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先生，原名谭宗，一字静闻。广东海丰人，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海滨小镇的平民人家。1919年，年仅16岁的钟敬文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这时“五四”的春风吹到了岭南，“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耽爱古代诗词与小品的少年钟敬文来说，犹如启智的惊雷。他在后来回忆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五四”在钟敬文心中播下了挚爱平民文化的种子。钟敬文常说“五四”是他的乳娘，他是“五四”的儿子。重要的是“五四”使他“把生命与整个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并开始了一条新的学艺之路”。

当时钟敬文与同学们一道宣传演讲，抵制日货。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钟敬文对国家和社会有了实体感觉。1922年在陆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成为小学教员。但钟敬文不满足糊口的职业，他渴求精神滋养，他将微薄的薪水节约下来，汇寄到上海、汕头等大城市去购买新文化、新文学的书刊。

这一时期他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他丢开了手中的子曰诗云等文人文学（虽然这是他一生的私爱），关注身边的口头文化。他在海丰家乡起劲地搜集民间故事、民歌、民谣，家里的嫂嫂、邻居老伯、店里的工人都成为他访问的对象，他将搜集来的民间文艺材料进行整理之后，投寄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当一些人讥之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公然刊登在中国第一学府的校刊上时，对于这位热情洋溢海滨的少年来说，不仅是鼓舞，而且意味着此生将与民众的文化结缘。1924年起，钟敬文陆续在《歌谣》周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和《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等有关作品，这是钟敬文在民间文化领域的最早成果。

地方的偏僻，环境的狭小，使急切地盼望新知的钟敬文，感觉到寂寞与苦闷。一次偶然的机会，钟敬文终于走出了故乡的逼仄，来到了华南的大都市广州，钟敬文获得新的人生机缘。1924年开始，在岭南大学半工半读之余，钟敬文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他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乾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1927年秋，钟敬文在顾颉刚的介绍下，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预科的国文。这是钟敬文学术生涯的重要开始。

当时在北京大学从事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骨干人物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南来中大，他们觉得应该继承发展在北方开始的重视平民文化的新的学术事业，而年轻的钟敬文更是满腔热情，他积极地参与并组织相关活动。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倡办民俗学讲习班，并讲授歌谣专题。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对民俗学这门研究民间文化的新学问极力进行宣传与推进。在那些大牌教授的支持下，负责实际事务的钟敬文，是早期民俗学运动的重要分子，他经常是身兼编辑、校对、联系印刷等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有滋有味，因为这是他喜爱的事业。在广州期间，钟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和《民间趣事》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次年的夏天，正醉心于学艺进步的钟敬文，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早就对进步学者不满的假道学校长，借钟敬文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猥亵”的语句，而将他解除教职。但他并没有沉沦，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乘船到了杭州，任职于浙江大学文理学院。

刘大白

西湖秋色安抚了这位远来的异乡游子，催发了他的文学情思。在杭州，钟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外，曾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此后的钟敬文没有沿着文学的道路前行。他没有忘记“五四”的精神滋养，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学与民间文化的两条道路的比较中，钟敬文选择了后者。

更为重要的是，钟敬文在浙江开辟了民俗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杭州团结了一批爱好民俗学的同志，与娄子匡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继续推进民俗学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学术研究。在杭州时期，是钟敬文学术上迅速成长的时期，他不仅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然为学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学研究重镇。钟敬文在杭州还写下了《中国民俗学运动歌》（1930），为这首歌谱曲的是当时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任、著名音乐家程懋筠教授（他是国民党党歌作曲者）。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运动歌中写道：“这是一座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号召大家来耕耘，虽然今天比较寂寞，但“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这一天才般的预言在今天的中国神奇地应验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传统民俗文化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钟敬文等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在今天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为了直接吸取国外文化理论的滋养，1934年，钟敬文毅然放弃优厚的教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敬文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如他自己形容像老牛进了菜园，埋头享受难得的佳肴。

钟敬文与陈秋帆伉俪（上世纪30年代）

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还结识了日本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推进了中日学术交流。同时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发表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并为此刊编辑了几期学术专号。钟敬文在日本期间撰写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夏，钟敬文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他除了担任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职讲师外，还兼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文艺导师。钟敬文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3000件浙江及部分从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在当时得到社会舆论与各界好评。浙江省报《东南日报》为此特别发表社论，称赞此次展出“为国内文化界的一次创举，颇饶深隽意义”。将民众固有艺术展示给世人，对于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的促进。这是我们今天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会的先声与重要实践。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投笔从戎，到广州第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从事鼓动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抗战后期钟敬文重返中山大学，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参与编辑《民俗》季刊。1947年因“左倾”思想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化妆逃离广州，任教于香港达德书院。

1949年5月，钟敬文相应党的号召，从香港乘船北上，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他在会议期间，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民间文艺专业机构。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敬文参与创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任副理事长，钟敬文主持了该会学术研究与日常工作。钟敬文参与创建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建国后的民间文学调研中取得了骄人成绩，至今仍然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组织的重要机构。原本打算出席全国文艺大会后，返回广州中山大学工作的钟敬文，由于工作的需要留在北京，这是他又一次因为民俗学改变人生轨迹的选择。

钟敬文先后参与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和《文学遗产》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园地。建国初，他在《民间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了《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重要文章，这是一篇具有纲领性意义的论著。钟敬文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充分肯定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地位，这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人民的口头文学并非自生自灭荒原野草，而是民众情感、价值观的重要表达，民族文化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在半个世纪前，对口头文学有如此的评价，显示了钟敬文识见的卓越。

钟敬文还是民间文学民俗学课程进入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倡导者与实践者。1949年后钟敬文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讲授民间文学课程。并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科研部主任、中文系主任等教职。他不仅亲自为本科同学讲授民间文学课程，并创建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195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了第一个研究生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民间文学民俗学教育领域的高级人才，这批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专家教授。此后数十年，他的学生遍布全国，钟门子弟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建国初年，针对在高校语文系开设人民口头创作课这一质疑，1957年，钟敬文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高等学校应该设置“人民口头创作课”》的专题文章，认为这不是教条式的学习前苏联，“所谓人民口头创作并不限于当前活着的作品，同时也包括活着过去时代所记录下来的许多真正出自人民的心和口的作品。”他热切呼吁：“中央负文教职责的同志，一定要大力创造条件，去促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和师资的培养”。

可历史给钟敬文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学术春天才开始，政治的寒冬倏然降临。正在满腔热忱地推动民间文学的高等教育的时候，反右斗争开始，钟敬文被错划右派，直到“文革”结束，才恢复正常学术生活。在这样的境况下民俗学无从提起，连原有开设的民间文学课程也被取消。

岁月蹉跎，未坠先生弘毅之志，如先生诗云：“穷阴终究要归阳”。1976年，“文革”结束，经历20年学术禁锢之后，73岁的钟敬文先生获得了第二度学术青春，他为恢复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学术地位而呼吁奔走。1979年10月，中国文联第四次文代会前夕，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恢复。文代会期间，民研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钟敬文在大会上作了《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的专题报告，其热切提升久已耽误的学术的心情溢于言表。会议期间他拜访参会各位同仁，亲自邀集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白寿彝和罗致平等著名学者联名发表《建立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书》，倡议建立中国民俗学会。倡议书最后写道：“我们今天诚恳地向大家呼吁，希望得到大家的热情响应。使我国中断了多年的这门学科，能够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迅速发荣，滋长，为今后提高民族科学文化的庄严任务，作出它的一份贡献。”这份著名教授的著名倡议，成为当时年度重要文化事件，它标志者中国民俗学学术春天的到来。

1983年，全国民俗学会成立，钟敬文当选为理事长。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北至丹东，西至兰州、四川，南至两广，东至上海、杭州、宁波，参加成立大会，参与学术讨论，进行学术演讲，积极推动民俗学学科的恢复与发展。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久已干涸的民俗学园地重现生机。

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民协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这是一个有“文化长城”之誉的大工程。钟先生的任务是组织、领导并具体参与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与编纂工作。他将这项工作视为传承与保存民族文化的重大工程，他竭尽全力支持这一工作。作为民间文学集成的常务副总编、故事卷主编他在集成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表彰钟敬文先生在主持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审工作，为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家文化部1997年给钟敬文颁发了“文艺集成志书编审工作特殊荣誉奖。”2000年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给钟先生颁发了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终身成就奖。日本学者将钟敬文与日本民俗学开创者柳田国男相比，称钟敬文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可谓实至名归。

钟敬文与民间艺术表演者亲切交谈

新时期20年，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日以继夜地推动高校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工作，他不仅组织国家课题的研究工作，同时十分重视高校文科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教材的研讨与编写。钟敬文先生先后两次组织全国高校教师编写《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学作品集》和《民俗学概论》，作为专业教材与理论普及读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也就是民俗学师资人才培养的过程，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两门课程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的开设，就得力于此。钟先生在经营中国民俗学科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才队伍建设。自1983年开始，他多次举办全国性的民俗学讲习班，除钟敬文、杨成志、容肇祖等讲述民俗学本体学问外，还聘请国内名家如费孝通讲社会学与民俗学、白寿彝讲历史学与民俗学、杨堃讲民俗学与民族学、马学良讲民俗学民间文学与语言学、罗致平讲法律民俗学、常任侠讲中国古代民俗与艺术等。在1997年的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他请来美国、日本、韩国等，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和国内一流学者授课，给那些本来学问底子薄的民俗学从业者充分的营养。作为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第一批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合作导师钟敬文教授，他为了培养学科建设所需的教学科研人才，年近百岁坚持亲自授课，被誉为可入吉尼斯的教坛奇人。当年他被学校推为曾宪梓教育基金会获奖候选人时，有关方面为了确证，曾派人考察，发现年已九七钟敬文教授不仅亲自给博士生上民俗学导航课，而且常常一讲数小时，连水都不喝一口。《光明日报》程伟光记者2001年6月7日拍下钟敬文最后上课的照片，在钟敬文去世后发表，题为《钟敬文先生最后上大课》。他传授的不仅是知识学问，还有人品与献身学术的精神。

这二十年，是中国民俗学取跨越性进步的重要时段。在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中国民俗学现已列入国家二级学科目录(虽然民俗学就其学科性质来说，完全可列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民俗学从一个民间的学术门类上升为国家发展的规划学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进步。钟敬文先生为之奋斗了近八十年的民俗学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最新一轮的学科调整中，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依然保持它的国家二级学科的位置。

丁聪给钟敬文先生画的人物像

钟敬文与常人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为人类而工作”境界、献身民间文化研究的巨大热情、持之以恒的坚韧以及追踪学术前沿、把握学术发展关键契机的敏感。

钟敬文对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说：“对于我，他不只是一位说故事者，一位文体家，一位思想家。他是我灵魂的深切关与者。读着他的作品，我完全被带入一种比现实远为严肃和深邃的世界。它使我昂奋，使我战栗，使我自负，使我不安，使我梦想，最后使我超升。”先生对罗曼·罗兰的崇拜是对人类良心的崇拜，先生毕生系念着民族大众的文化，历经磨难，无怨无悔，可以说他是中国的“良心”，罗曼·罗兰的高尚精神在钟先生心里牢牢地扎下了根。

钟敬文怀着对祖国民间文化赤忱与对学术真理的探究精神，在他80年学术生涯中，始终关注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他曾说：我们是历史之舟的搭客，也是它的划桨人。创新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是钟敬文常常思考的问题。钟敬文重视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他灌注了文化学的意识，他用文化整体的视野看待民俗事象。

如20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山海经》研究中就运用这一思想，当时他的论著标题拟为《山海经之文化史考察》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钟敬文创造性的提出民俗文化学的概念，并提出中国文化有上中下三层，或者说有三大干流，三层文化同源异流。由此，我们的民俗研究就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敬文这一思想后来结集为《民间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一书。由此，我们的民俗研究就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民俗学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的扩展与研究问题的深入，在近八十年的学术积淀之后，钟敬文对中国民俗学理论的思考日趋成熟完备。1998年，第四次中国民俗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钟敬文作为理事长在大会上发表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学术宣言。他不仅再次系统地论述了拟议中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将理论民俗学、记录民俗学（民俗志）与历史民俗学作为中国民俗学的三大支柱，其次有立场观点、方法论、资料学等；更引人瞩目的是钟敬文针对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首次鲜明地提出“多民族一国民俗学”，认为这是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其实钟先生一直在关注民族民俗学人才的培养与民族民俗的研究。钟敬文在20世纪末树起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旗帜，不仅显示了中国民俗学者的自信与气度，而且充分体现了民俗学的入世的品格，民俗学研究从来不是精英的智力竞技与个人癖好，它是有关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大学问，应该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淑世情怀。钟敬文为中国民俗学未来指明了方向。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钟敬文在他学问人生的最后岁月，继续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实践。为了对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中国民俗学进行深入的探究，2000年钟老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民俗史研究》，在课题启动上，钟敬文动情地说：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像样的民俗史。这是一个小的文化长城，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本书原以为是钟先生退休的礼物，结果先生在2002年1月10日不幸辞世。在钟敬文先生的精神感召下，我们课题组成员齐心协力，终于在2006年完成这一课题。2008年该课题成果，380万字，千幅民俗图片，六卷本的《中国民俗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成果在2010年获第十一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当我们将它奉献给先生灵前时，我想先生会报以爱抚的微笑。

2001年岁末，钟敬文提议的中国民俗学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钟先生在友谊医院郑重地嘱咐前来看望他的民俗学工作者：“大家有一种民族的自觉，将中国的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也视为我们的命根子。”最后勉励大家“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种重要的学科，钟先生希望中国民俗学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民族文化的显学。最近十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蓬勃开展，众多民俗学者参与其中，尽心尽力。当前在国家文化大繁荣的局面下，民族文化传承的大课题更需要民俗学者的智慧与奉献，中国民俗学获得新的历史机遇，钟先生的期待正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