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讨论的方便，学界大致将民间文学工作分为搜集与研究，其实这是难以绝对割裂开的，也就是说，很难有不带研究性质的纯粹性搜集。搜集还可细分为记录、誊写、编订、翻译等诸多环节。

关于民间文学搜集的讨论，往往是与整理一起的，这类文章已十分丰富，例如刘守华的《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郎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刘魁立的《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丁雅、李林的《〈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读后》、刘金的《试谈民间文学的记录与整理》，苏长仙的《谈民间文学的搜集》，陈育伦的《论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姚居慧、孟慧英《新时期民间文学搜集出版史略》，刘锡诚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等等。本文针对民间文学资料库建设的资料搜集，结合学术史与笔者长期田野的体会，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讨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该怎样进行之前，必须先明确搜集整理的目的。否则其他问题的讨论就不会在同一层面上。搜集的目的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大块，正如周作人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里所说：“本会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不同的目的决定了不同的田野方式，比如说，所谓学术的目的，也就是为分析研究提供资料，就这一性质来说，资料必须真实，如果仅仅是文艺的，这一要求便大大地放宽了。每一次搜集行为，可能目的都不一样，搜集者也可能怀着不止一种目的，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重叠的目的往往难以兼顾，必须明确第一目的是什么。

就文艺的目的来说，也可细分为很多种，比如丰富文学、为创作提供材料、提高自信等等。在20世纪初期，民间文学的搜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丰富中国文学。正如刘半农所说：“我以为若然文艺可以比作花的香，那么民歌的文艺就可以比作野花的香。要是有时候，我们被纤丽的芝兰的香味熏得有些腻了……且让我们走到野外去，吸一点永远清新的野花香来醒醒神罢”。胡适在《歌谣》周刊复刊词上如是说：“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周扬1950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也说得很清楚：“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北大《歌谣》周刊的创办，以及后来《民间文学》的创办，这种目的都显而易见。贾芝说：“解放仅七年时间，广大读者已可以读到全国数个少数民族和不同省、区汉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了。”广大读者不可能个个都是研究者，很多读者也就作为文艺作品读一读罢了。这样的目的，自然不能强求对民间文学保持原样，加工是在所难免的。

丰富文学的目的也体现在提高民族自信心。贾芝曾经这样说：“我仍发掘这宗民族文化遗产，同时注意采录新的民间创作，清理和研究它的发展过程，目的无非是：一为发展民族新文化，二为提高民族自信心。”这一目的往往不是单一的，但这一目的往往直接影响到搜集整理的操作。比如喜欢把一些文本定义为“史诗”“英雄史诗”，不仅喜欢将一些文本说成是史诗，而且在整理文本的时候会将几个不同的文本整合为一个文本，其目的是使篇幅长一些。

丰富文学的目的还具体表现在文学史的编写上。在20世纪60年代，搜集整理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主要就是为了撰写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为了这个目的，搜集者们强调“全面搜集”的重要性。贾芝举例来强调其重要性：“如果不是有二十多种说法不同的记录，而只有一种以阿阿诗玛屈服成婚结尾的记录，整理作品时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阿诗玛》整理本了；如果只有后一种悲剧结尾的记录，我们也不会对《阿诗玛》这篇民间长篇的流传演变情况有全面的了解。”

搜集民间文学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作为研究资料，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学术的”目的。以前我们把研究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来对待，以为只要是供研究之用，对资料的要求就是一致的，其实不然。举例来说，中国古代设有采集民歌以察民情的机构，《诗经》可以说就是古代采诗行为的副产品。《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如果搜集这些诗歌只是为了了解民情，自然不必强求记录得“一字不动”。

研究也可细分为文学的研究、历史的研究、语言的研究等等，周作人曾经刊布一份征集儿歌童话的启事：“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他也是为了研究之用，但是为了研究教育，显然与研究民歌的其他方面不能有一样的要求。目前我们保存的一些资料，比如今旦、马学良译注的《苗族史诗》，便是为了研究语言而作为语料搜集的。

文化的消失，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有一种有生俱来的惋惜，为此，搜集民间文学也有一种目的就是保存文化。先保存下来再说，保存了之后用来干什么，先不管。“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口头创作，过去被记录下来的为数寥寥，绝大部分至今都还流传在人民群众的口头上，新的继续在产生着，旧的失传了或正在失传的不知有多少。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把这些作品用文字记录下来。把它仍留下来，不让它们失传，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目前有很大一部分资料都出自这一目的。其实，没有明确使用目的的搜集，必然会导致搜集方式的不确定性，目前一些文本的面世，只是模仿前人的整理模式，并不明白自己的资料是要供哪方面的研究所用。

搜集的目的不同，势必造成搜集手段不同。抱着不同的目的去搜集民间文学资料，是造成搜集方式分歧的重要原因，施爱东曾写道：“由于体制的原因，有着不同兴趣、目的和工作性质的人群却不得不活动在同一个团体，必须在同一个阵地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共享和互通着所有的资料和信息。”这种状况今天依然存在，所以，明确搜集的目的，特别是明确具体某一次搜集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你整个田野的行为。

要搜集民间文学，就要进入民间。其实没人不是生活在民间，对于民间文学来说，“民间”其实就是人间，人生活的地方就是民间，农村是民间，城市也是民间，乡间是民间，宫廷也是民间。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可能流传民间文学。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民间一般倾向于指偏远的乡间。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周刊》，就曾号召学者“到民间去”，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号召大家“到群众中去”，所指大体一样。

去民间搜集民间文学资料，必然会涉及以什么角色去的问题，也就是田野关系。这不是说你在田野点有没有熟人，而是指搜集者与资源提供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单一的，十分复杂，与进入时间、性别、利益、地点、文化的主流与非主流等等都有关联。

“资料搜集者”是整个活动中搜集者的故有角色，以这个身份出现的，那么被访谈者或被拍摄者就是资料提供者。为了更好地达到目的，历史上的资料搜集者想尽了办法，这些办法多是淡化这个故有的具有利益关系的身份，而是突出一种非利益的关系。通过朋友、亲戚、同学、老乡等协力人（中间人）拉近两者的亲密程度，或者通过官方的作用来接近资源提供者。很多学者倾向于不通过官方的渠道接近当地的百姓，认为这会破坏搜集者与资料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条便捷的方式：“领导干部说一句话，抵得我们讲一晚上。”这些问题没有固定刻板教条，都会因人因地而异。为了接近资料提供者，也有比较极端的做法，比如历史上有的日本人隐瞒自己的真实目的，以认祖的方式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进行田野。在殖民时期，殖民者有强迫被殖民者提供故事资料的案例，但在平等的社会里，学者们讨论得更多的是怎样与被调查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与群众打成一片做到与劳动群众‘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只有做到这‘四同’才能通过工作改造我们自己，才能顺利展开搜集工作。”“他们在拉风箱，我们也去拉风箱，他们碎矿我们也去碎矿，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唱，我们也抽劳动的间隙记，或边劳动边记(记故事)，因此群众喜欢，干部也满意，也积极支持帮助搜集工作。”

资料搜集者与资料提供者的关系视情境不同而异，如有时搜集者是特地请出艺人来为他工作，为他讲述故事或演述史诗，这时他是活动的发起者，有时搜集者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记录者，事件是艺人本身发生的，比如某一次丧葬仪式，其发生与搜集者没有关系，不是由他引起的，他只是旁观记录。

从利益角度来说，资料搜集者是利益获得者，但有的时候被访谈者并非只是纯粹的资料提供者，他也会从中获利。这种获利包括物质的与心理的，比如对某些人来说，有外人来访谈他，便是一种荣耀，使他在村里很有面子。如果在被访谈时能获得一些礼品、报酬等利益，搜集者与资料提供者的利益关系又会趋于平衡。

两者的主客关系也会因地点的改变而改变。一般搜集者到村里去，处于客位，但搜集者把艺人请到宾馆、乡政府、搜集者的工作单位或家里，两者的主客关系就会发生颠倒。信息提供者的心理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有的时候，被访谈者不是简单的信息提供者，他也可能成为资料搜集者的验证者或者被实验者，比如资料搜集者会让被访谈者按照自己的要求来演述某一部史诗，以验证其在不同语境下的演唱变异。

难以否认，田野关系的处理，最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获取资料，这就难免涉及伦理问题。2016年，《民族文学研究》发表了一组关于田野伦理的文章，包括陈泳超的《“无害”即道德》，巴莫曲布嫫的《民俗学伦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施爱东的《学者是田野中的弱势群体》等，专门就此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2016年12月10日，“民俗学专业责任与伦理”的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召开，此次会议有一个任务就是试图制订民俗学伦理规范。央吉卓玛也就此问题撰写了文章，认为“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伦理建设须以尊重民间文化的传承人和实践者为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开辟学者与民众之间平等交流的对话通道，倾听传承人的声音，关注民众的生活实践，并以‘为民谋福利’为终极目的，使民众能够分享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果，进而确保由传承人和学者共同创造的文化产品的权益共享。”

田野伦理已经远超出了民间文学搜集技术上的范畴，而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日常生活伦理的一部分，换言之，田野伦理是日常生活伦理在田野作业时的运用。

搜集资料，也涉及人数的问题，比如施爱东认为采集人数与信息的真实性有关：“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最大区别在于，个人相对比较容易融入被调查者的群体之中，方便于感情上的联络，更可能得到真实的信息。”而有人更注重其效率：“在搜集工作中单靠我们工作队的力量是不能做到全面搜集的，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利用一切力量，如小学教师、乡社会计、俱乐部人员等进行搜集。”有学者反对利用群众搜集资料，认为这难以得到真实的材料，对此贾芝认为“把能否忠实记录简单地归结为技术方法问题，不仅会对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巨大变化认识不足，不能增强我们的前进信心，而且也会伤害群众对这一新的工作的积极性，使工作陷在一部分专业工作者的圈子里，不能运用广大群众的力量。”其实，这与搜集资料的目的有很大关系，就搜集研究资料而言，也要看是供什么研究的，比如要研究艺人的演唱方式，这种搜集方式是绝对不可行的，纯粹为文艺之用，却也无妨。

人数也与采集手段有关，目前的采集有录音、录像、拍照等方式，分工很细，而且每一项都不能被替代。从这一角度来说，一次采集需要一个小团队来合作。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要求，如果一个人单独采集，也不是说不行，只是资料的完整与否而已。

田野作业也有一个时长的关系。钟敬文先生曾将民俗学的研究分为三种：“一种为走马观花式的‘旅人之学’，就是到某个地方跑一跑，看一看，得到一点一般性的信息；一种是‘寓公之学’，就是在一个地区住三五年，进行长期考察；第三种是‘土著之学’，就是当地人来研究当地民俗。”传统上人类学学者的田野时间都比较长，这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前都是去一个陌生地做田野，交通又不便，语言又不通，光是学习语言，一年都不够。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固执地因袭传统，刻板地将田野时间固定下来，而是要根据每次的情况而定。原来一般要求做田野要达到一年以上，有一个看似合理的原因就是一年是一个文化周期，在这个文化周期里，文化事项一般都会发生一次，比如节日，在一年一般会遇到一次（当然也有一些节日是多年一次）。但这也要考虑到田野目的，如果纯粹是民间文学的搜集，是否一直需要在田野地长期生活，就很值得讨论。

田野基地可以说是基于长期跟踪调查的设想而产生的，这可能也是田野地与田野对象改变之后的一种产物。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由于不便，很难有返回做补充调查的机会，所以强调一次性完成。但是，从理论上说，资料搜集或调查是无止境的，几乎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的。建立田野基地，便是长期跟踪调查、搜集的一个补充手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不仅有《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的田野研究基地，也有一些南方史诗如苗族《亚鲁王》的研究基地。

搜集民间文学会遇到一个问题，即搜集什么不搜集什么，也就是搜集内容的问题。回顾以往的历史，这基本集中在关于淫秽与健康、精华与糟粕、新与旧等问题的讨论上。

传说孔子删《诗经》，针对《诗经》三百首，孔子归纳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民歌不可能没有“邪”的，但整个《诗经》都“思无邪”，可见“思无邪”是孔子选编《诗经》的标准。北京大学创办《歌谣》周刊初期，其《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主张搜集内容为“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针对这个问题，周作人主张：“猥亵的分子在文艺上极为常见，未必值得大惊小怪。”无论歌谣内容“如何粗痞，都要收集保存”。

关于精华与糟粕的问题，贾芝曾强调即使是所谓的“糟粕”，也应当记录，也会有用：“有不少人搜集作品时只要好的不要坏的，当记录作品时就剔除了‘糟粕’，而到写文学史要写到两种文化的斗争时便苦于没有留下反面材料。”但这种提倡并没有得到很好响应，云南省民族民简文学大理调查队在1959年撰文说：“不应不分糟粕精华，不管唱的东西好坏与否，为了鼓励他们唱出来就一律说‘好’，我们队里个别同志却曾这样做过。这是一种错误。”

1959年，处于大跃进时期，编辑文学史是为了歌颂社会主义的新成就，所以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大理调查队在搜集民间文学时就倾向于搜集新的东西：“我们的做法是：到一个地方，先着重把新的东西搜集起来，然后才进一步搜集研究旧的东西。这样既使群众易于理解我们搜集的目的，也通过搜集推动了群众新的创作高潮。”这与一般情况下的搜集正好相反。一般情况下，搜集者皆喜欢搜集比较古老的故事，濒危史诗等传统民间文学。

不同的目的会导致内容的选择。国家行为的普查式搜集往往要求全面搜集：“‘全面搜集’的‘面’，包括：一个民族的、一个地区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同一母题有各种异文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同一作品而散失不全的搜集要全面；口头的要，书面的也要；正面的要，反面的也要；新的要，旧的也要：总之，上下古今，精华、糟粕，一概搜集，全部保存。”这种要求一方面基于“摸家底”的心理，另外也有基于写民族民间文学史与民间文学概况的需要。这不仅表现在尽量多搜集不同的文本，而且表现在尽量多搜集一个文本的不同异文。“某一作品应尽量搜集完整，仅有片段者，应加以声明。”

搜集内容的选择没有统一的标准，完全由自己的后期目的所决定。目前的搜集更多的是个人行为，要搜集什么内容，完全是为这一次活动的目的服务的。如果要研究荤段子，那就不存在是否“猥亵”的问题，如果要研究当下产生并流传的故事，又何来“新旧”问题。

目前摄像设备已经很普及，所以在讨论搜集内容的时候，也就涉及拍什么的问题。既然是民间文学的搜集，拍的自然是口头讲述的内容，兼顾与之相关的语境。

搜集民间文学，必然会涉及记录的问题。记录方式有笔记、录音、拍照、录像等。这些方式会产生出音影图文的不同成果。

民间文学的搜集，历来被绑定整理一起讨论。无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搜集运动，还是1984年启动的三套集成，都提倡“忠实完录，慎重整理”。

关于这个问题，曾经分歧很大，贾芝曾写道：“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在‘忠实记录，慎重整理’上。有三派意见：一派是不赞成‘忠实记录’，也不赞成‘慎重整理’，而主张‘创作加工’‘自由发挥’的。还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主强，是号召民间文学工作跃进一步——创作。另一派与此相反，极力主张‘忠实记录’，反对把记录民间文学与创作混为一团，因而又认为民间文学只要有‘编辑’工作就行了，根本不应有‘整理’一说，意思是深怕为乱改之风留下后门。主张前一种意见的，多半是对创作有兴趣的人，也有一部分热心搜集民间文学的同志，主强后一种意见的，是注重民间文学的科学研究的部分同志。第三派，人数最多，是同意‘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的。”“搜集整理的方法则是：‘忠实记录’和‘适当加工’，后者也就是‘慎重整理’。(当时在整理工作上所以提出‘适当加工’是为了既反对一字不动论，又反对乱改的倾向，主要是反对乱改的倾向，强调容许加工，但加工要持慎重的态度，要求‘适当’。因此，‘适当加工’是‘慎重整理’的比较具体的说法，二者的精神是一致的。”就算真的做到了“一字不动”的忠实记录，在出版这个环节，很难做到以原材料原原本本呈现出来。因此，在呈现这一环节上，是争论最厉害的，也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或者说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学者对整理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整理不等于凭个人的主观见解和爱好去改变劳动人民的创作，必须要根据原作品的特点去进行整理。”这样的主张，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

“慎重”“适当”这些起到安慰作用的词汇，其实一直是修改原材料的最好借口，因为没有人说得清什么是“适当”与“慎重”。从理论上说，记录是一种再现。它所记的便是所见到听到的。任何“适当”过的记录都不是“忠实”的。

撇开加工不说，就算是为了研究的整理，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问题。贾芝曾写道：“整理的方法，概括地说不外乎两种：一、选取一种比较完整记录或版本，加以整理。……二、同一母题的作品，选取此较完善的一种为蓝本，进行综合整理。”这就涉及什么是“完善”的问题。举例来说，一个故事只包含了两个母题，另一个类似的故事包含了三个母题，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包含三个母题的那个故事是“完善”的，其实不然，每一个异文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不能人为地设置一个理想化的文本。巴莫曲布嫫《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对史诗文本的产生方式和制作过程进行了审慎的反思，指出那是一种“格式化”的过程。

我们会经常提起“第一手资料”这个术语，但什么是第一手资料呢？有人认为，自己去搜集来的资料，对自己来说就是第一手资料，而别人使用，就是第二手资料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谓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是没有任何改动的资料，只要是完全忠实记录下来的资料，谁用都是第一手资料。如果经过删改了，即使是自己使用，也不能叫第一手资料了。

其实记录和整理是两回事，云南省民族民简文学大理稠查队的总结就很能体现这一点：“口述者怎样讲就怎样记，不能因个人好恶而随意增删或改动，当然，整理发表时增删更改是不可避免的，但那是进一步整理时的事，即便需要整理，原材料亦须作为材料同时保存起来。”如果我们撇开整理这一环节，那么搜集资料只涉及记录。

至于怎样记录，与记录手段有关。在早期，由于缺乏录音录像等电子设备，在搜集的时候主要靠笔记。笔记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现场记录，另一种是回忆式记录。第一种即访谈的时候，艺人一边说，搜集者一边记。如果是民间故事的记录，估计也就能记录个大概，记录者一般很能跟得上讲述的速度。如果是韵文体，搜集者往往只能让艺人放慢速度在非实际语境中念给搜集者听。毫无疑问，这种演唱不是在传统场域里的演唱。

如果使用录音设备记录，便可能涉及后期的誊写呈现问题，也就是将音转化为文字。当然，我们可以直接将音像资料入库以便保存，但有时为了更为直观，也需要进一步借助文字来呈现。相对来说，誊录在时间上较为充裕，誊录者能完全忠实地将录音呈现出来，包括讲述者的语音语调，甚至一些错误的语法，方言等等。

比录音更能完整呈现信息的是摄像。随着电子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机构在民间文学的搜集时采用录像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2000年就开始建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至2010年结项，完成了两期。从2011年，又开始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影图文档案库的建设。无论是资料库还是档案库，都涉及以影像的方式记录民间文学。2012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史诗百部工程”项目，拟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中国各民族的史诗。摄像是一种最能忠实记录的搜集民间文学的方式，它既不存在笔记跟不上节奏客观上的记录不完整，也不存在主观上的任意删减或添加。“纸质版史诗的出版给搜集整理者很大的运作空间，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某些仪式上演唱的内容整合为一首符合“史诗”概念的文本，既可以将同一仪式里难以吻合史诗概念的演唱内容剔除掉，也可以将不同仪式中演唱的符合史诗概念的内容整合在一起。但是，影像的方式难以做到这一点，如果将一个仪式从头到尾拍摄下来，那么其中演唱的内容必然有很多不属于史诗的范畴，等我们将所有的仪式演唱词翻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仪式唱词如果和盘托出，很难让人认为这是一部史诗。拍摄者如果任意删去不属于史诗演唱的片段，整个仪式就会很不完整。而如果将几个不同仪式中符合史诗概念的唱段整合在一起，仪式的影像画面必然难以连续成片。”只有使用录像的方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杜绝将记录与整理混为一谈的现象。

但摄像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因为在拍摄的时候就存在拍摄的选择。首先，作为研究而搜集民间文学，在拍摄时，只要艺人在演唱，拍摄者就不能停机，要将拍摄纪录片与拍摄资料区分开。一次演唱很可能长达一整夜，如果以拍摄纪录片的方式来拍摄，就不需要一直跟拍，但拍摄民间文学资料，就一定不能中断。记录其实也涉及搜集者角色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搜集者既是搜集者又是听众，与搜集者作为一个旁观者相比，其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了文本本身，记录还涉及文本的语境等附加信息的记录。早在1929年，魏应麒在其搜集的《天灵灵》便介绍了相关民俗：“闽俗小儿遇有惊痫时，其母每作此种压胜。其法，在临水陈太后像前，量米一杯，用布包之，频频摇动，唱是歌。少顷，开布视米，觉有低浅乃添米使满，复包复摇，复开复添，复唱，终至杯中米紧满，添无可添时始止，谓此时‘惊’已被陈太后‘收’矣。”关于语境问题，刘魁立提出“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的观点，他用很形象的语言描绘了语境的重要性。鱼是文本，水是语境。只有在水里看鱼，才能更真切地看到鱼的真相，如果把鱼从水里拿了出来，鱼便是死鱼，看不真切的。段宝林也曾经写道：“只记下作品本文还不是作品的全部，民间文学记录工作应该把作品的立体性也全面地保存下来，这就要进行‘立体描写’。”

对于记录语境，学者们一般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但对于什么是语境，在记录文本的同时，到底要记录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大家却没有共识。巴莫曲布嫫曾在《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一文提出演述场域的“五个在场”，即史诗传统的在场、表演事件的在场、演述人的在场、受众的在场，以及研究者的在场。之后又在《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巴莫曲布嫫访谈录》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释。我们可以从语境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元素。

随着表演理论的引入，民间文学的搜集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搜集者可能将一次演唱视为一次“表演”，从而关注其与文本相关的诸多因素。鲍曼的“表演”过于宽泛，比较可操作的是海默斯（Del Hymes）的speaking模型（The SPEAKING Model)：Setting and Scene（场地与情境）、Participants（参与者：讲述着与受众）、Ends（目的与结果）、Act Sequence（结构与顺序）、Key（辅助语言与行为）、Instrumentalities（言语方式）、Norms（规范）、Genre（文类）。搜集者可以根据这一模型的提示加以关注与记录。

誊录录音的时候，也涉及交代录音的场地、访谈人与被访谈人，访谈地点与时间等信息。影像拍摄的时候，拍摄者要考虑到语境的信息，不能一直只对准演唱者，要适当地给出全景，包括观众，场地等信息，换言之，拍摄者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故意不拍摄一些本属于语境的元素。

总的来说，民间文学的搜集无论是材料还是经验，都已经有了比较可观的积累，但也依然存在诸多的问题。搜集工作依然在继续，很多科研单位都在建立专业资料库，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从2000年就开始建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至2010年结项，完成了两期。从2011年，又开始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音影图文档案库的建设。2012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史诗百部工程”项目，拟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中国各民族的史诗。在这些项目的实施中，搜集者遇到的问题依然不少，需要进一步讨论和解决。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