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晓春，男，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1960年代开始，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地方社会没落的境遇，日本与台湾地区开始了至今仍在持续的社区营造。社区营造基于地域社会的现有资源，由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合作方式多样，旨在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持续不断地促使地方社会生发内在的自生力量，走出日渐凋敝破败的困境，进而提高当地人的生活品质。这一经验对于中国大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非遗保护的启示在于：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充分激发地方民众的创造性；充分发掘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尊重地方现有的自然环境，在尊重自然肌理与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建设能够维系居民认同、具有历史感的社区。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需要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植根于地方社会自身的内生活力，如此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修复、良性发展，非遗才具有可持续生存的内在活力。

2013年12月12日~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工作的六大主要任务，其中强调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指出城镇建设“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中国向来追求天人合一，在村落环境与民居的营造中，讲究风水观念，在中国大地上有无数的山水自然人居和谐的画境故乡。在中国广袤乡村、传统市镇生活的民众，传承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传统市镇生活空间的保护与活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但在近30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建筑千篇一律，传统街区因城市的发展而破坏殆尽，村落因人口外流而缺乏内生活力，自然与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这些传统村落、市镇濒于破败，逐渐沦为只可远观、不可栖居的“风景”。按照目前的趋势，在不久的将来，传统中国的景观风貌、社会风情、文化生态将只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近年来，环境恶化的公共事件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因环境和土地问题激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可以说是因应日益迫切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压力，提出“山水乡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在这一理念中，其中营造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环境已然不易，但在很大程度上，“乡愁”的维系却是现代社会面临的更大难题。“乡愁”，简单而言，就是个人对于一个地方的自然山水、人文历史、日常生活的情感与想念，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在一个共同体中与他人共同生活而形成和积淀的情感与记忆。“乡愁”不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的，不是为“愁”而“乡愁”，而是通过“乡愁”的营造，实现自然与人居的和谐，创造家园共同体。然而，现实的境遇却是，在都市，人口结构因“流动人口”日益取代“街坊邻里”，导致人际关系日渐疏离、冷漠，而在乡村，人口外流导致乡村“空心化”、“老龄化”，传统社会结构日益崩解。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那些同居共住的人们，逐渐由“熟人”变成了“陌生人”，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很难形成“熟人社会”那种休戚与共的命运。缺乏休戚与共命运的人们，淡漠于他人的存在，漠视环境与生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以致陷入“破坏－保护－再破坏”的恶性循环之中。

“空心化”的乡村

如何阻止传统村落、市镇日益凋敝的脚步，予以保护、活化，进而维护、保育非遗传承的传统文化空间，先行进入现代化的地区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成功经验。1960年代，在欧美发达地区，人们开始反思经济高速增长对于人居环境的威胁。1970年代，此种社会思潮影响到日本，然后1990年代波及台湾地区，形成了在东亚地区具有广泛深入社会影响的“社区营造”运动。尽管其背景与缘起各有差异，但问题都聚焦在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人口与设施过度集聚于都市，更兼地方的不当开发，进而导致地方的没落。[2]反观中国大陆近年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本与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实践与经验，可以为地方传统村落、市镇的活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和台湾地区“社区营造”运动的背景、理念、实践与经验等，希望对于当下中国大陆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非遗保护有所启示。

 据日本建筑学会社区营造支援建筑会议营运委员长、日本早稻田大学佐藤滋教授的说法，所谓的社区营造，就是以地域社会现有的资源为基础，进行多样性的合作，使身边的居住环境逐渐改善，进而提高社区的活力，为了实现“提高生活品质”所做的一连串持续的活动。[3]由此定义可知，社区营造的前提是基于地域社会的现有资源，其方法是由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多样方式的合作，其目的是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持续不断地促使社区生发内在的自生力量，走出日趋凋敝破败的困境，进而提高当地人的生活品质。

 在“社区营造”的前提下，“社区”（community）的定义具有“社群”和“社区”两种意涵，即人与空间。“社区”定义如下：居住在地理上可以清楚界定的同一地区的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其生活的空间之间，形成社会的和心理的联系。[4]该概念特别强调在同一生活空间中人们的自主性和责任感，个人以及家庭是构成社区生活场域的主体，共同秉持地方特性，具有共通的目标，人们之间以开放、信赖的态度相互扶持。[5]

从19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开始反思批判现代都市社会的规划设计对于地方社会内部所造成的致命破坏，其中的代表作是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年）。在该书中，雅各布斯以美国波士顿北端一个房租低廉的老城区为例，讨论现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对于城市生活的破坏。在城市规划者的眼中，这是波士顿地区最破败的贫民区，是城市的耻辱，是需要被规划改变的地方，必须被改造成一个有着超级街区和公园人行道、规规整整、温文尔雅的理想的地区。而当1959年作者造访该地区的时候，该区的建筑外观被翻新，减少了房屋的居住户数，生活设施得到改造，与波士顿其他城区相比较之后，她认为，“这是城中最健康的地区”，相关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那里是少年犯罪、疾病和婴儿死亡率最低地区之一。据此，她尖锐地讽刺了城市规划学者沉醉于一厢情愿、轻信迷信、过程简单和数字满篇带来的舒适感。[6]她强调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来自于多样性。她批评那些远离城市真实生活的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以及乌托邦式的城市模式和机械的、单一功能导向的城市改造工程，毁掉了城市的多样性，扼杀了城市的活力。[7]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在日本，二战以前就有了内发性的地方环境的改造运动，战后则演变为以生活与生产场所的聚落为基础，更加入关涉精神寄托的寺庙与水路等包含生活生产的基本要素，以综合性的聚落环境为对象，透过居民的协助进行更详细的调查，在农业专家与生活改善普及员的协助下，与居民一同拟定并实践聚落计划。这一风潮演变成为1970年代日本独有的社区营造理论方法的基础。[8]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社区营造”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时期是1970年代－1980年代中期，这是社区营造的勃兴时期，主要解决被高度经济增长摧残得支离破碎的生活环境等课题，以社区协议会或自治会为中心负责推动，以传统的领袖代表制方式运作，如神户市丸山地区针对公害问题进行的抗争。第二个时期是1980年代后期，从社区的内部构成实践的方法，配合相关法制制度予以支援，累积了许多“成功的社区营造”案例和实践方法，如北海道函馆市对于明治末年至昭和初期西洋式建筑的活化再利用。第三个时期，则是经历了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后的社区重建，以及面临少子化、高龄化社会的出现，“社区营造”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多样性主体互相彼此协调，实现“透过社区营造达成共治的理想”，现在正是这一理想的萌芽、摸索阶段。[9]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区营造”，是日本在二战以来快速经济发展之后社会反省力量的表现，也是使日本能成为人们长居久留之乡的根本力量。[10]

  而在台湾传统乡村中的聚落，由于其地理范围清楚，历史久远，居民彼此间基于血缘关系或者地缘的关系，通过宗族情谊、祭祀圈等形成紧密的联结。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以宗族祠堂或地方神祇庙宇为祭祀中心的村庄、街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社会关系。1970年代之后，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城乡移民大量涌入都市，由此给台湾的新兴城市与既有乡村同时造成了城乡集居的问题。1980年代初期，随着台湾地区政治与社会的“松绑”，台湾开始出现社区尺度的社会集体行动。一是因应“生存危机”和“认同危机”而生的“社区自救”和“社区保存”运动，另一是由于居民对于“生活环境品质不满”而酝酿的“改善环境”的社区运动。[11]

在借鉴日本“社区营造”“人、文、地、产、景”五大面向的基础上，台湾的“社区营造”发展为由政府推动的“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包含社区治安、人文教育、社福医疗、产业发展、环保生态与环境景观等面向。具体而言，“人”，指的是社区居民共通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的创造；如何掌握社区的属性，了解其共同需求，进而运用创意找出解决之道，其行动内涵就是社区中“人”的营造。“文”，指的是社区共同历史文化之延续、艺文活动之经营，以及终身学习等。社区营造的首要工作是引导出每个社区中具有独特历史和个性的人和事物，成为展开行动的基础，具体行动包括地方文史调查整理、策划及举办艺文活动、在地节庆祭奠的创发等。“地”，指的是维护与发扬社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色，强调地方特质，不仅各地景观有异，风俗也有不同，都必须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得到可持续的维护和传承。“产”，指的是在地产品的创发与行销，以及在地经济活动的集体推展等，“地产地用”是“社区营造”在“产品／产业”层面的核心主张。“景”，指的是社区独特景观之营造、生活环境之永续经营、居民自力投入社区景观的营造等；一个具有社区感、让居民自豪的社区，势必在景观上也呈现出独特的风貌。[12]

 佐藤滋归纳了“社区营造”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的１０个原则，分别是公共福祉的原则、地域性的原则、由下而上的原则、场所历史脉络的原则、多主体协调互动的原则、永续性与区域内循环的原则、相互编辑的原则、个别启发与独创性的原则、环境共生的原则、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原则。他指出这些原则是在社区营造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归纳总结形成的，并非必须符合上述所有原则才能称之为“社区营造”，但“社区营造”切不可违背上述任何一项原则。[13]上述原则可以说是围绕社区营造的定义，不断延生衍化的具有指导性、启发性的具体建设指针。具体而言，可以做以下理解，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人们自觉自愿、合作互动、共同参与到改造社区基础设施和提振社区文化价值的实践，基于地域共同体现有的自然与文化资源，遵循社区的历史文脉与独特个性进行规划设计，在全球视野中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注重社区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的可持续性。

社区营造的最终目标是以地域社会为基础，谋求实现地方社会的公共福祉，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社区的活力与魅力，实现“生活品质向上”的理想。结合日本与台湾的实践，具体而言有10个目标：（1）该地方各种活动中心的“场域”再生，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不断蔓延，重建兼具商业功能与各种生活支援功能的社区中心，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2）任何人都可持续安全、安心居住的地方社会，也就是说必须营造一个生活基础设施齐备、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和谐的地域社会；（3）营造以“步行”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圈，重视步行、车辆、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的组合运用，重建被现代交通工具切割肢解的人与人沟通交流的生活空间，创造在步行范围内的具有魅力的日常生活场域；（4）街道景观的整备与历史、文化、艺术场所的创造与再生，通过整备地域环境景观，结合历史文化传统与艺术创意，建设更优质、更有创造性的地域社会；（5）多样性的生活共存与多元文化共生的地方社会，在流动人口常态化的现代社会，如何基于多样性的人口来源结构，创造满足多样文化需求、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地方社会，是社区营造重要的目标；（6）构成紧密而不浪费资源的街区，所谓构成紧密而不浪费，并非小规模、高密度，而是社区中所有的组成元素都是有机地互相合作，并且把绿色、自然很丰富地组织起来，透过与日常生活紧密连结，达到有效管理；（7）与自然生态共存的街区结构的再生，充分发掘本土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与实践，使自然环境、人造景观、社会环境和谐共生，具体措施诸如河川再自然化、绿地化，沼泽再生等；（8）热情迎接外人入住，创造多样的交流机会，由社区营造带来的地方振兴以及旅游观光事业的发展，并非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希望外人入住能够带来多样的文化，增加人们互相交流，创造多样价值观共存的社区；（9）透过社区视野的循环型地方经济，通过旅游经济、特色产业、一村一品的方式，为地方原有的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手工业等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基于地方资源的产业振兴，在保障社区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基础上，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创造福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社区营造的根基；（10）构筑以共治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系统，也就是动员参与社区营造的不同主体，组成共同有效的共治体系。[14]

日本、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特别注意传统景观的保护、活化，注重生活空间、生活传统的延续。在数十年的社区营造过程中，有许多非常成功的案例。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分别介绍了日本17个传统街区复活重生的个案。台湾地区曾旭正的《台湾的社区营造》以及李昂、刘克襄、林文义合著的《上好一村：十八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台湾小镇故事》，分别介绍了台湾地区8个、18个社区营造的个案，这些不同的地方，依据自身的特点创设不同的社区营造计划，让传统街区重新焕发魅力，在各自的社区营造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

 限于篇幅，此处仅介绍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实践与经验。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有许多不同类型，此处重点介绍传统乡镇、传统农村、城中村、少数族群聚居区以及环境低劣地区的社区营造实践。期望对大陆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非遗保护有所启示。

 以乡镇为范畴的社区营造，面对的是逐渐都市化的生活环境与人际关系、社区感逐渐淡化、愈来愈均质化的环境建设、庙会等传统组织式微、新兴的公共事务处理机制尚未稳定等问题。

 1984年，台湾政治与经济松绑、自由化的措施一一出笼，长期的压制力量突然消失，社会上开始出现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新港地区的一群有识之士察觉小镇淳朴的气质已被污染，社会文化呈现出病态，他们开始思考解决之道。新港镇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位于嘉南平原。1987年6月，出身于新港的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将返乡演出的门票收入作为创立新港文教基金会的第一笔基金，同年10月，基金会成立。基金会成立之始，即非常明确自己的功能，就是在庙会已经失去传统功能的情况下，基金会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时空，让人们得以踏出家门，有个见面、互相学习和检讨的机会，也因此活络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这情感更蔓延到人们对这片土地的关爱与献身，让家园添加了千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新酵素，新港老镇因此有了新的生命。

 基金会非常注重积极推动社区营造的策略。在基金会成立初期，首要工作是与民众接触互动，发挥影响力，鼓动人们走出家门，基金会会址特设于交通方便地带，方便大家交流；其次，基金会早期在会所提供安亲服务，接纳下午放学后无人照料的学童，学童的父母往往成为基金会最热心的义工；义工的经营，基金会共９名专职人员，近300位大小义工，经营透明、民主化；以文艺活动切入社区营造，定期举办文艺活动，通过文艺活动拓展更大的社区营造课题，一方面吸引更多的义工投入实际的筹备过程，培养了一批具有企划构思、整合资源、联络协调、分工合作、行销宣传、动员居民、经验分享、检讨互勉等经验与能力的一批义工，社区营造的课题自然而然地由文艺活动拓展到环保、社区服务、社区空间改造、国际交流等等整体营造。

 新港在“社区空间营造”方面的经验值得推介。1991年，政府打算拓宽老街，基金会有感于老街风貌保存不易，特别邀请“专业者都市改造组织”协助规划。该组织在了解新港的发展历史以及老街的重要性之后，制作了街道模型与图像，召开说明会与居民沟通有关老街拓宽与保留的不同价值。1994年，适逢台湾文建会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老街成为该政策“美化传统建筑空间计划”的实验社区。1995年，规划团队的执行重点在于与街上的居民共同思考新的道路功能与景观，其中为了解决街道两边是否种树的争执，规划团队特意安排居民参观其他已经种树的街道，充分沟通交流之后再做定夺。

 新港文教基金会是由最初的“文”的面向，鼓励参与学习；进而拓展到“地”与“景”的面向，重视环保；再向“人”的面向，处理弱势照顾工作；最后，也进行“产”的面向，办理工艺研习、研发地方特色商品并试卖等。

       传统农业式微，人口老化，村落趋于消散瓦解，苦干精神被人遗忘，泥土的芳香不再。这是台湾绝大多数农村共同面临的处境。土沟村的例子，在传统农村的活力重生方面，具有一定的启发。

       土沟长期以来以稻作为主业，本世纪初，曾经有300多头水牛的土沟，仅剩下一头水牛了。土沟即以“水牛”作为社区自力营造、创新的核心。2001年，成立了“土沟农村文化营造协会”，最初号召居民处理村落的入口道路，接着发起抢救台铁五分车铁道活动，主动认养铁道，加以绿化美化；发动居民“动手做”，从自力营造小公园开始，参与社区营造过程，多人参与、边做边决，充分发挥了共识、参与的效果，强化了所有参与者的成就感。他们根据“参与式设计”的原则，在现场经数次讨论，决定牛舍的形式，联手为水牛建造屋舍。他们还融合艺术创作与空间改造，集体参与，就地取材，将荒废的猪舍变身为具有文化感的空间。

       土沟的经验可以说是积极探索现代农村的生活模式。他们的社区营造经验有：集体决策，土沟的任何一项决策，总是经过长期的酝酿、讨论、修改，得到集体共识之后才去推动；从空间切入、自力营造到农村生活想象，土沟的空间改造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经过改造的地点不仅消除掉破败的景象，更显出积极的精神，对于日渐失去自信的农村非常重要，通过改造空间，强化了社区居民的认同感。

 原本具有社区感的社区，由于被强行纳入到都市的空间之中，所面对的社区营造课题显然不同于都市中的新兴社区，也不同于乡下人口外流的传统村落。

 1995年开始的重新“发现”北投行动，举办了各项认识北投温泉文化及北投历史的活动，揭开了北投社区营造的序幕。通过讨论会的形式，让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最终形成经过反复修改调整后象征社区自主思考与行动决心的“北投宪章”，凝聚了社区居民对家乡的理解与对未来的想象。1996年，通过组织“厝边好医师联谊会”，整合、活用社区医疗资源，参与卫生署的“社区健康营造计划”，为社区提供支援服务，营造“健康社区”；2005年，通过推动“健康关怀服务合作计划”，为社区长者提供“温馨送餐”服务，为老人提供多样化的关怀，营造“福祉社区”，深化医疗在当今社会的价值。

 原住民部落的社区营造是台湾原住民权利运动的一环，以族群自觉意识为重要基础。对原住民而言，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紧密结合，是其生命与文化发展的根本要件，“社会营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由于日本殖民以及汉人社会的冲击，传统的原住民社会结构松解，经济持续遭受压迫，文化传承产生极大困难，族群的凝聚力、合作生产、敬爱环境等传统价值与生活形态也随之式微。

山美村位于阿里山乡南区曾文溪上游，这一河流区域被称为达娜伊谷（Danayiku），长期以来即为当地原住民邹族的传统渔场。邹族人相信，山河皆有神，人须敬畏之。对于自然“只取所需，过需不取”，是一种适度保育、永续利用的文化与经济体系。但这一文化与经济体系，却受到外来恶质文明的冲击，不仅侵犯了族人的生活领域，还破坏了河川的自然生态，甚至危及族人饮水安全。1985年，山美社区积极实施生态保育措施，经过五年的封溪护鱼，河谷生态恢复旧观，遂于1994年首次对外开放，保育公园正式成立，吸引了大量游客，有了稳定的收入。收入除用于园区的开销外，剩余部分作为社会福利，用于社区的公共事务。居民不仅实际体会到社区保育的好处，还强化了对于山美的认同感。

白米社区旧称“白米甕”，是全台湾加工矿石碎料最多的地方，未推动社区营造前，这是一个环境品质低劣、少有人气的边缘村落。1993年，白米社区成立自救组织，后转型为社区发展协会。其行动首先着力于社区内部情感的凝聚，并开始“从地方历史去找寻在地特色”，尝试恢复日据时期的“木屐”制作作为社区特色。社区邀请汐止社区大学的教师参与规划，并邀请老师傅整理荒废已久的工具，建立一个木屐工坊和简单的展示中心。随着木屐工坊的运作，社区生产出木屐，并以“木屐”为核心生发出许多创意，如巨型木屐、彩绘木屐、鸳鸯木屐等产品，而且适时地得到了外界的肯定，增强了社区居民确立以木屐为产业中心的信心。他们注册木屐品牌，坚持“地产地销”的概念，游客只有来到白米才能够买到木屐，同时体验白米社区的在地生活。此外，白米社区在社区发展协会之外，另成立股份制合作社，负责产品的生产与行销以及财务的周转与管理，合作社还特别规定了盈余的处理方式。2005年已达盈余一千六百万元（新台币）。白米社区虽然从一个环境低劣的边缘村落，转型为一个吸引外人观光的活力社区，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当地人意识到，其社区营造之路才刚刚开始，他们“希望能埋下一颗种子，让以后更多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工作、生活！”

台湾“宜兰县”

日本与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实践，为当地居民营造了一个适合人居、充满阳光和希望的社区环境，从而维护文化传统传承的文化生态，他们所积累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于中国大陆城镇化过程中的非遗保护有所启示。

  在中国大陆，非遗保护已历十年之久，从刚开始的重申报到今天的重保护，非遗保护才刚刚步入正轨。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展开，非遗的传承生态又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非遗传承的原有生活空间将发生改变，生活空间中的人际关系被重新组合，人们的文化需求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如何维护、保育城镇化过程中非遗传承的文化空间与文化生态，是非遗保护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保护、活化传统村落、市镇，以维护、保育非遗传承的传统文化空间，激发传统中国村落、市镇的内在生命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思路。为了避免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新一轮的大拆大建、土地开发与造城运动，如何建设传承中国历史传统文脉的现代化城市与乡村，非遗的传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亟需政府与社会各方在理论与实践上予以破解的难题。

 结合中国大陆当前非遗保护的实践，日本与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经验对于城镇化过程中的非遗保护具有如下启示。首先，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意愿，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热情，充分激发社区居民的创造性。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社区居民创造福祉，如果采取的措施超越社区居民意愿，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与社区居民毫无相干，这样的城镇化无疑是失败的。

 其次，充分发掘社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能够维系居民认同、具有历史感的社区。中国大陆的传统村落，大多是基于共同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单姓家族或多姓家族聚落，长期积淀下来的血缘情感和社会关系，是维系社区传统的纽带，在此基础上，不仅传承地方民俗文化传统，而且凝聚了社区居民的家国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大量的凝聚地方认同、家国认同的传统文化形式，非遗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个富有意义的文化之网，连接着地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复杂关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无疑为地方认同感、家国认同感的塑造与维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再次，充分尊重社区现有的自然环境，在尊重自然肌理与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建设保有历史文化记忆的社区。社区中的自然山水、人工建筑等，不仅是社区居民的生活空间，也是维系人们情感、关系、认同的“记忆之所”，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该在尊重社区居民意愿与历史记忆的基础上，营造既具有历史感又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生活空间，使之成为既富有历史深度、又具有美学感染力的魅力社区。政府、社区居民、学者、商人、志愿者等不同力量，应该共同协力，共同参与，共同讨论，最终形成共识，避免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过度规划、过度设计，避免因追求政绩而导致的急功近利，进而漠视甚至损害社区居民的利益。

 综上所述，在城镇化过程中，构成非遗保护传承的核心要素的个人、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等，如果既能够承续传统的脉络，又适应新的社会变化过程中人们的需求，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即能够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植根于地方社会自身的内生活力，在现代社会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修复、良性发展，非遗才具有可持续生存的内在活力。

注释：

[1]新华网：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12/14/c_125859839.htm。

[2]王惠君：《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译者序，［日］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王惠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日本建筑学会编撰：《社区营造的方法》，陈金顺译，（台湾）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区域环境保存活化系列套书第一卷，2010年，第４页。

[4]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2页。

[5]日本建筑学会编撰：《社区营造的方法》，陈金顺译，（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区域环境保存活化系列套书第一卷，2010年，第23页。

[6]［加］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6~11页。

[7]俞孔坚：《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再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北京规划建设》2006年第３期。

[8]日本建筑学会编撰：《社区营造的方法》，陈金顺译，（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区域环境保存活化系列套书第一卷，2010年，第28页。

[9]日本建筑学会编撰：《社区营造的方法》，陈金顺译，（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区域环境保存活化系列套书第一卷，2010年，第19~31页。

[10]夏铸九：《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序，［日］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王惠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参见黄瑞茂：《社区营造在台湾》，《建筑学报》2013年第４期；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3~43页。

[12]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16~19页。

[13]日本建筑学会编撰：《社区营造的方法》，陈金顺译，（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区域环境保存活化系列套书第一卷，2010年，第4~6页。

[14]综合参见日本建筑学会编撰：《社区营造的方法》， 陈金顺译，（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区域环境保存活化系列套书第一卷，2010年，第6~9页；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李昂、刘克襄、林文义：《上好一村：十八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台湾小镇古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15]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74~80页。

[16]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86~97页。

[17]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24~131页。

[18]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39~143页。

[19]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44~149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研究”（项目编号：11JJD780004）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 2014年第5期，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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