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3日上午,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齐鲁书社联合主办的“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论坛暨《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王加华教授、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的主持下,多位学者从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谈礼论俗,畅所欲言,对当前礼俗研究动态进行反思,并预估其未来趋向。这一组笔谈由各位学者在现场演讲录音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并以《“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笔谈》为题结集发表于《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刘铁梁,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民俗学理论、城乡民俗志、民间文艺等。坚持身体力行的田野调查,注重进入当地民众的日常交流实践,了解和发现不同地方、群体的生活文化传统及其创新表现。编著《中国民俗文化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经典》《中国节日志·安国药王庙会》等。发表“感受生活的民俗学” “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等诸多论文。
中国民俗学派成长在田野中国
很高兴参加我们这个“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论坛暨《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学术研讨会,要发言的专家比较多,规定发言时间很有限,我就开门见山尽量把我自己的观点说一下,来不及很好的论述,请大家谅解。
《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这套丛书目前虽然只出了6册,但我知道本来要推出的是10册,山东大学民俗学学科点师生这方面的成果还有很多。总的来说,这套丛书聚焦于一个共同的论题,就是“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而“田野中国”的概念还要更大一些,这显示出丛书主持者的一种远大预期。就“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的论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讨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的大题目。它由民俗学者发起,展开多学科的对话,是中国民俗学几十年来快速发展的一种表现。钟老晚年提出的民俗文化学、中国民俗学派等的建构理想,正在我们下一代学者的努力中慢慢实现。
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钟老晚年的时候已经对民俗学有了非常重要的要求,说民俗学者不能孤立地研究民俗学的一亩三分地,要通过民俗研究来补足以往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大缺陷——那就是以往的研究没有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传承者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或生活文化之中。当然,他的这个思想在当时还停留在文化分层论,就是所谓的上中下三层文化的框架下,还没能完全走向“日常生活实践视角下的民俗”这样的理解,在解释上还有一点不够全面。但总的来说,他的期望后来是有呼应的,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明显的响应者或者说遵从者,我认为应该还是像赵世瑜、张士闪等同志努力在做的这些工作,他们努力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在不断深入地工作中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学术担当精神,因此我特别高兴。
民俗学的确不能只研究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而要真正把民俗学的本事运用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上去,做跨学科的、开放式的研究。钟老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构想,可能对于乡土中国可能发生什么新变化讲述的并不太多,但还是看出他是想强调或说明,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可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认识,可能会有暂时的忽略,而完全跟着西方的话语谈论问题,忘记和广大人民群众去打交道,去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他对此极为担心,他的这种忧虑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道理的
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觉到民俗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还是不太注意研究我们中国的乡土社会,忽略在当下城和乡重新建构这一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还是愿意从理论逻辑的推演过程,去考虑我们民俗学的命题。这些学者可能由于缺少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经验而喜欢“高大上”地谈理论,而不能够从民间语汇和民间智慧中吸收一些比较有操作性的、有技术性的概念。这些概念是老百姓平时用以生活交流的话语与实践,是理解中国生活文化和整个传统文化的关键,学者是可以藉此和老百姓进行对话的。我觉得民俗学不应该是纯学者型的,他的知识应该直接从民间得来,同时还能回到民间中去,这就意味着民俗学的理论必须能和民众说到一块去,尤其是不能忽略民众当中的理论。民众并不是没有理论,只不过他们的理论跟学院派的或者是学术建制化的理论有差异,表述的习惯、语言、方式都不太一样,但绝不等于说老百姓就缺乏理论。换句话说,老百姓从来就不认为空谈理论是重要的,只有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才是民间社会完整的文化形态。我发现,现在整个民俗学最缺失的就是关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主体性的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就是个典型例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全人类对话中建构起来的一套概念,如果只是追求一种共同性的东西,是会发生问题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概念未必能够引导我们民俗学者深入地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又怎么期望能与别的文化形成很好的交流与对话?当然,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
今天大家非常推崇“日常生活”理论,但这一理论却并不太会用资本化的、政治化的方式来理解我们城乡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尊重文化的主体,自己文化的发展权利和民众所拥有的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果依靠国际组织的一帮外来专家,就会大大削弱文化主体表达自己文化的权利。民俗学家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终于有了国际话语平台的参与机会,但可能缺少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我觉得今天的民俗学者,除了应该具有跨学科对话的能力,还应该主动承担思考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同时我也希望,我们民俗学要对当下纷乱复杂的文化实践,有一种清醒的眼光和更多的批判意识。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我衷心祝贺这套书的出版!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清我们民俗学自身的发展道路有巨大的帮助。“田野中国”作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论题,展现出一种多学科的对话形式,完全符合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建构民俗文化学、创建中国民俗学派的愿望,也符合费孝通先生“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费老的意思其实是,你得先认识自己,先有自己的主体性,就像他当年那样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乡土中国,而不是别的西方的什么国家,中国的乡土中国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之上再与其他的文化“美美与共”、互相对话。
最后我还要说,这套书已经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能够形成更为清晰的理论框架或逻辑体系。当然,礼俗互动研究还要注意下一级命题的展开,如乡土中国中文字与非文字的关系、中国社会的民俗建构、礼俗文化系统视角下的城市与乡村、礼俗社会视野中的乡民艺术、礼俗互动中的民俗事象研究等等,这是我对我们今后研究工作的一种期待。
总之,时间很短,我要说的还是很多,很激动,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我也期望,山东大学民俗学在这方面的丰富成果能够尽快地陆续出版。
(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
图文来源:微公号“民俗研究”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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