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色、兽面铺首、铜钉，是宫门以示皇室尊贵的重要特征

许慎《说文解字》释：“门，闻也。从二户，象形。”“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符号，是民俗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念性体现，也是民间对于自己生存空间理想性建构的呈现。在各类形态的“门”中，不仅体现了“门”之“扪幕障卫”的基本功能，也折射出人们对于天然地理环境的依赖与崇拜；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将民间信仰与“门”的文化意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对“门”文化的建构与诠释倾注了个人经历、记忆与情感，逐渐成为“门”文化的展演者与创造者。

“出必由之，入必由之”。无论是“桂殿兰宫”的宫门和殿门、“寻常百姓家”的院门和宅门、抑或庄严肃穆的庙门。“门”的形制经历了“漆木春秋，秦风汉俗，魏晋新风，大唐华彩，五代风貌，宋制完备”的发展过程。到了明清时期，其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都渐趋成熟。其形制之丰富，工艺之精湛，装饰之繁复，已非简单“户牖”，在农业社会结构特征与儒家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建立社会伦理、划分社会等级、区隔亲疏内外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以装饰图案及附设景观为例，如“渔樵耕读”“男耕女织”等题材的图案，宣扬“忠义仁孝”的儒家传统思想；“和合二仙”“比翼双飞”“鸳鸯戏水”等图案则象征姻缘顺遂美满；而门前所设石狮，除了“功名”“等级”的象征之外，亦有合家团圆，绵延子嗣之意。

百年古祠——广州市南溟黎公祠大门上

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文官门神

围绕着“门”的设计、营造、使用的综合呈现，其文化内涵始终处于不断被修改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门”文化始终处于一个在交流中保存并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结构体系之中。如山西平遥古城城门的空间布局，为东西各二南北各一，与方形的古城在平面遥相呼应，状若乌龟，取“长生不老，固若金汤”之意；康巴地区民居的门多为板门结构，寺庙或富裕人家为双扇板门。门板上多以红色为主，金色为辅进行涂饰，其内容以几何纹、植物纹以及曼陀罗纹为主；在丽江束河地区，各家各户的门楼顶上要放置一个外形奇特的瓦猫。此猫头朝外，尾巴朝内，且嘴巴和肛门是直通的，寓意着所居人家的财气、福气、运气的兴旺。

“门”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在地化的知识体系”，从古至今，一直伴随着人们的日常信仰生活，除了在门上雕刻蝙蝠、凤凰等图案，以求招财祈福、辟邪驱煞、幸福安康之外，时代、地域、民族等诸多因素带来了“门”文化中民俗意义的传达与表现的差异性，其民俗内涵与意义渐趋形成了一种多维度的地方性特征。以岁时习俗为例，据1915年《顺义县志》记载：腊月三十“各于门前插芝麻秸，挂五色罗”。此风俗也被称为“藏鬼秸”，其意为“挡鬼”。此俗由来已久，明代《艺林伐山·螺首》中引《通典》所记：夏、商、周三代分别以苇茭、螺首、桃梗为门饰，取其辟邪之意，有“今京师人家，岁除插芝麻秸于门，是苇茭之遗”之言。除“芝麻秸”之外，清乾隆年间《东湖县志》记载除夕“以松柏枝插户楣”，道光年间《安陆县志》中为“束柏枝悬门檐，亦户悬苇索之遗”。

山西乔家大院坐北面南、方方正正，合乎古代风水学的原则

“门”文化经由具体的文化实践，在记忆与展演的交织下分享着“地方的意义”。如四川《江津县志》记载：“门楣之上，镂彩纸贴之，谓之‘喜钱’。”《汉口小志》：“红纸镂花贴于楣上，率以五张为准，名‘封门钱’，至正月十八始去之。”广西柳州亦有此俗。据清代《隰州志》载，山西临汾地区，人们会在除夕时在门上贴马形的招财纸，言其为“财神所乘”。

人们通过空间布局、时间序列、文化提取“展演”着“门”文化，使其成为地方性知识表达、传播的重要介质或场域。如清代《雅州府志》：“拣大炭拄门，曰‘黑将军’。山民多以木炭树门外，谓之‘有财’。”旧时在河南，人们用红纸包裹木炭，立于门框两旁，称之为“拦门炭”。清代吴存楷《江乡节物诗》中亦有“蔗竿矗立守蓬门”之语，此风俗流传于福建沿海地区，除夕夜祭毕门神，用红绿纸包裹甘蔗，插上柏枝，倚靠门上，称其为“盈门甘蔗”，亦称为“甘蔗宰相”，相传此风俗源自明朝嘉靖年间人们将武器藏于甘蔗捆中配合戚家军扫荡倭寇的英勇故事。清代《吴郡岁华纪丽》中则提到，农家每每于除夕闭门守岁之时，“以石灰画圈于地”，并于圈中书写吉祥话语，以祈求来年生活的富足。

2019年北京地坛庙会的门神——神茶、郁垒

“门”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场域，承载着人们“鲜活”的文化记忆，为我们提供了多重维度的传统文化景观，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宫为了驱除疫病会举行大傩，人们扮做方相氏和十二神兽的模样，手举火炬，“送疫出端门”。唐代民间的“乡人傩”、宋代的“打夜胡”、清代的“跳钟馗”“跳灶王”，其核心仪式均为跨越“门”这一仪式空间，将邪祟及瘟疫赶出。又如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所载端午之风俗：“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亦有端午“钉艾人于门上”之语。人们通过在门上装饰艾草这一行为传达一种“驱邪禳灾”的内在经验和情感。它为人们的自我认同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支撑。正是通过循环往复的民俗仪式，人们寻求着认同，进而建构和再生产着人们生存其间的社会及其关系。

“传统是一种流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在流动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新旧的文化因素更替是持续的历史过程。”“门”文化承载着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如尊重自然、顺天应时、崇宗敬祖、忠勇孝悌、睦邻友群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文化多维认同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生命经验与情感纽带，彰显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山西省临汾市华门，被誉为“天下第一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与载体，“门”文化理应得到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其在当下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如何在“门”文化的传承中既留有“传统”，亦不失其当代性，让既有的宏大叙述、文化记忆在“选择性、习惯性遗忘”中得以再度彰显，从而尽可能建构一个复杂、多元、共享的文化图景，这些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