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黑，梵名Mahākāla，音译摩诃迦罗、莫诃哥罗、嘛哈噶拉。又作大黑神、大黑天神、摩诃迦罗天。乃佛教之守护神，具有战斗神、财福神（厨房神）、冥府神等几种性格，形像颇多。于密教现图胎藏界曼荼罗外金刚部中，列于左方第三位，呈现黑色极忿怒相，火发竖立，三面六臂，正面有三目，左右二面各二目。以髑髅为璎珞，以蛇为臂钏，趺坐于圆座上。印度教视之为毘瑟奴之化身，大日经疏卷十以此天为毘卢遮那佛之化身，即降伏“荼吉尼”之忿怒神；良贲之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卷下一则以之为战神，乃摩酰首罗（大自在天）之化身，夜游林间，食人血肉。凡此，盖皆基于忿怒相而立说。此神由八思巴送入元朝宫廷，成为世祖以下历代崇奉之神，至明朝后，又辗转入满州。此外，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受斋轨则条则以此神为食厨之神。我国江南一带，自古以来民间厨房即多祀此神。日本亦沿此风，多于诸寺库厨安置二臂之大黑天像。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大黑天神是一神多职的性格，有三面六臂忿怒相，一面两臂福德相（食厨神、财神），进入中国的时期以及之后发展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藏传密教（藏密）战斗神由八思巴入元经明转满洲，另一条是汉传密宗（汉密）食厨神（财神）传江南后至日本。

大黑天神源自印度教，本是婆罗门教湿婆（即大自在天）的化身，是永生之主，可以使万物众生获得永生。因此，此神在印度教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大黑天由印度教中“肤色黝黑，一手持三叉戟”的军神而演变为兼具多种神职与“变相”的神祇，与佛教吸收其为护法神而广泛传播有关。特别是佛教密宗将其视为重要的护法神，除了战神威力以外，其专治疾病之医神与财富之神的性格也备受推崇。作为外来神祇，最初大黑天财富神在显教盛行的汉地鲜见。密教似乎另辟蹊径降陆到汉地，最早的密经见译在江南。大黑天食厨神文献也最早出现在中国江南，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谈到大黑天供养。

又复西方诸大寺处，咸于食厨柱侧，或在大库门前，雕木表形，或二尺三尺为神王状，坐抱金囊却踞小床，一脚垂地，每将油拭，黑色为形，号曰莫诃哥罗，即大黑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天之部属，性爱三宝，护持五众使无损耗，求者称情，但至食时，厨家每荐香火，所有饮食随列于前。曾亲见说大涅槃处般弹那寺，每常僧食一百有余，春秋二时礼拜之际不期而至，僧徒五百临中忽来，正到中时无宜更煮，其知事人告厨家曰：“有斯仓卒事欲如何？”于时有一净人老母，而告之曰：“此乃常事无劳见忧。”遂乃多燃香火，盛陈祭食告黑神曰：“大圣涅槃尔徒尚在，四方僧至为礼圣踪，饮食供承勿令阙乏，是仁之力，幸可知时。”寻即总命大众令坐，以寺常食次第行之，大众咸足，其餐所长还如常日。咸皆唱善，赞天神之力，亲行礼觐故睹神容，见在其前食成大聚。问其何意报此所由，淮北虽复先无，江南多有置处，求者效验，神道非虚。

以上文献说明，七世纪时，大黑天作为寺院或民间供养的食神，不仅在印度、东南亚，在中国的江南地区也得到广泛信仰与求验。大黑天造像为二尺或三尺黑色雕木神王状，坐抱金囊却踞小床，一脚垂地。供奉方式极为简单，“但至食时，厨家每荐香火，所有饮食随列于前”而已。日本很多学者认为大黑天原本忿怒相，至中国演变为神王相，《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所述推翻了这一论断。或许可以推断，大黑天原本具有两种法相：忿怒相与神王相，这也正符合大黑天同时兼具破坏与赐福矛盾体的形象。

由唐代嘉祥寺神恺编著的《大黑天神法》中记载了唐代密宗大藏经大黑天神法秘传仪轨，可知八世纪时唐代密宗经书中已经出现大黑天财富神形象。

大黑天神者，大自在天变身也。五天竺并吾朝诸伽蓝等皆所安置也。有人云：“大黑天神者，坚牢地天化身也。伽蓝安之，每日所炊饭上分供养此天。”誓梦中语词之中曰：“若吾安置伽蓝，日日敬供者，吾寺中令住众多僧，每日必养千人之众，乃至人宅亦尔也。若人三年专心供吾者，吾必此来，供人授与世间富贵乃至官位爵禄，应惟悉与焉。吾体作五尺，若三尺若二尺五寸亦得通免之，肤色悉作黑色，头令冠乌帽子悉黑色也。令著裤驱褰不垂，令著狩衣，裙短袖细，右手作拳令收右腰，左手令持大袋，从背令悬肩上其袋之色为鼠毛色，其垂下裎余臀上，如是作毕。居大众食屋礼供者，堂屋房舍必自然之荣，聚集涌出。又若人常持念吾咒，四季大备肴膳酒羹饭食乃至百味，以五更时不知众多人供吾者，决定与富。

除了“一面两臂大黑天神”求福“供人授与世间富贵乃至官位爵禄”以外，还有“三面六臂大黑天”战斗神，“若礼彼神，增其威德，举事皆胜，故向祀也”，以及“一面两臂大黑天”食厨神“求者效验”。也就是说，在这部经书里，大黑天具有福神、食神与战神的多重神职以及各自的法相。与显教不同，密教具有一神化多神的特点，由此吸收进密教的大黑天具有了多种职能。如果说密教在印度的发展是一个愈来愈多相对于显教之特点的过程的话，那么它在中国汉地基本上进行着一个相反的历程，一个将密教与显教不断融合的过程。汉传密宗中国化的特点就是不断融合其他教派甚至其他宗教文化，而逐渐发展的过程。或者融入其他宗派以及民间信仰之中。中国民间宗教神祇中有不少是受佛教影响而成其形象的，如民间七月七日供奉的施巧之神，据胡适先生的考证，是来源于“那个护持五众的（佛教）福神大黑天”。然而由于民间宗教的多源性和圆融性，地方崇拜渊源并非都如上述七巧之神那般简单。与《南海寄归内法传》“一面两臂大黑天神”单纯食厨神相比，《大黑天神法》中增加了其福德、财富等神职，正是中国化过程中的融合发展。

七夕“磨喝乐”是否和大黑天有关不置可否，这里疑惑的是盛行唐代寺院和江南民间的大黑天财富神与食厨神信仰后来因何消失了踪迹。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后人也只能凭借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测。在神恺编著的《大黑天神法》中有关大黑天财富神与食厨神的修持法要里，均有“入室才传”的内容提示。“师云：‘此最秘密也，不入室弟子不可传受，千金莫传。’”“师云：‘此法最极秘密法也，不入室乃无名薄之人，不可传受。’”很显然，这种传承方式不利于大范围的传承普及。845年“会昌法难”是对佛教破坏力最大的一次排佛运动，相比于其他时期的排佛运动，由于唐王朝是统一的王朝，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推行的毁佛政策，在整个中国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佛教造成了许多不可逆的损伤，使依赖于寺院经济和佛经经典的中国佛教各宗式微。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四卷中详细记录了唐武宗“会昌毁佛”之情形，可以想见“会昌法难”给佛教以及民间信仰带来的影响。

然而，就在“会昌法难”前，唐密传到日本，形成了东密与台密。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从唐朝传入的天台及真言宗最盛。他们入唐求法归国后，将中国的佛教的天台宗与真言宗（密宗）正式移植日本，建立了日本的天台宗与真言宗。公元804年（唐贞元二十年，日本延历二十三年），空海与最澄作为学问僧跟随遣唐使来唐学习佛法。空海辗转到长安（今西安），拜在青龙寺惠果法师门下。最澄则自长安出发去台州，学习天台教义，研修禅、大乘戒与密教等佛学。806年10月二人回国，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成为东密的创始人；最澄在比叡山创立日本天台宗，成为台密的创始人。空海著有《辨显密二教论》，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论书。另有闻名古今的“入唐八家”至中土求学，所学皆与密教有关。平安时代的日本佛教普遍密宗化，是佛教贵族化在宗教上的反映。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密流传的大黑天财富神与食厨神也随密宗传到了日本。

 当空海带着大量的佛教经典、唐密密法以及书法茶道回到日本后不久，日本发生了一场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双方分别为嵯峨天皇与平城上皇，因空海支持嵯峨天皇，嵯峨天皇获胜后以空海为国师，倾尽一切力量支持空海开创高野山东密一脉。

佛教自六世纪传入日本后，作为体系完备的宗教信仰被统治阶层利用，成为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思想，确立了国家宗教的地位。佛教一直与政权相结合，其政治力量和影响不容忽视。当带着先进的唐密经典与思想回国的空海站在了嵯峨天皇一边，对当时仰视大唐的日本来说，其分量更加不言而喻，足以使民众从心中将嵯峨天皇扶为天照大神之旨意，神权之正统。加之嵯峨天皇倍崇唐文化，从礼仪、服饰、殿堂建筑到生活方式推行“唐化”，在诗赋、书法、音律、饮茶、插花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自然空海高野山东密一脉在他的支持下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繁荣。大黑天随着密教传入日本，在中国汉传密教中备受推崇的“富贵爵禄”大黑天财富之神性，也随之传至日本，并在空海开创的真言宗与最澄开创的天台宗中流行。这一点从空海所撰《大黑天神式》，最澄将与毗沙门天、辩财天合体的三面大黑天作为比叡山延历寺厨房的守护神供奉等情况中可探得一二。如同汉密中国化一样，为了使佛教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同时也为了扶持皇权神权，密教巧妙地与日本传统宗教——神道教发生融合，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神佛习合”。所谓的“神佛习合”，就是将土著神祇信仰（神道）与佛教信仰（日本佛教）融合为一个信仰体系，再构成某种宗教信仰（现象）。日本“神佛习合”背景下，菩萨会以神的姿态出现，神也会染上菩萨的色彩。期间还出现了“本地垂迹说”与“神本佛迹说”，前者指佛菩萨为本地，神祇为垂迹、化现，后者则反之以神祇为本地，佛菩萨为垂迹。“神佛习合”在日本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明治时期神佛分离政策出现才结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黑天神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神道教中的大国主神融合，最终形成了极具鲜明特色的日本神明。

日语“大黑”的发音为“だいこく(daikoku)”，与“大国”的发音相同。《日本书纪》中载大国主神是出云系神话中的最高神素盏鸣神之子，《古事记》中又说他是素盏鸣神的六世孙，《新撰姓氏录》中则认为他是素盏鸣神的七世孙，另有大己贵命、苇原丑男、八千戈神、大国玉、大物主神、显国玉神等名字。“记纪神话”中记载了“因幡白兔、八十神迫害、访问根国、访妻（婚）、建国、平定苇原中国、让国”等大国主神话（传说）。因幡白兔神话中，大国主用蒲穗花粉治愈了白兔的皮毛，得到了白兔的幸福预言；八十神迫害则是大国主英雄成长必经的磨难；大国主访问根国中经受难题考验，完成了难题婿型人生仪礼（结婚）；大国主在“建国”事业中教导人们农业医术知识、引导人们好好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体系；大国主后将“苇原中国”让给天照大御神。从“记纪神话”以及地方风土记中留下的大国主建国之神、农业神、商业神、医疗神等诸多形象可以看出，大国主作为日本早期的文化英雄，在各个领域内皆有建树。出云系神话与伊勢系神话属于二元对立的神话系统，大国主让国神话中暗含着出云系一族被伊势系一族打败吞并的悲剧。幸运的是，大国主虽然在政治上失去了位置，但在民间信仰中却一直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直到今天，如出云大社（岛根县出云市）、出云大神宫（京都府龟冈市）、大国主神社（大阪府大阪市）、大国魂神社（东京都府中市）等全国各地的大社以及遍布各地的药师神社都是供奉大国主神的神社。

在日本，十月被称为“神无月”。据说全日本的神都要在十月聚集到供奉着大国主神的出云大社（岛根县出云市）里举行“全国结缘会议”，权充月下老人，联结远方各地男女。因此，其他地区神仙都不在家，就有了“神不在的月份”即“神无月”的说法，而众神云集的出云地区则将十月称为“神在月”。“神无月”意味着出云大社大国主神格较高，是日本众神的统治者。从大国主神格而言，与大黑天神融合实际上抬高了大黑天的神格。“神无月”会议主题显示大国主神还有“月下老人”的神职，可见大国主神管辖领域是极为广泛的，已逐渐发展为求财求福求姻缘求子等范畴，几乎无所不含。大国主神与大黑天神不仅发音相同，在神职方面又颇为相似，因此，才有了“神佛习合”的可能。

古代日本以农业为主，日本创国文明之神大国主作为建国之神、农业神、商业神、医疗神等受到信仰，而大黑天神在传入日本后，东密以镇国护国思想来祈祷大黑天保佑国家风调雨顺与财富增长，恰好与日本大国主神的信仰吻合。据传大国主神为“头戴黑头巾，左肩背布袋，右手握拳于腰际，脚踩米袋”的形象。由唐朝传入日本后的大黑天结合了大国主神的形象，逐渐演变为“头戴头巾，左肩背布袋，右手持锤，脚踩两个米袋”的造像形象，基本承继了唐代《大黑天神法》中的温和造像。大黑天站在两米袋上的造像，实际上体现了东密大黑天造形时的理念，为体现“创造神湿婆”的创造力，依照“林伽”的形象将男性生殖器保守隐含在其中。大黑天“头巾”的造型设计来自男性生殖器的前端，身体部分是男性生殖器本身，而两米袋就是阴囊部位。这个造型秘密只要从大黑天像背后观察，马上会恍然大悟。日本民间神社供奉的大黑天具有“求子”功德，正是源于此。

日本室町时代，社会动荡，佛教各个宗派都意图向民众渗透，建立自己的组织结构。室町末期，日本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此时佛教形成两种不同的形势。一是与武士联合的真言宗、天台宗等派别；另一股力量则是与被压迫的民众结合的净土真宗、日莲宗、曹洞宗等派别。从这些宗派的教义来看，它们更加有意识地将外来的诸神祇，与各地方原有的原始宗教神灵尽可能地结合起来，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融合，发展创造武士或下层民众更容易接受的佛教文化。正是随着佛教向民间渗透的过程中，大黑天神也随之进入民间，并与大国主进一步融合，与“惠比寿”一起被称为“福神”，逐渐成为日本“七福神”中的一位。

与大国主融合的大黑天入选七福神，除了佛教渗透，还与当时“神道中心思想”有密切关联。“神道中心思想”在“儒佛道三教融合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神道为中心联合儒佛二教的“唯一神道”，主张神道譬如一棵树的主干，佛教儒教只是其枝蔓花果。除此，其背景还与室町时代禅宗盛行以及茶道流行有关。当时的书院或茶室里时兴挂绘有布袋和尚、寿老人、福禄寿等画轴，扇面或团扇上也流行这些图案，并迅速传播到庶民之间，随后“七福神”被画在一幅画上，并盛行起来。七福神中的“七福”取自于《仁王般若经》“七难即灭，七福即生，万姓安乐，帝王欢喜”中的“七福”之名之意。据说，当时还比较流行将同类事物放在一起，诸如“三管领”“四职”“五山”“十刹”等。另外，七福神组合还与武家社会对“七”的信仰有关。如日本中世公家和武家社会的七夕要举行“七游” 活动，七夕这一天，公家、武家、僧侣等聚集在一起，将七面镜子分别放进七个盛有水的盆子里，以照星星的影子。他们还玩与“七”关联的各种各样的游戏，如七百首的诗歌、七调子的管弦、七十韵的连歌、七百球、七献酒等，这些游戏中的“七”字， 明显受中国七夕节俗中物品都用七来表示的“数字七”信仰的影响。“数字七”的影响还可以从室町时代茶室的画轴画材之一“竹林七贤”深受欢迎的情形窥见一斑。由此，各种因素叠加，再加上室町末期“狂言七福神”、“日本七福神传”等物语形成与传播，“七福神”作为一定的概念最终确定下来。当然，最初它的组合成员并不稳定，不同的物语中会有些许差别。如：“狂言七福神”中依次为：惠比寿、大黑、多闻天、弁财天、布袋和尚、福禄寿、寿老人；“日本七福神传”中依次为： 蛯子神、大黑天、多闻天、弁财天、布袋和尚、南极老人（吉祥天）；“合类节用”中依次为：惠比洒、大黑天、毗沙门天、弁财天、布袋和尚、福禄寿（猩猩）；“七福神考”中依次为：惠比须、大黑天、毗沙门天、大弁财天、布袋和尚、福禄寿、寿老人。但是，七福神组合每一次变动，大黑天都在其中，并且一直居于第二位，这说明“大黑天”受到人们的重视。至“七福神考”为止，七福神组合成员基本固定并流传至今。

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启用天海僧正作为政务幕僚，并采用了天海僧正的建议，奖励推行“七福神信仰”，作为稳固人心的行政方策。随之，江户（东京）市中心次第建起了供奉七福神的寺院和神社，其风潮波及全国。德川家康以长寿、富财、人望、正直、爱敬、威光、大量七福之德完成了天下统一，而神佛中的福德即指寿老人的长寿、大黑天的财富、福禄寿的人望、惠比须的正直、弁财天的爱敬、毗沙门天的威光、布袋的大量，供奉七福神一定会“七难即灭，七福即生”，天海僧正如是说。江户时代又是商业大发展时期，是商人兴起最显著的时代，“七福神信仰”作为庶民的信仰，迅速兴盛起来。元禄时代（1688-1704）庶民文化达到顶峰，将“七福神宝船画”放在枕边，做“初梦”的习俗风靡全国。随后，以江户（东京）、京都、大阪为中心“惠方参拜”流行。所谓的“惠方参拜”，即到根据当年阴阳道算定的吉方所处的神社（寺院）参拜。江户时代后期，流行元旦至正月十五日内参拜七福神，据说会带来一年的幸福，成为现在七福神正月参拜的雏型。明治时代，由于铁路发展，出行快捷，加之神社（寺院）的竞争，“初诣”习俗盛行并流传至今。商家将“大黑天”作为商业神，农家将其作为农业神来供奉，直至今日。如东北地区十二月供奉大黑天，供奉品是两根大萝卜，西日本则盛行供奉大黑天为田神，庆祝丰收时举行“抬大黑天”仪式，日本人将家里支撑屋顶的中心柱子称为“大黑柱”，有在“大黑柱”边上祭祀灶神、田神、惠比寿、大黑天的习俗，因此，日本人又把一家之主称为“大黑柱”。

自江户时代始，经过政商农三个层面推波助澜，大黑天信仰遍布日本角角落落，对其求财求福的信仰逐步深入人心，其造像逐渐演变为“头戴头巾，右手拿一个小槌，左手拿一个福袋，半蹲在两个米俵（装米用的草袋）上的长者形象”。据说日本全国供奉七福神寺院（神社）有200所以上，昭和50年代（1975—1984）新增不少。昭和5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七福神信仰的再次骤增充分反映了人们希望参拜七福神招财致福以获取现世利益的心理。实际上，如果再加上单独供奉大黑天寺院（神社）在内，大黑天供奉之所远远不止200所，这一点从《日本全国七福神》等调查报告中可知，从九州至北海道，大黑天神影无处不在。2013年，日本经济新闻调查得知，最具有人气的七福神有大阪七福神、谷中七福神、京都都七福神、镰仓江之岛七福神、隅田川七福神等，最好的参拜时间是元旦至初七这七天之内。

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神田明神神社建于703年，主祭神神田明神，是大己贵命（大黑天神）、少彦名命（惠比寿神）、平将门命（平将门）三神的合称，是神田、日本桥、秋叶原、大手町、丸内等108个町的总氏神。大国主神（大黑天）在国土开发、殖产、医药、医疗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国土经营、夫妇和美、姻缘等方面得到极为广泛的信仰。为了祈福家庭圆满、和人结缘、生意兴隆、事业有成等愿望，每年“初詣”时期有很多人会前来参拜。大国主神（大黑天）的造像呈现矮矮胖胖的慈悲相长者，头戴头巾，左手拿一个搭在肩上的福袋，右手拿一个小宝槌举过肩头，半蹲在两个圆滚滚的米俵上（一个腿半蹲，一个腿膝盖着落在米俵上）。

神田明神神社“大黑天祭”日本有名，每年正月中旬周末举行。在大黑祭期间，装扮成“大黑天神”和“惠比寿”的神社祭司分别拿着小木槌和铃铛为参拜者们开运招福。据说“大黑天”小槌在参拜者头顶一挥，会给参拜者带来一年的好运势。仪式最后还给参拜者授予吉祥物“福笹”，还可以参加神社的抽奖活动。“大黑天祭”期间，还有“神田囃子・将门太鼓演奏”、新成人“寒中祓禊会”、“四条流庖丁仪式”、“祈愿串成就祭”等活动。“寒中祓禊会”是为满二十岁（成年）青年举行冷水浴身仪式；“四条流庖丁”是始于平安时代日本料理正统的四条流仪式，不能用手触碰食材，一切用庖丁处理；“祈愿串成就祭”是将人们在大黑天祭之前写好的祈愿纸板收集起来，祈祷完毕后一起焚烧以达成心愿。神田明神神社“大黑天祭”因为承载着诸多的现世利益和幸福，每年都汇聚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参拜者。

位于大阪府羽曳野市的大黑寺，现属曹洞宗，号称“大黑天发祥寺”。据寺院缘起介绍，665年正月甲子之日，修验道之祖役行者在金刚山诵读孔雀明王经时，天地出现异象，大地震颤，天空变暗，五色祥云中出现了大黑天，对他说：“我前世乃摩尼珠王福德圆满如来，在天竺被称为摩诃迦罗，来到日本被称为大黑天，是福德自在之福神。我左手所持之袋，收纳一切福德；右手所持小槌，降服一切妖魔。诸灾消除，敲出福宝，即为小槌魔力。我有授予五福誓愿：第一孝行父母之福，第二授子、子孙长久之福，第三疾病平愈之福，第四武运长久之福，第五农民五谷丰登，商人商业兴隆之福。若甲子之日礼拜皈依信仰，则得五福，诸愿实现。”随后，以一线光明示意此地（大阪府羽曳野市大黑之地）为其灵验之场。役行者听后感铭，遂在此地建寺，并按照水中自己的影子用樱木雕刻出大黑天像（据说此寺院保存着日本最古老的樱木雕刻的大黑天像）供奉，是为大黑天寺之始。据说后来密教传入日本之后，该寺被空海改成真言宗寺院。江户时代又改宗成为曹洞宗寺院。从这一段缘起叙事可知，修验道首建大黑寺供奉大黑天（修验道与密教关联最紧密），大黑寺后改为密教（空海时期密教最盛），最后又与禅宗一派曹洞宗结合（室町时代禅宗兴盛），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不同宗派的融合。不过，无论怎么融合，大黑寺直到现在都遵循着甲子日的祭祀。该寺大黑天一般在甲子日、节分、正月开龛，吸引着各地的信众前来参拜。

若从665年甲子之日算起，大黑寺的“甲子祭”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甲子祭”每隔六十天举行一次，每年六次。“甲子祭”参拜者要事先申请，获得许可方可参加祭祀。“甲子祭”那天参拜者在大黑天像前举行祈祷仪式，据说除了祈求福德以外，家内安全、除厄开运等祈祷也很灵验。仪式之际，寺院主持仪式的祭司拿着“大黑天神的小槌”在参拜者背上轻轻敲几下，发出“通通”的声音，据说能除厄免灾，获得福德。除了“甲子祭”，每年4月3日是大黑寺的“大黑天大祭”，届时举行福财祈祷、大黑天舞、“散饼之仪”等仪式。每年，信者、观光客都如潮而至。大黑天舞源于室町时代，盛于江户时代，一般在正月进行，由人戴上大黑天面具、红色的头巾，手持小槌，站在人家门口一边唱祝词一边跳舞。现在大黑天舞已不止于祭祀祈祷，作为民俗艺术，流行于秋田县、山形县、鸟取县等地。“散饼之仪”源于搭建房屋的上梁仪式，上梁结束后举行“散饼之仪”或“散饼钱之仪”。“饼”是年糕的意思。用纸包上年糕，撒在屋顶上，有时还带着用红绳穿着的五元或五十元的硬币。这种消灾免祸的“散饼之仪”后来逐渐成为寺社的祭祀仪式。从“大黑天大祭”仪式来看，日本大黑天的神职功能被无限扩大，已经不仅限于赐予人财福。

除了神社寺院供奉以外，有些地方也在户外供奉大黑天神。笔者在日本长野调研时发现，大黑天像与道祖神一起被立在道边，受人们供奉，可见大黑天信仰之普及。同时，大黑天又与各地风俗结合在一起，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信仰。如东北地方把12月9日称为“娶媳妇”日，据说是大黑天神娶媳妇的日子。在这一天，把小豆饭盛在草编的盘子上，再加两根大萝卜，供奉大黑天神。宫城县将这两根大萝卜叫做“大黑天神的媳妇”，新泻县北蒲原郡则将其叫做“嫁萝卜”。日本很多地方多将大黑天和惠比寿作为一组供奉信仰，神乐中的大黒舞与恵比寿舞也广为人知。

大黑天财神东传日本后通过佛教、神道教、民间信仰的共融，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形成了深受民间信仰的日本神祇。大黑天财神信仰在日本传播以及在地化的过程不仅包含着地域文化的历史，也隐含着中日文化交流史。

大黑天财神信仰的形成以及东传日本之后经历了两次本土化的过程。第一次是中国化。汉传密宗中国化具有圆融性特点，不断融合各宗各派以及民间信仰的文化而获得发展。大黑天神在唐代作为食厨神传入中国江南后，因而叠加了福德、财富等神职。第二次是日本化。佛教传入日本后获得了国家宗教的地位，同时与日本本土宗教神道相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地垂迹”与“神迹本地”说。兼俱福德、财富等神职的中国化的大黑天与日本的大国主神不仅在发音上相同，在神职上大体一致，在护国镇国的思想信仰上也基本吻合，因此得以“神佛习合”，合二为一，最终形成了日本大黑天财神兼具农业神、医疗神、姻缘求子、家业事业兴旺等种种神格。

大黑天财神信仰经历了由佛教向民间信仰变迁的过程。唐代中国江南除了寺院，民间也供奉大黑天，已现端倪，至日本室町时代庶民文化兴起，特别是在禅宗、茶道以及武家社会七游等信仰、艺术的推动下，经历了佛教与神道融合的大黑天财神已经开始向民间渗透，与“惠比寿”一起被人们称为福神，被列为日本七福神中的一员。至商业发展的江户时代，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更加推动了大黑天的大流行。

大黑天财神信仰在日本传播获得了官方强化与制度化推进。会昌法难之后，大黑天财神法在中国难觅其踪，而随着密宗传入日本的大黑天财神，最终在统治阶层的支持下，发扬光大，特别是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将“七福神信仰”作为稳固人心的方略政策来奖励推行，由上而下地大力倡导，加之商业与农业的推波助澜，大黑天神以七福神之一的形态迅速普及全国。

大黑天财神在日本的在地化过程就是佛教、神道、民间信仰互相吸收，彼此同化的过程。时至今日，日本大黑天财神在寺院里，在神社内，在道路旁，如影随形地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无论是传承了几百年上千年的神田明神神社、大黑寺等社寺为代表的大黑天祭，还是路旁的一尊大黑天小像，无不寄托着人们对现世美好愿望的追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追求，才使得民间信仰显示出了更强的传袭力量，更大的影响力量。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 2020年第6期。注释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