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塘乃许多民族家屋布局的轴心，藏、纳西、彝、羌、壮、侗等民族的民居中都有形式相似的火塘。民族学研究者纷纷关注到火塘在文化表征过程中的参照系价值。火塘作为连接嘉绒藏人与其祖先和家神的纽带，在家屋中占据中心位置。在1990年代以后修建的房屋中，带隔断的“雍仲佩”房、“雍仲雅尔”房、“四大间”房逐渐取代了无隔断的“嘎沃杰”房，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被分配了专门的房间。神灵也被请到了经堂中，远离了人们的世俗生活。在多重因素下火塘文化日渐式微。

嘉绒藏区位于四川西部，囊括梭磨河、杂谷脑河、大金川和小金川等4 个主要的流域。嘉绒藏族相对聚居，其文化支系与流域/ 山谷呈现明显的相关。同一条山谷内的方言、婚姻圈和山神祭祀对象基本一致，而不同山谷之间的风俗存在差异。传统上藏区被划分为“安多、卫藏、康”3 大区域，嘉绒位于安多东南端毗邻康区。据估算嘉绒的人口约在25万左右，占藏族总人口的3%。嘉绒亦属于“藏彝走廊”“藏边”“赞米亚”和“汉藏边界”等重要的文化圈，具有显著的文化交融特征和山地民族特征。

嘉绒民居采用外墙和内柱承重的结构，入口位于坡侧，从下而上依次为仓储层、居住层、祭神和晾晒空间。仓储层和居住层各有入口。火塘位于居住层，位置因房屋类型而异；它曾是传统家屋常见的家庭生活器具，藏文作“斯杰布”，嘉绒口语称作“协”或“莫斯第”(me stegs)。口语中的“协”是书面语“斯杰”的变音，而另一个词“莫斯第”中的me 意为“火”，me stegs 意为“置火处”。传统的火塘正在迅速衰退，火塘作为炊具的功能让位于泥灰砌成的节能灶台“嘉塔布”；它的位置被客厅取代，而它作为祭神空间的职能让位于经堂内的佛龛。

火塘为长宽约0.8m，黄泥砌成的正方形凹槽，此凹槽称作“协”( 图1)。在朝门侧的两个顶点立副石桩“协特”，这两枚石桩中无神灵居住。朝内侧的边缘中点处立主石桩曰“丹恰萨堞”，乃灶神/祖先神的居所。“丹恰”意为供奉，“萨堞”意为处所。火塘四周的黄泥边缘不得用脚踩踏，但可以放置碗筷。石柱“丹恰萨堞”外侧有凹槽，宽寸许，如半碗状，是供神的祭台。每餐吃饭时，男主人负责把第一口饭夹出少许放在丹恰萨堞里，吃饭过程中也要给石柱随时添饭菜和添茶，如对待家庭成员一般。类似的习俗在纳西、羌、彝等周边民族的田野调查资料中也有记录。

火塘是传统房屋布局的轴心。围绕火塘的4 个方位被称作卡斯廓(khva vkhor)、卡普(khva phug)、卡特(khva thil)、卡第(khva dhi)。卡斯廓即堂左，是女性的位置，vkhor即“围绕”之意。卡普即堂正，意为“里面的位置”，是祖父母的座位。马尔康一些地方也把堂正称作卡固(khva ku)。卡特为堂右，即以卡普为正位的右手边。这是屋子里第二重要的位置，为男性户主和客人的座位。靠近门边的位置是卡第(khva dhi) 或称卡内(khva gnas)，为晚辈的座位。这种围绕火塘按照性别和长幼排座次的做法在整个藏彝走廊地带具有普遍意义，牧民的帐篷内也遵循此布局规则。现代圆桌席位的排序规则也和火塘的方向权重类似，即以内为贵、以左为贵(图2)。

火塘的衰落与嘉绒房屋类型的变迁密切相关。人们在追求更大的住宅时，房屋的结构和功能也在悄然改变。嘉绒藏区现存4 种主要的房屋类型，被工匠们称作“嘎沃杰、雍仲佩、雍仲雅尔、四大间”等( 图3，从左至右)。

嘎沃杰，意为“一根柱”，汉语称“一杆伞”，因为它只有中央的立柱，有名的“克莎民居”即此类建筑。一些地方把它也称作赞宗，意为“雄伟堡垒”。藏文以“宗”为词根的地名多曾是古代的军事要塞。嘎沃杰被称作“宗”是因为它高耸的外观，沙尔宗乡的赞宗最高可达7层。嘉绒藏区的土地普遍崎岖，稍微平整些的土地都用作农田，嘎沃杰形态是土地稀缺在居住方式上的体现。现存的嘎沃杰老宅多已无人居住。20世纪初的中外旅行者用照片记录了当时普通嘉绒百姓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出嘎沃杰在当时还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房屋类型(图4)。

与当今流行的其他嘉绒房屋相比，嘎沃杰较为古老。因为火塘位于中央立柱偏卡特位置，与彝、纳西、羌等民族房屋中火塘的布局相同。在与嘎沃杰类似的纳西族木楞房和土庄房中，中央立柱和火塘是屋子的核心空间，乔迁新居时先确定火塘的位置再围绕火塘布置家具。类似的禁忌也存在于嘉绒藏族的民间信仰中，人们认为火塘是福气的源头，婚丧仪式中长辈老人要守住火塘边以免福气流走。

“雍仲佩”也是比较老的房型，比嘎沃杰略大，它有仓储层4间，居住层3间，顶部为平台，上部呈L形转角，所以叫做“雍仲佩”，意为“半个卐字符号”。在土地较为宽松的河谷低地村庄里，雍仲佩被更宽敞的雍仲雅尔或四大间取代。其火塘位于二层(居住层) 左侧(卡普) 堂屋内(图5、6)，近年来，人们一般会把这一区域隔成两间，分成一个专门用来放电视机和沙发的客厅和一个用来做饭和用餐的厨房。

“雍仲雅尔”意为“卐在头顶”，比雍仲佩略大，目前所见此类房屋多为1980年代以后所建。它房间较多且较小，广泛分布于嘉绒藏区中部，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房屋(图7、8)。与雍仲佩相比，雍仲雅尔有开窗大、储物空间多的优点。开窗变大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治安状况的改善，据老人们讲过去盗贼猖獗，小窗用于防盗。

其底层空间叫“察果”，一般用作猪圈，入口在房后菜园，不与居住空间相通。察果上面一半作起居室，一半作储物间存放家庭里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顶层的储物间“匝特贡”是开放空间，只用作晾晒谷物，房梁上悬挂用来放置农具的横木。雍仲雅尔房屋中的火塘有时位于居住层一层的主屋“贵”内，有时位于二层卡普位置与经堂相邻的房间“斯颇”内。火塘位置的不确定反映了雍仲雅尔是“火塘衰落、客厅兴起”这一趋势中的一种过渡形态。

四大间也是目前嘉绒藏区一种比较流行的房屋，多见于嘉绒南部(图9)。它没有专门的藏语名称，是一个新词汇。据老工匠们介绍，四大间大约是1990年代末才流行起来的。四大间的造价较高，它的分布直观体现了当地经济状况，多见于小金川下游河谷最早因云母矿和旅游业致富的一些乡镇。所有四大间中均无火塘。

火塘的功能在现代嘉绒家屋中被分解成3部分：客厅、厨房、经堂。

大部分房屋中火塘间的位置如今被客厅取代。在一些改造后的旧宅内，仍可通过被炊烟熏黑的顶棚看出曾经火塘存在过的痕迹。客厅没有专门的名称，沿用火塘间的名称“贵”( 有些地方这个词指厨房)。虽然嘉绒藏族把客厅用汉语称作“堂屋”，但这个屋子并不具备汉语语境里“堂屋”的象征意义，更不会像中原地区的民居建筑那样成为祭祖的仪式场域。客厅内多陈设木床，可坐可卧。一些家庭也放置沙发、茶几、碗柜等家具，陈设同城市房屋布局。

厨房的位置在各类房屋中很不固定。有些地方人们把放置火塘的旧屋隔成两间，成为厨房和客厅，有些地方人们在房屋外部建设耳房作厨房用。

作为新生事物的厨房，我们可以从它的名称上看出。厨房的称谓在嘉绒各地差异很大：在小金川上游被称作“钦”；在牦牛河上游称作“果再”，下游被称作“塔布”；大金川上游作“卡”，在下游被称作“贵”。“贵”或“卡”词根相同，是借用了火塘所在房间的名称，故有些地方把客厅也叫贵；“塔布”实际借用了砖砌灶台的名称；钦则是“家庭”之意，也是所有房间的统称。还有一些村落，当笔者问起厨房的名称时，村民回答：“我们这里的地脚话里，厨房没有专门的名字，就是用汉话讲‘厨房’。”

传统房屋内卡普位置的火塘石桩是居住神灵的地方，火塘消失后，神灵并未“离开”，而是栖居在砖砌的灶台“塔布”内。有些家庭在灶台边放一个小碗，每餐先盛出少许用于敬神(图10)。有些家庭在这个位置的墙壁贴灶神画像。笔者曾在某户参观时，对贴在灶台边的灶神图画感兴趣，房东却尴尬地解释：“我们藏族不应该摆灶王爷，这是我家胡乱搞的封建迷信，你不要写到论文里去。”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即民间信仰在具体的宗教实践中有神圣化和世俗化的两个面向。在调研中，被访的主妇总会充满自豪地展示家中明亮且华丽的佛龛，却不大情愿地展示火塘和灶台。

由于饮食结构和烹调方式的变革，厨房的重要性在这半个世纪里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文献记载1950年代以前嘉绒普通民众的饮食结构非常简单，炒菜还不流行。1934年考察家庄学本在嘉绒东部的理县调查时，感叹“戎人饮食极为单调”。林耀华1945年考察时也说：“粮食极简单，若有糌粑、酥油、茶叶三者，即足度日……佐餐食料极少，除土产的豌豆、葫豆、洋芋之外，青菜之类几绝无仅有”。当时主食有玉米面和青稞面制成的糌粑、面块等，辅食有“马茶”(即酥油茶) 和芫根酸菜，肉类以腊肉为主。虽然这些食物在现代餐桌上依旧存在，但新鲜蔬菜、炒菜和肉类以及米饭更受欢迎。嘉绒藏区毗邻成都和都江堰等一二线城市，现代饮食口味受川菜系影响颇深，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还会在乡村组织川菜厨艺培训。

经堂在嘉绒藏区各流域的名称各异，有“拉康贡姆”、“阔弥曲”、“吉姆果”等说法。经堂的内部陈设次序和客厅相仿，也分卡普、卡斯阔、卡特、卡内4个方位。法座是僧侣念经的座位，位于卡特位置，称作“赤边”。神龛位于卡普位置，称作“多斯格伦”。门边的卡尼位置放置如粮仓、弓箭、旌旗、投石索、鼓等法器。

经堂是火塘的祭神功能被削弱后嘉绒家庭内最重要的神圣空间(图11)。经堂的卡普位置陈设佛龛。传统佛龛是嵌入墙壁内的凹龛，而现代佛龛是一座用柏木打造的柜子，藏语称“达尔觉”，汉语称“碗柜”，它是整个家庭中最为昂贵的一件家具。佛龛一般分为上中下3部分：上部放置藏区共同信仰的佛教主尊，中部放置本地活佛的照片、守护神的神像等，下部放置有镇宅功能的护法神象征物，如金刚橛、海螺、吉祥结、经书和日历等。有时一些非佛教的物品也会出现在这一层，如道教的福禄寿三仙、财神关公等。还有很多家庭把国家领袖的照片尤其是毛主席像章也放在这个区域，作为强有力的镇宅物进行供奉。

经堂的规模取决于家里老年人的闲暇。宗教氛围浓郁的家庭里一般都有一两位身体健康的老年人每天花费时间清洁经堂、按时供灯供水。笔者调研所见那些经堂陈设得比较简单的人家，大多是因为老年人已经去世，主妇忙于生计无暇照顾经堂里的清洁。但无论经堂精致与否，嘉绒藏族家中必定会有一块神圣空间。

 在2010年颁布的《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中，嘉绒藏区属于划定的“川西大江大河源头区”，森林资源的保护尤为重要。因此乡村木材管理日趋严格，传统建筑部件的制作技艺都被更省料的做法替代。比如用整根圆木削成的独木梯“孜艾”， 现在多用木板钉成的梯子“ 嘉斯盖”(rgya skas)。很多日常用品正在被带有词根“嘉”(rgya)的物品所替代，rgya 意为“外来的”或“汉族的”，如新式门“嘉果”(rgya sgo)、新式灶台“嘉塔布”(rgya thab)等。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嘉物”的流行是居住者迫于资源压力的无奈选择。“60后”“70后”们目睹了木材价格的急剧上涨，许多老辈人用怀念的语气叙述“我们小时候山里的木材都是不要钱的”。如今林场的木材包产到户，每家的经济林砍伐完后只能从市场购买所缺的木材。

木材价格的上涨带动了燃料价格上涨。传统火塘做饭时排烟不畅且耗费燃料多，现代节能灶台“嘉塔布”用砖石砌成，有烟囱、能保温、节约燃料，所以广受欢迎。近年来电炊和液化气罐也常见于乡村家庭的厨房。新流行的建筑样式“阳光房”让取暖方式多样化，多位于二层或顶层的平台，将晒台半包或全包，原本用作夏季晒台的空间成为冬季采光和取暖的空间，使居住空间位于一个大的玻璃温棚内。

2005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巨大地改变了乡村住宅风貌。2008-2010年的灾后重建更是带来了嘉绒藏区民居改建、扩建的高潮。“5·12汶川地震”后嘉绒藏区的小金县、理县等被划入较重灾区，仅2010年灾区就获得重建经费918亿元。其他学者也注意到2010年是川西乡村旧房改造的一个高峰。灾后重建工作两年之约临近时，一些村庄发生不同程度的“突击建房”现象。笔者在阿坝州某镇所见的一批“新居工程”，仅有面向公路的一侧被刷漆。质量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更普遍的问题是新居工程与传统生活方式的脱节，人为地切断了居住者和传统文化的纽带。

“空心化”加速了现代建材的引入。青壮年的离开增加了建筑的人力成本，“换工”所缺的劳动力由雇工弥补。价格低廉的成品或半成品的建材广受欢迎(图12)。2018年冬笔者参与建设的丹巴县中路乡呷达家的新宅中，房东放弃了制作木制楼梯“嘉斯盖”的方案，选择用更方便省力的现浇式混凝土楼梯。虽然外观不及木梯雅观和有特色，但是房东呷达布日说：“我们本来也打算做成老房子那样的木梯，可是村里的木工实在太忙了，我们只雇了一个木工，做梯子至少还要10个工，用水泥浇筑一个梯子便宜些。”笔者参与建设的另一户高赫家的新宅也因为木工短缺而没有修建楼梯，只暂时保留了施工的脚手架，楼板之间用木料搭建斜坡。全家人暂居在没有楼梯的房屋里。村庄内青壮年劳动力稀缺，“缺人手”是这几家建房期间持续面临的问题。呷达家“上梁”时，按照传统惯例，全村的青年都应该来帮忙，但实际上这一天参与仪式的人以中年为主。

客厅兴起、火塘衰落背后蕴含的是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房屋格局的改变折射出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从社会主义早期集体化改造带来的个体的解放，到改革开放后公社和生产队从基层退出后，消费主义填补了私人生活的空白，即“家庭的私人化”。

围绕火塘发生的居住格局的变化既不是偶然也非随意。在传统藏族村庄内，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精神世界的延续是整体，生活空间和神圣空间不做区分。但现代农业追求耕种越来越技术化，耕作技术与风俗习惯分离，于是居住空间和神圣空间的分离也成为大势所趋。在牧区调研时，笔者进入牧民的帐篷后便会被邀请至火塘的卡特位置就坐，佛龛和转经筒就在手边，牧民的私人生活被客人一览无余。但在农区乡村，除非和户主非常熟悉，否则客人不能随意进入卧室，更不能进入经堂触碰宗教器物。失去火塘的四大间适应了家庭成员和外部社会的新变化，新兴的客厅为信仰空间和私人空间提供了一个过渡地带。

曾经在火塘周围发生的居住行为，现在都已被分解到了每个专门用途的房间内。火塘作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中心职能被削弱，以至于连火塘本身也成为一种纯粹的怀旧符号，从大多数人的家庭中消失。譬如，在电灯广泛普及以前，火塘不仅是唯一的热源，也是夜晚唯一的室内光源。老一辈民族学家的调查中都提到嘉绒藏族家庭生活中娱乐方式单一，现代多元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必再在火塘边度过闲暇时光。生活方式的去中心化是现代社会多元性的直观体现，嘉绒年轻人比父辈们有更多的选择。在生计方式上，大部分年轻人会季节性地往返于家乡与务工的城镇之间。在娱乐方式上，得益于飞速发展的农村移动通信网络和廉价的流量资费，手机游戏和短视频软件占据了年轻人的许多空闲时间。在对待信仰的方式上，年轻人在认可宗教信仰的同时，也会有更多批判思维。当年轻人在卧室里玩手机时，他们的父母在电视前消磨农闲时间，而祖父母们却留守在佛龛和转经筒边。

综上，火塘的衰落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居住者的社交、生活和仪式等需求分别在客厅、厨房和经堂得到了强化。火塘易于拆除也易于搭建，尽管从现代房屋中消失，但它们并未彻底离去。因为火塘石桩具有神圣性，即使生活中不再使用火塘，人们也会将拆下的石桩妥善保管。在一些传统节日上，火塘会被架设在村落的公共活动空间，成为一个临时的仪式场所。而在旅游业发达的地区，民宿经营者也会恢复火塘，作为文化资本和传统的延续放置在客厅附近。这样一种“再地方化”的现象反映了嘉绒藏族本土观念的复兴，人们主动地去建构和重现一些即将消失的文化符号。

火塘变迁的线索是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从火塘为中心，到围绕电视再到围绕社交网络。社会在变迁，传统性和现代性交替影响着人们处理空间的方式。笔者主张：人类学研究者不必为现象的改变而惋惜，而应看到空间变迁的规律，把关注点放在居住者切实的居住体验、物质和精神需求上。

文章来源：《建筑学报》2020年7月，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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