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二、灾害神话中的动物及其象征意义

灾害是神话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几乎所有的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洪水神话、日月神话等都有灾害的内容在其中，包括地震、干旱、洪水等。而灾害一旦发生，受灾者不限于人类，而是整个生物圈，包括人类、动物和植物都受到灾害的影响，这种情况无论是在灾害神话中还是在现实世界都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神话研究的价值所在。

动物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发生时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影响到动物。很多神话和诗史中都记载了动物在灾害中的劫难。例如彝族诗史《查姆》记载道：“天上水门关了，四方水门关了。三年见不到闪电，三年听不到雷声，三年不刮一阵清风，三年不洒一滴甘霖。大地晒干了，草木渐渐凋零；大地晒裂了，地上烟尘滚滚；大海晒涸了，鱼虾化成泥；江河晒干了，沙石碎成灰；老虎豹子晒死，马鹿岩羊晒绝，不见雀鸟展翅，不见蛇蝎爬行；飞禽走兽绝迹，大地荒凉天昏沉。”彝族长诗《万物的起源》中记载：“天旱海见底，海旱底无水；鱼儿无水喝，泥鳅张嘴哭，螺蛳流眼泪；大地不栽秧，浮萍当菜用，山药当饭吃。”这样的内容在很多少数民族神话中还很多，动物受灾的故事表明，在世界的早期就经常出现各种自然灾害，干旱作为最常见的灾害之一，对动物和早期的人类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大地被晒干，草木枯萎，老虎、豹子、马鹿、岩羊、鸟雀、鱼虾、泥鳅、螺蛳等都未幸免于难，灾害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不言而喻。

尽管动物在灾害发生的时候是受灾主体，但是，神话中有很多的灾害却是由动物有意或者无意的行为导致的，动物致灾的内容在地震、干旱、洪水等灾害中普遍存在。这里，笔者以地震为例进行讨论。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与动物的关系极其密切，人类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探索，神话故事作为其中的一种解释方式，不仅具有文化上的象征意义，还有朦胧的科学之光，这些动物与地震之间的关系受到地震学家的关注。

在很多民族的神话中，地震的发生是由于动物行为导致的，这些动物包括了鲶鱼、鳗鱼、草鱼、金鸡、蜜蜂等。最为常见的地震引发者是鲶鱼或者大鱼，从日本到中国西南都有因为大鱼如鲶鱼、草鱼等引发地震的故事，并受到科学界的关注。鲶鱼引发地震的说法在日本大和民族中非常普遍。在日本冲绳群岛，人们认为鳗鱼骚动会发生地震；而在石垣岛，人们认为大螃蟹夹住鳗鱼，鳗鱼一颤抖就会发生地震。此外，日本本土和北海道阿伊努族的地震神话在内容和要素上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引起地震的元凶，一个是鲶鱼，一个是草鱼。在中国西南地区，由大鱼引起地震的神话也很普遍，哈尼族的神话认为，地震是因为海神密嵯嵯玛把支撑田地的大金鱼密乌艾希艾玛的尾巴搬来搬去的原因，因此，要停下生产，牺牲祭祀海神。哈尼族叶车妇女穿短裙就是为了镇压地震不使之发生。彝族地震传说在民间普遍流传，在史诗中也有记载。云南南部的彝族尼苏人认为地球建立在一条大鱼的身上，如果大鱼翻身，就会发生地震。换言之，地震是由于大鱼翻身造成的。彝族史诗《梅葛》中记载了大鱼翻身造成地震的传说。格滋天神说：“水里面有鱼，世间的东西要算鱼最大；公鱼三千斤，母鱼七百斤；捉公鱼去！捉母鱼去！公鱼捉来撑地角，母鱼捉来撑地边。”……“公鱼不眨眼，大地不会动，母鱼不翻身，大地不会摇，地的四角撑起来，大地稳实了。”说明了公鱼眨眼和母鱼翻身是大地摇动的原因，即地震发生的原因与鱼翻身和眨眼有关。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中记载道：“那团团的地，铺在三个大鱼背上。鱼还没有喂饱，它会跳起来，拿虾子喂大鱼，大鱼还会动，鸡啄鱼的眼睛，大鱼跳起来了，地也跟着动。”由鱼的抖动或者翻身而造成地震的说法在很多民族都存在，如满族人就认为地震是由于3条大鱼饿了，晃动身子而造成地震。这些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震与鱼类和海洋之间的关系。

与鱼类导致地震的情况不同，有的民族认为地震是由金鸡或者蜜蜂造成的。怒族人的传说认为，地球像一座平顶屋，上面是平的，下面是空的，地下由9根金柱、9根银柱支撑，天神为了让地球转动，就用一对金鸡和一对银鸡拉动地球，当金鸡和银鸡跳动的时候，地震就发生了。如今每当发生地震时，怒族老人会说金鸡银鸡又在跳动了。高山族认为，地震与蜜蜂之间有着某种关系，或者说地震是有蜜蜂引发的。在《蜜蜂引发地震》中说：在太古时代，地球里面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儿的居民常常通过隧道到地面上来采购货物，地上地下的老百姓关系密切。有一次，地下的一些人到地上来买了袋蜂回去，只晓得这种虫名叫做“蜂”，却不明白蜂有什么特性。回到地下世界，他们打开口袋一看，哎呀，蜜蜂全部涌了出来，在人们的面前嗡嗡地乱飞。正当人们手足无措时，蜂儿一群群地向他们扑来蜇得他们的脸和颈部都肿大起来。地下人恼怒异常，以为地上人作弄他们，发誓要报仇雪耻。他们各自抱住一根支撑地面的柱子，拼尽全身力气摇晃起来。地上的房屋、树木全被震倒了，人畜伤亡不计其数。以后，每当地下人想起蜜蜂蜇伤的窘境，就怒不可遏地摇动地柱，地面上因此就不断发生地震。

大海中的鲶鱼或者大鱼，地球内部的蜜蜂导致大地“摇动”“震动”等不仅有地震的意义，还表明了人类对于地质结构和海洋生物与地震关系的探索。少数民族的地震神话、传说、故事等说明了各民族先民对于地震的解释，地震与动物的关系不仅是古人观察和推想的因果关系，即使在现代社会，动物与地震和其他灾害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在神话的世界里，动物是有灵性的。动物不仅是致灾因素，受灾的主体，还是救灾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这种参与是通过拟人化方式得以实现，换言之，动物的拟人化和灵性使它们在救灾和防灾减灾中起到积极作用。事实上，动物与救灾和防灾减灾的关系体现在很多神话中，成为救灾的主要力量。当然，由于一些灾害是动物自身的行为导致的，因此，通过制止动物的行为也可以达到减灾的目的。

各民族都有动物减灾的神话，这些神话以干旱和地震较为普遍。干旱神话与太阳和月亮有关，是日月神话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导致干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天上有太多的太阳和月亮。各民族对于太阳和月亮的数量不一致，但是，主要的是有9个太阳，7个月亮，造成大地干旱无比，需要射下多余的太阳和月亮，只留1个太阳和1个月亮。射日月是由人类完成的，但是，剩下的1个太阳和1个月亮就躲起来了，大地又出现了寒冷和冰冻灾害，所以，需要将太阳和月亮请出来，这个时候需要动物出面，最成功的请太阳者是公鸡。云南南部彝族毕摩李才旺向笔者讲述了一个与干旱和请太阳有关的传说：古时候天上有9个太阳和7个月亮。9个太阳照得大地十分炎热，地球上什么都没有了，庄稼也种不出来，人和动物都在挨饿，人们一直在想办法来对付9个太阳。后来，一个力大无比的彝族人就用神箭去射太阳，射下来其中的8个，最后一个太阳也被吓坏了，它跑到东方神山的裂缝里躲起来了。没有了太阳，大地上又变得寒冷无比，庄稼还是种不出来，由于没有庄稼，动物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于是，动物们商量怎样帮助人类，把太阳请出来。商量的结果是首先请老牛出面去喊，老牛“牟牟”的叫声没有将太阳请出来；紧接着，山羊出面了，山羊“咩咩”的叫声仍然没有让太阳出来；第三个出面的动物是鸭子，但鸭还是没有办法把太阳请出来。最后，动物们只好求公鸡了。公鸡说，我倒是可以将太阳请出来的，但是，我要过东海，如果没有人帮助我过海，我还是没有办法。鸭子说：这个我可以帮忙，我把你送过东海去。公鸡在鸭子的帮助下渡过了东海，到了太阳躲藏的山上。公鸡优美的叫声终于把太阳请出来了。

公鸡请太阳的故事不限于彝族，很多民族都有公鸡请太阳的故事。景颇族《公鸡请太阳》中说，古代的时候有9个太阳，9个月亮，9个太阳就像9个火球一样，照在大地上，水被晒干了，地被晒裂了，于是人们就集中起来，骂的骂，戳的戳，就把太阳赶走了。太阳走后，大地漆黑一团，万物又无法生存下去。大家就请公鸡到太阳国里去请太阳，太阳答应回来，但要请公鸡早上叫醒它一下，于是，公鸡每天早上都要叫太阳出来。壮族有公鸡用优美的叫声把太阳从躲藏的地方请出来的故事。当然，有的民族没有公鸡请太阳的故事，如佤族的故事说，洪水退去之后，群山又展现在眼前。但是，天上出现了9个太阳和7个月量，晒得大地直冒烟。洪水中存活下来的兄妹俩在一个龙潭的龙王那里得到了金弩银箭，到高山上射下8个太阳，留下一个最亮的，射下6个月亮，留下一个最明的。从此，大地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当然，佤族的故事中，太阳和月亮没有躲起来，所以就不存在需要公鸡去请的情况。

青蛙是一种很意思的动物，它与干旱和雨水有着密切的联系。壮族神话中说，人类找到了谷种之后需要犁田，但是犁田太累，而猪和狗都不愿意去。后来，雷神的儿子青蛙从天上下来玩，它说它可以犁田，但是，它到田里之后就只知道去吃虫，没有犁田，人类知道后就把它杀死了。雷神非常生气，就再也不下雨了。后来，人们知道了错误，就祭祀青蛙，青蛙复活了，但是，它再也回不到天上，但是，它一叫，雷神就听到儿子的声音，开始降雨下来。后来，青蛙和人类成了好朋友，碰到天干旱的时候，人们要祭祀青蛙。祭祀青蛙当然是为了应对干旱。

与请太阳的方式不同，地震是通过直接限制动物活动的方式实现的。换言之，地震由于动物活动而形成，要防止地震就要限制动物的活动，最终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例如《阿细的先基》中记载道：“天上的银龙神，把银链子放下来，叫阿托去拴鱼。要不是阿托嘛，鱼还拴不稳。大鱼拴好了，鱼跳不起来，地也就稳了。”既然地震是由于大鱼摇动造成的，那么，把大鱼固定好了，地震就不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是，日本神话中也通过文化方式来进行防灾减灾，如地震中，人们认为鲶鱼是水底中的妖怪，五行属土，东方的鹿岛神和惠比须神五行属木，祈求两神来抑制鲶鱼，就可以防止地震发生。

在这些神话传说中，动物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灾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对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动物造成了伤害，动物与人类一样是需要从灾害中解脱出来。动物参与救灾的神话说明了系统的重要性，一旦自然系统因为灾害失去平衡，系统内的所有物种都会受到影响。只有系统恢复平衡，生态和社会韧性才能建立起来。

三、作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

的动物与灾害关系

传统知识是一种经验知识系统，它通过连续的环境观察和互动而获得。它在社区成员中积累，并在血统中代代相传。传统知识以口传为交际，以口传、神话、传说、歌谣等形式传承下来。传统知识包括了生态信息和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各民族的观察（perception）由文化构成的框架，它共享着意义模式并相互联系，反过来又影响着人类应对环境变化。换言之，原住民对于环境和风险的观察建立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之上，一旦观察到风险，人们就会通过已有的知识模式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作出判断。人类社会与动物相互为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动物的依赖性超过了动物对人类的依赖性。人类通过观察和经验，从动物的习性中，获得了丰富的传统知识，包括与灾害和防灾减灾有关的传统知识。

从传统知识中实现防灾减灾的案例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例如，在美国华盛顿州的浩（Hoh）部落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欧比（Obi）的孩子与父亲在森林中游玩时，看到了树上有一条小船，他问父亲为什么小船会到了树上。父亲告诉他，以前森林中有老熊嚎叫，后来就发生了地震，接着发生了海啸，小船被冲到树上了。父亲警告欧比，如果在森林中听到老熊嚎叫，可能会发生地震，要跑到高地上。有一天，欧比和其他小朋友在森林里玩，真的听到老熊嚎叫了，他们立即跑回家里告诉了父亲，这时正好酋长来了，他们把情况告诉了酋长，酋长认为这是真的，他立即把村民集中起来，告诉他们如果有地震发生，就跑到高地上。此时地震真的就发生了，村民们跑到了高地上，海啸来了，摧毁了村寨，但是，村民因为在高地上，没有人员伤亡，他们都感到很幸运。欧比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地震与老熊嚎叫的传统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中，拯救了浩（Hoh）部落的成员。

传统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它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动物与地震的关系受到很多自然科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不断发表出来，如一些研究者认为，野生动物如麻雀、燕雀、刺猬等在地震之前活动频繁，其活动是正常活动量的300倍以上，它们比饲养的动物更有优越性和成效性。一些研究分析表明，青、草、鲢、鳙等常见鱼类的异常活动与唐山余震互动有明显的关系。蛇可能是非常感知到地震的动物之一，因为地震发生之前的热量会导致冬蛇出洞，科学家对此进行过分析，认为地气产生处常有烘热感，存在地气温度共同作用引起蛇出洞的可能。因此，震前一般动物行为异常，主要的原因是地气的溢出。地震前期的动物有各种异常情况，如老鼠搬家，家中的蟑螂、蚂蚁会大量出现；动物没有食欲、拒绝行动，猫狗等因恐慌狂吠大叫等；牛马不进圈，鸽子、鸡鸭惊飞不回巢；冬天蛇不冬眠，出洞游走。一些学者认为，地震前地壳中的应力变化会引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球物理场与地球化学场变化。动物有感受这种变化的能力，在地震发生前数天或数小时，动物可能会不安、抑郁或狂躁、迁徙或逃亡。

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说明了地震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民间的传统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的基础，它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在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乡村社会，人们会根据动物的反常行为来判断即将发生的灾难，几乎所有的动物反常行为都会与灾害/灾难联系在一起，即使无法准确预测出具体的灾害类型，人们也从未怀疑过。原住民社会的传统知识也得到西方学者的肯定，世界银行的专家们认为，很多社区——特别是土著居民组成的社区——拥有环境相关的知识和解决气候风险的策略。在适应能力脆弱的社区，适应环境风险的常用方法，为人民将发展与气候适应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借鉴。这就说明。在当代的气候变化条件下，传统知识能够为气候变化应对做出贡献。正因如此，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传统生态知识系统具有西方自然科学没有或者无法提供的人类—环境关系的洞察力。

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动物与灾害关系的情况在乡村非常普遍，换言之，动物与灾害关系是通过观察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如2002年云南省新平县哀牢山区发生了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当地人观察到了各种动物的异常行为，如一些村民看到了拴在圈里的牛流眼泪，感到很奇怪，发生泥石流之后那条牛被泥石流冲走了。另外，有一家人声称他们的鸭子在泥石流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劳来追赶主人，这只鸭子也死在次日泥石流灾害中。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很多人家的猪往圈外逃跑，试图爬出猪圈外，动物的情绪非常激动，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这些猪在泥石流灾害中死亡。当地人认为，这些动物能够感知到即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所以才发生各种异常的状况。事实也证明，大的滑坡、崩塌发生前，动、植物表现异常。如狗狂吠流泪、不进食、外逃；猪、牛、鸡、鸭、马等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不进洞；鼬（黄鼠狼）白天聚集互相撕咬；蛇爬树；池塘中的鱼、鳖翻滚；飞鸟强行搬巢；树木枯萎或歪斜等。据相关调查，1970年1月5日通海大地震前有50中动物出现异常反应，包括昆虫类、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等类型的动物都出现了异常行为，并且野生动物出现的异常征兆比饲养动物的征兆早得多，野生动物出现异常应为通常是地震前1-3天，而饲养动物则在震前1天或者几小时。地震前观察到的动物反常行为与泥石流发生地区所观察的动物反常现象有相似之处。

上述故事中表明的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叙事，动物在灾害发生前的异常表现具有观察和传统知识的意义，属于认知人类学的范畴。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对于灾害中的文化性描述和叙事并不新鲜，很多还具有动物的想象因素。在2002年的哀牢山泥石流灾害中，几乎所有的当地人都声称听到了地脉龙神走动的声音，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即将发生灾害。在泥石流灾害发生之时，有一个村子几乎全部都冲走了，但是，有一家却留了下来，后来人们发现那家人的大门旁边拴着一条狗，龙狗相冲，地脉龙神不愿意将狗带走，成为一种信条。动物及其行为属性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动物具有不同的文化意义，这些都会成为人类的行为基础和禁忌，一旦成为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人们就会去对灾害中的传统知识进行分析和解释。最终，这些知识被应用于灾害急救和防灾减灾实践中，成为文化防灾的组成部分。灾害作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忆中留下烙印。

四、现代风险社会中的动物与灾害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提出来的概念，他认为风险由最初的自然成分而逐渐变得“人化”，并向“制度”和“技术”转化，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范围和深度增加了，所以，人为风险成为自然风险主要内容，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得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但是，人类的制度和技术本身又具有的新的风险。由于风险的不断扩散，风险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也在不断地扩散，风险后果也有多样性。当代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换言之，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环境、灾害、动植物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人类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自工业革命之后越来越突出，这就是为什么学者们提出人类纪（anthropocene）概念并很快得到学界接受的原因。人类纪主张地球现在已经离开了自然地质纪元时代，即全新世的现冰期阶段，人类活动成为极其普遍和深远的力量，这种与大自然的力量相匹敌，将地球推向星球的未知领域。地球快速地进入了一种较少地质驱动的、较少森林的、更高温度的、更潮湿的和更多风暴的状态。人类纪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来临——人类活动已然与地质进程并驾齐驱乃至超越了后者，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类试图去征服自然，但无意间成为破坏自然的主要力量。

风险社会的概念之所以用来分析当代灾害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动物在风险社会中处于各种复杂的状况。而且，无论是在宗教习俗还是在社会实践中，我们都能看到神话的痕迹和所扮演着的意义。神话和现实中动物与灾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又清晰的，这种关系从古代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研究，但是，与现实的关联度不够紧密。笔者以蝗虫、蝙蝠等动物与泥石流、干旱、埃博拉病毒等灾害/灾难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试图说明当代风险社会中动物与灾害之间的各种关系和象征意义。

动物致灾的情况在当代社会中不能被忽视。如蝗虫导致的虫灾，蝙蝠导致的埃博拉等病毒流行，以及蚊虫和鼠类导致的各种流行病等。可以说，动物致灾在当代社会中也是一大主题。在灾害与动物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在这里，笔者例举蝗虫和蝙蝠进行讨论。

蝗虫作为一种灾害不仅在文献中有不少的记载，在神话传、节日和宗教仪式也有专门与蝗虫灾害有关的内容，流传在云南省南涧县《火把节的故事》说：天王派灾神向彝族人民的地里撒下很多害虫吃庄稼，人们就拿着火在田里奔跑，见虫就烧，村村寨寨都点起火把烧害虫。由于连续几年都有害虫，人们就年年都举着火把烧死害虫，第一年举火把的日子是6月24日，之后就在这一天点火把纪念。习俗代代相传，成为火把节。在现实社会中也是影响很大的动物灾害之一。与其他灾害因子不同，蝗虫本身就是一种灾害。当今最为著名的虫灾当然要数非洲的沙漠蝗虫，它的覆盖面积可达100多平方公里，沙漠蝗虫的直接后果是使东非地区2500多万人面临粮食危机。沙漠蝗虫在非洲造成严重的灾害之后，还一直向东，经过中东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直逼我国。非洲蝗虫灾害可与新冠病毒堪比，它与新冠病毒一起成为2020年的两大灾害之一。

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边境地区，出现了另一种称之为“黄脊竹蝗”的虫灾，最初它对云南边境地区三个州市（普洱、西双版纳、红河）一度造成影响，后来，随之灾情的扩大，黄脊竹蝗扩散到玉溪的元江和新平县，距离昆明仅有100多公里。2020年6月以来，云南省的中老边境地区各县收到了严重的黄脊竹蝗灾害，在普洱市江城、宁洱县、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等受灾严重，仅江城县的受灾面积就达到11.54万亩，黄脊竹蝗对竹子、芭蕉、棕叶芦、玉米等均有重大的危害。黄脊竹蝗并不是非洲的沙漠蝗虫，因为它不能距离飞行，因此也没有沙漠蝗虫那么可怕。然而，它也给我们敲响警钟，云南省的生态安全屏障面临很大的考验。今年的黄脊竹蝗灾害是从老挝飞越边境过来的，虽然来时凶猛，但如今仍然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将黄脊竹蝗控制在云南南部地区，不让其再向内地扩散是蝗虫灾害防治的主要任务。由于国家林业局、云南省人民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都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将黄脊竹蝗控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

与蝗虫不同，蝙蝠本身不是一种灾害，但是，它是多种病毒的宿主，它所带的病毒是非常危险的，具有致灾性。蝙蝠是一种哺乳动物，是一种真正能够飞翔的兽类，蝙蝠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蝙蝠种类有1300多种，最小的蝙蝠翅膀之后66毫米，最长达1.7米。蝙蝠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哺乳动物群体，有1300多种，其多样性仅次于哺乳动物中的啮齿类动物。有些蝙蝠体重不到1美分的重量，有些蝙蝠体重超过2磅，翼展达4英尺。蝙蝠中体形最大的是飞狐（flying foxes），体重从300克到1公斤多不等，翼展从600毫米到1.7米。飞狐是夜行哺乳动物。它们在白天共同挂在树上，营地可以在红树林、沼泽、雨林或高大的混交林中，通常在水边。有些蝙蝠独自生活在树上，还有一些蝙蝠与数百万其它蝙蝠一起栖息在洞穴里。有的蝙蝠吃鱼、青蛙和血液（全球只有3种吸血蝙蝠），但绝大多数的蝙蝠物种捕食昆虫，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蝙蝠以水果和花蜜为食。

蝙蝠是很多病毒的宿主，现在已经查明的严重传染性疾病病毒，如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亨德拉病毒（Hendra virus）、尼帕病毒（Nipah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SARS病毒等，都与蝙蝠有者密切的关系。蝙蝠是埃博拉病毒的天然宿主。在2001—2003年的加蓬和刚果共和国的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科学家采集了1000多只小型脊椎动物，进行了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在三种果蝠中发现了埃博拉病毒无症状感染的情况，证实了果蝙是这种致命病毒的宿主。尼帕病毒（Nipah Virus）最早于1998-1999年期间出现在马来西亚，造成猪呼吸道疾病和人的高病死率。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泰国和马达加斯加对蝙蝠进行的调查发现了尼帕病毒RNA或病毒中性化抗体。SARS病毒，也称之为“非典”即“非典型性肺炎”，是我国非常熟悉的一种传染病。在2002—2003年，我国南方出现了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它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应急和防控方式等。相关的研究报告说明，蝙蝠是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蝙蝠身上携带着100多种病毒，它们是多种病毒的天然宿主，它所导致的埃博拉等病毒，如同老鼠所导致的鼠疫一样，具有严重的致灾性。

当然，蝙蝠也并非一无是处，在纳西族的神话中，在纳西族神话中，蝙蝠是智慧的化身，有“白色金蝙蝠”之赞誉，是人类与神往来的使者，人类与神灵之间的交往就是通过蝙蝠穿针引线来实现的。纳西族学者杨福泉认为，纳西族祭天用的经书是白蝙蝠从天神那里取来的，东巴经《碧庖卦松》（又译《白蝙蝠取经记》）中记载：人类祖先崇仁利恩和衬红褒白命得了病，所有的东巴来祭，所有的桑尼（巫师、无经书）来占卜，都没有效果。于是，世上所有的能者智者、酋长头目、祭司东巴和巫师桑尼等商量，派能言善辩、机智伶俐的蝙蝠去十八层天上女神盘祖萨美处求取占卜经书。蝙蝠说：我若住三年，人间没有占卜书，会天翻地覆，所有的病人都会死完。女神又劝它住三个月，蝙蝠说：我若住三个月，人间没有占卜书，会山川颠倒，崇仁利恩和衬红褒白命的病也来不及治了。女神便劝它只住三天，蝙蝠说：我离开人间先在天上神国歇了一天，昨天已在您家过夜，今天在您家做客，已满三天，请您把占卜经书送给我吧。女神最后把给“美苏人”（傈僳人）的竹片卜，给“久阿人”（藏人）的“左拉”卜，给“牛妞人”（彝人）的羊胛卜，给“勒布”（白族人）的海贝卜，以及给纳西的三百六十种卜书，都装在一个红藤书匣中送给了人类的使者白蝙蝠。纳西族的神话说明，蝙蝠是一种吉祥和智慧的动物，曾经拯救过人类。

灾害在任何时代都在发生，现代社会的灾害仍然有增无减。古今灾害对人与动物的影响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灾害给人带了伤亡的同时，给动物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动物在所有的灾害中都会受到伤害和损失。例如在。1980～1985年的严重干旱灾害中，肯尼亚图尔卡纳的牲畜成为重要的财产损失之一，牛在干旱期间的损失率占63%，为最高；其次为羊（山羊和绵羊），占55%；最后为骆驼，占45%。损失的牛中有70%是病死的，10%是被偷走和抢走的，6%是饿死的；损失的骆驼中，有25%病死的，28%是被偷走和抢走的，33%是饿死的；损失的羊中有7%是病死的，20%是被偷走和抢走的，36%是被饿死的。这些数据说明，灾害不仅造成损失，还能引发其他次生灾害，如偷盗、抢劫、社会动乱等。这些灾害之间的联系在学术界被称之为“灾害链”，在各民族的神话中经常出现。

从现代风险社会中，我们看到了动物、灾害、神话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目的是反思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讲，风险依赖于特定的文化组织，它不仅取决于知识，还取决于社会文化和个人价值观。这一点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小结和讨论

本文探讨的是动物与灾害、神话与现实之间的逻辑关系。人类从远古时代一路走来，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灾害，看到了不同动物的受灾状况。如同杜涛所指出的一样，洪水神话源于原始人对水灾的记忆。看看1998年和2020年的洪水灾害就不难想象灾害在当地人的历史记忆中所留下的深刻映像。神话和现实中的动物与灾害的关系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首先，灾害神话中的动物既是文化意义上的，又是科学意义上的，而且这两种意义又常常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生物性动物与灾害的关系属于自然科学家的范畴，而文化意义上的动物与灾害的关系，则是人类学家需要探讨的范围，两者无法截然分开，因为动物在灾害中，人类群体对动物的解释和看法是不一致的。当地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者、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等，都对灾害与动物关系进行解释和研究。

其次，古代的灾害神话与当今灾害现实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是远古与现实之间无法衔接的关系，相反，灾害神话与当代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日本神话中已经认识到了过度开发自然环境，导致人与自然的对峙能够导致灾害，并且，人类在灾害面前的无能为力。因此，必须认识到灾害与人为开发环境之间的关系，今天的现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了人类行为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如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对动物的影响。从某种种意义上讲，当代人类行为造成动物类型的减少和生态系统失衡可能比动物致灾要危险的多。如今的情况说明，动物与灾害的关系，在神话中是文化、记忆和历史的象征意义，但在当下实践中却是一种关系到人类未来的问题。强调风险社会中人、动物、灾害的不确定性是因为人为造成的灾害或者灾害风险越来越普遍。未来的社会不仅取决于自然环境，还取决于自然中的人和生态系统，要有效应对未来的灾害风险和各种不确定性，神话或许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帮助。

再次，动物曾经在各种灾害中拯救过人类，或者在人类碰到困难的时候挺身帮助。人类也通过长期的观察实践，从动物和灾害关系中吸取了很多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在当代社会中仍然有重要的作用，属于文化防灾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与灾害、神话与现实之间的核心逻辑是文化，它是人类行为之基础，动物解释之要素，文化防灾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基于经验之上的理论研究，还对具体的实践工作，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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