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1982年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辽宁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85-1987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工作，1984年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1987-1997年在汕头大学中文系任讲师、副教授，1997年至今，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一直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民间文学研究新视野》《西方民俗学译论集》《新编美国民俗学》《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等专著、译著、编著20部（部分合作），在国内外发表各类文章近百篇，获得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等多种科研、教学奖项。现任美国民俗学会(AFS)终身会员、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青岛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载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70年学术史》

不久前，因缘巧合，在网上与中国民协冯莉女士结识，她正在征集编纂有关纪念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70周年的文集，得知我曾经与民协有过一段交集，便极力约我写篇回忆的文字。盛情难却，便答应了。然而打开电脑一码字，便发现脑海里尽是一些零乱模糊的记忆碎片，很多具体的细节已经淡忘。老之将至，才后悔从小没有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因此，也只能努力搜寻记忆，东鳞西爪，草成此文。

与民协之缘，始于1982-1985年在辽宁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期。当时，我的导师乌丙安先生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辽宁分会的主席，他推荐我成为省民协会员（后来在1984年2月，又推荐我加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证号是000466），我开始参加协会的一些会议等活动，如1983年8月，参加了在辽宁兴城举办的第二届民族民间文学、民俗学研习班，除导师乌先生之外，还有幸聆听了许钰、张紫晨、张振犁、柯杨、屈育德等民间文艺界大家的讲课。同年2月，省民研会理事会议通过了成立“理论研究组”的决定，旨在开展民间文学理论研究、调查研究和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的翻译工作。为了给省民协会员们提供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民协决定由理论研究组负责编印内部发行的文集，乌先生主持策划，时任驻会秘书长的白希智老师具体负责，我也参与了部分组稿、审稿和编辑工作。随后几年，三本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为编者的《民间文学论集》，分别于1983、1984、1985年印行问世。这几本文集对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自己的一些粗浅的习作，能够变成铅字印刷收在书中（尽管是没有书号的内部资料本），对一个刚入门不久的研究生而言，真是莫大的激励。主持其事的乌先生非常重视外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的译介，三本文集中，都辟出了相当的篇幅，刊载原文为英文、俄文、日文等语种的翻译文章。我收入文集的习作，除自撰论文外，有多篇是我翻译的外国学者的论文，如《美国民俗研究序论》《民俗学（大英百科全书选译）》《中国和印度支那的灰姑娘型故事》《答爱本哈德教授》等，还组稿、校对了当时刚从辽宁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的张举文翻译的《民俗学中母题的概念》，原作者丹·本·阿姆斯（阿莫斯），后来成为举文在美国读博士的导师；而我也通过这些翻译工作，陆续与美国的布鲁范德、丁乃通等教授建立了长期的学术联系，翻译了不少他们的著述，这是后话了。

作者与导师乌丙安先生、芬兰学者

劳里·哈尔维拉赫蒂合影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本来分配到另一个研究机构，但岗位是一本社科刊物的编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到专业对口、且自己已经比较熟悉的省民研会工作。6月，我报到上班，正式成为辽宁省民研会的一员。从那时起，到1987年4月调动至广东汕头大学任教，我在民研会工作的时间总共不到两年，期间还被两次抽调：一次是被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借调到北京半年，另一次是被选调参加省委工作队，到辽宁彰武县对口支援半年。真正在沈阳省民研会工作的时间，其实还不到一年，除了日常协会事务，主要就是参与了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辑工作。

借调赴京，也是事出偶然。记得读研时有一次去北京出差，顺便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帮师母刘航教授送书稿，由此结识了研究部的魏庆征老师。1985年10月，芬兰的劳里·航柯教授到北京，最后议定了中芬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学术会议和联合考察事宜，相应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负责双边论文翻译工作的魏老师，顿觉人手短缺，他知道我对外语素有学习的兴趣，也看到过我翻译的一些国外理论文章，就与省民研会商量借调事宜，得到时任秘书长孙丕任的支持。当年冬天，我就背着简单的行囊，揣着两部英汉词典，走进了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中国民研会的院子，成为研究部的一个“临时工”。

民研会所在的四合院，与我之前想象中的北京四合院差距甚大，很是老旧简陋，各部门房间内都很狭小拥挤，条件远不如我在沈阳的省文联的办公楼，冬天屋子里也没有暖气，靠烧煤炉取暖——这也引致了今天想起来还颇为后怕的一次险情：我晚上就睡在组联部办公室临时安放的行军床上，有一天晚上刮大风，把屋顶的烟筒盖子刮得扣在了烟筒出口，煤气无法排出，早上我迷迷糊糊醒来，就觉得头疼晕眩，四肢好像都不听使唤，意识倒还清醒，知道不妙，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了，挣扎着爬起来打开房门，半天才缓过劲来。幸亏房门是有不少缝隙的旧木框门，多少还通风透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生活和办公条件不尽如人意，但那时年轻力壮，精神头也足，并没有太在意这些，每日忙碌，颇为充实。研究部负责人魏庆征老师，除了“征召”我入京外，还组建了一个翻译团队，散布在全国各地，魏老师安排调度，将中芬学者的论文分派给大家，有的负责中译英，有的负责英译中。我除了分担的论文翻译任务外，还协助翻译了一些信件、文件等，校核了一些译稿，并协助筹备组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期间我翻译的论文，有劳里·航柯的《中央和地方档案制》、劳里·哈尔维拉赫蒂的《民间文学的分类系统》，均收录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底出版的《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一书中，我自己撰写了一篇论文《简论中国民间故事的分类体系》提交给研讨会，也有幸被收入在这本《文集》中。

作者1986年在广西三江考察时

整理采访器材资料

1986年春节前，工作告一段落，我回到沈阳。4月，奔赴广西南宁，参加“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原本以为我的翻译任务已经完成，没想到又迎来新的挑战。中国、芬兰学者会师南宁，展开会上会下的学术交流，当时负责口译的是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的史昆和中南矿冶学院的余小金，两位都是专职的大学英语教师，也是魏老师论文翻译团队的成员。因为活动安排多，两位口译分身无术，临时决定让我承担研讨会部分论文宣读的现场翻译工作。如果说笔头翻译自己当时还有些基础的话，口译则完全没有什么经验，特别是这种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场合。但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壮着胆子就上场了。研讨会上，先后担任了劳里·航柯、劳里·哈尔维拉赫蒂、乌丙安、张其卓等多位代表的论文宣读口译。会后虽然大家都给予鼓励，但我有自知之明，就那半瓶子醋的口语水平，能勉强及格就不错了。

几天的研讨会之后，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队乘坐几辆中巴车，一路向北，奔赴三江侗族自治县，展开田野调查活动。考察队兵分三路，我被分在第二组，组长是祁连休、马名超老师，考察地点是马安乡、冠洞村。程阳风雨桥让我们对侗族工匠巧夺天工的营造技艺感叹不已，而鼓楼里的“款词”“多耶”“琵琶歌”、火塘边的行歌坐月情歌对唱、老人家讲述的民间故事……更是深深吸引了我们。除了大组的集体采录观摩活动之外，又分成若干小组，分散在侗寨中进行采访调查，我和宁夏文联的马青搭伴，她主要负责询问交流，我负责录音摄影，最后我们完成了《关于三位侗族讲故事能手的调查报告》。每天的调查结束回到驻地后，各组还要开会总结，听取中芬专家的点评指导。虽然我读硕士时，因论文写作需要，也采访过民间故事讲述家等等，但像这样集中而系统地进行田野调查，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得到劳里·航柯等芬兰学者的指导和示范，学习了他们的田野作业观，亲眼观摩了他们在现场的作业情景，印象深刻，收获甚丰。这次联合考察队的青年队员，绝大部分是来自各省市民研会系统，自己也是因为在辽宁民研会工作，才有幸得到此次宝贵的机会入选考察队，获得一次终身难忘的田野作业经历。

作者（右二）与部分三江考察队队员合影

从北京到广西，从借调翻译到参加中芬研讨会和联合考察，一路走来，除了学术上的收获，更幸运的是得以结识民研会的师长同行。贾芝先生是民间文学界的老前辈、老领导，读研时就拜读过他的《新园集》等著作和他编选的故事集。在北京和广西期间，和贾老接触并不多，当时他已年逾七旬，却精神矍铄，和年轻队员们一同深入侗寨调查，瘦小的身躯里似乎蕴藏着无尽的活力。1992年，我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参加第十届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大会，没想到居然在大街上偶遇贾老，他和刘守华、刘铁梁等老师也是来参加这次会议的。随后几天，我们一起开会，一起访问当地大学，一起参观民俗村，期间我拍了一些照片，回国后给贾老寄去，他随即回信，在信中鼓励我：“你能操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条件更好，这是非常重要的，祝你今后多多登上国际论坛！”如今贾老已经离开我们好几年了，每每读信忆人，感怀不已。刘锡诚先生当时是中国民研会的主要领导，也是这次中芬会议和考察的主持负责人，给我的印象是：既有诗人的情感气质，又有文学评论家的识见谨严，学养深厚，才思敏捷，行事干练，是一位富于使命感的学者型领导。在我借调期间，他总是行色匆匆，公务繁忙，没有太多的交流。但他没有忘记我这个“临时工”，始终在关注支持我在事业上的点滴进步。这次活动十年后，我的第一本著作《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出版，当时在学界反响寥寥，最早公开提及拙著的学者，就是刘锡诚先生（见《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版）。后来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他又对拙著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并指正不足之处。刘先生对青年学人的关心期望和鼓励支持，有口皆碑，我自己也感同身受。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刘锡诚先生依旧保持着联系，前几天还刚刚收到他惠赠的两部研究新著，桑榆寓居，笔耕不辍，大作迭现，令人敬佩！我的“顶头上司”魏庆征老师，看上去胡子拉碴、不修边幅，却是一位俄文翻译大家，曾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部分中文版的译校，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多部权威百科全书的译名统一小组组长，至今网上还可以买到他翻译的宗教、艺术、历史等方面的学术名著。他生活简朴之至，工作上极其认真，一丝不苟，对我的翻译也严格要求、悉心指导，同时在生活上也给了我很多关照。他也暂住在研究部的办公室，有时会招呼我一块吃饭——不过他的“厨艺”可就不敢恭维了，通常也就是下个挂面、煮点菜啃个馒头。一只电炉子，一口发黑的铝锅，水开了，热气冒上来，魏老师平时不苟言笑的面容也放松了很多，他把白菜梆子一片片撕碎，丢进锅里，然后晃晃自己粗壮的手指，不无得意地说：别看老汉这指头，当年可是全国俄文打字比赛第一名！这场景，今天仍然历历在目。

作者（左二）与贾芝先生（右二）、刘守华教授（右一）等

1992年在奥地利参加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大会

在太仆寺街39号的四合院里，还认识了《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的刘晔原、李路阳；《民间文学》编辑部的吴薇、王强等人。王强那时从编辑部抽调到中芬项目筹备组，也住在单位办公室，到了晚上，我们常常一块从外面买些吃食和葡萄酒，两个快乐的单身汉喝酒唱歌侃大山，何其乐也！后来王强远走异国，很多年一直杳无音信，直到2001年，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开会，分会场发言完毕，出门就愣住了：门口站着王强，这老兄笑眯眯地看着我，等我半天了——人生就是有这么多让人惊喜的巧遇！

这段借调中国民研会和广西考察期间结识的师长朋友，还可以列出很多：刚从西藏归来、请我去他家吃饭，吃了一半就在屋子中间跳起藏族踢踏舞的廖东凡书记；特意为我写了一首诗的四川民研会的诗人曾小嘉，后来合作翻译《世界神话百科全书》的史昆，田野作业的搭档、歌喉美妙的宁夏作家马青……还有些人已经辞世，有些已经退休，有些不知去向，但值得欣慰的是，迄今我仍然和一些师友们保持着联系。师友同仁们当时给予我的帮助和情意，以及此后的学术交往和合作，是我人生里格外珍贵的收获。而我和民研会的缘分，也一直延续至今。1997年我调到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任教，不久就担任了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理事、青岛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副主席，2015年至今，一直担任青岛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主席，依然在民协系统中，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承续着和民协难解的缘分。

骑着自行车，从西单大街的西单商场旁边的胡同拐进去，便是太仆寺街了，右转，再左转，巷子便直直的了，路边有包子铺，刚出锅的包子散发着腾腾热气，天空中偶尔划过几声鸽哨，嘹亮而悠长。胡同里行人不多，再骑不远一段，就到了那熟悉的院落。——35年过去了，太仆寺街39号的四合院，不知今天尚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