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4年7月毕业于江苏省立南通中学，在家等了一年。当时的关于中学生毕业分配的国家政策是家中长子可以不用下乡，直接留城工作。由于中学时期业余爱好绘画，于1975年1月分配到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成立于1954年的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曾是轻工业部的工艺美术三大重点研究所之一，主要研究南通地方的刺绣、剪纸及其他民间工艺，在南通算是顶尖的艺术研究单位。进入研究所学了几个月的刺绣后，被指派到民间工艺研究室从事剪纸的设计工作，师傅叫任广智，是一个本事非常高的老艺人，能够一边刻纸一边睡觉，还能保证质量。

由于工作较为轻松，一个月的设计工作量只需一个星期就能完成，余下的时间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研究所的资料室。这个资料室藏书极为丰富，1972年研究所恢复建制时就已经有了十多万册的藏书，老所长陈定九先生担心年轻人没有书可看，在1975年将其从艺一辈子的近三万册藏书捐赠给了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资料室。陈定九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上海美专，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后与其子女住在一起，其邻居都是响当当的产业工人，当“文革”时期红卫兵要去抄其家时，周围的邻居都自觉地出面保护这位与世无争的老好人，红卫兵到了附近却到不了其家，从而使这批珍贵的图书资料保存了下来，成为工艺美术研究所青年人的重要精神食粮。

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1973年开始做日本和服腰带的来料加工，因此有了可以由研究所支配的外汇积累。除了添置一些用于和服腰带生产的设备外，其余的就是购置进口的图书、杂志，杂志中有日本的《有刊美术》《染织春秋》《染织の美（染织之美）》和《民芸（民艺）》等。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订购国外的杂志，主要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对工艺美术行业的一次批示，工艺美术的题材“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迷信的，都可以搞”，同理，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迷信的，都可以看，所以有许多人将其视为工艺美术行业思想解放的开端。《民芸（民艺）》是日本民艺协会主办的月刊，主要报道日本国内的一些与民艺有关的动态、研究状况、各地展览，同时还设置有专栏《重温师说》和《师眼再会》，刊登柳宗悦的重要论文和遗著以及对日本民艺品的评述，多数属于再次整理刊发。

由于从事剪纸设计工作的缘故，参加了几次由日中剪纸研究会举办的展览活动，结识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专务理事中岛弘二先生，在多次通信后，已经成为了很熟悉的朋友，知道我的工作和读书喜好。他曾经是日本漫画家协会的理事，对中国非常友好，曾经多次到中国访问。1978年他又一次来到南京，这次他是想与我见面，谈我去日本留学的事情，他在信中说，他已经与武藏野美术大学的校长水尾比吕志先生联系过，准备介绍我去日本学习。到达南京后，他给我发了一份传真电报，等我三天后收到时，他已经离开中国了。当时的中国还比较落后，没有传真机，发传真电报只能以照片的方式发到南通后，由邮局将照片再送到我手上。阴差阳错，此事只好作罢，不过我却记住了这个名字——水尾比吕志。

1978年年底，在资料室工作的好友石建中突然来到我工作室，拿来一本书，是水尾比吕志先生的文集《美の终焉（美之终焉）》，是一位日本和服腰带的客户刚送给研究所的，内容是研究柳宗悦美学思想的论著。石建中曾与我一同在南通市科委外语进修班学习日语，由于读书的志趣相同，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还曾多次合作过。通过水尾比吕志先生的《美の终焉（美之终焉）》，终于将我曾经在《民艺》杂志上看过的零碎的柳宗悦的文章串联了起来，对柳宗悦的思想有了初步的、系统的认识。按照《美の终焉（美之终焉）》书后所附的水尾比吕志先生地址，给水尾先生去信，提问了一些问题，水尾先生以极好的耐心一一回答，使我受益匪浅。水尾先生还自己出资为我订了一份《民艺》杂志，让我能够更好地学习柳宗悦的民艺理论和民艺思想。就这样，一直到21世纪初，我每个月都能收到由水尾先生亲自书写信封的《民艺》杂志，对我及时了解日本的民艺研究动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84年9月，我以同等学力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师从张道一先生学习工艺美术历史暨理论，同学有胡平、许平、李砚祖和孙建君等。当时，刚改革开放不久，社会上思想非常活跃，各种思想的国内外理论书大量出版。但对于学习工艺美术专业却没有现成的参考书，导师要求“摸着石头过河”，边学习边探索，以求走出一条新路子来。一日在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的教师资料室中徜徉，看到书架上有一本初版的《工艺文化》，书后有柳宗悦先生的印鉴。顿时如获至宝般拿在手中，随之开始了翻译。当时，译好一章就送到张道一先生处，供其做研究时参考用。

此书译稿在完成后曾辗转了几个出版社，都被以“过时”“陈旧的理论”等理由退回，前后大约有近两年的时间。后来，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编辑王抗生先生对此感兴趣，他与出版社谈过后，决定以自费资助的方式出版，在交给出版社一定的费用后，书终于在1991年出来了，次年便在台湾有了盗版，只是换了个名称《工艺美学》，封面上没有了译者的名字，其余的没有改变。国内看到《工艺文化》一书的朋友都非常高兴。一些前辈在表示祝贺的同时，还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材料，以便全面地了解日本的民艺和民艺运动的情况。在后来的几年间，根据相关的资料，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本民艺、民艺运动的文章和介绍柳宗悦及其同人文章的译文。

“1997年，应《装饰》杂志编辑部之邀，组织了一组关于日本民艺运动的译文，刊登在当年第3期《装饰》杂志上。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徐）夫耕先生在看到这组文章后，立即打电话给时任《装饰》主编、副主编的杭间、孙建君两位先生，表达了打算出版柳宗悦的论文集的意向。这无疑是需要眼光和胆略的。《装饰》杂志的两位主编很快就帮助我们联系上了。此后，夫耕先生和我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讨和细化。接着在1999年中，我根据在日本期间阅读《柳宗悦全集》时所做的笔记，翻阅了将近三百本的日本《民艺》杂志，将散在多期杂志中的柳宗悦的文章复印了下来，其中有几篇是《柳宗悦全集》没有收入的遗稿。因为这些文章在重新发表时，已由日本民艺协会的专家精心校勘过。到1999年底，经反复挑选，初步选定了40余篇文章，编出目录，分别寄给了日本民艺馆馆长柳宗理先生和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水尾比吕志先生，请他们二位帮助审定。同时，将江西美术出版社的意向转达给了日本方面，并通过柳宗理先生向日本民艺协会申请授予版权。不久，柳宗理先生的复信就到了，他对于在中国出版柳宗悦的书表示支持，并建议书名为《民艺论》，同时告诉我，将由日本民艺馆理事内海帧子女士专门负责此事。”（摘自《民艺论》后记）

2005年，原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执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公司，她带着公司才入职的年轻编辑到南京出差。就在那一次，谈定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柳宗悦的系列著作，第一本《工艺文化》于2006年出版，稍后出版的还有《工艺之道》《民艺四十年》《日本手工艺》。在2006版《工艺文化》的后记中，我听从柳宗悦长子柳宗理先生的建议，将译书时的艰苦景况记录了下来，他认为这段经历“是有意思的”。现摘录于后：

“入学之初，我将除了专业基础课之外的时间大部分用在了学校的图书馆中。当时的图书馆坐落在礼堂的南侧，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楼下是书库，楼上的西边为学生阅览室，东边的房间便是颇有名气的教师（参考）阅览室，因为在这间不大的房间内，收藏陈列着当时社会上不易看到的几万册海外图书，虽然不可外借，能够翻翻已是足矣。其中，有一些是刘海粟先生在海外购置捐赠的，也有不少是上海美专和苏州艺专的旧藏，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的，由于是外文图书，一并陈列于其中，以便在管理上能够体现内外有别。这间阅览室的管理者是董惠宁先生，是读书的缘故，我们成了朋友。

“一日在书架间徜徉，发现了一堆日文的《工艺》杂志，是柳宗悦先生于战前编辑出版的，封面系手工制作，或是日本土布，或是手工抄纸，或是漏版印刷，或是髹漆描就，用工艺来做《工艺》的封面，显得非常别致。与这些杂志紧挨着的，便是柳宗悦先生的另外两本名著，《工艺之道》和《工艺文化》，都是初版书，纸边虽有些发黄却依然平整，似乎没有太多的人翻看。记得钟敬文先生曾多次提到他在日本留学时读过的《工艺文化》，并希望能够在中国看到汉译本，于是发愿要将此书译出，正好巩固自己的日文。此后便每日到此，茶水由惠宁兄提供，我只须带纸笔和辞典即可。

“一个多月的课余时间，已将《工艺文化》译出了大半，天气也进入了滴水成冰的季节。那是一个少有的特别冷的冬天，建在山背的图书馆室内室外温度相近，楼上的教师阅览室虽有南窗，却只能于下午才有一丝斜阳，看过去似乎有点暖意，实际上，在室内呼气也会往水泥地上掉冰珠。坐在那里译书，不消一个小时，寒气便从脚底透到胸口，眼睛能看文字，大脑能想句子，而手却写得很慢，说话也哆哆嗦嗦。见此情景，惠宁兄法外开恩，同意我将《工艺文化》带回宿舍。宿舍虽然也在北面，但住着3个男子，人与灯泡、整流器、水杯等生发的零散热气在一个相对密封的小小空间里翻腾，也能给人以温暖的感觉。没几日，1985年的元旦就过去了，《工艺文化》的翻译也在这时大致完成。”

这些记录是真实的。

在1996年元月的一个空气清新的下午，由日中艺术研究会事务局长三山陵女士陪同，到位于东京驹场的日本民艺馆拜访，因为是《工艺文化》的汉语译者而受到了柳宗悦长子、时任日本民艺协会会长和日本民艺馆馆长的柳宗理先生的热情接待，同时还见到了通信多年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时任日本民艺协会专务理事的武藏野美术大学校长水尾比吕志教授，水尾先生是日本最有名的柳宗悦研究专家。那一个傍晚，我们围绕着柳宗悦和民艺以及民艺运动的话题谈了许久，柳宗理先生还专门从库房调出了柳宗悦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华北地区收集的一批民间木版年画，是日本民艺馆的珍贵藏品。水尾比吕志教授因晚间在日本NHK电视台有讲座而先行告辞，柳宗理先生叫来了东京最有名的寿司外卖，我们就在他的馆长办公室内边吃边聊，气氛很是热烈。

2000年前后，在《民艺论》选目、翻译、编辑完成之后，交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柳宗悦文集，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柳宗悦关于工艺文化的论述，共21篇；一部分是柳宗悦对日本民艺进行的调查之记录，共17篇；这些文章是在近三百篇文章中选出来的。这本书的题目是柳宗理先生确定的，他还亲自为这本书作序，他写道：“在中国翻译、出版柳宗悦的著述，作为柳宗悦的儿子感到非常高兴。过去，柳宗悦的著述曾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等多种文字出版，因而使宗悦之名广为人知。柳宗悦的著述是多方面的，其中，关于‘民艺’的论文是他的思想的精髓；而宗悦创造的‘民艺’一词的翻译是无法找到现成的对应词的，通常按其原来的发音读作‘ミンゲイ（MINGEI）’。最近在美国，一个名为‘民艺·国际’的美术馆专门展出了日本的‘民艺馆’的藏品，对展览会的评价相当不错。另外，在意大利和英国的博物馆中也专门开设了民艺馆，在那里，‘民艺’一词被直接使用。”（摘自《民艺论》序言）

为了这本书的译文和注释更加准确，时任日本民艺馆理事的内海祯子女士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译文进入校注阶段时，我们联络得最为频繁。柳宗悦先生不仅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对中国及其他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极为熟悉，写作时的案例信手拈来，没有在书中提供出处。对于校注者来讲，时常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非常头痛的事情，只好向内海祯子女士求助。因为是柳宗理先生交待过的事情，内海祯子女士很是用心，通常是将一个一般日文辞典上查不到的词或词组从中国传过去，不到两三天即有回复。那段时间，南京博物院的传真机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办公室的秘书一上班，就会看到长长一条的传真件，多的有几十页。是关于日文名词的解释，有的是内海祯子女士从东京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查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日本民艺馆珍藏的孤本资料。这些资料为《民艺论》译文的科学、准确提供了保证。

2004年一次出差北京，在文化部开完会后去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公司，与刘瑞琳女士共进午餐。期间，刘瑞琳问起柳宗悦的其他著作的事情，建议将柳宗悦关于工艺的著作全部翻译、出版，于是回南京后即着手此事。当时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工艺美术理论及其文化研究虽然被行政命令划归美术领域，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长期处于观念性的排异反应之中。在当时，美术界流行的是所谓‘聪明的人去画油画，油画不行了改国画，国画画不好了刻版画，版画刻不出来搞装潢，装潢搞不好了学染织，染织也学不好了就去做史论’。如此说来，从事美术（或工艺美术）史论的研究竟是最末一等的营生。这样的话语让现代的人们感到滑稽和无法理解，但却是事实，由其造成的恶劣影响亦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的工艺美术理论及其文化研究的前进步伐。”“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条件已日趋成熟。经过中国几代学人的努力，无论是历代文献资料的系统梳理，还是历史实物资料的个案研究，都已经有了很多的成绩，而在取得这些成绩过程中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更是弥足珍贵的财富。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长期形成的学术信息的不对称和研究方法的落伍，直接导致了中国工艺文化理论体系的建设裹足不前；而对国际上相关学科的发展状况的认识之朦胧，亦将会使建设中的工艺文化理论之‘中国特色’失去参照物。鉴于此，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希望能够在学术的多个层面对当代中国的工艺文化理论建设有所帮助和促进，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摘自“工艺文化译从”总序）

为了尽快让柳宗悦的中文著作能够出版，我约请了我的日语老师、时任南通市科委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的黄豫武先生，老同事、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资料员石建中先生，我的学生、刚从日本回来的张鲁女士共同来完成此事。由于当时手边没有《柳宗悦选集》，所依据的柳宗悦著作原书是我1996年从日本带回的岩波书店文库本和张鲁从日本带回来的岩波文库大字本。因为约请的都是翻译日文的高手，《日本手工艺》《民艺四十年》《工艺之道》和修订过的《工艺文化》很快就全部完成，交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市，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让人想不到的是，阅读这些书最多的人群是医生、开发商、白领和公务员。而在台湾，几乎每个学习传统工艺和设计艺术的学生都要学习柳宗悦的著作。1998年应台湾文建会之邀，去台湾南投的工艺研究中心访问时，碰到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以及一些研究生，都曾看过我翻译的柳宗悦著作的中文译本。

2017年8月，因忙于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的调研工作，过度劳累导致脑梗。经解放军南京总医院抢救后，终于脱离了危险。为配合康复治疗，医生吩咐不能剧烈运动，但可以做一些轻微的脑力劳动，于是开始再度翻译、修订柳宗悦的著作。恰好，在2014年年初去京时，时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陈凌云先生告知，因当下传统的工艺文化受到大众的欢迎，出版社拟将原《工艺文化译丛》的四册重版，并更名为《柳宗悦作品》。同时，还询问是否可以再译出几部书来一并收入其中。当时因非常繁忙，没有时间经办此事，生病了，有空了。经过慎重考虑，针对国内学界对“民艺”一词的混乱认识，与陈凌云先生商量后，确定先增加一本《何谓民艺（民藝とは何か）》。这本《何谓民艺（民藝とは何か）》的原版书相当来之不易。2014年夏到广州开会，“闲暇时与时任广东文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总监的罗猷敏女士随便说起译书的事，未曾想到她便记住了。半年后她去日本修学旅行，行前来电详细询问了我需要的书与日本民艺馆的位置。到达东京后，她放弃了去上野公园观光的机会，专程到日本民艺馆参观并购得一大包书。不巧的是，那天东京地铁电路故障，致使多条线路停运。回程时她拎着十多斤重的书行走在东京的街巷，十多里路走下来一定花容失色，狼狈不堪，可谓‘路远无轻担’。如此辛苦，只是为了一个承诺。回国后便把这一大包书寄到了南京。”（摘自《何谓民艺》后记）

2016年时，已经从日本买到了柳宗悦的《柳宗悦选集》和《柳宗悦全集》，根据《柳宗悦选集》的原本，再次对《工艺文化》《工艺之道》《日本手工艺》《民艺四十年》进行了修订，使之更加准确。并于2017年下半年开始到2018年，翻译完成了了柳宗悦的美学三部曲：《民与美》《茶与美》《物与美》，译稿已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预计将在今年的十月出版。如此，柳宗悦关于民艺的主要著作已经译出。

译书是个苦交易，稿费低、出版周期长，译著在很多地方和单位都不能算作科研成果，要做到译文的“信、达、雅”更是不易，许多青年人不愿意做此事。我退休之后做此事已无功利目的，一是为了配合康复治疗；二是为了利益众生，让年青人在学习传统手工艺时有书可读，在构建“中国特色”的传统手工艺理论体系时有所参照。

当然，介绍国外的手工艺理论，并非是要以之为准绳来约束中国的传统手工艺，我们的认识是：“外国的理论是在外国的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若是直接拿来在中国使用，就有可能会‘水土不服’，这样的教训已经有了许多。作为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只有建立在中国人的工作基础之上，才会具有中国特色，才能在实践中解决中国的问题。”（摘自“工艺文化译从”总序）。如今看来，似乎已经基本达到了最初译书的目的。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关于民艺的课程，培养了相关专业的学士、硕士、博士；一大批关于民艺的研究课题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一批研究民艺的的论著得以出版。这些科研活动，为国家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传统工艺奠定了理论基础。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