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傻女婿故事的认识始于20世纪20年代，总体来看大家对傻女婿故事概念内涵的界定基本统一，但在概念外延的框定上则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傻女婿概念外延的广狭之分可以追溯到傻女婿故事研究的肇始时期。

作为一个独立的故事类型，“傻女婿故事”的名称源自钟敬文《呆女婿故事试说》（1928年）和《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1年），文中称其为“呆女婿型”，并细分为5种型式。随后有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37年），将之归为“傻女婿”型。钟敬文与艾伯华分类的共同点在于秉承民族化和中国化的原则，按照中国民间故事的自然体系进行分类编撰。然而，他们二人在概括类型时因为占有文本资料的差异，所指的傻女婿意涵并非完全一致。分歧体现在傻女婿的指涉范围，即仅限于智力低下的愚呆型人物，还是也包括老实、憨厚、不善言辞的一类人物，这就牵涉到部分三女婿型故事，在这类故事中老实、不会说话的三女婿往往被人们看作傻女婿。钟敬文的“呆女婿型”故事显然没有包括后一类人物，艾伯华的“傻女婿”则涵括，表现在其中的“三个女婿”型。钟敬文为呆女婿型故事所列的五种型式虽然没有包括这类故事，但是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呆女婿故事试说》的结尾特意谈到，“呆女婿他本来是一切‘呆子’的代表，不论他的故事在形态上如何差异，总应走不了愚呆这一点。哪里晓得，他在某些地方的故事中出现时，往往却变成很伶俐的好女婿，要使丈人们大大为之称羡、惊奇。这是这个类型故事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可惜这方面的记录目前还不太多”。此外，钟敬文在详细阐述傻女婿“拙于礼数”的愚呆行径时，其中重要一类体现为“吟诗或行酒令”，而此情节单元正是三女婿型故事的主体结构。因此，钟敬文可能默认两类故事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傻女婿的广义外延范围。

研究中明确秉持狭义外延说的当属鹿忆鹿，她在文章中指出，“本文中所谓的‘呆女婿’‘傻女婿’的定义，或许应该说在智能上有些问题，常说蠢话，常做蠢事，而非一般所谓的口拙或憨厚老实的意思”。有趣的是，鹿忆鹿的研究中涉及到的连襟关系往往发生在三女婿型故事中，这类故事中的老三女婿既有真正愚呆的，但更多的则是老实口拙，并非真正智能有问题。王传秀在文章中也设定了研究对象的所指，“男主人公具有‘傻、呆、憨’的言行，经常说蠢话、做蠢事。有些故事中男主人公只是憨厚、口拙，因地位低下而被认为呆傻的，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林继富则根据傻女婿的不同表现分为愚笨的呆女婿故事和聪明的“呆”女婿故事，并指出，“这类呆女婿并不呆，只是因为社会地位低下而被人看不起”。然而多数学者对这个问题态度并不明朗，在研究中习惯模糊化处理，不过详加考察他们的研究成果，发现具体论述大都囊括了这类三女婿型故事，比如马成俊、李霞、胡萍等。

就已出版文本载录的情况而言，1928年林兰编纂的《呆女婿的故事》，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丛书中有为数不少的两类故事交织杂糅的现象，人物角色的设置通常都是老大老二女婿为文武状元、举人秀才等，老三老实口拙、傻头傻脑。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笔者称之为“仨女婿对诗型”，将故事母题概括为：1.拜寿、过年、中秋节、某事、无原因，三个女婿相聚到岳家；2.岳父、连襟提议做诗、比赛；3.大女婿首先做出；4.二女婿顺利完成；5.三女婿不会作诗，以岳母或岳父为题做了一首粗俗的诗、妻子代言骂了两个姐夫。如河南周口地区的《三女婿拜年》《三个女婿》、辽宁新宾的《傻姑爷》、青海的《三女婿》、宁夏的《傻女婿答题》《姑爷庆寿》、上海的《三女婿较量》《三女婿寿堂试文采》等等。第二种笔者称之为“学话串亲型”，母题可概括为：1.三女婿需要去岳家；2.外出学话；3.在岳家说出学来的话，骂了轻视他的两位连襟，有时还包括岳父。如山东济南的《笨姑爷学话》、宁夏的《傻姑爷拜寿》。有时，两位连襟仅仅作为背景出现，并不参与到故事情节的推进中，比如上海的《呆女婿的故事》、山东济南的《三姑爷拜寿》。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民众心目中的傻女婿首先是愚呆型的，进而会将现实生活中口拙直率、过于老实的成年男性看作傻女婿。民众对此有一个贴切巧妙的解释，“巧叫老实，笨叫瓜子”，即说得好听叫老实，说得不好听就是傻瓜。老实、不会说话的男子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老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能、头脑简单的代名词，因此憨厚、不善言辞的三女婿尽管智能上不一定有问题，但是不会说话办事，缺乏灵活变通的能力，自然就成为众人心中的傻女婿。学者、故事采录者以及讲述者对傻女婿定义的宽泛，表面看来，可能说明了现实生活中这两类人物具有共性，以及傻女婿型和三女婿型故事的融合。如若深入故事内容，则会发现两类故事存在更多本质的相似，即都是借助傻女婿的表面愚蠢与内在伶俐，达成笑话具有的反讽目的。根据学界以往的研究、书面文本的载录和实地调查中民众的认识，笔者将傻女婿人物的内涵设定为愚笨呆傻，外延扩展为憨厚老实，其能指范畴为主人公言行举止的呆傻，所指范围则涵盖故事讲述者和其他人物对他呆傻的主观评价（人们认为他傻）。因而，笔者将傻女婿故事界定为所有包含傻女婿人物形象并以其为主人公，经常发生在夫妻、翁婿等亲属交往场域的家庭生活类故事和笑话。需要说明的是，已经订亲并按照准女婿身份与岳家交往的男性属于讨论对象，傻儿子（未婚）的故事不在讨论之列。部分巧女故事中虽然包含傻女婿，但是其主人公是巧女，重点在彰显女性的智慧，因此这类和巧女故事交叉的傻女婿故事也被排除在外。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均以国际通行的AT分类法为编码基础，将形态一致或近似的中国民间故事完全楔入AT分类体系，尽管后者比前者保存了更多的中国特色。因此，在这两部索引中傻女婿故事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特定的故事类型，而是被分解于多个类型中。比如在丁氏索引中，分布于AT1681C呆女婿向岳父拜寿、1681C1呆女婿送礼沿途吃光、1685A呆女婿（把丈母娘当做妻子）、1685B不懂房事的傻新郎、1687忘了的词字（织布机）、1691猛吃的新郎、1696A总是晚一步、1696C呆人呆福，等等。然而，根据丁乃通在“中译本序”以及“导言”中的说明详加分析可知，丁氏索引归纳的有关傻女婿的若干类型，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特有的或者是与阿尔奈、汤普森《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有差异的。将本属一体的故事分散开来，笔者以为可能不利于对故事整体状貌及其民族文化特征的把握。

▲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按照丁乃通和金荣华所采用的AT分类标准，傻女婿型和三女婿型故事（922A*）基本是完全隔绝的两个类别，显然并不符合傻女婿故事的实际传承情况。目前来看存在缺漏错位的现象，上述“仨女婿对诗型”故事，无论从故事讲述者、采录整理者，还是以往中国学者的视角，都认为当属傻女婿故事的研究对象。然而，在AT分类法为内在法则的丁氏索引和金氏索引中似乎与傻女婿故事无关。较为突出的例子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中的《傻女婿拜寿》，按照讲述者和采录者的思维习惯明显属于傻女婿故事，但是却被金氏索引类型划归为922A*“小女婿妙言胜连襟”。由此反映了现有索引对某类故事专门研究的不完全适用，也说明学者对故事类型的认识与地方民众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当然，这主要源于学术观点与研究目的的差异，我们不能据此苛责前辈学人。丁氏索引和金氏索引主要是为故事研究者提供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指南，二者在母题提炼、类型归纳以及与国外其他同类故事比较上的优越性，毋庸多言，是得到故事学界广泛认可的。此外，刘守华在教材编写中曾提及傻女婿故事，并将其简要分为三类：一是傻女婿“呆头呆脑”型；如“总是晚一步”类故事。二是“傻女婿学话”型。三是“三姑爷拜寿”型。相比而言，刘守华的分类全面清晰，容易把握，然而一旦需要详加探讨，似乎概括稍显粗略，难以洞察其详细的故事面貌和母题范型。现有的傻女婿故事类型整理、划分只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工作的一部分，不具有独立性和针对性，虽然各有千秋，但确实存在缺漏、分散、粗疏等现象，与我们对某一类故事进行专门探究的设想有一定距离。故事类型的清理框定是故事研究的基石和支点，因而亟需加强傻女婿故事的母题萃取、型式归纳等基础性工作。

对傻女婿故事的研究肇始自钟敬文，他于1928年发表的《呆女婿故事试说》是对这一故事类型研究的集中体现。他认为，生活中的愚呆人性和中国社会的家族礼教是傻女婿故事产生的动因，傻女婿是现实生活中一切愚呆人性的集中代表。他将傻女婿故事包含的内容总结为：拙于礼数的应对、对于性行为的外行、其他种种愚蠢行为，并逐一进行阐述。他还指出故事流传中的单纯形态与复合形态，以及呆女婿故事中的“例外”，即变成伶俐的好女婿。刘锡诚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指出，“钟敬文是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并论述呆女婿故事及呆女婿这一类型人物的”。钟敬文的研究借鉴了西方故事学的类型理论，但对故事成因的探讨又突破了西方理论的束缚和限制，引入了社会学和文艺学的理念和方法。钟敬文虽然没有深化对故事的开掘，但他在该故事研究中的远见卓识，譬如率先使用西方故事类型理论、综合运用多学科理念的研究方法，努力沟通故事形式与知识的本土化实践，在后来的学术史上无疑都得到了见证。20世纪早期的另一位重要故事学家赵景深也关注到傻女婿故事，1928年他发表了《中国的吉诃德先生——〈呆女婿故事〉》一文，主要是以林兰编纂的《呆女婿的故事》为例，展示了故事的单纯与复合形态，介绍了故事的几种亚型：学话、牵线吃饭、行酒令等，该文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中国傻女婿与西方傻子故事中母题或情节的类似做了初步的比较。之后，除了艾伯华、丁乃通的故事类型整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笔者并未发现有关傻女婿故事的专门性研究成果。

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执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并入史语所）的计划，进行湘西苗族历史文化调查，其考察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于1947年出版，全书共计十二章，第十章为他们考察中采录的苗人故事。在民间趣事类别中有一则题名《交手》的典型傻女婿故事。他们不仅注意按照科学方法采录故事，还对故事进行了分类：神话、传说、寓言和趣事，傻女婿故事归到趣事一类，认为其主要特点是滑稽诙谐，引人发笑，但也含有讽刺意味。他们二人虽然没有就此撰写专门著述，但是对傻女婿故事的采录（包括注解相关的苗族习俗及附录相关图片）和认识却是较为科学和准确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知识界包括从事民间文学搜集采录与研究的学者发生分化，抗战胜利后，民间文学研究也没有再恢复到曾经的繁荣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作为“人民的口头创作”，其思想性和社会功能受到格外的重视，中国民间故事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不断展开，然而傻女婿故事只有少量的采录文本发表。笔者仔细翻检了新中国早期最为重要的民间文学刊物《民间文学》（1955年4月创刊号至1990年12月号）和《民间文艺集刊》，共发现11篇故事文本，分别是壮族的《阿午》，汉族的《憨哥娶亲》《傻子拜寿》《傻子估驴》《傻女婿出礼》《傻女婿吃席》《追驴驹》《学知识》《锅开了下米》《傻女婿和伶媳妇》，苗族的《傻子》。

曾经很长时间被作为高等学校文科通用教科书的钟敬文的《民间文学概论》将傻女婿故事归在生活故事的大类，认为傻女婿故事是中国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民主要求与严重的家族观念、礼教思想相斗争的艺术反映，傻女婿的呆愚实际上是对封建礼仪、等级秩序的叛逆，傻女婿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与他1928年的论述两相对照，笔者认为该教材刻意突出故事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主要是为了赋予傻女婿故事正向的价值维度，以保障其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研究对象的正当性。钟敬文的论述为傻女婿故事在新时期的研究扫除了潜在的障碍，然而也影响了后来研究者的总体认识，比如天鹰的《中国民间故事初探》，以及新时期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即马成俊的《浅探瓜女婿故事》。虽然钟敬文竭力为傻女婿故事创造良性的研究环境，然而人们对傻女婿故事的漠然和偏见并未得到扭转。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术环境的宽松和学术气氛的活跃，民间故事的研究进入一个理论视角、方法多样化的全新时代，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尘封已久的傻女婿故事于1987年重新走入研究者的视野，值得反思的是，这个时间不仅晚于很多常见民间故事类型，而且就笔者学识所见整个20世纪下半叶仅有两篇专门性的研究文章。马成俊在文章中指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些故事是低级趣味，没有什么研究价值，更谈不上艺术方面的美学价值，所以门庭冷落、无人顾盼。所发文章亦如凤毛麟角”。马成俊谈到的这个现象至今仍然没有质性改变，研究现状的稀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众对待这类故事及人物的态度。马成俊在认同钟敬文提出的“中国社会的家族礼教”说的基础上，对内容驳杂的众多傻女婿故事按照类别逐一诠释，认为穷女婿被视为傻子的故事，抨击了封建社会以地位高低来衡量智愚的标准；傻女婿依靠妻子取得胜利既反映了傻女婿憨厚、纯朴、天真的性格，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又突出了妇女的聪明才智；傻女婿拜寿出丑以及其他愚蠢的故事则讽刺了势利的岳父母，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礼教的叛逆；还认为故事具有寓教于乐和性教育的作用，教育人们做事不能张冠李戴、生搬硬套。马成俊的这一成果面面俱到，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视角着重阐述了傻女婿故事的反封建意义和社会教育功能，既是中国传统“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自然延续，又带有新中国文艺服务于阶级斗争的话语痕迹。他的研究尽管有时代局限性，但已然打破了学界禁锢已久的坚冰，开启了新时期傻女婿故事研究的先河。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根据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并参照研究结论，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偏重心理分析的研究。对民间文学的主题和人物形象进行跨学科研究逐渐发展为新时期学界的趋向，其中心理分析在文学解读中有着较强的阐释力和影响力，一些研究者在傻女婿故事的实践中也借鉴运用。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属李霞，她的《破坏与维护——从“呆女婿”故事看中国男子的心态及笑话的功能》从男性心理探讨了傻女婿故事的流传。她综合运用心理分析和文化人类学的理念方法，从笑话这种叙事体裁的宣泄功能和游戏特征入手，揭示了傻女婿故事的深层意蕴，即通过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表达男性遭受的压抑，同时又在对傻女婿的嘲笑中达到对正统伦理秩序的维护。李霞的分析深刻独到，展现了熟练驾驭多种理论方法的学术功底。李霞后来的一篇文章《巧媳妇与呆女婿：女性的主体性及其消解》延续这一思路，将巧媳妇和傻女婿这两类故事一并纳入性别的视野考量，指出故事彰显了女性作为家庭生活主导的角色，但是女性的主导地位却通过故事情节的巧妙设置、笑话文体的戏谑特征等又被男性权威所消解。此外，瞿宏洲的《傻女婿形象类型的心理背景》则从女性的立场阐述了故事的产生、讲述和传播，认为傻女婿形象表达了女性对男权社会制度的反抗，宣泄了女性受压抑的心理，女性在对男性的嘲笑声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与满足。贾尚轩的《“呆女婿”类型故事中喜剧式的嘲讽》着重挖掘故事中蕴含的笑话元素，探寻民众是如何借助傻女婿这个角色批判与嘲讽现实生活中的父系社会，以发泄民众平时的不满与紧张。拙文《中国民间故事中另类的男性形象———从傻女婿故事看民众的价值观及女性的择偶心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念，探讨了另类男性角色形成的心理基础，从性别平等的视角肯定了男性形象的多面相。

第二，文艺学视角的讨论。傻女婿故事现有的研究中，占相当比例的论文是基于文艺学的视角，将傻女婿故事及人物形象视为一种文学现象、审美对象，探讨其中蕴含的哲理精神、反讽意义或审美内涵等。胡萍的《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学现象——呆女婿故事探趣》，通过对具体故事文本的解读，指出故事为民众广泛喜爱的原因在于融事趣、情趣、理趣一体的趣味性。同时认为故事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礼教观念，如对繁文缛节假斯文的深恶痛绝，但是作为社会的一员还是要维护基本的社会规范，从而肯定了故事对必要生活知识、人际交往礼节的传授教育功能。王晶的《“傻子”的智慧——论中外民间故事中的傻子母题》认为傻子母题包蕴的哲理精神表现在真诚、善良、理想，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体现在反讽、寓言性和游戏性，傻子成为文学中的一个意象与符号，对中外作家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向沁的《浅谈傻女婿形象情感因素》认为傻女婿形象表达了基层大众的情感体验。她的《浅谈民间叙事中傻女婿艺术形象的可爱因子》主要借鉴了前人的观点来分析傻女婿艺术形象的“可爱之处”。吴海涛的《论民间故事中的“呆女婿”形象》既分析了傻女婿故事的角色意义与社会功能，又剖析了故事及主人公形象的审美内涵，然而关于傻女婿故事以及人物塑造的看法新意不多。

第三，社会文化取向的探索。20世纪末，民间故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民间叙事的文化价值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学者开始将傻女婿故事当作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其背后的民族文化属性。鹿忆鹿在《傻女婿的傻样——兼论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家族关系》和《从民间故事看中国家族关系——论“傻女婿”“巧媳妇”的回娘家情节》中指出，傻女婿、巧媳妇是其他国家少见的故事角色，难以形成一个类型，因而此类故事着重揭示了中国社会中独特的翁婿、翁媳、姐妹、连襟、妯娌等家族关系的状貌，尤其是中国姻亲关系的特殊性，呈现出异于西方的传统民族文化的特征。

第四，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解读。代表性论文有王传秀的《河南“傻女婿故事”情节结构分析》，该文选取49个河南傻女婿故事文本，运用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中提出的故事形态分析方法，对故事的情节结构进行剖析，以帮助理解故事的内在生成机制和演进过程。文章指出傻女婿故事的中心母题是“与岳父相见”，它串联着情节基干的另三个母题：“傻女婿需见岳父”“事先准备”“遇到难题”。另有王楠楠的《中国“女婿”类型故事研究》，文章对女婿故事进行了分类和形态描述，然后剖析了故事的叙事结构和审美特征。她认为故事主要表达了民众对封建家长专制的不满，对平等自由的向往，以及对重男轻女规则的否定。这两篇文章都偏重于类型、母题、情节结构等故事外在形态和叙事特征的描述和分析。

还有一些研究着重讨论了故事的社会教育、社会规范与心理宣泄的功能。其中以陈益源的《长牙·成精·水里摸——民间荤故事的三种类型及其性教育功能》最具代表性，另外还有陈丽娜的《中国傻女婿故事探索》、王俊敏的《民间故事的经验性构造——以贵州天柱“笨人学乖”故事为例》、李霄飞的《“‘我该说（做）什么?’”型故事比较研究——以山东与辽宁民间口承文本为对象》，以及郑乃真的《傻女婿荤故事性教育探析》等。特别值得提及的还有刘守华关于佛经故事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影响研究，他从故事比较的视角，发现汉译佛经《杂宝藏经》中的“摩诃罗学舌”与中国民间故事“呆女婿学话”型在情节结构上极为类同，但又表现出文化旨趣的差异性，判断傻女婿故事类型中的1696A“总是晚一步”是从印度佛经故事脱胎演变而来。刘守华的这篇文章虽然体量不大（仅二千多字，是他探寻到的五十多个故事类型中的一个），但从傻女婿故事的中外比较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却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开拓意义。

此外，在一些民间文学课程教材和民间故事的普及性著作中涉及到傻女婿故事的介绍和简要论述。如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林继富的《民间故事》，等等。与众不同的是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书中专门提出，傻女婿和巧媳妇是家庭生活类故事中人们特别喜欢的两个形象，但傻女婿故事多具笑话色彩，因此将其置于民间笑话类别专门论述。段宝林虽然并未深入阐述，但他抓住了傻女婿故事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本质特点。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傻女婿故事研究学术史的知识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的研究成果尽管为数并不算多，但已呈现出跨学科、多视角、综合研究的趋势，一些学者的成果发表以后甚至当下仍然在故事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诸如李霞、陈益源、鹿忆鹿等。

学者们的研究逐渐突破以往时代思维的禁锢，积极借鉴并娴熟运用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更为客观地分析解读傻女婿故事，体现出科学、独立的学术立场和研究精神。在对傻女婿故事社会意义的认识上，不再局限于1980年代的反抗封建礼教、抨击等级秩序等单一绝对的剖析范式，简单化处理故事文化内涵的做法不断遭到学者的抛弃。相应地，回归特定的社会生活，在民众主体日常生活的实践经验中辩证地看待故事的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研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比如认为傻女婿故事既反映了人们尤其是男性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现有的社会规范，较为切合故事的实质。傻女婿故事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讲傻女婿不懂社交礼仪，闹出诸多笑话，诸如在给岳父拜寿时不会说吉祥话，在和亲戚交往时不会用文雅的客气话，在与街坊邻里交往时不会讲应酬的场面话，等等。关于傻女婿社交知识的匮乏，学者们的观点从简单否定故事映现的旧式繁文缛节，到男性社会化的必要过程，及至从民族文化的视角观照故事中突显的家族关系的纠葛，明显体现出认识上的进步、拓展与深化。傻女婿故事的研究呈现出动态、细致、丰富的趋势，既不刻意拔高其思想，也不掩饰辩解其包含的粗俗因子，得出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也更为接近故事的思想意涵。显然，傻女婿故事研究的整体动向离不开宽松的学术环境、各种理论方法的介入、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等新时期、新世纪宏阔的知识背景。

然而，这些研究总体上仍属于旧民族志时期民间文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即把出版的书面故事文本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分析材料，以文人、学者的主观分析为主，而较少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涉及作为故事的生产者、享用者和传承者的地方人群对于故事传播主题的认识、看法与观念。事实上，老百姓、地方文化工作者对该类故事的认识和看法与学者并不一致，文人学者对傻女婿故事的书写、阐释，有可能曲解、误读其原本意义。众所周知，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上述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已经进行了集中反思与批评。这一时期兴起的以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以及表演理论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思潮，都将口头文学看作是在一定语境中由表演者与受众共同完成的。据笔者了解，傻女婿故事的情节类型繁多，讲述人的现场讲述受讲述场合、听众的年龄、性别、职业、社会身份、彼此关系的亲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性别维度是傻女婿故事讲述首先需要遵循的，不同性别的讲述呈现出讲述场合、故事内容、集体特征等差异，对男性与女性来说，故事教育与宣泄功能的内涵所指并不是同质的。因此，傻女婿故事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克服单纯采用文字文本的方法、范式，要重视故事生存的社会土壤，在日常化的实际讲述（表演）场域中捕捉更丰富的信息资料，尽可能以地方人群的主位视角，寻求对其思想、意义的解读与阐释，由此故事存在的语境成为不能回避的话题。

再者，文字文本尽管有其独具的价值，但还不能够如实完整地反映某些故事的整体风貌，这是由集成、全书等文化工程的性质决定的。正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序”所言，编纂集成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反映中国民间故事的状况，也就是说不是某一类故事的专集，挂一漏万也在情理之中。另外，从事过民间故事搜集的人应该都有所体会，从采录、甄选、到编定的过程，会有多种考虑和不同观念的交锋，很可能会影响故事个别信息的流失或风貌的改变，这可能是任何一项故事集的编选工作都难以摆脱的“痼疾”。20世纪50年代末，刘魁立和董均伦、江源夫妇关于故事采录方法的论争，反映的就是学院派与地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冲突。这里笔者无意于否定集成、全书工作的积极意义，仅仅是指出纯粹使用已出版文本资料的风险。举例来说，傻女婿故事群中有一类“不懂房事的傻女婿”（钟敬文称之为“对于性行为的外行”），钟敬文、艾伯华、丁乃通等早期类型索引都涵括该类型，然而金荣华的索引中却不见踪影。金氏索引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为对象编排的，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在文本选择的考量上很可能排除了这类故事，笔者查阅了集成省、县卷本中的数百则文本，几乎看不到这类故事。“不懂房事的傻新郎”故事资料的缺失，很可能造成研究者不能全面掌握故事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风貌，做出并不准确的判断，进而影响对故事整体功能意义的理解。

在朝向当下的学术发展取向中，傻女婿故事的研究相对而言稍显闭塞保守，缺乏与时代、社会对话接轨的精神，对于故事当下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环境缺乏足够的分析和认识，不能主动介入、参与到民众生活的关注点。事实上，傻女婿故事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传统在民众生活中仍然具有生命力。除了故事讲述的传统形式之外，傻女婿故事还以多种文艺形式活跃在民众生活中，各种地方小戏、民间说唱、舞台剧，比如河南坠子、安徽民间小调、曲剧小品、豫剧小品、山西万荣笑话剧中都有傻女婿故事的相应剧目。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渗透，这些艺术形式还借助DVD光盘、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不断传播。作为学术研究者，不能自我封闭在狭隘的象牙塔，脱离社会生活，屏蔽这些重要的信息资料。这些为各地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的传播形式和传播力量应一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才能完整呈现傻女婿故事的生命史，同时进一步揭示故事传承、流变的规律，补充修正现有的民间故事相关理论，以增进民间文艺学的学科活力，进而维护学科存在的正当性。

傻女婿故事的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对故事内涵与意义的探讨重复较多，尚缺乏更多有力、新颖的见解，故事的中外比较、族群视角、历史地理方法的梳理、故事角色功能分析以及原型理论、表演理论的运用、故事对作家文学的影响等在现有研究中还显得比较薄弱。傻女婿故事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类型就像一座等待开掘的富矿，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