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赐予地方神明以封号，或者将历史人物封神，列入官方正式的祀典，并在全国各地对其进行倡导与传播，这样的神明“正统化”早已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宋代，敕封达到高潮，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真宗亲自“东封西祀”。然而，通过假借敕封以建构其“正统性”的做法并不多见。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崇拜水草神，以保佑水草肥美、牛肥马壮，农耕民族则祭拜五谷诸神、风雨雷电神，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然而，沁河流域至今流传着阳城县常半村（今山头村）兽医常顺被宋徽宗封为广禅侯，元太宗为其建立水草庙的故事，且村里至今还保留有清代重修的水草庙：

“常半村—常顺—广禅侯—水草神”的故事地方志书多有记载，据康熙朝《阳城县志》（卷二）载：“水草神庙，城东北山头村，每岁七月初七日秩祀。”雍正朝《山西通志》（卷十六）也载，“水草庙，在东北山头村，七月七日祀。”《通志》和《县志》只是较为简单地对山头村供奉广禅侯的水草庙进行了记载。1987年第一届“广禅侯”学术讨论会在阳城召开，2014年“广禅侯故事”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对于谁是广禅侯，广禅侯与水草神的关系，及其历史发展脉络等情况，学界并没有做过详细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围绕水草庙所形成的“层累的历史”进行知识考古，就教于方家。

宋代帝王敕封的神明既多且杂。据《宋史》（卷一百二）记载：“真宗封禅毕，加号泰山为仁圣天齐王，遣职方郎中沈维宗致告。又封威雄将军为炳灵公，通泉庙为灵派侯，亭山神庙为广禅侯，峄山神庙为灵岩侯，各遣官致告。”然而，《宋史》中只是记载宋真宗将亭山神庙封为广禅侯，并没有记载被敕封的地点，也没有出现阳城县山头村常顺的名字。

山头村今位于阳城县城北一点五公里处，由三个自然村（山头村、西腰庄、土楼庄）组成。卫、王、张、孙是四大姓。常姓于晚清迁出山头村，原因不明。村里现存三座庙宇，分别是村南的黑虎庙、村中的佛庙、村北的水草庙。现存水草庙主要为清代建筑，正殿、侧殿、配殿、角殿等建筑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拆除，仅留有山门、舞楼、耳房和献殿。大庙座北朝南，山门上悬挂匾额，上书“普佑万方”四个大字。

过了山门，登上六级台阶就进入了庙院。庙院以献殿为界限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院南面山门顶上有三间舞台，西楼是戏房楼，楼下是演员驻地。东楼是仓房楼，在明清时期为贮备粮食的地方。庙院东西两面为五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为看楼，楼下为东西两房。登上七级台阶，经过拜殿就进入了上院。上院殿祠十五间，中间是广禅侯大殿，东西两边分别为关帝殿、财神殿、蚕姑殿、高禖殿。广禅侯大殿居中，是水草庙的主建筑。门顶上有蓝底金色大匾，匾上书有“广禅侯”三个大字，上方可见“圣旨”二字，右上款为“钦封泽州府常半村常顺”。正中央是“广禅侯”，左边下款为“大宋宣和二年□□”。殿内供奉有水草爷、水草娘娘。神阁外两侧各有一个武士塑像，村民将其称作是“八腊爷”。殿墙壁上的绘画是马群，主要描述的是常顺医治病马的过程。

关于常顺最早的文字资料，来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头村任教的姬庆绥老人，他抄录了庙中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的“广禅侯传记碑文”，碑文云：

假如以上碑文无误，可以透露出如下信息：第一，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宋金在平阳（今临汾）一带发生了战争。宋军战马受到瘟疫困扰，常顺从阳城奔赴临汾前线治愈了战马的疾病。第二，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常顺被敕封为广禅侯。第三，在元太宗七年（1235年）创修了广禅侯大殿。第四，明成祖十六年（1418年），重修大殿，在大殿东面增修了关公殿，财神殿，西面增修了送子殿，蚕姑殿，而“广禅侯”是唯一被钦封的兽医侯。事实上，宋金军队在沁河流域确实发生过拉锯战，据康熙版《阳城县志》载：“天会四年（1126年），宋都统制王彦部将岳飞败金兵于新乡，进次太行。……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取阳城。……建炎三年（1129年），河东北路军马使翟兴派部众收复阳城。”

常顺所处的时代为十一世纪后期到十二世纪，他的高超医术使其在宣和二年被“钦封广禅侯，以嘉其术”。在受封后，其声名进一步远播。距离山头村大约十三公里的町店镇增村村民回忆：“……皇上下令在山头村修建水草庙。增村、大宁以及沁水一带的许多村社的百姓就自动的捐献钱粮，还出人出力，备送砖瓦木石，在町店镇孔家沟后的水草沟修建小水草庙一座，庙里塑广禅侯像一尊，立石碑一通，每年的三月十五、七月初七，方圆数十里的村庄，八音齐具，携带整猪整羊，来到孔家沟水草庙虔诚祭祀。还请来戏班为水草爷唱戏。明代的时候庙宇坍塌，重建，并刻石记文。清代雍正年间，庙宇再次重建，还有碑石记载。”孔家沟水草庙是山头村水草庙的分庙，也就是说被敕封后当地很多地方创建了水草庙，水草神信仰的范围也超出了阳城县，最终在沁河流域乃至更大的范围传播开来。

北宋时期阳城县山头村的兽医常顺被宋徽宗封为广禅侯，元太宗又加封他为水草神，敕建水草庙以后，春秋两季，州县官吏和民间都进行隆重的祭祀。如今山头村的水草庙是全国现存唯一的水草庙。

常顺被封为广禅侯后，信仰圈扩大，水草神庙也在历代不断被创修或重修。根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姬庆绥抄录的明代永乐年的碑文和村里收集的十余通残碑，大致可以看出水草庙在明清时期的创修、重修过程：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重修广禅侯大殿，新修关公殿、财神殿、送子殿、蚕姑殿；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增修东西两房；顺治十六年（1659年）重修“水草庙”；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创修献殿；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修建舞楼、戏台；光绪八年（1882年），重修东西两房，新修大门和照壁。

在历次重修中，不乏官方的积极参与，顺治十六年（1659年）撰文的《重修水草庙碑》载：“水草庙去邑西北三里许，载在邑。乘春秋祭事两举重祀典也……敕建元时，补修历年久远，碑碣剥落，所荐者仅至正一扁，创建日月，并当日姓氏泯灭无闻矣……”可见水草庙敕建于元代，屡次补修，到了顺治年间只剩下元代至正年间的一匾额。

在山头村碑刻陈列馆有一块镌刻于顺治年间的残碑，碑的正文叙述的是献殿的重修过程，最为重要的是捐施名单中列有很多高级别的官吏：在捐施的二十七人名单中，刑部尚书的阳城人白胤谦官职最高。据乾隆朝《阳城县志》（卷之九）载：“白胤谦，明崇祯癸未进士，选翰林庶吉士人，国朝由内院秘书检讨，历侍读学士，累至吏部侍郎，刑部尚书。以议苏淞巡按王秉衡狱不称，时左迁太常少卿，旋擢通政使。乞归，卒年六十九。”除了白胤谦外，捐施名单中还提到了山西（祁县、平遥）、陕西（凤翔、澄城）、河南、江苏（沐阳）、山东（荏平）等地知县或者知府，还有教谕、训道、户部给事中、巡按御史等官员。也许这些捐施者中很多是因为与白胤谦交好，也许是由于阳城水草神的信仰圈范围极大。无论如何，官员和有功名人士的参与捐施无疑提高了水草庙的地位。

元代山西很多地方建有广禅侯庙，仅以明成化年间编修的《山西通志》（卷五·祠庙）所载就有五处：“一在崞县东南二十五里上封都。国朝洪武十五年重建，有司岁以五月五日致祭；一在石州城（今吕梁市离石县）内来远坊，元癸未十三年建；一在洪洞县城东一十八里范村，洪武十三年建；一在汾西县城内礼义妨皇庙旁；一在孝义县南一十里司马村，元大德十一年建。”

此外《宋史》（卷二百八十三）载：“大中祥符初，……朝谒太清宫，为奉祀经度制置使、判亳州。”前文《宋史》载：“……（封）亭山神庙为广禅侯。”综合起来，可能真宗去过亳州，封亭山神为广禅侯。但彼时“广禅侯”与“通圣郎君”“牛羊将军”并没有多大关联。不过元代确实在山西很多地方创建了广禅侯庙，而奉祀的是“牛羊将军”，为何如此，还需进一步考证。乾隆朝《崞县志》亦载：“县东南三十里，有广禅侯庙。宋真宗尝封山神，志称‘通圣郎君’，士人称，山因以名。”而在之后的传播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两种并列的解释：

1.作为历史人物的广禅侯

在阳城县山头村有“水草庙”，庙里供奉的是“广禅侯”——常顺，常顺还被村民尊奉为“水草爷”，这是一座以历史人物为主要供奉对象的广禅侯庙。此外，在阳城县郭峪村，顺治十三年（1655年）勒石的《西山庙碑记》也提到了“盖重修于大明嘉靖二十五年也。东正殿三间，塑广禅侯像”。阳城下交村汤帝庙是析城山下最早的汤庙，其拜殿修筑于金大安二年（1210年）和大安三年（1211年）。据雍正四年（1726年）勒石的《重修卤庑之记》载：“然自金之庚午迄于今，盖五百有余岁矣。虽凋敝屡修，旋颓旋葺。然祠宇众多，冗费浩繁，难以遽举。其西庑高禖、广禅、土地三祠，倾颓甚尤。”康熙朝《阳城县志》（卷之八·五十四）亦载有清初白胤谦撰文的《重修三灵侯广禅侯五瘟神合祀记》：“邑西郭有古谏臣唐葛周三侯祠，配以广禅侯、五瘟神。广禅侯所司牛羊孳息之事。”可见阳城这些地方汤庙里面奉祀的广禅侯就是常顺。

2.作为牛王的广禅侯

而在高平市南城街道办事处龙渠村，至元二十三年（1286）勒石的《创修广禅侯庙记》明确地指出了广禅侯庙供奉的是牛王：“今者龙曲南社杨世英等，纠率里人首倡其事，从而和之者数人，立之一社，目之曰牛王社。”建立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山西临汾市魏村牛王庙广禅侯殿和建于元统元年（1333）山西壶关县三老乡内王村的“广禅侯庙”里所供奉的也是牛王。在临汾市魏村牛王庙，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刻的《牛王庙元时碑记》对“广禅侯”的来历有所提及，称被封为“广禅侯”者，乃是宋真宗驾幸亳州途中，敕封愈马疾病的“通圣郎君”为广禅侯。左权县辽阳镇紫阳村有牛马王庙，道光二十五年（1845）勒石的《重修香山庙西山隈水草大王牛马王庙碑记》记载了重修的情况。

从以上史料可知，最早记录的广禅侯庙建于元代，且信仰范围主要在黄河流域。且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作为水草神广禅侯常顺的名字逐渐被淡化，乃至遗忘，而将常顺医治的对象——牛、马等牲畜作为广禅侯的代名词。

一个普通的兽医被“敕封”，然后为其建祠立庙，享受官员与民众的奉祀，看似简单的信仰现象，却展示了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关系。

《宋史》（兵十二·马政）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在宋代的重要作用。宋代设有专门疗养马的机构——“病马监”和兽药药房“药密库”，以及用于尸体解剖的“皮剥所”。宋代还出现了许多兽医学专著，如《明堂灸马经》《伯乐针经》《医驼方》《疗驼经》《马经》《医马经》《相马病经》等。

正因为马的重要性，宋代敕封常顺这样一位兽医也就有了可能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沁河流域复杂的族群关系。《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载：“宣和四年（1122）春，癸酉，金都统杲，克辽之高、回纥二城。乙亥，陷辽中京，遂下泽州。” 北宋灭亡后，地方武装组成的“太行忠义社”与金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太行忠义社首领梁兴所“结义寨三十有七”者，遍布垣曲、翼城、阳城、泽州、沁水等地。《金史》（本纪第十五）曰：“宋兴定二年（1218），冬十月丁巳，大元兵攻泽州。” 从常顺这位兽医被敕封为广禅侯，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北宋对于战马的重视，乃至于北宋末期，南宋初期沁河流域宋与金、金与辽都有过激烈的战争，可见封侯背后也隐藏了沁河流域当时复杂的族群关系。

据山头村水草庙碑文记载，“元太宗七年（1235）修广禅侯大殿”。清嘉庆五年（1800年）勒石的《补修广禅侯祠碑记》载：“嘉庆五年夏五月，山头村社首陈君孝等补修广禅侯祠。丹雘既毕，乞文于余曰：‘村之有广禅侯祠也，其来旧残碑故额间犹有元明迹遗焉。每清明、七夕，邑令虔奉谕祭，至今不废。’”在今天的山头村还有许多关于元代皇帝的传说，大致内容有以下两点：第一，元朝皇帝下令为广禅侯修建水草庙；第二，其敕令每年的春天在广禅侯的诞辰日、秋天广禅侯的逝世日，都要对其进行祭祀。

不论是历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将山头村水草庙的创建追溯到了元代。那么，起初修建水草庙，供奉广禅侯的意义何在？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从蒙古族这个少数民族入手。蒙古族统一中国，元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与蒙古族战马的优良有很大的关系。《元史》（志第四十八）里面有“马政”篇，记录了马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蒙古族日常生活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重大仪式举行过程中也要用到马：“太庙祀事暨诸寺影堂用乳酪，则供牝马；驾仗及宫人出入，则供尚乘马。”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在来到沁河流域的时候为兽医广禅侯常顺创建庙宇也就成为了合理的事情。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学最为发达的时期，与农业技术同时发展的是农书的增加。王毓瑚著录的《中国农学书录》里记录了四百九十七部古代农书，其中明代和清代前期就有二百八十三部，占百分之五十七，超过了历代的总和。如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清代鄂尔泰的《授时通考》等均是重要成果。而在农书里面也包括了很多农谚、地势、气候、农具、病虫害、畜牧、水利等多方面的农业信息。

农业的发展推动了畜牧技术的改进，这在广禅侯信仰中也得到了体现。只是作为水草神广禅侯常顺的名字逐渐在流传过程中被淡化、遗忘，而将医治的对象——牛、马等牲畜作为广禅侯的代名词。如在上文提到元代出现的诸多广禅侯庙里供奉的是牛王或马王。而当牲畜遇到瘟疫的时候，广禅侯庙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如康熙《阳城县志》（卷七十五）载：“顺治十六年春耕牛大疫，存者十之一二。”而在当年十月就对水草庙进行了重修，且提到了：“水草庙去邑西北三里许，载在邑。乘春秋祭事两举重祀典也。鲁《展禽之论》祀也，虽其例不同，大约有功于社稷。口胼使民力之普存，其蕃滋长养，不至伤乃族蠡，咸神之功，其有功于社稷生民也，明矣，故宜祀也，然祀不知起□□。人伤之，以为吾侪方荐馨以邀神福，而愿使之颓垣废寝风雨凄怆也，神其吐之乎？”

清代到民国年间，山头村水草庙有史可查的创修及重修记录就有十余次，且规模不断扩大，香火也十分旺盛。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官员在水草庙的创修或重修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从捐施情况来看，普通百姓和商人也加入到了重建的队伍中来。广禅侯崇拜的盛行，反映了明清以来政府对于农业的更加重视，而对于民众来说，体现的是希望借助这一信仰实现六畜兴旺，生活安康的美好期盼。可以说通过广禅侯这一信仰载体，国家意志与民间信仰实现了整合。

在传统社会，敕封现象并不罕见。沁河流域就有府君庙、汤帝庙，分别奉祀的是唐代被敕封的崔珏和宋代被敕封的析城山神“嘉润公”，且府君庙和汤帝庙遍布沁河流域。崔珏作为历史人物，当过县令，有过功名。而析城山神赐封为嘉润公则与传说商王在此桑林祷雨有关。换言之，其涉及的历史人物都是社会上层人物，最终被神化，而接受民众的顶礼膜拜。不同于上文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常顺的历史并不见于正史，宋代被敕封的事情大多靠的是口头流传，然而常顺作为一个兽医在宋代被敕封为广禅侯，元初建祠立庙，这看似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在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

三晋大地在历史上是一个少数民族汇聚的地带，许多少数民族在这里粉墨登场，却又在这片土地上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这倒并不是说这些族群被消灭了，而是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态势。在这一过程中，充满着诸多的矛盾、纷争与对立，甚至战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沁河流域作为宋与少数民族对峙的地带，在这样的边界地区，当时矛盾不断、战争频繁。常顺被敕封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就是当时宋、金、元等政权之间，汉人、女真人、蒙古人等族群之间复杂的关系。在冷兵器时代，战马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北宋设有专门疗养马的机构——“病马监”和兽药房“药密库”以及用于尸体解剖的“皮剥所”。宋代兽医诊疗技术相当高超，还出现了许多兽医学专著，无不与马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有关。而战马对于元政权的建立更加重要，蒙古铁骑能够横扫欧亚大陆，依靠的就是优良的战马，元太宗为广禅侯建立水草庙也就不足为怪了。

明清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农耕区域进一步扩大，也促进了畜牧业的进步。在民众信仰中，很多的地方早已将马王、牛王奉为广禅侯，水草神信仰范围也从山头村传播到了沁河流域，乃至于更远的地方。因为牛在农耕社会的重要地位，在许多地方广禅侯就成为了牛王神。元代以后，广禅侯“官祭”的程式化举行，更加促进了广禅侯信仰的传播。广禅侯信仰的发达与农耕文明中农业的重要地位有关，同时也展示了普通百姓对于六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期盼。而从广禅侯到水草神所反应的信仰圈的扩大，折射的是民间信仰和国家意志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