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中国通史编写的一个新特点是王朝更迭历史的书写范式被打破，学者们纷纷采用中国民族史的体例来撰写中国历史。文章梳理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上古英雄蚩尤从广义的“苗族”祖先，到现代苗族祖先的叙事历程；认为主流中国历史研究对蚩尤与“苗族”关系的叙事，深化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历史认知，而苗族知识精英对蚩尤与苗族关系的深入阐释，表达了苗族对中原、内地、中华文化的认同。

苗族古史；蚩尤叙事；中华民族 ；文化认同

蚩尤是中国上古历史中与炎帝、黄帝同时期的英雄人物。清末民国之交，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中国史的书写打破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传统编写模式，纷纷尝试采用“中国民族发展史”的体例。而在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中，传说中与炎黄同时代，中华文明的始祖之一的蚩尤，作为南方“苗族”的始祖写入多部中国民族通史之中。此时的“苗族”是南方多个民族的统称，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单一民族苗族。此后，现代苗族与蚩尤祖先的历史记忆不断得到挖掘，蚩尤与苗族族源关系的叙事被进一步确立，苗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到强化。蚩尤是中国上古历史中与炎帝、黄帝同时期的英雄人物。清末民国之交，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中国史的书写打破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传统编写模式，纷纷尝试采用“中国民族发展史”的体例。而在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中，传说中与炎黄同时代，中华文明的始祖之一的蚩尤，作为南方“苗族”的始祖写入多部中国民族通史之中。此时的“苗族”是南方多个民族的统称，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单一民族苗族。此后，现代苗族与蚩尤祖先的历史记忆不断得到挖掘，蚩尤与苗族族源关系的叙事被进一步确立，苗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到强化。

清末，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其核心是国家由民族组成，国家的疆域与民族所居住的区域一致。因此在中国通史的撰写中“民族史”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而有关中国人种、文化“西来说”的传入，则对民族史的书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饱受外来侵略，屡屡战败，国家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内部掀起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与文化的思潮。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知识分子不断留学欧洲和日本，近代西方的学术思想不断传入中国，中国人种、中国文明西来说就是其中之一。

1891年，法国人拉克伯里（Terien de lacouperie）在《巴比伦与东方纪事》（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中提到：“蚩尤，在中国传说中被视为第一位叛乱者，因为他是第一位反抗黄帝的人，……蚩尤的国家或部落或人民被称为九黎。”1894年，拉克伯里出版《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一书，其著作的主要观点为：“黄帝是第一位到达中国的巴克部族首领……巴克部族是来自伊勒姆和巴比伦文明东进的分支。”拉克伯里将黄帝部落书写为从巴比伦迁入中国的部落，迁入后的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

从拉克伯里论著的注释中可知，其关于蚩尤的叙述，来源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述。《山海经·大荒北经》载：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藏，雨止，遂杀蚩尤。

上述引文记述了蚩尤带兵“伐”黄帝，黄帝命令应龙与蚩尤交战于“冀州”，蚩尤最后被杀的故事。《管子·五行篇》云：“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说蚩尤是黄帝的一位得力重臣。《尚书·吕刑》则首次将蚩尤与“苗民”联系在一起，其书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在先秦文献对蚩尤记述的基础上，不同时代书写中国古代早期历史时均会提到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之间著名的涿鹿之战，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挥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1898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出版了《中等东洋史》一书，该书详细介绍了西方学者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观点。1899年，《中等东洋史》被翻译为中文，由维新派的社团组织东文学社在中国出版发行，中文版名为《东洋史要》，王国维为此书作了序。该书出版后，有多种印刷本在市面流传，许多新式学堂将其采用为教科书。191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译本出版，书名亦为《东洋史要》，封面上特别注明是“中学堂教科书”，该书的第一篇“作意提要发凡”的第二章“人种”提到：

汉族，东洋史中尤重要之人种，大抵有中国本部，此族盖于邃古时从西方移居中国内地，棲止于黄河两岸。

译者全为在注释中考订说：“案德人（应为法人）某著《东亚历史》并附图，考我上古事，曰黄种人自西北巴比伦来”。《东洋史要》是近代译自日本最早、影响较大的历史教科书，其中国人种西来说对中国大众的“民族”认知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外，译自日文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中的中国民族史观，则对中国知识界有较大影响。1903年，日本人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所著《支那文明史》（1900年）被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该书第一章“世界文明之源泉及支那民族”称：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区域，这一区域包括有汉族、苗族、真通古斯族、多尔噶族、蒙古族、西藏族、韩族等七个大的族群；并且认为：苗族是最古老的种族，越族与苗族属于同族，汉族未南下以前，苗族居黄河、长江之间，后来为汉族所征服，“中国史中用苗、猺、獠、獐等名，至今居湖北、湖南、四川之一部，及贵州、云南之全部，不与汉族同俗，安南、暹罗亦属此族。”《支那文明史》中的“苗族”显然是南方多个民族的统称，如同清代人著述中将贵州、湖南等地称为苗疆，这一地区大部分族群均被称为“苗”一样。

日本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阐释，较大地影响了晚清中国学者的中国民族史观。其中章太炎的《訄书》、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太古及三代载记》、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等著述具有代表性，而他们三人均有游学日本的经历。

1900年，章太炎在其初刻本《訄书·序种姓（上）》说：“自黄帝入中国，与土著酋长战于阪泉，夷其宗。少昊氏衰，九黎乱德，颛顼定之。当尧时，三苗不庭，遏绝其世，窜之三危。其遗种尚在，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在他看来，黄帝进入中国时与土著蚩尤战于阪泉，蚩尤战败，宗族被迫南迁；九黎、三苗均为蚩尤后裔，居于彭蠡、洞庭之地。尽管章太炎在1914年出版的《检论》一书中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但此前之观点却早已广为流传，影响了大众。

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一文在《清议报》上发表，该文第五节“人种”谈到：

今考中国史范围中之各人种，不下数十，而最著明有关系者，盖六种焉：其一，苗种。是中国之土族也，犹今日阿美利加之红人，澳大利亚之黑人也。其人在历史以前，曾占重要之地位。自汉族日渐发达，苗种即日就窘迫，由北而南，今犹保残喘于湖南、贵州、云南、广西之间。其在安南、缅甸等地亦间有焉。

梁启超书中的“苗种”，是南方多个民族的统称。梁启超将“苗种”视为中国的土著居民，后因汉族的发展，迫使苗族由北向南迁徙，并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湘、黔、滇、桂等省，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清议报》是晚清时期立宪派所创办的第一份宣传改革的报纸。1905年，梁启超《太古及三代载记》也提到：“三苗与九黎同族，其酋之最著者，曰蚩尤，在古代与华夏民族勍敌，故古籍多言其事。”该文同样认为三苗、九黎的首领为蚩尤，自古代就与华夏族有密切关系。

1903年，刘师培在其《中国民族志》一书的第二章，将汉族与“苗族”的关系总结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汉苗杂处时代”。上古之世，耕稼未兴，河北土疆荒大不治，故汉族人民由西徂东殖民河滨，与苗族杂处；

第二个时代是“汉族增势时代”。黄帝继神农之位，挟战胜余威，经营宇内，时与苗族相战争……黄帝迁徙往来，以师兵为营，涿鹿一战，蚩尤授首。

第三个时代是“汉族南征时代”。当唐尧之世，疆域直达南交，及北方罹洪水之灾，未遑南顾，而苗族遗民遂立国湘江流域。观吴起言：昔三苗之居，左彭蠡，右洞庭。汶水在南，衡山在北，则荆扬南境悉入苗疆，及舜，窜三苗于三危，为汉族统治苗族之始。

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一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民族史志专著，其著作中的“苗族”，也是南方多个民族的统称。刘师培对上古民族史认识是：汉族西来，“苗族”土著，汉族迁来后与“苗族”杂居；至黄帝之时，汉族与“苗族”蚩尤部族交战，“苗族”战败后被迫南迁；汉族南征时代，“苗族”遗民在湘江流域建立政权，汉族进入苗疆地区，双方多以战争的形式进行互动。

章太炎、梁启超和刘师培对上古中国民族史的论述，显然多采用西方和日本学者的中国文明、中国人种西来说，这或许是出于政治和文化心理上的需要，寻找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用“人种”的共同起源来书写历史，进而获得与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民族自信。他们在民族史的叙述中，使用了“苗种”“苗族”“汉族”“华夏民族”“民族”等概念和称谓。然而，中国古史典籍中只有“族”“民”“种”等称谓，并未见将“民族”二字连缀成词的表达。韩锦春、李毅夫认为：“民族”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是在十九世纪末，一般用于指代外国民族。在谈到中国各民族时,仍将“民”与“族”二字分开使用。二十世纪初，“民族”一词主要应用于论述帝国主义侵略、阐发民族独立自主和研究中国民族史、社会发展史的论著之中。清末，“苗种”“苗族”“汉族”“华夏民族”等称谓下的民族与种族概念的使用尚处于混用阶段，并无清晰的界线，既是文化上的表述，也是血缘上的联结。

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均认为“苗族”为中国土著，蚩尤为“苗族”先祖，因被西迁的黄帝族所打败，被迫南迁。他们的论著在内容表达上存在着极大的一致性，反映了清末西方及日本学者“汉族西来”学说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此外，“汉族西来”的学说，与晚清的社会环境也有密切关联。

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中，人种、民族是其重要论述内容之一。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均为清末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对汉民族的族源进行重构的过程中，也对“苗族”的历史进行了重构，并将“苗族”书写为最早与汉族发生冲突的民族。刘师培、章太炎作为清末革命派的杰出人物，将蚩尤书写为“苗族”始祖、中原土著的叙事，应是“排满建国”思想的一种表现，其直接目的是汉族联合南方的其他民族推翻清朝的统治，确立汉族的正统地位。而梁启超作为清末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在其论著中虽也将蚩尤视为“苗族”始祖及中国土著，但又与章太炎、刘师培的叙事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多人种说，是团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合满建国”思想的表达。

清末中国文明、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观点已被现代考古学的发现所否定，但当时学术名家们对蚩尤与“苗族”关系的叙事，则确认了“苗族”与汉族都是早期中华文明创造者的地位。清末中国史研究的蚩尤叙事，对之后的苗族古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1912年清帝退位之后，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均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1913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天津庸言报馆编辑吴贯因，在其《五族同化论》中提出应将南方的“苗夷”民族加入，实行“六族共和”。1913年赵玉森编著的《本国史·共和国教科书》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六人种：汉种、蒙古种、东胡种、突厥种、唐古特种和苗种。该书对这六族的介绍与清末的史家基本相同，但特别强调这六族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种，自有史以来，即以种种之关系，及种种之组织，联合而为一伟大国民之团体”。认为六族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民族共同体。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民族史的撰写继续成为热点。学术界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论著，其中文化学社出版的王桐龄《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934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惠祥《中国民族史》（1939年），均具代表性。上述“中国民族史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主线，对中国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发展进行分期，强调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吸收和融合了其他民族，使汉族不断壮大。同时也阐述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的接触和交往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汉族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核心这一观点，对后来的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也延续了这一思想，认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史著作之一，该书对蚩尤与“苗族”历史的叙述也最为详细。如第一章“汉族胚胎时代”写到：“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民族除去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并在该章“汉族、苗族之接触”一节中，专门讨论了历史上汉族与“苗族”的关系，以及炎帝与“苗族”祖先蚩尤发生战争，蚩尤打败了炎帝，后来黄帝部落协助炎帝部落打败蚩尤部落。书中还说：“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兵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所信奉之鬼神教，大概皆苗族所创，而汉族因袭者。后来苗族子孙，有一大部分完全同化于汉族；其不肯同化之一小部分，逐渐迁到中国西南各省（云、贵、广西、湖南等地）深山中。”

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将中国古史典籍中的英雄人物蚩尤与“苗族”的族源相结合，为苗族历史文化赋予了光辉的色彩。书中将“苗族”视为五族的兄长、“苗族”子孙多融合于汉族，以及“苗族”的文化被汉族袭用等书写，均体现出“苗族”与汉族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中，将“苗族”视为五族的兄长的叙事，体现出对“六族共和”理念的倡导与支持；“苗族”文化被汉族袭用的表述，蕴含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苗族”子孙融合于汉族的记述，则体现了王桐龄强调以汉族为中心，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其中的中华民族观。

民国前期，除中国民族史著述中对蚩尤与“苗族”关系进行书写外，西方传教士也在“苗族”地区进行广泛调查和研究，编写了大量的“苗族”史志。如：法国传教士萨维纳的《苗族史》，英国传教士柏格里（Samuel Pollard）的《苗族纪实》《在未知的中国》等均是这一时期苗族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西方传教士笔下的“苗族”就是后来被识别为单一民族的苗族群体，而非当时中国民族史学界的广义“苗族”概念。上述三部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苗族史著作是1924年萨维纳出版的《苗族史》，该书第二章“历史上的苗族”中写到：

华夏人则出于生存的需要，又都在轩辕氏的领导下，对于聚集在涿鹿地方的蚩尤（Tch’eu―you）的苗人进行了一次生死攸关的战斗。华夏方面（Hia）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他们明白，这个胜利只是让自己稍有喘息，于是，他们推选轩辕氏做了最高领袖，称为黄帝（Huan―yuan）。黄帝开始为这个国家制订新政策。黄帝的帝国就是中国封建帝国的开端。而被征服的蚩尤（Tch’eu―you）和他的家族……沦为庶人（Chou―jenn）或庶民(minn)，统治他们的是称为“华夏”的贵族。

萨维纳所著的《苗族史》，是以一个西方宗教人士的视角撰写的苗族民族史志。书中也认为苗族源于中国的内地，首领为蚩尤，并与华夏族之间发生过冲突，苗族失败后成为华夏族的庶民。该书运用了民族学社会历史调查的材料，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与文献资料结合进行叙述，体现了萨维纳对苗族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与情感。他在该书“附录”中写道：

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种族，可以被视为一个古老和令人尊敬的族群。因为，如果一个年长者可令人尊敬，如果一段古老的家庭历史可令一个家族尊贵，那么，悠久的历史也可以使一个民族引人注目。因为，Sacra res velustas.（拉丁语：永恒即是神圣）。

民国时期，萨维纳的《苗族史》对外国学者和传教士们产生了一定影响，该书是前往苗族地区的传教士了解苗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书之一。随着天主教、基督教在西南苗族地区的广泛传播，西方学者的苗族古史观，一定程度影响了苗族信众的认知。

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开始兴起，1933年，飞熊印务公司出版了湘西苗族学者石宏规的《湘西苗族考察纪要》，该书论述了苗族的起源、南迁以及苗族对整个中华民族农业、教育、军事的贡献。书中“序一”说：

苗为中国最古民族，自渡江南迁，伏处于深山密林之中，史阙不书。民国肇造，号称“五族”，苗亦未兴。然澄诸事实以及野乘记载，遗老传闻种界之争，未尽泯息。

在第二节“苗字之意义及苗族古时之发明”中，叙述了苗族在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

第一，中国古代农业的发明源于苗族，汉族东迁，学习并改良了苗族农业发明之法。第二，古代及蚩尤时，乃有利器，蚩尤战败后，苗族仿造了蚩尤兵器为后代战争使用之利器。第三，上古之世，苗族重数术与鬼神，目的在于劝善敬恶，以流传至今。

石宏规为湖南省永绥县（今花垣县）人，曾任凤、乾、麻三县联合乡村师范学校校长、乾城县长、湖南省参议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湘西苗族考察纪要》一书是在民国前期“五族共和”的背景下进行的调查和撰写，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民族感情色彩。

在“汉族西来、苗族先住”的影响下，苗族学者、传教士韩杰的“苗族史”则进一步阐述了以蚩尤为始祖、苗族为土著及南迁的苗族发展史。1937年初，韩杰撰写《花苗史略》一书。该书的第二章“洪水之后的迁徙”、第三章“苗族失败之原因”十分详细地描述了苗族祖先蚩尤及其部落从黄河流域迁徙至贵州的历史。其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祖居地的位置。讲述了民国时的直隶之地是古代苗族祖居地，具体范围是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四省之交界处，即今张家口、大同等地的内外长城之间的地区。该地是一块对外据险可守，水土肥美，适于耕种的富饶之地，都城在“举六”。

第二部分，祖居地社会与生活。讲述苗族人在祖居地男耕女织，幼牧壮猎，人民勤劳，生活富裕，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

第三部分，蚩尤与黄帝的战争。讲述了战争过程与失败原因。蚩尤大军与黄帝大军进行了惨烈的战斗，战争连绵不断，百姓开始厌战，认为战争的不停息，是因为主战派将领造成的。

第四部分，迁徙过程。讲述了苗族先民向南迁徙的历史。

《花苗史略》是苗族人对本民族历史认识的一部苗族历史专著，作者韩杰为贵州威宁县苗族，1933年曾受教会派遣经越南、香港、上海，到南京学习。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桐龄等学术名家有关蚩尤与苗族关系的论述，以及法国传教士萨维纳的《苗族史》是其建构蚩尤为苗族祖先历史来源的学术基础。《花苗史略》是以一个苗族宗教人士的视角撰写的苗族史，书中表达出作者希望各地苗族团结一致，辅助“国族”（汉、满、蒙、回、藏）共同建设国家，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同时希望苗族与“五族”之间有平等地位，实现“六族共和”理念。学术思想、政治环境以及民族情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产生了韩杰《花苗史略》中的蚩尤与苗族之间的族源历史叙述。

1937年2月，贵州苗族学者杨汉先在成都华西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撰写了《苗族述略》一文，其考据苗族族源时，采用了《尚书》《战国策》《史记·五帝本纪》《续文献通考》的记载，认为苗族源于古代的三苗。杨汉先还以一首苗族古歌的唱词为例，推断苗族曾经在长江流域居住和生活。尽管该文没有直接将三苗与蚩尤关联，但反映的也是苗族居住和文化的源头在内地，与古代华夏文化的发源地是一致的。

1940年，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对苗族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完成了《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在该报告的第二章“历史纪略”第一节“沿革总论”，引用了《史记·五帝本纪》以及《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对蚩尤的叙事，论述了战后苗民迁徙的历史。在第二节“汉苗同源论”中，从苗族的由来、苗族名称起源、苗族的医药、干支、姓名、宗教习俗等多方面论证了汉族与苗族的起源是相同的。

上述苗族学者受晚清民国学者、传教士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影响，通过对蚩尤祖先族源的研究，进一步阐释了苗族与汉族深厚的历史渊源。

晚清民国初期，中国历史的书写打破了王朝更迭史的局限，学术界开始提倡和逐步采用中国民族史的叙事方式，认为中国是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核心，包含边疆各民族的民族群体。学术名家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均认为传说中的上古英雄蚩尤为“苗族”始祖，“苗族”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者之一。他们三人的政治目的有所不同，但都肯定了中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民国前期，“苗族”古史研究中蚩尤与“苗族”的叙事，一方面是对晚清时期汉族西来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受“六族共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王桐龄的中华民族思想虽以汉族中心观为主，但肯定了“苗族”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所创造的文化。此后，民族史叙事中南方民族的泛称—“苗族”，逐渐成为现代苗族的专称。随着民族史志书写在中国不断兴起，以石宏规为代表的苗族知识分子表达了实现苗族与“五族”之间共和以及建设苗疆的希望。以韩杰为代表的苗族人，在书写本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将蚩尤为祖先的苗族中原地区起源说叙述得更为生动细致，并在西南苗族地区广泛传播。石启贵、杨汉先等有较好民族学、历史学训练的苗族学者，则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蚩尤、三苗传说与苗族关系的研究，阐述了苗族与内地、与汉文化的渊源。民国时期苗族知识精英对蚩尤、三苗与苗族关系的叙事，强化了“蚩尤”为苗族祖先的历史记忆，引领了苗族民众的华夏认同、中华认同。20世纪80年代，以苗族学者为主体的《苗族简史》编写组，采用了蚩尤为苗族祖先的族源叙事。此后，蚩尤祖先的族源叙事逐步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支系苗族民众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