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礼”“俗”“礼俗”之类的话语形式，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它作为一种文化表达，既指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也常用于政治实践，并隐喻着一种以文化政治为表征的文明模式。那么，这种以礼俗为表征的文明模式，是为中国社会所独有，还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惟其话语形式有别而已？

近年来，学界多有将“礼”与“俗”联系起来予以研究的，特别是从民俗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出发的论著更是明显增加，由此形成了一种不大不小的学术热潮。以“礼”“俗”为表征的话语形式与社会事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存续状况究竟如何，相关研究在此前有怎样的积累，为何在当下又成新潮？在最近举办的一次“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学术研讨会上，多位学者直抒胸臆，或甄别与礼俗有关的历史话语，或总结礼俗传统的社会建构，或发掘礼俗研究的学术脉络，或对当前研究动态进行反思，并预估其未来趋向，给予我们诸多新的启示。

礼俗话语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传统，而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某种文化政治的意味，并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不断释放政治能量，以至建构起所谓的“礼俗社会”。尽管我们受制于资料的匮乏，对于历朝历代社会生活中的礼俗实践所知有限，但各社会阶层在多元化理解中共享同一种礼俗话语形式，并由此形成了较具弹性的社会政治空间，则无可疑。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原理”特别重要，因为正是受益于礼俗话语的高度共享，才可能在诸多社会差异的背后，建构起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同一性。这启示我们，礼俗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中国思想史的解读，而且应该成为理解“中国原理”的重要路径。

针对“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这一论题，高丙中、陈泳超(北京大学教授)都注意从语词层面入手，发掘张士闪(山东大学教授)所倡导的“礼俗互动”的学术意涵。在高丙中看来，张士闪礼俗互动研究的具体分析策略，是首先将“礼俗”予以二分——包括在社会结构中的上下二分与在历史过程的平行二分——再从礼与俗的长期互动中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比如在礼的下沉、俗的上升的历史大趋势下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建构。而最关键的，则是他试图阐释传统中国社会如何通过礼俗融合的文化政治智慧来统治“天下”、规约文化，解释几千年中华文明何以长期绵延，并建立关于中国文明史的理论表达模式。陈泳超则强调，礼俗互动研究的精髓尽在互动两字。因为礼俗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代表着一个很长的光谱，礼俗只是表示社会文化序列中的高低关系，而且两者之间经常互相借用各种元素，有着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乃至形成多重嵌套。因为张士闪教授团队的最强优势是长期扎根田野，当他们以礼俗互动的眼光来看田野，就在纷繁多样的地方社会生活中，窥见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模式。沿此思路，继续讨论礼俗互动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及其社会机制，或可生成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刘晓春(中山大学教授)对“礼俗互动”的概念本身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如果将“礼俗”仅仅局限于社会现象，或者礼俗的社会二元结构进行考察分析，可能就会将它予以对象化、本质化地理解。所谓“互动”，其实暗含着对二者之间某种对立关系的理解，很容易让人想到——礼就是制度化的、文本化的，而俗就是生活化的、行为化的等等，导致研究的局限性。如果我们置身于田野之中，再结合历代文献进行研究，就可以避免对礼俗文化理解的表面化，再用礼俗关系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社会，或许就可以超越礼俗概念本身的局限性。就像费孝通先生之于“乡土中国”研究，当他非常明确地界定“乡土中国”只是一个理想类型，是从具体现象中提炼出来的认识这些现象的概念，我们就知道它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认识，是喻指中国社会有着一种深刻的乡土性，就不至于误解了，而会沿此思路继续深化研究。如果没有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乡土”概念的界定，我们就可能把它看作是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现象化的认识，对这本书的理解就可能会有偏差或是认识不足。毕竟在中国社会中，不管是基层农村还是城市、国家，在社会文化结构上都具有鲜明的乡土性，因而迥异于西方社会。“礼俗”也是一个工具性的概念，它是我们通向理解“中国原理”的重要路径，要想理解中国，就必须先理解中国社会的礼俗性。

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认为，“礼”者“理”也，天下公理；“俗”者“束”也，自我约束。以理入俗，以俗复礼，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之共识的“人道”。这样看来，“礼俗互动”并非仅仅是中国乡村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中国问题，而是世界问题，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的世界问题。现代或后现代社会崇尚自由、平等等普遍理性人格，那么建立在文化情感与人性基础上的传统的生活共同体，就从此不再有效了吗？不然，如果后者首先以前者为目的，也以前者为手段，那么前者就不仅以后者为手段，也将同时以后者为目的。这样看来，“礼俗互动”所寓含的社会性的理性-情感(仁爱)，不正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大同梦想吗？也正是有鉴于此，人类社会才会在现代性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之后，又形成了一种所谓“后现代性”的学术思潮。他以为，张士闪倡导的“礼俗互动”研究，既是对传统学术的延续继承，应该也是受到了西方学术特别是现象学哲学与方法(例如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影响；既是传统人文学术在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中有所担当的表现，似乎也是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学关照，因此凸显出其以现代性为目的兼为条件的后现代性学术意义。

上述观点，既为理解礼俗研究拓宽了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礼俗互动”研究何以在当下形成热潮的原因。众所周知，与礼俗相关的语词，渗透于自古及今中国大众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形成了百川归海的理念汇聚与丰富多元的表达形式。如在民众生活中关于“礼”的观念，既有自然万物之“常理”“物理”，也有日常生活之“礼俗”“情理”，还有至高无上之“老礼”“天理”等等，它们与国家制度或精英典籍中的礼俗话语并不见得一致，也从不执念于礼与理、礼与俗之辨，而更注重其在社会生活运行中的实效。另一方面，上述学者对“礼俗互动”研究的当代社会语境的省察，也为我们理解这一研究何以形成热潮及其潜蕴的学术张力提供了依据。事实上，“礼俗互动”的研究理念，的确与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现象学转型不无关联，特别是胡塞尔所倡导的对“生活世界”的回归，海德格尔强调的“日常”“常人”“共在”概念，以及列维纳斯对“生活”的思考等等。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当代中国学术必须立足本土社会事实，顺循本土学术传统，再参酌现代西学精粹，斟酌范式，调和学理，才可能在元理论话语层面有所突破，对世界学术做出贡献。

早有学者注意到，传统中国社会从基层到朝廷，是具有一种连续性的秩序的，而这种连续性的秩序如何达成，如何成为一种稳定的机制，是可以从“礼”的原理来把握和认识的。赵世瑜认为：“礼俗问题，是中国的多元文化被统一到了一个整体之中的关键性问题。通过礼仪制度的设置，礼与俗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紧密地结合起来，越来越密不可分。在这一过程中，礼仪就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贯通性角色，它以‘王朝’的名义把各种各样的人群结合在了一起，正是因为礼仪是中国不同人群共享的传统。”此语可谓深中肯綮。

在这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论及礼俗互动所代表的社会实践机制，探讨其如何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进行整合，并对这一研究模式寄予厚望。刘铁梁(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认为，张士闪教授所倡导的“田野中国”的论题，比“礼俗互动”的概念要更大一些，显示出一种远大的学术预期。“田野中国”这一论题极具包容性，展现出一种多学科的对话形式，不仅符合中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提倡民俗文化学、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的学术夙愿，也符合费孝通先生所设计的“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蓝图。由齐鲁书社新推出的一套《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显示出赵世瑜、张士闪等同志长期致力于理解我们的本土文化，并在不断深进的研究中体现出可贵的学术追求。此外，从民间语汇和民间智慧中吸收一些比较有操作性的、有技术性的概念，也是理解中国生活文化和整个传统文化的关键。因为这些概念，是老百姓平时用以生活交流的，学者也可以此和老百姓进行对话。他对礼俗互动研究寄予厚望，认为还可以展开更多专题的研究，如中国社会的民俗性建构、乡土社会中的文字功用、礼俗传统在城市与乡村的表现、礼俗互动中的乡民艺术等等，以深化对中国社会的阐释。

刘志伟(中山大学教授)从历史学的角度，强调要规避传统学术中“以礼解俗”之弊。在他看来，顾颉刚、容肇祖等前辈历史学者虽然也都注意田野调查，试图通过观察民众生活来理解古代的礼，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民俗学的发展，但他们的兴趣在于“以俗证史”，在具体学术研究中就容易“以礼解俗”，导致偏颇。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既需要“以礼解俗”，也需要“以俗解礼”，这原本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研究的一大优势。他高度肯定张士闪教授“礼俗互动”的研究路径，认为可以规避上述弊端。有了对礼俗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特别关注，或许就可以推进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研究。

刘德增(齐鲁师范学院教授)注意到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和俗之间的变通与调谐。他认为，礼和俗共分三个层面：在微观层面是“礼俗共生”，从中观来看是国家制度和村民自治的互动，从宏观来看则是中国“礼俗社会”的自我调适模式。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治国的方式有神治、法治和人治，而中国则是礼治，较为独特。礼的核心是礼仪，即伦理道德，将伦理道德制度化就是礼治，用礼治来管控国家就是中国的治国模式。礼是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也是国家治理的中国模式。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以礼治国。要把握中华文明中的礼，首先要注意区分其在公共场合和私有领域的规定性。前者虽然讲究“缘人情而制礼”，但其最典型的特征是公共性和表演性，在公共场合表演供人观看，以此达到教化目的。而在民间社会，礼俗是一体的，所谓“俗礼”“礼俗”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国家之礼的影响，已经纳入礼或者基本纳入礼的规范的一些习俗；二是自然生成或由乡贤制定的为民众所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俗礼”与“官礼”不同，前者其实是礼和俗的融合，是民众的主动认同，是国家治理和民间自治的一种深度融合。张士闪教授倡导的礼俗互动研究，描绘了一幅礼俗融合的社会理想状态，这是可能的，因为经由礼俗互动葆育的人情、人性，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内在因素，但如何让传统礼俗互动模式在当下社会治理发挥应有作用，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则聚焦于礼俗互动在村际关系中的表达。他认为，民俗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关系研究，如人与人、村与村、人与社会等。以往乡村研究常提及的“国家在场”，“国家”只是一种话语符号和叙事方式，其实是在探讨研究对象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最终会落实到村落内部的人与人的关系。村落研究与所谓的“国家在场”，在话语表述上是有关联的，而且这种关联在千百年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比如民间传说的权力崇拜、皇权崇拜等。村落生活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自治性，但村与村之间却互动密切，彼此品评，有着丰富而复杂的礼俗呈现。循此思路，或可探索出民俗学研究的新范式。显然，他所强调的村际关系，乃是整个中国社会内部关系的缩影，而礼俗互动则可以成为理解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勾连的起点与节点，进而理解“礼俗中国”的社会机制。

在徐新建(四川大学教授)看来，山东是孔孟之乡，也是民俗大省，山东大学民俗学团队从山东日常生活中发现礼与俗的频繁互动，并由此提出“礼俗互动”学术理念绝非偶然。但“礼俗互动”并非惟山东地区独有，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因此它所代表的学术理念有助于理解整个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民俗学家常认为民俗是礼的补充、礼的边缘，这套丛书却要让礼在场，关心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特别是“礼俗互动”思想的提出，有助于将民俗文化与宫廷文化、精英文化理解为一体多面的关系，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原王朝所界定的中心与边缘、夷夏关系、“天下观”等，很具启发意义。

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发现，传统的民俗学研究对于地方精英的民俗实践关注不足。在社会变革时期，往往会出现民俗传统与社会现实发生断裂的现象，有了地方精英的提倡，民俗传统就可以通过倡导传统伦理，的的确确发挥整饬社会秩序的功能。由此看来，民俗的传承离不开地方精英的作为，或许很多民俗都与地方精英的创造发明有关联。注重地方精英的民俗实践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俗的社会控制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利于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整体建构过程。至于礼俗互动的研究范式，是否适用于“国家历史并不那么漫长”的民族地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试验观察。

黄永林(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关注礼俗互动研究与“有温度的田野”学术理念的关联，认为二者同为张士闪教授所提倡，必有其内在理路。就“礼俗互动”的研究范式而言，一方面是从民间之“俗”中发现国家之“礼”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从国家之“礼”的变化中理解“俗”的力量。以“礼俗互动”的视角来关照国家对乡村的治理，可以从传统的乡村自治结构中，为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从而促进民间自治与国家管理的同构，从组织体系上保证乡村的长治久安。学者在这一面向乡村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实践中，需要对父老乡亲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张士闪教授用“有温度的田野”作为对这一理念的概括，是恰如其分的。他相信，“有温度的田野”的学术理念不仅可以深化已有的民俗学理论研究，推进民俗学学科的发展，还在对“有深度的关切”的呼唤中，推动学界服务于乡村文化建设，促进乡村的振兴与发展。这样说来，一方面是“礼俗互动”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与界定了中国民俗学“田野研究”的特征，使得田野研究具有了“中国原理”的烙印；另一方面是“有温度的田野”的学术理念，不仅保障“礼俗互动”研究的效度与信度，而且赋以更切实的现实意义与更长远的历史价值。他以为，如果中国民俗学需要一个“田野学派”，那它肯定首先要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微观中理解国家政治的宏大格局，同时也从国家治理的宏阔视野去审视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从而在世界民俗学之林独树一帜。就当下而言，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应该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乡村田野调查，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的乡村文化传统，理解民众如何赋予日常生活以文化意义，从而建构与传承乡村文化传统，再以小见大地还原中国社会的历史脉络、运行机制与独特价值。在他看来，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团队完成的这套“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文库”，既有“温度”，又有“厚度”，预计将对民俗学学科发展产生重要的理论价值。

李松(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将中国社会中的“礼俗互动”具体划分为三种状态，即“和谐互动”“平行运行”“博弈互动”。将这三种状态剥离来看，在所谓“礼俗互动”的背后实际上都是权力运作的表现。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是说权力的运作可以各行其是，也可以分工合作。比如说，礼有国家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有在基层社会的微观层面的具体表达。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权力具体是如何运作的，缘何“俗”久了就可以成“礼”，“礼”久了又可以成“俗”。这或许意味着，尽管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系统会永远伴随着整个社会和文化的运行和变迁的过程，但最坚韧的权力仍然是属于日常生活的。民俗学是一门让生活更美好的学问，应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安顿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当代乡村建设和非遗保护中，学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怎样才能以建言献策的方式推进整体社会发展，为民众带来福祉，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王晓葵(南方科技大学教授)注意到，礼俗互动所发挥的影响，是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延展与整合，可以作进一步的拓展。首先，礼俗互动并非是自然发生的现象，其中乡贤精英群体所发挥的中介角色不可忽视。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如果我们依然将礼俗互动作为社会动态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中间最直接的操纵者是谁？其次，礼与俗，作为一个理论思考点，目前看来还主要是对中国村落社区所进行的经验研究，但礼俗在乡村和都市中是普遍存在的。张士闪教授倡导“在田野中理解中国”，我们不必把田野理解为乡村，当然也更不必单单理解为城市，而只要能有助于理解中国，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作田野。当代中国的社会特征已经发生了转变，文化的影响是流动的，无论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都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若想更好地理解中国，就应该进行大量的不同地域类型的田野调查，这是确定无疑的。

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认为，“礼俗互动”研究模式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基色或本色而确定的，但还要注意到，礼俗互动不仅仅是一个阶层影响了另一个阶层，而且还微观地发生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按照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可能在有些时候“讲礼”，又在另一些时候“从俗”，关键看他被赋予了怎样的角色或任务。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再不讲究礼的俗人，也会在人生的几个关键时刻遵礼而行。这就意味着，不能仅仅从社会群体层面来划分礼俗，而应注意观察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所规定的礼俗规则。礼俗互动，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也有诸多表现：如果说中央制定的八项规定是“礼”，那么民间岁时节日或人生礼仪中的宴请就是“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顶层的“礼”，当其被贯彻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理解为和谐、友爱等文明言行规约，即“以礼化俗”。“礼”“俗”需要在一个体系内或一个框架中进行互动，才能互相协调，民众的“俗”才会自然遵从国家的“礼”。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变化的社会，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结合这一时代背景去理解“礼”和“俗”？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礼俗互动”在今天的发展形式，探索建立现代民俗学的可能性。

宋俊华(中山大学教授)认为，“礼俗互动”无疑是观察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与方法。他认为，礼俗是人们处理人和自然、人和人关系的规范化的方式，除因传统王朝政治体制所形成的“上下”关系以外，还有“一和多”的结构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中，“礼”是国家大一统的规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俗”则具有区域性、地方性，更多体现的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多元”。这一点在当下体现得尤为明显。乡村社会并非是同质化的，我们对不同乡村的调查和研究，就尤其需要注意这种多样性背景，尝试在差异性中寻求共性。事实上，礼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工具，贯彻到民间社会，便以民俗规约的形式呈现，并具体落实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当然，老百姓往往也会对某些礼有所抵制，并体现为碰撞、渗透、改装、融合等多种样态。就当下来说，礼俗互动的视角对于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生态、发展动力、变迁机制等大有裨益。至于如何将传统的礼俗社会治理模式应用于现代社会治理，尤其是与法治社会的理念相融合，还需要学界对礼俗的当代演化进行考察，为当下的社会治理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

回溯历史深处，我们或许可以对当下礼俗研究热潮有更清醒的认识。如果说20世纪初由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是将与传统之“礼”相对的“俗”作为研究对象，由此揭开了现代民俗学在中国的序幕，那么在百年之后，中国民俗学者普遍走向田野，试图重新发现礼与俗的同一性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互动运行机制，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北大歌谣运动的遥相呼应。如何解释中国学界这一百年学术转型的历史宿因？又如何预估当下礼俗研究的未来趋向？虽然一时还难言究竟，但至少有如下方面颇值得注意：

在中国社会中长达数千年的礼俗互动传统，已经使得礼与俗之间难解难分。张士闪教授所倡导的礼俗互动研究，尽管也曾聚焦于“礼俗互动中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但主要是提倡从这一视角出发来解释中国的思想、历史、社会，试图以此辨析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的本质所在，理解文明内部调谐、制衡的文化政治机制，这一论题的学术张力尚未充分释放。正如刘宗迪在2013年这次研讨会上所指出的，我们今天对“礼俗”的理解与“现代性”有关，“不是礼和俗的概念需要辩护，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需要靠礼和俗的说法来辩护”。虽然古代典籍中把礼和俗说成两个概念，但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学大师，都非常讲究礼与俗的衔接，既有自下而上的因俗治礼，又有从上到下的移风易俗，礼和俗是相互衔接的。只是到了近代社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出于传教目的而迎合、抬高儒家思想，打压民间崇拜，而将礼、俗分开，这一传统又影响到后来的中国学者，礼与俗的对立进一步被强化了。顺循这一思路，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中理解礼与俗的缠结，或将有助于我们在更清晰的历史时空坐标中，醒觉当代礼俗研究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大致说来，在传统中国社会语境中，“形而上之理”被建构为“礼”的范畴，而“形而下之理”则保持着“俗”的状态，看似语义含混的“礼俗”一词，恰好显示出形而上之“礼”与形而下之“俗”的交互状态，二者在整体社会运行中并非隔膜，更有“前世之礼，后世之俗”的说法。这是一种文化被高度整合乃至被整个社会所共享的标志，以至于已经指向一种文化政治模式。正如王汎森所言：

纵观一部中华文明史就不难看出，关于礼与俗的对立或化合的话语，往往代表着历代王朝与知识精英重建社会秩序的惯用方式。直至20世纪上半叶，礼俗问题被知识精英提出，也与民族主义、“救亡图存”“向民间去”、礼俗改造等密切相关，依然饱含政治意涵，这绝非偶然。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皇室贵胄、文臣武将，还是才子佳人、五行八作，抑或芸芸众生，都传承共享着同一种传统文化。一部中华文明史，乃是在国家政治运行、地方社会发展与民间生活实践的多重交织中绵延至今的。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国家、精英和民众构成了多元主体，而国家大一统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则是理解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的基本维度。梳理中国文化的民间传承形式，总结其制度机制、道德规范和技术手段体系，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文化基本特质及传承体系的理解与阐释。有着数千年积淀的中国文化，毕竟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也是当代中国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团队新近推出的这套《田野中国·当代民俗学术文库》，代表了他们的最新思考，在这方面或可带给我们些许启示。这套丛书，虽大多是从民俗学的田野研究出发，却注意兼顾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关注中国本土社会事实及话语形式，聚焦中国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研究，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他们有着大致相似的研究旨趣，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推进中国文化的生活传承谱系研究，理解与阐释与中国文化发展相关的“国家化”“地方化”与“生活化”层面的社会事实与运作机制，认为以此才有可能认知与描述中国文化传承的完整谱系。第二，聚焦中国文化的礼俗转换机制研究，在国家历史进程与民众生活实践的分析框架中，考察“据俗成礼”“礼化为俗”“礼俗共处”“礼俗冲突”“礼俗运用”等话语形式和社会事实，认为这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内部调谐制衡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实践机制。第三，倡导对中国文化的民间传承形式进行研究，梳理中国文化的民间传承形式，总结其制度机制、道德规范和技术手段体系，循此探索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生活基础。

显然，与礼俗相关的诸多话语形式与丰富社会实践，为中华民族自古及今所持续共享，乃至成为一种稳定的文化政治模式。“在田野中理解中国”这一学术倡导，是期望在田野研究中，通过近距离观察地方社会中历史久远、当下依然活用的一些知识和思想，窥知中华文明的全幅话语。作出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因为这些知识和思想就其总体而言是贴近国家政治的，从未完全专属于民间，而内在于国家一统进程之中，乃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礼俗互动”的凝结。或许，这正是“礼俗互动”能引发多学科学者浓厚兴趣的原因所在，而学界对于“礼俗互动”研究的真正期望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