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川的归属——人与环境的民俗学》

本书中提到的“共有资源”（commons）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或许只是表示共同管理、利用的资源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这样单纯的含义。然而，尽管它的含义十分单纯，但它却是解读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现象之重要且有效的关键词。

现代自由主义国家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提倡，政府一方面不断缩减公共服务，一方面以政治对经济和社会的自律性的不介入理念为冠冕堂皇的说辞，煽动个人基于市场原则之上开展合理性思维竞争行为。其结果，在政府的有力后盾下，个人用力过猛，造成的过度竞争带来了人与人之间胜者与败者的界限划分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不可逆性差序格局。最终导致社会分崩离析，日常生活中的不稳定性增加。

面对席卷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下的、新自由主义的“跃进式”政治动向以及新古典派“跃进式”经济结构，质疑与反思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美国政治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凭借她对公共资源（共有资源）持久且具引领性的研究成果荣获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也可以认为是上述反思的某种体现。如今，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公共性”即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的世界的重要性重新受到追问，其蕴含的诸多可能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现代社会下存在许多仅仅依靠政府和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更多地借助公共资源（共有资源）这一古老而又崭新的社会技法。

公共资源（共有资源），表达的是“人类群体共享的资源”这样极为普遍又抽象且广泛的含义。但是，追溯其源起则是发生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与威尔士，表示“多数人依据惯习共同利用的资源及其制度”。中世纪的英格兰与威尔士，农民们基于贵族领主的庄园制形态之上，依据惯习共同利用资源。例如，对牧场、牧场上生长的牧草、泥炭、木材、鱼等生活必需品的共同利用。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的表述以及其代表的资源管理形态，在50年前的20世纪中叶的资源论框架下，代表的是一种否定的含义。这是因为资源的共同利用，即被等同于滥用资源导致的资源的毁灭。

本书一开始也已经提到，该用语受到世界规模的关注，源自于美国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给地球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悲剧—崩塌情节。哈丁于1968年在《Science》期刊发表了名为《公地悲剧》的学术论文。提出了优先考虑地球环境的整体利益，而对个人权利及行动自由加以限制的宏观环境论主张。他以19世纪数学家威廉·劳埃德（William F. Lloyd）的模型为例，论证了在公共管理系统里面，如果以尊重个人的合理意志自由为前提的话，这一系统下被管理和利用的环境将遭遇毁灭。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公地悲剧”的逻辑关系，事先我会对作为其依据的劳埃德的数学模型做一简单说明。

首先，让我们想象一个共同使用的圈地式牧场。那里牧民A、B、C等众多牧民共同使用牧场，放牧羊群，喂食牧草。牧场与牧草为牧民们“大家所有”，即我们所谓的公共资源（共有资源）。因为为“大家所有”，所以这里的牧场和牧草可以供牧民们自由使用。

假设某一天，牧民A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如果，我增加自己羊群的数量，那我的收益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答案很简单。收益增加。羊群数量增加，从羊身上获得的价值，例如肉，皮，羊奶，羊毛必然增加，牧民A的收益也增加。考虑到可以增加收益，牧民A就会为了增加收益而增加放牧的羊群数量。牧场为每个人开放，是可以自由、共同使用的场所，因而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人增加放牧羊群的数量。一般说来，为了追求经济的合理性以及收益的最大化，增加羊群数量是最为自然不过的事情。牧民A的想法，基于当下经济角度的思考，是完全没问题的。

牧民A相信会增加收益，于是基于理性思考，会增加公共牧场上的放牧数量，试想他如果一直无限制地增加下去的话，会发生什么？牧民A的收益持续增加，到达一定节点，羊群数量的增加最终导致牧草被大量消耗殆尽。再继续下去，羊会变得羸弱。只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牧民A增加了羊群的数量，而羸弱的羊群并不只有牧民A家的，还有同样在牧场放牧的牧民B、牧民C家等的羊。换句话说，收益由牧民A独享，损失则由大家共担。

面对这样的情形，牧民B和牧民C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置之不理的话，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因而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想办法也提高自己的收益。由此，他们也要增加羊群数量。认为羊群的数量增加了，收益也同样增加。

然而，采取这样的战略，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圈地式的牧场上生长的牧草数量有限，无法匹配无限增加的羊群。而另一方面牧民们却在毫无节制的扩张羊群规模，牧草被消耗殆尽、牧场一片荒芜这是必然的结果。没有了牧草，羊群最终是全体饿死。这样一来，所有的牧民们包括牧民A在内都失去了维持生计的来源，生活难以维系。这便是“公地悲剧”。

这个模型的核心之处在于牧民B、牧民C以及所有的牧民都会像牧民A那样，必然去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作用力。假设，牧民B基于良知，认识到增加羊群会导致牧草减少而带来牧场的毁灭。那么他一定会产生犹豫。但是如果遵循良知，自觉地放弃牧羊数量的增加，那必然产生的损失会最先落到自己头上。自己增加牧羊数量，确实羊儿们会越来越瘦，但是增加部分的羊的收益却是归自己所有。而如果自己不去增加，以外的其他牧民都不断去增加，自己的收益明显地只会减少。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牧民B内心不乐意，他也还是要加入到增加羊群数量的竞争中。辩证地说，这个模型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有管理机制，以对资源利用中像牧民A那样利己性、反社会性的行为进行约束。

哈丁是想将这个“大家所有”的牧场（公共资源、共有资源）与地球环境问题进行类比，由于牧民们都是出于经济性和合理性思考，而如果没有任何限制要素，他们必然会为所欲为，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增加放牧数量，其结果就是过度放牧导致牧场的毁灭。借助此模型，哈丁希望推出针对资源的公共性的国家统一管理或是完全的私有性管理。哈丁对公共资源（共有资源）持批判性看法。哈丁的这一“公地悲剧”的剧情展开，对后来世界各国的资源管理计划与政府决策都带来了巨大影响。

但是，哈丁的这一悲剧情节，并不是对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现实的正确解读。在哈丁看来，这个英格兰的依据惯习利用土地的公共资源（共有资源）是开放式利用（open access）空间，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利用的空间。然而现实中，公共资源（共有资源）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利用的空间。经济学家唐纳德·麦科洛斯基(Donald N. McCloskey，现在改名为Deirdre McCloskey)就反驳到，中世纪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公共资源（共有资源），存在着被称为“配额”（stint）的传统性放牧限制的规定，从而推翻了哈丁所谓的悲剧情节的立论。也就是说，“公地悲剧”所依据的开放利用的资源状况，与现实中地方性的资源存在实态存在偏差。英格兰与威尔士真实存在的公共资源（共有资源），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资源的量的把控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类似上述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的、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下的资源，现在也称之为公共资源（共有资源），在人类学科等的细致调研下，已经发现了众多事例，即并非作为开放利用而是处于共同体的适度管理下。通过对地域社会围绕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这样的管理模式对于生活层面的安全保障（livelihood security）、对资源的平等性利用以及纠纷的解决（access equity and conflict resolution）、生产方式的延续（mode of production）、资源保护（resource conservation）以及生态学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发展（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等多方面的贡献。

当下，占据主流的观点认为公共资源（共有资源）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毁灭，但在不同条件下会为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贡献力量。在这种情形下，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的研究得以从单纯的资源管理论发展为面向社会系统论整体的跨学科式研究。

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理论发展过程中，众多的相关领域学者将对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的研究比喻为对果蝇的研究。众所周知，果蝇的研究为近代生物学领域带来了长足的发展。长达一个世纪的果蝇研究，在其起步初期，主要作为遗传学的素材，发展至今为发生生物学的模型以及分子生物学的素材提供了创新性的知识输出。甚至说有许多动物发生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是借助果蝇的研究最先得以阐明的。可以说，果蝇的研究孕育产生了数量众多堪比诺贝尔奖的优秀研究成果。果蝇的研究不是为了理解果蝇进行的研究，而是借助果蝇去探明更广阔、抽象性自然规律的研究。

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的研究也被认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下，发挥了等同于果蝇作用力的研究。也就是说，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的研究，不仅仅是“面对”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的研究，而是“借助”公共资源（共有资源）解析社会诸多现象的研究。它为明晰社会科学中多种多样的中心课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关键，提供了观念性“实验台”和重要的思路。因此，欧美的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研究，吸引了除人类学、社会学以外，包括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心理学、游戏理论等多彩的学科领域在内。

本书细致分析了日本一个地方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共有资源的实态，同样其目的也不单单是为了事无巨细地理解日本共有资源的存在本体。而是希望以这样的共有资源为“实验台”，去理解现代社会的公共性课题，收获解决环境破坏问题的启示，以挑战其背后更庞大的课题。

中国也同样开始了公共资源（共有资源）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必将对巧妙理解社会现实问题、提出有效性解决建议起到帮助。当这样的研究立足于世界性视野之上时，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个比较的讨论案例以供参照。

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