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0年，韩国的城市化率就已高达85.4%，超过当年日本的76%和美国的84%，低于英国的90%。诚然，城市已经是韩国人日常生活与存续文化的主要场所，也逐渐成为民俗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民俗学泰斗金太坤率先使用“文化民俗学”一词来表达对现代韩国民俗及城市空间民俗的关注，提出了城市民俗学的重要性与价值性。然而，真正把城市民俗学引入韩国的学者却是李相日，他借用德国城市民俗学兴起的缘由，提出“沉浸在农耕文化的民俗学应该走向现代化，研究城市中存在的民俗现象”，力求把韩国传统民俗对“民”的认识，从“乡村之民”延伸至“城市之民”；将对“俗”的认知，从“山野乡俗”扩容至“城市生活”。

城市民俗研究一开始并未获得韩国学界的普遍认可，而是存在着较大的理念分歧，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了学术论争。朴继洪等学者认为，在日本城市化迅速发展之际，原有农村生活秩序遭到破坏，传统民俗及文化面临危机，导致学界出现了对城市民俗的研究之态，韩国亦应与时俱进，紧随时代步伐。而林在海等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民俗学并非农村学，不会随着农村的消亡而消失，况且农村也不会消亡，因为城市不可能完全脱离农村而独立存在；而且“城市民俗学”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在韩国民俗学成立初期就已存在，所以没必要单独研究城市民俗。随后，李相铉、朴焕英等学者纷纷支持城市民俗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林在海也认可城市民俗学为当代民俗学的新领域。至此，城市民俗学在韩国民俗学界形成共识，但争论并未完结，而是转向其学术定位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民俗学是传统民俗学的延伸，其研究范围与方法应在原有基础上拓展，即城乡连续体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农村，所以城市民俗学并非传统民俗学的延续，而是一门独立学科。但无论如何，城市民俗学仍旧是韩国民俗学界的热门方向。

鉴于此，本文首先探讨韩国民俗学中关于城市与农村的基本认知理念的转变(从二元论到一元论)，然后以京仁地区为例，从时间维度与空间范畴来窥探人们对过去和当下城市空间的认知状况。本文尝试使用三种研究方法，即以传统岁时风俗为对象的口述对比深描法、以职业为对象的重点归纳法、以城市传说为对象的互联网溯源法，试图为韩国城市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笔者认为，韩国当下的城市民俗学研究问题，或许就是我国未来民俗学发展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目前已有学者提出，我国城市民俗学未来应该关注农民或牧民的习俗如何伴随着人口流动融入城市生活，城市习俗又是如何向周围辐射，在传统与现代的承接中产生了哪些新民俗，其过程与语境如何理解等等，而这些问题的衍生皆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而出现的。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虽然与韩国的城市化率还有较大距离，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民俗学研究应该如何应对，则有共性可循。因此，梳理韩国城市民俗学的发展脉络与动向，对我国城市民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当无可疑。

要研究和探析韩国城市民俗学的新动向，就不得不了解和系统认识韩国城乡的变迁过程。通过韩国民俗学界从城乡二元论到一元论认识的变化，从时间的维度与空间的范畴来解析城市之演变，是理解韩国城市民俗学方法的前提和基础。

城市民俗学，本质上是基于民俗学研究对象在“区域”认知上的差异与分歧而产生的。民俗本来就是依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自发存在的，又在不知不觉中介入人为性的“价值判断”。长久以来，韩国民俗学从1969年全罗南道地区发端，主要以农村、渔村以及山村等村落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区域。在国立文化财研究所进行的韩国民俗综合调查中显示，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划定在“邑”以下的范围，更宜于展现其民俗价值。然而最初韩国学者在探讨民俗时，主要是用二元论视角去看待城乡之别。换言之，他们将城市与乡村看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乡村通过城市化的发展而逐步过渡到城市，其原有的乡村民俗文化则会自动地变得更加有内涵、有层次。关于“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论源头，可追溯至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Tonnies），他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将共同体解释为一种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一致价值观念、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此后瓦伦廷（G. Valentine）根据滕尼斯的解释，将共同体又分成了村落共同体与城市共同体两种，其中村落被视为是与特殊形态的社会关系相一致的空间。

同时，随着交通与通讯的高速发展，在社会空间中建立共同体集团可以不再局限于某个地方。即便跨越空间，个体之间亦可相互影响。那么，如果城市与乡村的划分越来越不明显，应该如何来区别看待？显然，由于城市和乡村有很多共同因素，完全可以考虑乡村的城市化，以及城市的乡村化形象，即“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的现象。按照社会地理学的观点，此时关于城市和村落的划分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二者间的差异与划分正在逐渐减弱或消失：

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划分越来越模糊……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不仅让居家办公成为可能，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个人的流动性，这让城市职场上的工作人员能够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出勤上班，进而让更多人在没有实际就业或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就可以居住在村落里。这一结果使传统的“城市—农村”之间的划分逐渐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人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却在农村安家落户。农村在新的经济层面被利用，这也意味着村落空间与村落社会存在着非一致性。基于以上原由，马克·毛蒙特（Marc Mormont）得出“如果不存在单一的村落空间，那么在一个地理范围内，会存在多重社会空间共存”的结论。

由此可知，与其说现代城市空间是人为划分的空间，倒不如说其内在本质是根据特定的条件与环境，稍有差异但却具有或然性的开放空间。换言之，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达，只把城市空间作为经济、商贸及信息中心的老旧理念开始逐渐弱化。同时，这也打破了场域限制，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即便在较为偏远的乡村地区也能实现与外界的互联互通。此外，由于网上购物和网络金融服务的大众化普及，也使得乡村地区在信息、商业和经济等层面不再是“落后偏远”地带，反而成为集舒适、环保、宜居与尖端技术于一体的新型居住中心。

既然城市与乡村逐渐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多重性与复合型空间，人们关于城市与乡村的认知从过去的二元说逐渐转变为一元说，也就顺理成章。为了更好地讨论城市与乡村，还可以从时间维度与空间范畴两个视角来探析人们对城市空间的认知状况。

为了从民俗学角度正确且又客观地看待城市空间，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韩国的城市空间是如何被认识的。笔者将以时间为线索，从历时性角度把城市空间作为区域研究的一环，并采用中央与地方的视角来观察。

具体而言，根据朝鲜时期的行政编制状况，各地区的据点空间大致可分为“府、牧、郡、县”，而这也被看作是韩国现代城市构建之渊源，其中首都中央尤其容易被认定为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空间，比如作为首都圈的汉城府及周边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中央”的形象更为突出。从这一层面看，将现在的京仁地区与其他地方的据点城市，以及据点城市的周边地区相比，就会发现与中央或首都圈的类似性。

在当下韩国社会，“市”成为行政区域空间的代名词。但从过去传统的行政编制来看，“市”的行政名称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到了20世纪中叶才被引入韩国社会。对此，韩国学者金东洙有着较为详细的概述：在朝鲜时期，全国被分成了京畿、忠清、全罗、庆尚、江原、黄海、咸境与平安8个道，道之下又设置府、大都护府、牧、都护府、郡、县等大约330个行政区域。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1894年的甲午更张，废除8道，把全国分成23个观察府，改为23府制。此时的23府与之前的8道，与中国“省”级单位的概念大致无二，“市”的功能价值并未完全体现出来。进入日据时期，1910年出台了《朝鲜总督府管制》条例，将全国划分为13个道，道以下设立府和郡，1933年再次推行府制，设立12个府。直到1946年9月韩国解放以后，京城府从京畿道分离出来，升级为“首尔特别市”，自此才真正有了“市”的称呼。1948年出台《地方行政机关职务制度》，规定将人口5万以上的“邑”升级为“市”，1983年，又将升级为“市”的标准改为人口10万以上，且必须具备相应的财政实力。这一阶段，韩国的“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并作为地区据点正式发挥其功能价值，作用日益突显。从1995年开始，合并了35个市和郡，形成了平泽、牙山、益山、安东、密阳等35个规模扩大后的城市。1998年，丽水市、丽川市与丽川郡合并后统称为丽水市，类似的大型城市越来越多，成为韩国人主要的生产生活空间。通过城市空间的历史维度可以看出，韩国社会在正式使用“市”之前，“府”似乎是最为恰当的行政单位，而牧、郡、县等仅是作为小规模据点城市来展现其功效，而此处的小规模据点城市类似于我国的县乡一级，并不具备大城市的性能。

在现代韩国社会，规定城市的标准是什么呢？表面看来是按照韩国现有行政区域划分之标准，将全国各地符合其标准的地区称之为“市”，即以统计中显示的居住人口作为标准依据。然而，统计部门也会以实际人口流入或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作为标准参照，而这可以更为有效地衡量该地区的人口流动性与潜在经济活力。

如今，城市是个自由流动性极强的空间，人们更倾向于把整个城市视为生活圈。城市功能的发挥，能够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员聚拢在一起，形成具有城市特定的共识与地域本色，进而创造出带有混合性表征的文化空间。那么，传统朝鲜时期的府、牧、郡、县等要冲据点空间，与今天城市空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是什么？对于上述现象，城市民俗学应如何认知？首先，两种空间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都是商业中心。既然是商业中心，同时也意味着交通的便利，易于交流，这就容易成为人口密集区。其次，现代城市空间有着更加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而这也是传统据点空间所不具备的。如包括象征城市的商业建筑、国际连锁店(麦当劳、乐天、星巴克等)、百货商店(现代百货)和大型折扣卖场等服务及消费设施，还有KTX和地铁等先进的交通系统。再次，就功能而言，由于交通通讯、尖端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的发展，现代城市空间更容易集聚陌生人员，实现多元文化共享。

京仁地区作为典型的城市群落，可供充分探析城市民俗学的价值及意义。京仁地区有经济与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首尔，还有以开埠发展起来的仁川、釜山等。若把京仁地区的原住居民和后来移居至京仁地区的非原住居民都列为研究对象，对比两者后可以发现，外来移居的新市民更富有城市气息。相反，在作为普通地方据点的城市，主要以该地区周边区域移居过来的人口为主，而由全国其他地区移居过来的人员相对较少。毕竟，京仁地区作为首都圈，被认为是经济、文化与教育的中心，正如我国的京津冀地区一样。那么，其城市民俗研究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京仁地区的城市文化与体育活动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众所周知，韩国是一个极其重视体育赛事的国家，民众有着极强的运动观念。首尔京畿地区在1986年、1988年以及2014年，分别举办过首尔亚运会、首尔奥运会与仁川亚运会等体育活动，这也为城市民俗学的探析提供了一个角度。以前，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主要在一般的据点城市举办。而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时，韩国中央政府更希望让郡一级单位来举办，而作为地区据点的城市则不被考虑。此外，在职业足球联赛中，绝大多数球队会将主场设立在京仁地区的水原、仁川、城南等据点城市，部分职业棒球和职业篮球的球队也把主场设于此地。显然，通过体育活动来确立新的身份认同，如集体产品的颜色和队标以及多元化象征等，皆可成为城市民俗学中很好的研究课题。

其次，京仁地区拥有较为典型的与种族隔离相关的城市文化。种族隔离，一直被认为是贬义与歧视的象征，但史密斯（S.J. Smith）在英国从事居住地隔离模式的研究时发现，南亚和非洲裔加勒比海岸黑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城市的贫困地区，虽然隔离通常是造成绝望、贫穷与危险的原因，但与此同时人们发现，隔离也具有积极的一面。从隔离的积极层面来看，城市空间的少数族裔群体通过重新组合自己的区域，改变排他性性格，就往往将之转变为具有积极功能的场所空间。如加拿大温哥华的唐人街就与此类似，由于华人的集聚以及在圈定区域中的积极改变，使唐人街一度成为引人瞩目的魅力空间。同理，在韩国京仁地区，首尔市永登浦区大林洞中国朝鲜族特区、中区光熙洞中亚街和蒙古街、京畿道安山市元谷洞等多文化村特区，以及仁川市中区善隣洞和北城洞片区的中国城等，目前都已成为城市商业快速发展的象征，同时也是能够直接体验城市中多元文化的代表性文化旅游资源，并由此成为城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再次，京仁地区是现代社会地理学中研究城市文化的重要分析标尺。从绅士化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与新城政策相衔接的“城市的城市化”的立场分析，京仁地区是极为典型的城市区域，具有充分的研究价值。瓦伦廷（G. Valentine）认为，1980年以来在欧洲和北美的主要城市里，以独身家庭和双职工家庭为主的中产阶层，普遍有向城市内部居住着贫困阶层或工人阶层的地区转移之倾向，在脱产业化地区引发了城市绅士化的社会现象。当然，欧洲和北美的城市绅士化现象虽然不能成为京仁地区直接参照的对象，但对于解释京仁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城市文化变异态势，是具有充分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的。近年来的社会地理学研究发现，农村地区也开始出现类似的绅士化现象。美国学者利特尔（J. Little）认为，今天很多中产阶层移居至村落中，最初是因为村落中的房租廉价，但逐渐又被村落中的健康、和平以及自然生活中的牧歌主义愿景强烈吸引。虽然这样的过程并非是统一的，但实际情况却是极大地引发了村落的绅士化现象。或许，京仁地区也会从中心地区逐步扩大到外围地区，进而再扩展到附近的乡村地区。对于向往田园乡村生活的城市居民而言，距离可能并不遥远，但对于附近乡村地区的居民来说，他们拥有了与城市圈相同的生活圈。就此而言，这很可能会成为城市民俗学的典型地区。

综上，城市与乡村在地理空间上虽然有较大区别，但两者之间是密切相连的。随着工业化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乡村对城市的服务越来越凸显，不仅供给经济作物，还为城市输入了大量劳动人口。城市中除了原住民外，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乡村地区的人口。这一现象不仅发生于韩国，在中国、日本以及众多东南亚国家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而韩国社会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乡土韩国”的传统，也是可以预料的。当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后，势必会带来农村的传统文化，从而与城市原本的文化产生碰撞与交织。由此，韩国之前所谓的城乡文化二元，可以视为在一定时间内杂糅的表象。

从城乡二元论到一元论认知的转变，可以看出韩国学界对于城市民俗学研究的突破。在2007年韩国民俗学会年度大会中，讨论了“当下韩国民俗学的问题是什么？——以论点和发展方案作为核心点”的主题，此后十多年来关于民俗学方法论的争辩一直是热门的学术话题。城市民俗学是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部分学者认为城市与乡村不同，城市人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们试图以上层和城市圈活动来定性民俗，这种区别是先天所致。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城市民俗在被命名之前，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自然自发所形成的，这种客观存在不能被忽略。正是由于这种争论的存在，导致了韩国民俗学界在研究方法认知上的分歧。显然，以现代城市空间题材为主的城市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应如何与传统民俗学的研究方法联结起来，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共用相同的方法，还是破旧立新建立新的方法，抑或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创新开拓等，学界一直处于求索阶段，难有定论。笔者认为，或可在探讨其研究方法之前，先来认清其主要研究范围，因为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并置关系。

目前，最被韩国学界认可的研究方法是林在海的“五分法”和朴继洪的“四分法”。前者将城市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划定为城市土著民俗、新城市民俗、移民民俗、移植民俗以及新生成民俗，后者则将其划定为民俗的城市化、城市与农村的民俗、城市民俗学的新领域、城市中的实践民俗，认为城市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亦可通过传统民俗现象的传承方式、形式与内容改变而来。除此之外，朴焕英还把其研究范围分成与城市相关的岁时风俗、城市中流传的俗语传说以及多种文化共存现象。而在研究方法层面，主要也是以林在海的城市多样文化要素的集合分析法、城市多文化有机分析法以及文化变动论分析法为主。另外，还有口述生涯分析法、构造主义分析法、象征论分析法、传说分析法以及机能主义分析法等。可以看出，其范围与方法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割裂性。由此，应将现有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与变化后的城市范围勾连起来，因为城市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应当以新的城市“民俗现场”为对象，并在遵循传统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伴随着韩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相应的研究方法亦应创新与突破。鉴于此，本文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京仁地区作为分析对象，尝试着提出以下几种城市民俗研究方法：

第一，以岁时风俗为对象的口述对比深描研究法。尹泽林、庾喆仁、郑亨浩等韩国学者早已对口述史分析研究法进行过论证，这种方法最初多数是以田野乡村的受访者为对象进行的，虽然仍旧适用于城市民俗学，但毕竟城市民俗学的调查现场已由田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街区，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改进。所谓“对比深描”，是要将受访者分为城市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两类进行采访，将“城市本有”与“城市外来”进行对比、综合归纳，但也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倾听叙述者的话语表象，更要对其潜藏于表象内部的蕴意进行深入研究。历史比较悠久的岁时风俗，如除夕、元宵节、中秋节等，对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既有相同的文化内涵，又有不同的传说风味，有时差异还比较大。例如在京仁地区，现在虽然延续着很多传统风俗，如堂山祭、龙王祭、洞祭、桅杆祭等活动，但由于本地城市空间的变迁，其中很多已发生了新的变化，许多居民特别是非原住民，对于风俗活动的本来面目与历史渊源，早已模糊不清。在这种境况下，可以通过询问本地原住民，尤其是一些年纪较大者，可能会对传统岁时风俗形成更为深刻的认知。同时，由于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个人表达能力以及其他方面存在差异，因而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理解，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此，口述对比深描法可以让信息的提取与归纳更加全面、客观与实际。

第二，以职业为对象的重点归纳研究法。随着城市型职业的出现，产生了与此相关的民俗。罗伯特·麦考尔（Robert McCarl）详细介绍了城市空间中常见的消防文化，特别是以职业民俗形式出现的与消防人员相关的民俗。美国民俗学者包其奥（Poggie）和格苏尼（Gersuny）、贝尔（Bell）、弗兰克（Frank） 等对美国各种职业进行研究，翁蒂特（Untiedt）和加里森（Garrison）将职业民俗作为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分别关注警察和政治家的民俗。笔者认为，京仁地区亦可采用以职业为对象的重点归纳研究法。从产业布局来看，京仁地区不仅拥有韩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京仁工业区，而且还有极为重要的港口——京仁港，两者是京仁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同时催生了众多行业，如钢铁、汽车、机械、港口贸易等，完全可以对此类重要行业的工作人员进行民俗视角的研究，这对进一步提升其相关职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具有积极意义。除了这些重要行业外，还可对地铁乘务员、大型停车场工作者、机场和车站公务人员等进行研究。同时，寺庙僧侣、基督教徒等也可划归为职业民俗研究的范畴，因为如今的寺庙并非像过去那样建在山中，在京仁地区的一些城市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寺庙和教堂，如曹溪寺、天主教明洞圣堂、江华天主教堂等，已经成为韩国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不同职业人员的习惯、风气与传统等特征进行民俗化的归纳研究，势必会提高新型城市的民俗文化建设，增进人与人之间、行业与行业间的理解与互动。

第三，以城市传说为对象的互联网溯源研究法。城市传说反映了现代城市空间中人们的生活情形，能够轻易达成一种社会共识，形成一种社会氛围。亲朋好友所讲述的故事，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都可作为城市传说流传开来。哈定（Harding）认为由于现代城市传说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发展的，这大大弱化了“地区”要素，但他同时指出在城市空间中，类似城市双子塔、大型购物中心、地铁、百花商店等城市标志为素材的城市传说有很多。京仁地区作为韩国人口最稠密、人员流动最迅速的地区之一，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城市流传故事，如近些年来较为盛行的网络漫画，以及M公寓恐怖传说、住在1301号的女人、红笔、红色口罩等。因此，对于城市传说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口述、信仰等传统方法，需要将互联网等科技手段运用于城市传说研究中，充分发挥互联网即时性快、海量性大、全球性广、互动性强之特点，从而有助于对城市传说的搜集与溯源。

从历史维度看，韩国城市民俗学经历了一个逐渐被认可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是随着城市的大发展与大繁荣而逐步发生和改变的。学界从最初城乡二元论的认知，到后来形成城乡一元论之观念，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的格局空间后而逐渐转变的，这一观念的变化无疑为韩国城市民俗学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视野。而韩国城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也一直是较为热门的议题，无论是林在海的“五分法”，还是朴继红的“四分法”，亦或朴焕英的“九分法”等，都是在城市民俗学被普遍认可后，对这一新的学科方向提出的新观点与新理念，显示出对民俗研究传统的突破。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正处于如火如荼的进程中，城市发展势必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本文所述及韩国城市民俗学虽然未必都适用于我国，但对于我国方兴未艾的城市民俗学之探索与发展应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