东西。他都是用毛笔写作和改稿，一手行楷，清秀而透着灵气。他写完的稿纸，总是抟成一卷，扔进身边的纸篓和麻袋里，废稿便堆积如小山。刘锡诚开始对汪曾祺在写作上的这种锐意磨练很不理解，后来他领悟到，汪曾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文学巨擘，除了其过人的才华，还与当年孜孜不倦的刻苦锤炼是分不开的。那时，汪曾祺既写作民间文学论文，也写作散文随笔，正是后一类文章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灾难。他谈吐幽默，用“抽烟看云”和“铜绿气”一类的诙谐语汇，讽刺单位里个别共产党员，因而受到严厉批判。在1958年春天反右复查时，他被补成右派，并立即被遣送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1962年底，汪曾祺调回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开始了他的剧作生涯。80年代初，汪曾祺进入创作旺盛期，《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及一系列散文随笔陆续发表，声誉雀起，奠定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刘锡诚和汪曾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在文革以后，他们多有接触，汪曾祺总把刘锡诚当作老部下和小弟弟看待，关心着他的生活和事业。就在汪曾祺去世前十几天，他们受世人孙静轩的邀请，还一同乘坐飞机到成都，又转到宜宾，在四川参加了中国当代作家“五粮液”笔会。

研究会的秘书长是著名街头诗人林山。他1930年入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桂林、苏北新四军等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1937年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林山以倡导“街头诗”和题为《新的土地》的诗集知名于延安文坛。在刘锡诚眼中，林山平易近人，上班穿着拖鞋，完全没有出身延安的其他干部的矜持和威严。在领导民研会期间，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林山组织和出版了“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中国各地歌谣集”，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出了莫大贡献。1962年反右倾运动中，林山被批判并解职，后回原籍汕头，终老于斯。

这一时期，刘锡诚接触较多的，还有他的顶头上司、研究部副主任路工。路工年轻时喜欢写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出版《毛泽东号》、《中国人民大合唱》等五本诗集。1950年秋，中国仿效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成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由丁玲主持。研究所的师资阵容豪华，如郑振泽讲授文学史，游国恩讲《楚辞》，陈荒煤讲电影创作，冯雪峰讲鲁迅的小说，孙伏园讲鲁迅生平，曹禺讲《罗密欧与朱丽叶》，张光年讲《大雷雨》等。路工亦调入中央文学研究所，讲授古典文学。他之前就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三位藏书大家，常跑到郑振铎家里，向他请教访书、买书、鉴定古书版本的知识。琉璃厂、东安市场等古旧书店，是他时常涉足的地方。买书、藏书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刘锡诚马昌仪夫妇在民间文学藏书捐赠运走之前的书柜前最后留影

1957至1959年间，刘锡诚曾两次跟随路工到江浙和福建的一些地方去访书、买书，走遍了苏州、常熟、昆山、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地的大小书店，买到了大量古旧书籍。路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访书见闻录”，同名著作于1985年结集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他发现和购买了许多有价值的古旧书籍和手抄的歌本唱本，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图书资料室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丰富了他的私人藏书。后来，路工编纂出版了《孟姜女万里寻夫集》、《明清民歌选》、《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明清平话小说选》、《清代北京竹枝词》等。

跟随路工访书，使初出茅庐的刘锡诚眼界大开，不惟增广见闻，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和研究室里无法学到的知识，还结识了不少文化人物，如江苏省文化厅长周邨、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姜彬、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以及当时已经成名、后来出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的魏同贤等。刘锡诚同样也买到了许多他喜欢的书，1958年11月26日，在上海襄阳南路91号合作旧书店里，他突然发现了一本恩师曹靖华早年翻译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乃1937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的64开精装特印插图本，当年只印制了500册，刘锡诚买到的这一册，编号为“第49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