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相较于圣诞节等西方节日,中国传统节日的符号塑造有待加强。春节是综合性的民俗文化体系,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的特点;春节符号是一套文化谱系,包括时间、空间、族群、形式结构等多重维度。通过四川阆中塑造天文学家落下闳为“中国年爷爷”春节符号的案例,可以梳理文化谱系与节日符号的密切关联。节日符号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叙事,要通过民俗的语言叙事、仪式行为叙事、景观叙事等载体进行讲述和传播。
关键词:春节符号;文化谱系;文化叙事
一 问题的提出
传统节日是小到一个群体、一个地区,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标签,对内可凝聚相关族群,建立文化认同,对外则代表着民族国家的精神价值和思想观念。春节是中华民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既有除旧迎新、感恩自然、敬天祭祖、喜庆团圆、娱乐游艺等文化共性,又呈现出地方性、民族性的个性特质,应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视角观照春节文化的源流、表现形式、传承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张士闪提出要“遵循以文化整体观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民俗学理念,尽快完成对各地年俗的田野调查工作。”这表明春节是综合性的民俗文化体系,由复杂多样的文化元素构成。欧阳巧林归纳的“节日元素”,包括节日的时间向度、节日符号、节日的主要活动和仪式等不可或缺的成分。其中,节日符号具有高度的统摄性和象征性,可囊括节日文化的诸多元素。格尔茨主张将文化概念等同于符号学(semiotic)的概念,卡西尔也认为人的本质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符号将抽象的文化予以形象化的表达,以其直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释放着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是建立相关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然而,我们的很多传统节日却没有提炼出大众广泛接受的文化符号。田兆元讲道:“相对一些外来的节庆,我们自己的节庆符号的打造与认同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目前,关于春节符号深入的、体系化的理论研究尚显欠缺,春节符号创意还缺乏足够的文化高度。”例如,圣诞树是圣诞节的核心象征符号,具有民俗信仰的特质,也体现出娱乐性、商业性等特点。圣诞老人亦是享有全球知名度的节日符号,无疑很好地表达了圣诞节的文化属性和精神特质,建立了相关族群的文化认同,成功地促使圣诞节成为全球性的节日。中国的春节相较于圣诞节等西方节日而言更加复杂多样,这也使既有的节日符号显现出丰富多元的状态。对此,潘鲁生总结“传统春节符号由门神、桃符、春联、年画、窗花、‘福’字、生肖、灯笼、爆竹等构成,色彩以红、黄两色为主”;杨晓燕等归纳春节文化图形元素,包含幸福、仪式庆典、温暖、喜庆、阖家团圆、万事如意、环境装饰、祈福、辞旧迎新、万家灯火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符号都能体现春节的文化内涵,但不同的符号之间缺少互动关联,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如此便会分解春节的文化体系,使之不能以整体的面貌呈现给大众,进而使春节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受到限制。
那么,如何建立春节的符号体系呢?对此,田兆元等学者提出的文化谱系观念是很好的研究视角。田兆元认为,(谱系)“从结构上看,是整体性与多元性的视角,从功能上看,是互动性与认同性的视角”。谭萌也论道:“作为研究方法的民俗谱系首先要求研究者在谱系学的指导下建构谱系,然后对谱系内部各民俗因子的关联进行分析,旨在全面展现民俗交流与互动的生活机制和社会机制。”谱系建立亲缘与认同的关系,关注文化的整体性、互动性等特质,谱系因文化的传播、需求和认同而形成,因空间与族群交流关系的中断而中断,谱系的续结与扩展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基于这样的理论认知,田兆元阐述道:“春节符号由一个符号谱系构成,远非一个单一或者一套视觉符号可以替代。”春节符号须以春节文化谱系的建立为前提,或者说,春节符号是春节文化谱系的形象化、视觉化表征。
二 春节文化谱系的建立:“中国年爷爷”
符号的探索
文化谱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有多重维度,包含时间、空间、相关族群、形式结构等方面的内容。时间谱系是指文化事象的纵向线索,描述了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轨迹。应以时间为基本维度,追本溯源,以节日的源头为原点,进行文化谱系建构。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多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反映了人们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的生产生活智慧,很多节日都与特定的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可被视为推动节日起源的“文化英雄”,如介子推之于寒食节,屈原、伍子胥、曹娥之于端午节;有的则是人们浪漫瑰丽的神话想象,如牛郎织女之于七夕节,嫦娥之于中秋节,等等。有了节日的核心人物,就找到了节日文化谱系的抓手。如田兆元所述:“春节的核心叙事应该是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春节发生的人物与神灵的故事。春节的创始者是春节的核心叙事。”正如圣诞老人对于圣诞节的标志性地位,中国的春节也迫切需要一位核心人物来进行学术及现实话语的言说。
什么样的人物创造了春节?春节的核心人物是谁呢?这要从春节的原初意义说起。所谓春节,指的是上一年的结束和新一年的开始,其基本含义是除旧迎新。这便涉及到中国人对于自然更替周期的认识了,也就是说,春节作为一个岁时节令,是以历法为基础的。从夏商周到秦朝,每年的第一个月,即元月的日期并不一致:夏朝以孟春的元月为正月,商朝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秦朝以十月为正月,汉朝初期沿用秦历。元月与春节并非同时。真正从历法上规定“元月即春节”,将“迎接新年”与“迎接春天”直接联系、统一起来的人,是汉武帝刘彻和天文学家落下闳。
落下闳(前156~前87),姓落下,名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0~前105),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天文学家。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由故乡阆中赶到京城长安。他与唐都等合作,精心制成《太初历》。《太初历》优于当时提出的其他17种历法,为汉武帝采纳,于前104年正式颁布实行,并定此年为太初元年。《太初历》确定了“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制度,即规定春季的第一个月就是新年的第一个月,以正月初一为一年的第一天,使国家历史、政治上的年度与人民生产、生活的年度协调统一起来,并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由此可推断,今天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的春节是从《太初历》的推行开始的。那么《太初历》的制定者落下闳理应成为春节的核心人物。2004年9月16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现今,中国老百姓则称落下闳为“春节老人”“春节先圣”“春节先祖”。汉武帝是推行《太初历》的帝王,则可以被称为“春节先皇”或“春节皇帝”。落下闳的家乡四川阆中,也被冠以“中国春节第一城”“中国春节文化之乡”之名。近年来,当地政府为了挖掘春节文化内涵,讲好春节故事,塑造落下闳的身份标签,树立地方文化形象,尝试着将落下闳塑造为“中国年爷爷”的春节符号。
姑且不论“中国年爷爷”的符号是否能得到政界、学界及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但就春节文化本身而言,至少从源头上找到了谱系建立的重要元素。围绕“中国年爷爷”的核心叙事,可以梳理天文历法、岁时节令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历程,这便可以厘清春节的时间谱系;“中国年爷爷”落下闳的故乡四川阆中可看作春节文化的重要空间,可将春节文化与阆中的地域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凸显春节的地方性特质,由此延伸到中华民族的各个地区,直至上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层面,并在国际上成为象征着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从地方的民俗到区域的民俗,再到国家的民俗、世界的民俗,从横向维度勾勒出春节文化的空间谱系。与此同时,春节文化的族群谱系也得到建立,其包括地方民众、整个中华民族以及海内外华人,甚至热爱中国春节文化、对中国春节文化有强烈认同的各国民众。
从文化自身形式结构的维度看,春节包括复杂多元的文化要素,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法。如田兆元认为可分为春节的视觉系统(年画、春联等)、声音系统(鞭炮、拜年声等)、饮食系统(饺子、年糕等)、行为系统(拜贺、祭祖、团圆饭等)、价值系统(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幸福生活的构建等),等等。这些都是春节文化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笔者参考前辈的观点,依据春节文化本身的特质和发展规律,并结合四川阆中塑造落下闳为“中国年爷爷”的案例,将春节文化的形式结构谱系归为岁时文化、吉祥文化、地域文化、家国文化等四个方面。其一,春节是据于天文历法、岁时更替而形成的节日,岁时文化是最为基本的层面。这可将中国的天文科技、历法演进以及二十四节气等相关的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融入春节的岁时文化。其二,春节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自然因素表现为人们对天时物象周期性变更的认识,人文因素则体现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智慧,以及除旧迎新、趋吉避害的美好愿望,总的来说是一种吉祥文化。传世至今的春联、年画、爆竹、饺子、年糕等符号,无不体现了吉祥美好的主题。其三,春节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传统节庆,但必须由具体的地域来承载。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春节习俗共同构成中国春节这一宏大的节日体系。以阆中为例,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人文历史,其孕育出积淀深厚的风水文化、三国文化、门神文化等具有浓烈地方特色的文化类型。在塑造落下闳“中国年爷爷”符号的同时,应将地方文化纳入其中,并辐射到更广博的巴蜀文化,呈现出春节文化的地方性特质。文化个性是形成共性的基本要素和前提,只有讲好了“地方的”春节故事,才能进一步书写中华民族的“整体的”春节文化。其四,在凸显春节文化地方性的基础上,提炼出节日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春节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阖家团圆、家和万事兴是永恒的主题,届时人们无论“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一家一户和谐了,国家社会才能安宁。春节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所以,家国文化是春节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立意最高的文化层面。
总之,春节符号是一个文化谱系,包含时间、空间、族群、形式结构等多重维度。通过落下闳作为“中国年爷爷”符号的案例,可以以节日文化的核心人物为基点,进行谱系的建立。谱系是节日符号的依据,节日符号是谱系的形象化、视觉化呈现,两者相得益彰,构成了整体且具有文化个性的节日体系。
三 春节符号谱系的文化叙事
节日符号不单单是一个标志,其背后有着丰富的内涵。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将符号定义为“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即符号的表象层面;“所指”是符号所指代和表示的意义,即符号形式背后的文化逻辑。节日符号的“能指”部分以图形、颜色等视觉化的元素来呈现,其“所指”部分则需要依托民俗叙事来讲述。
民俗学以研究叙事见长,民俗以叙事为存在的方式,可通过叙事实现民俗文化的传播传承、相关族群的文化认同的建构。“叙事”可被通俗地理解为“讲故事”,以叙事为切口研究相关问题,是民俗学惯常采用的范式。美国学者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表示:“学界和公众对于民间话语的认知转变,集中体现在文化的两个领域:叙事和地方性知识”,“要让人们确切地知道,我们领域的专门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叙事和表达的文化。”田兆元强调民俗具有叙事性的重要特征,民俗叙事“绝非仅仅局限于口头和书面文字”,还包括“仪式行为的叙事,以及物象(图像的、景观的——人造的和自然的)的叙事”,并提出:“我们应该从春节的语言叙事系统,春节的仪式行为系统,春节的景观系统的整体去考察春节的符号谱系,立体呈现出中国春节的一元多流的特色。”基于民俗叙事理论,应以特定的人物为中心,进行春节符号的多元叙事,通过叙事阐发节日文化的内涵,传播节日文化品牌,促进相关族群的文化认同。
首先是春节符号的语言叙事。这主要包括书面的记载和口头的讲述。可“说”,可“听”,是民俗文化最基本的叙事载体,保存着族群共同的文化记忆。仍然以四川阆中“中国年爷爷”落下闳的春节符号为例,要收集与之相关的文献记载和民间故事等语言叙事资料。有关落下闳的记录材料见诸于司马迁《史记·历书第四》、班固《汉书·律历志》等史籍中,但这些史籍仅仅在言及《太初历》时对其有所提及,均未为其独立作传,民间故事中也少有讲述。相对于西方的圣诞老人,端午节的屈原、伍子胥、曹娥等节日人物而言,落下闳的语言叙事是非常匮乏的。叙事不足就会导致民众的认知不足,就会严重削弱春节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精神价值。鉴于此,建议阆中当地政府、学者及各界人士广泛搜寻与落下闳相关的文字记载和口头讲述资料,为其作为“中国年爷爷”的春节符号提供必要的史料依据,并唤起民众的历史记忆。
其次是春节符号的物象叙事。物象叙事是对传统文化的物化凝结,具有可视性、具象性的特征,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力获得受众的认知和认同。物象以具体的实物为表现形式,即索绪尔所说的“能指”部分,呈现文化事象的“所指”。物象叙事可由图像、物品或景观予以表达。事实上,广义的景观就已经包含了图像、物品等内容。景观不仅可供观赏,还可“讲故事”,也就是“景观叙事”,有学者讲道:“对时间、事件、经历和记忆等无形的感知同具体的地点联系起来,由于故事把对地点的体验串联成各种有趣的关系,因而叙事就能提供认知和形成景观的方法。”“景观叙事”就是指“产生于景观和叙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关系。景观不仅是故事的背景,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多变而重要的形象和产生故事的过程”。冯炜论道:“景观叙事这一提法暗示了景观和叙事之间的关系,场所构成了叙事,景观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而且其自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叙事。场所和事件一起产生故事。”景观尤其成为民俗旅游的必要条件,田兆元、程鹏认为,景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固化民俗传统,形成稳定的叙事和文化认同。语言叙事是可以跨越时空的,但是可视性的表演和景观却是相对固化在当地的,是相对不可移动的,这就是民俗旅游发生的前提”。概言之,物象叙事或景观叙事可以讲述过去的事件,将传统推向现代,春节符号需要依托相关的物象景观进行直观的呈现,通过景观叙事发挥春节在当下的功能和价值,树立节日文化形象,建构相关族群的文化认同。
四川阆中现有的落下闳景观主要有两处,其一为市郊的春节文化园,落下闳的塑像手捧“太初历”,底座的浮雕通过“应昭入京”“制定太初历”“造福后世”及成为“春节老人”几个篇章,讲述了落下闳对于天文历法的贡献及与春节的密切关系。春节文化园的配套景观主要有“十二生肖廊”,上书楹联“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添一岁;家家户户说说笑笑欢欢喜喜同过新年”。其二为位于锦屏山观星楼前的落下闳塑像,是一位老者手扶浑天仪的形象。观星楼是为纪念以落下闳为代表的、在阆中出生或生活过的一批古天文学家、风水大师而建。依托落下闳、袁天罡、李淳风、任氏父子、周家三代等古天文学家、风水大师的事迹与贡献,表现落下闳的后世影响与传承发展,同时展现阆中作为古代民间天文研究中心之一的地位。这两处景观突出了落下闳在中国天文科技方面的贡献,但均未能体现春节的岁时文化、吉祥文化、地方文化、家国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最后是春节符号的行为叙事。民俗的行为叙事以相关的民俗行为、仪式祭典等方面的活动为载体,是可“做”、可“参与体验”的叙事形式。萧放根据范·根纳普的通过仪式理论,总结出年节通过仪式的三大类别:岁末时空净化仪式、过年与阈限期间的仪式及迎接新年仪式。目前,围绕“中国年爷爷”落下闳的岁时仪式有所欠缺,可以尝试以落下闳为中心,依托正在建设的春节文化博览园、春节庙会等空间场域,让民众践行春节的通过仪式,融入春节的岁时文化、吉祥文化、地方文化、家国文化,使之既有娱乐性、狂欢性的一面,又彰显出强烈的神圣性与肃穆感。在这一张一弛的节奏中,以动态的、立体化的展演方式传播春节民俗,促进传统节日文化的活态传承。
综上,春节符号需要通过语言、物象景观、仪式行为等多重叙事方式进行立体化、综合性的呈现,如此才能体现春节的整体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否则便会割裂春节文化谱系,导致春节的碎片化、孤立化。而这并不利于包括春节在内的诸传统节日的传承和发展。
四 结语
符号对于文化事象而言具有标志性、阐释性、统摄性、传播性及认同性等意义。相较于西方节日,中国传统节日的符号塑造有待加强。春节是综合性的民俗文化体系,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的特点,依照文化谱系的观念,春节符号是一套包括时间、空间、族群、形式结构等多重维度的文化谱系。本文通过四川阆中塑造落下闳为“中国年爷爷”春节符号的案例,整理了以节日核心人物为中心的春节文化谱系。谱系是节日符号的依据和基础,节日符号是谱系的表现形式和传播载体。春节符号的品牌塑造、认同建构等功能需要通过民俗叙事来实现。落下闳作为“中国年爷爷”的春节符号在语言叙事、物象景观叙事、仪式行为叙事等方面都需要突破或加强,还要依靠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媒介叙事等载体进行春节符号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年爷爷”的春节符号从阆中延伸到巴蜀文化,进而上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统一的春节符号,最终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文化标识。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节日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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