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是什么样子？

也许这话问得太过于笼统，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神，应当不会是同一个样子，不论是什么神灵，都是先人次第造出来的，而且大多是以人自己为模特造出来的，所以常常是半人半兽的样子。同理，鬼的模样也是以人为模特造成的，半人半魔的样子。相比而言，神的模样更狰狞，鬼的模样更恐怖。人造出的神与鬼，不论多么狰狞，也不论多么恐怖，本质大都是人模人样。

在史前艺术中，有一些半人半兽的艺术形象，不论是彩陶上或是刻画纹样上，这样的形象都被我们认作是神面，是神灵人格化的偶像。这样的神面，表现有特别的恐怖感，你觉得它像人，但并非是人。神面的狰狞模样，在史前艺术的表现上大约是一个通例。圆瞪的大眼，龇出的獠牙，恐怖之态令人惶惑。这样的神面，是史前人制作的神灵的简化图形，它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头面，而是以头以面代表神灵的本体，头面是神灵完形的一个象征，是一个简约的造型。

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有像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那些神面。这些神面装饰在一些玉牌、玉戉和玉琮等礼器上，神面刻有向上与向下龇出的獠牙，显出庄重与威严之感。从良渚人制作的神面看，有的神面是有体有面的完形，而大多都是简化的只有嘴与眼的脸面。

大量的神面都是这样简化的结果，而最经典的简化，就是最后只留下了神的一双眼睛。玉琮上许多的神面，只有眼或嘴的刻画，或者连嘴也不见了。这样看来，对于良渚人来说，神的眼睛应当是最受他们关注的。

若干件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传世品玉神面，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一些藏品，如美国福格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也都有龇牙瞪眼的模样。这些收藏品的年代并不容易确定，有的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有的可能晚到商周之际。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玉器往往被归入新石器时代。

最值得关注的，是新近在山西曲沃羊舌村西周晋侯大墓中出土的一件神面玉饰，玉神面扁平形，正面阳刻狰狞兽面，“臣”字形大眼，上下均有一对獠牙龇出。这样的一些玉神面，虽然多数都有冠饰，有的甚至还有包括珥饰在内的细刻画，但都只是一个头像，也都是合于以头代体的神灵图像制作传统。

当然更早的发现，是湖南黔阳高庙遗址陶器上刻画的神面，那神面的构图已是非常完整，也已经是很固定的形态，也都显露着龇出的獠牙，狰狞之态跃然眼前。这样的神面年代早到距今7000多年前，这是中国史前陶器上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神面。

同样的神面已经相当简化，简化到只留下一张龇着獠牙的嘴，这与后来的良渚文化显得不同，良渚人简化的神眼已经没有了狰狞的模样，而高庙人简化的神面因为獠牙尚存，依然还显现着狞厉的神态。

史前狰狞的神面，也偶尔出现在彩陶上。半坡文化的彩陶上见过这样的神面，不过以往研究者似乎不大在意这个发现。在临潼马陵遗址的一件陶瓶上，绘一戴着尖顶帽的神面，一双圆圆的大眼，宽大的嘴角向上龇出一对大獠牙。神面的左右，还绘有一对倒立的大鱼。

不用太仔细地观察，我们就能做一个明确的判断，半坡文化彩陶上的神面纹，与高庙下层文化以及良渚与龙山文化中的神面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若大的獠牙是共同的特征。不同之处是那两条附加的鱼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它告诉我们，半坡文化这样的神面，一定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它与鱼崇拜有关，这是鱼之神。说到彩陶，说到半坡文化，又说到神面，就一定要说说半坡彩陶上的人面鱼纹。

半坡文化的人面鱼纹，它令许多研究者百思不得其解，也令大众为之迷惑。它究竟表示着什么意义，最主流的解释是怎样的？现在所知足有二十多种解释，很难说何种说法算是主流，也无法确定哪种解释更正确。比如人面鱼纹有的说是半坡人的图腾，有的又认为鱼纹象征女阴，这是用图腾与生殖崇拜所作的解释。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样的人面鱼纹彩陶在半坡文化居址内没有发现，却毫无例外地是儿童瓮棺上的葬具。所以我曾以为，这样的纹饰一定有特别的意义，不属生活中纯粹的艺术品。

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遗址，都见到人面鱼纹盆，人面戴着尖顶的鱼形冠，嘴角两侧用鱼纹作装饰，有时冠两侧也有两鱼作装饰，一幅非常怪异的神态，一看就觉得这不应当是半坡人平常的装束。有时在这样的人面鱼纹之间，还绘出写实的鱼纹来。

其实，这人面鱼纹中的人面，它所表示的也许还是鱼头，或者说它是人格化的鱼头。在西安半坡和芮城东庄村遗址，都发现过人头鱼身纹，侧视的双身鱼前绘着一个人面。而这人面的局部特点，是与上述鱼纹中的人面接近的，如线形的眼，在半坡见到的一例就几乎是一样的。

在半坡遗址，更见到一例将鱼头绘作人面的彩陶图案，将人与鱼融作一体，我们觉得这绝不会是一般的艺术作品。

将动植物人格化，这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种动物图像，在给它安上一个人面之后，它便有了神格，半人半兽，也就成了神形的固定格式有说是上帝造了人，或者亚当、女娲造人，是按自己的形像造了人，所以人与神们是一般模样。《创世纪》就说神是按照他的形象而造出了人，其实神像都是人创作的作品，是按人的样子作模特，于是才有了人神同样而又有些区别的结果。

人世有祖先崇拜，也有神灵崇拜。一些特别选定的动物被神化后，进入到人类的崇拜范畴，有走兽有飞禽，也有臆想中的龙凤与怪兽。史前之神是万物有灵观念的结晶，神灵崇拜出现应当很早，但造出可供祭祷的各类神像却可能是六七千年前才开始的艺术活动，这个造神运动经历大约一千多年的过程，随之发展到一个高峰——当美玉作为介质被造神运动认可。凤，应当就是在这造神运动中出现的。虽然古文字学家在甲骨文中认出了“凤”字，不过凤的模样却并不清晰，最终还是考古人揭开了这层面纱。

在殷墟考古断续进行四十多年之后，一九七六年五月意外发掘出一座墓葬，编号为M5。墓葬规模在殷墟并不算太大，但随葬品非常丰富，大量铜器铭文都指向一个人——“妇好”，表明这是妇好之墓，这位妇好一般认为就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

妇好随葬玉器有琮、璧、璜等礼器，还有用作仪仗的戈、钺、矛等，装饰品约400多件。饰品中有各种动物形玉饰，而编号为M5:350的玉凤，是从未见过的新发现，其精工美形引起广泛关注，觉得这是考古所见最完美也是年代最早的凤的造型。

妇好墓出土了玉凤，也出土了玉龙，玉龙有多件，而玉凤仅此一件。这件玉凤为双面片雕玉饰，通高13.6厘米，厚0.7厘米。玉凤造型与商代甲骨文中的凤字相似，是一只神气满满的神鸟。遗憾的是，发掘者只用“作侧身回首形，阳纹浅浮雕，相当精细”15字作了描述。细观玉凤，长喙圜眼，高冠卓然，长尾两歧，短翅半展，隐足亭立。乍观体态秀长，似回首欲飞去；静睹羽色晶莹，觉飘逸之风起。此乃考古发现中第一枚真凤玉件，非一般凡鸟造型。

玉凤一定是妇好心爱之物，不过它的来历却让人颇费猜测。发掘者坚称玉凤为商代玉器，也有人认为属于龙山文化遗物。也有几位学者先后提出了怀疑，认为它应当是南方石家河文化的遗物，时代早出殷墟千年上下。

石家河之玉，从遥远的时空进入到妇好的世界，这期间发生过怎样的传承故事呢？

妇好是一位王后，她以率兵打仗的女将军身份进入商代历史。殷墟出土甲骨文记录了她攻克诸多方国的战绩，她前后击败北土方、南夷国、南巴方以及鬼方等二十多个小国，为商王开疆拓土。在商王武丁六十多位“诸妇”中，有三人拥有王后地位，妇好列第一位。

妇好可以由商王那儿得到赏赐，可以因战功获得自己的封地，她也会由战事获得自己所欣羡的战利品，那枚玉凤为她所喜欢，有可能由这样一些途径得来。只是在她得到玉凤之前，这心爱之物在世上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时光。

一位商代王后喜爱的玉凤，来自数百公里之外近千年之前江汉区域的石家河文化，这中间发生的故事早已烟消云散，不过漫长的时光并不能化解我们的好奇，凤最初是由石家河人创造出来的么？

根据妇好墓发现之后陆续获得的考古证据，特别是比对近年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新出土玉器资料，综合考定玉凤确非商代制品，而是更早时代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器物。

以往在湖南澧县孙家岗一座石家河文化墓葬中发现凤形透雕玉饰，在湖北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发现团凤玉饰，还有石家河新近发现的对鸟（双凤）玉佩，表明石家河文化居民对凤怀有特别的情感认同，他们应是神凤最初的缔造者。最初的凤形，应当是诞生于石家河文化。从此，凤崇拜也成为一种规范的信仰方式，并且很快汇入史前造神运动的潮流中。

石家河罗家柏岭玉凤形体稍小，团身直径4.7厘米，圜眼，冠羽后卷，长尾两歧。由造型比较，妇好玉凤与罗家柏岭玉凤虽存有一伸一屈的区别，凤首凤身和凤尾的造型却是完全相同。从制作方法上比对，两凤的工艺也是一样，纹饰都采用减地阳刻，这与妇好墓同出的其他玉器明显不同，妇好墓多数玉器纹饰采用的都是两阴夹一阳的工艺，不用减地技法。石家河新出土的展翅玉鸟和对鸟玉佩，也都是采用这种减地阳刻工艺制作，表现了高超的玉作水平。

通过对比研究也不难看出，妇好墓所出玉器中还有一些可能是石家河原玉的改制品，有的环璜类饰品都琢有成排的立鸟形扉牙，明显属于石家河文化风格。石家河文化不仅有玉团凤，也发现有玉团龙，类似玉团龙在妇好墓也有出土，两者造型及细部特征非常接近，形体也都很小，妇好的这一玉龙很可能也来自石家河文化。

团龙（C形龙）在东北红山文化和东南崧泽文化中都有发现，只有在石家河文化中团龙与团凤共存，也许这才是一个最先将龙凤合崇的部族，这也为后来同地生长的楚文化奇诡的信仰涂上了浓厚的底色。

石家河文化及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水准，在史前已经达到巅峰。采用巅峰技术，制作出第一枚精致玉凤，让玉凤一诞生便显出高贵优雅，这是石家河人一个重要的文化贡献。

石家河人的玉作除了精致，还有小巧、奇峭、灵动、别致等诸多特点。构形具象与抽象共存，彰显象征内涵，少见纯粹意义的饰品。玉凤，同玉龙、玉虎、玉蝉一样，都是在神话背景下催生出的艺术品，它们都应当具有特别的涵义。

依照后世的概念判断，凤为百鸟之王，凤为阳之精，五行属火。石家河新发现的凤鸟纹圆形玉佩，圆润的玉佩中用阳刻工艺刻画出一只展翅的凤鸟，应当是寓意阳鸟负着太阳飞翔，可以看作是石家河人奉行太阳崇拜和阳鸟崇拜的实证。

石家河人不仅制作出单体和双体的凤鸟玉佩，还制作出非常诡谲的凤鸟形冠玉神面，玉神面常常雕刻成两面神，正背是表情不同的神像。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太阳神，也与太阳崇拜相关联。

由崇阳到崇凤，这可能是石家河人创造出玉神凤的来由。当然，凤在中华文化中还有另外的担当，对此我们还要细细追踪。

青铜时代的灿烂艺术，非常震撼也非常神秘，最让两三千年之后的我们仍然陶醉而不得其解的，莫过于那些出现最频繁的兽面纹，也就是传统上所称的饕餮纹。圆瞪着的眼球，大张着的双颌，狰狞着的表情一下子就会把我们的想像拉回到遥远的英雄时代。

其实英雄时代未必是四季战火绵延，也未必是满目血流遍野，也会有静谧时光，也不乏儿女柔情，不一定是花香处处，鸟鸣嘤嘤是断然不会少的。只要看到除却兽面纹之外，那些数量也不少的铸着鸟纹塑成鸟形的青铜器，我们的心就会感到舒缓与安宁。

商代的青铜器上所见的鸟，最精致的是鸮鸟，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鸮尊。

发掘者郑振香研究员说，妇好鸮尊是从水里打捞出来的，妇好墓深达7.5米，墓里涌出的水用泵也抽不干，于是发掘就变成了在水下取物。取出的器物满是泥水，从水下吊上来的鸮尊模糊不清，初看上去好像站立的动物。这个像动物的器物共有两件，它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动物，大家急切想知道，于是先刷洗的就是这两件器物。器物清洗干净，看清这两件器物就是鸮尊，这是完全相同的一对鸮尊。后来还在口沿下内壁上发现有“妇好”铭文，于是正式将它们命名为“妇好鸮尊”。

鸮尊造型稳重，挺胸昂首，双眼圆瞪，宽喙敛尾，双耳伸展，双翅护体，双足并立，神情刚毅。鸮尊通体以雷纹衬地，器表遍布十多种形状各异的动物图形，它的头顶还立有一只小鸮。这是一件非常完美的艺术品，生动表现了商代奉行的鸮鸟崇拜。

商人崇鸮也崇凤，商代青铜器上常用鸟纹为装饰，开始只是在次要的位置上做为衬纹，而最常见的正是凤鸟纹。鸟纹用不同的鸟头、鸟身、鸟尾来显现特征，鸟头上带角，尾有长尾、垂尾和分尾的不同，长尾式鸟纹尾长达到鸟体的三倍。商代晚期凤鸟纹渐多，长冠卷尾彰显出凤鸟的高贵威仪。

观赏两周时代的铜器，可以看到有更多凤鸟的身影，如晋国青铜器很注重采用凤鸟类纹饰作装饰。晋国王室偏好凤鸟，也是周王室的传统，周人的传说里有凤鸟情结。周祖后稷名弃，被遗弃时一群凤鸟用羽翼温暖他。周人相信，没有凤鸟救护就没有周人，因之以凤鸟为祥瑞之鸟。

西周之初凤鸟纹是青铜器的主题纹饰，凤鸟纹的使用越来越频繁，所以有研究者称之为“凤纹时代”，这是一个凤鸟飞过的青铜时代。凤纹有华丽的冠饰，凤体和凤尾作“回首卷尾”之态。凤冠的刻画非常考究，形状分多齿冠、长冠、花冠几类，多齿冠显得很华丽，长冠长垂于颈背，花冠为用绶带装饰的长冠。

西周时期的象形青铜器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凤鸟尊，出土器物中仍是以晋国铸造的最为精致。先要提到的是晋侯凤鸟尊，出土于山西临汾曲沃和翼城交界处的天马－曲村晋侯墓地114号墓中，这是第一代晋侯燮父墓。凤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尊体丰满，为伫立回首的凤鸟形，高冠直立，两翼上卷，凤尾下弯变形为象鼻状，与双足成鼎立支撑，在凤鸟背上还有一只小凤相依。凤鸟尊满布纹饰，以雷纹衬地，颈腹背饰羽纹，两翼与双腿饰云纹，尾饰羽翎纹。

《周礼·春官·司尊彝》记祭祀礼器中有“六尊六彝”，“鸟彝”为其一，凤鸟尊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标示凤鸟尊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

晋侯鸟尊所在的晋侯墓在发掘时发现有盗洞，确认部分文物此前已被盗出。盗墓者用爆破方式开掘，致使一些文物受损，凤鸟尊也破碎严重，尊尾残缺不全。后经由修复得以重现凤鸟之姿，将凤尾处的象鼻作内卷衔接复原。其实这残断象鼻的连接，原来也有可能是向外卷起的，外卷连接是另一种风格。

我们知道西周初成王“桐叶封弟”，将自己的同胞弟弟叔虞封到了古唐国。叔虞之子燮父继承封地，因唐地境内的晋水开始称“晋侯”，又将唐国改名为“晋”，燮父也就成为第一位晋侯。凤鸟尊正是燮父时所铸造，应当表达了晋人对先祖的景仰之情。

还有一件西周凤鸟尊，体形更大，铸造之精美也不亚于晋侯凤鸟尊，它是倗季凤鸟尊。倗季凤鸟尊并非正式考古发掘出土，而是保利集团于2004年斥巨资从海外购得。倗季凤鸟尊保存完好，通高49厘米，身长41厘米，较之晋侯凤鸟尊又大出一个级别。有人说这件凤鸟尊形体巨大，气势不凡，造型奇特，前所未见，是目前所见最为精彩的凤鸟形象的青铜尊。

尊体铸成一只昂首挺立的凤鸟形，头顶花蕾状高冠，勾喙前伸，长尾后垂。凤鸟背上器盖上立一只小凤鸟，如母子相随。大小凤鸟通身装饰鳞状羽纹，云雷纹作地纹，大气非凡。尊盖内侧有铭文“倗季乍祖考宝尊彝”八字，标明为倗国的重要礼器。

倗国是个什么国？当然它只是个小国，虽然在青铜器铭文中也见到过这名号，但仍然并不了解它的底细。恰在此间考古学家在山西绛县横水发现一片西周墓地，出土一批倗国铜器，包括有国君级别的“伯”及夫人拥有的铜器，才让人得知距今约3000年前西周晋国附近存在过一个文献疏于记载的古国“倗国”。

我们再回过头看看那件倗季凤鸟尊，推测它有可能正是从绛县横水墓地被盗挖出土而流出海外的。这个倗国，也许就是晋国的属国，都有相同的信仰，铸有相似的凤鸟尊，两尊相见，觉得还真有些亲近之。凤鸟飞过，青铜生翼。凤鸟飞过英雄时代，她带来的吉祥长驻人间。

方位观念是文明的重要表征之一，方位体系的形成是文明成熟的一个标志。现在我们说起东南西北四方，说它与文明相关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多简单的常识呀。是，确实不深奥，不过方位观念的形成，还有与它一起出现的一些文化现象，却并不那么简单。由甲骨文的发现看，四方与四方风观念的形成，不会晚于商代。辨别四方，是个天文学的概念，古代是通过星宿的位置确定准确方位的，并不是简单的观察日出日落而已。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谈论它，需要关注的是古代将四方配以象征性的神化动物形象，甚至绘出它们相聚一起的图形，这个文化现象与神凤有关。

我们稍下力涉猎一下，便可了解到这四方的四神，即所谓“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一套象征体系可以追溯到汉代或汉以前不久，但这并非是最早的也不是唯一的四神体系。我们在汉代的瓦当上，玉器上，铜镜上，很容易见到四神装饰，四神在那时已经是一种普遍信仰，具有重要的地位。

四神，也作四象、四灵，一般而言是指龙、虎、鸟和龟四神。后来道教引入四神观念，四神体系小有变更，普遍比较认同的是苍龙、白虎、朱雀和玄武体系。

不久前陕西澄城王庄镇柳泉九沟村一座西周墓出土玉印一枚，印形如器盖，龙纽，椭圆形印面四个印文分列在十字格中，依次为龙、鸟、虎、鹿。这是一枚四神玉印，应当是属于肖形一类，印文并不能认定就是文字，可称为“四神肖形玉印”。与后来四神体系不同的是，印文本为玄武的位置，却出现了鹿。虽然并不能完全肯定为鹿，但明显不是龟。

这个发现让人想起殷墟妇好墓出土过一件称为器盖的龙纽玉器，它的底面也是以十字格简画出龙、虎、鸟和另一动物之形，这一不明确的动物更象是鹿，可以确认这样的四神体系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发现让人想起殷墟妇好墓出土过一件称为器盖的龙纽玉器，它的底面也是以十字格简画出龙、虎、鸟和另一动物之形，这一不明确的动物更象是鹿，可以确认这样的四神体系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过去在河南三门峡西周墓中发现过龙、鸟、虎、鹿铜镜，说明商周两代的四神体系是相同的，这也是早期的四神体系，到了后来玄武才取代鹿进入到四神体系中。

四神中的朱雀，作为神鸟，它也有称为凤凰的时候。新近发现的海昏侯墓，随葬有一面偌大的铜方镜，附有漆文《衣镜铭》，镜铭提到的四神为“右白虎兮左苍龙，下玄鹤兮上凤凰。”将通常说的朱雀，直接写成了凤凰。而且玄武变成了玄鹤，这个变化过去我们并不了解。

海昏侯墓出土很多附有鸟图形的文物，这些鸟多作凤形，如玉带钩和铜当卢都见有四神图形，其中的朱雀均作优美的凤鸟之形，所以在《衣镜铭》中直接将朱雀写成凤凰，也是很自然的事。

若说四神中有凤，朱雀就是神凤之体，汉代已有人作如是观。依《说文》所说，雀为“依人小鸟也”，将这小鸟列入四神，可能有人心有不平，故此以凤取而代之，或者解释说这朱雀就是凤凰。后来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七中，也表达了类似疑惑：“四方取象，苍龙、白虎、朱雀、龟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鸟谓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谓之长离……或云，鸟即凤也。”不理解也得理解，这四神中的朱鸟，它就是凤，它还有一个别名，特别的别名，叫长离。《后汉书·张衡传》引《思玄賦》曰：“前长离使拂羽兮，后委衡乎玄冥。”李贤注曰：“长离，即凤也”。司马相如《大林赋》有“前长离而后矞皇”，服虔注曰：“皆神名也”，师古曰：“长离，灵鸟也”。长离在《汉书·礼乐志》中写作“长丽”，让人想起长丽也许就是长鹂，也即是黄鹂。其实“离”在古时也确为鸟名，即仓庚，也即是黄莺，黄鹂鸟也。长离，不能就是这黄鹂鸟吧，未必是说长尾巴很像黄鹂的神鸟？

不能理解的是，通行的四神系统为何不直接将朱凤纳入其中，而只是取了个“相当于凤”的鸟儿担当大任，其中的道理还有待深究。

有两件小玉牌饰，2002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2号墓葬，对它们的认知就让研究者很费心思。两件玉牌饰大小及形状相同，器体很小，可以握在掌中，高3.5厘米，宽6.4厘米，厚0.3厘米。由于玉饰造型乍一看细一看都像是动物的头面，有大大的双目和外侈的双耳，所以有人说它是虎面，又有人说它像牛首，发掘者和不少研究者都称之为兽面玉饰。或者径直说它就是塑造的一个神面，推测它表现的可能是传说时代的蚩尤之像。

果真是蚩尤之像，那这个发现可就太重要了。传说蚩尤本为炎帝臣属，炎帝被黄帝打败以后，蚩尤率八十一兄弟举兵与黄帝争天下，最后在涿鹿激战。这一战杀得天昏地暗，结果蚩尤被有天兵助阵的黄帝斩杀。后来黄帝尊蚩尤为“兵主”，把蚩尤的形象画在军旗上，以此励兵作战，诸侯见蚩尤像唬得不战而降。再看那陶寺出土玉牌饰，虽是个很小的物件，感觉可真有些狰狞的气势，难怪有人说它就是蚩尤像了。这类玉牌饰先前在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遗址有过几次发现，造型比较一致，大小也相差不多，所以一些研究者认定陶寺玉牌饰是来自南方的作品，原本属于石家河文化。

在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肖家屋脊和钟祥六合遗址，都出土过相似的玉牌饰。六合遗址的玉兽面出自一座瓮棺，肖家屋脊遗址的一件也出自瓮棺，这两件玉牌饰基本相同，也极像一个兽面形象，与陶寺所出相近但不及陶寺的精致。这些玉牌饰的年代都应当在距今4000年前，是史前末期的代表性玉器作品。

山西陶寺玉牌饰发现后，研究者将观察的目光转向南方江汉平原一带，两地的发现有太多的相似性，让人不得不将它们联系对比一番。

那也是在2002年，与陶寺22号墓的发掘时间巧合，在湖北枣阳吴店镇的九连墩的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装饰玉器，也有不少造型优雅的牌饰，其中2号墓中出土的一件玉牌饰引人关注，这是两只相向而立的对鸟造型，让人诧异的是，这对鸟侈出的冠尖、起翘的尾羽和弯弓的脚趾构成的外轮廓，竟然与陶寺玉牌饰相同。它的尺度高2.8厘米，宽5厘米，厚0.55厘米，较之陶寺玉牌饰只约略小一点。

如果将这两件玉牌饰的图像叠加在一起，它们外形的主体部分竟然完全吻合，这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它们表现的是相同的主题，是双鸟面对面的“对鸟”主题。

九连墩玉牌饰细部雕刻非常明确，对鸟的造型也毫无疑问。两地玉牌饰的区别只在九连墩玉牌饰的双鸟雕刻更细致，而陶寺玉牌饰只是轮廓保持着对鸟的姿态，细部没有明确刻画，甚至鸟头都没有明确表现出来。陶寺玉牌饰原来被认作是兽面双角的部分，竟是双鸟的尾羽；而那兽面的所谓双眼，只不过是双鸟弯曲的腿与身子间构成的空隙而已！

有了九连墩玉牌饰的对鸟造型作比对，忽然觉得陶寺玉牌饰的兽面形象很快烟消云散，原来我们都犯了一个错误，错将鸟儿认作兽面了。

九连墩2号墓中的这件玉牌饰，显然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史前时代，并不是石家河人的作品。因为和这玉牌饰一起出土的其他大量玉饰，其造型、工艺和玉料的质色，风格是完全相同的，都无疑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其中有1号墓出土的一件双凤龙座牌饰，在双体龙上对立而蹲的双鸟，造型与2号墓玉牌饰相同，大小相若，玉质也是乳白色，表明它们确为同时代的作品无疑。

这样看来，陶寺玉牌饰刻画的并不是威风凛凛的蚩尤战神，而是一对可爱的合体玉鸟，这是“对鸟”！古代这样的对鸟玉饰发现不少，为何要这样表现呢，它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在陶器、象牙和木构件上已经见到标准的对鸟构图装饰。有时在双鸟之间还绘有放光的太阳图像，表明这鸟形与太阳崇拜有关，也许它就是神话中的阳鸟形象。阳鸟图像在中原地区的彩陶上也能见到，不过一般并不以对鸟的构图出现。

战国时代的对鸟玉佩传承自史前时代，这中间经历了近2000年的时光仍然保留着原有的艺术精髓，让我们看到了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陶寺玉牌饰刻画的是双鸟而非兽面这样的认识，让我们萌发出了考察古代“对鸟”艺术的冲动。初步考索结果表明，“对鸟”这样一种艺术主题和艺术构图，应当出现在陶寺文化之前，经过了三代汉唐的传承，其艺术表现方式与内在的文化因子，一直影响着古代人的艺术生活，也影响到了现代人的艺术生活。

在龙山文化的一些玉神面雕件上，也发现一些与陶寺玉鸟相似的冠形图像，这让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出，这样的对鸟艺术构图可能常常出现在当时头面人物的冠饰上。如在山东日照两城镇发现的玉圭，它的正背面都刻有精致的神面像，神面戴高冠，冠顶突起呈尖状形，左右歧出的冠沿向上卷起，外形轮廓恰似陶寺所见的对鸟形象。

这是一种鸟冠，以对鸟作为冠饰，这在史前已经比较流行。不仅史前文化中发现了这样一些对鸟形高冠玉神兽面，类似玉件在三代遗址中也有发现。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玉器往往被归入新石器时代，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们都是三代之前的制品，其实倒也未必。另外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些典型的玉兽面与人面的传世品，也有的被当作新石器时代的制品，有的被划定在商周时期。这样的兽面都装饰有一个对鸟形的冠，可能具有相同的喻意。

在这样的玉兽面中，最值得关注的是2006年在山西曲沃羊舌村晋侯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兽面扁平形，正面阳刻狰狞兽面，上下均有一对獠牙龇出。兽面头顶另雕有高冠，冠顶呈左右出翘，冠式与陶寺和石家河文化所见玉牌饰非常相似。虽然这冠式也只是一个轮廓，并无细部雕琢，但它明显也是对鸟的造型。这个发现为我们完全解释了过去所见类似玉佩的谜底，它原来表现的就是一个冠式，是一个对鸟式的冠形。

这样的鸟冠玉人面和兽面，一些兽面都琢有獠牙，应当是半人半兽的神面。在石家河和后石家河文化中，发现了若干这类玉神面，表明这种鸟冠神面出现很早，制作小巧精致，表现出当时已经掌握了很高的玉作技术。

在先秦的其他艺术品中，对鸟的主题也经常被采用。商周青铜器上与饕餮纹同见的就有对鸟图像，以长尾凤鸟为主。

对鸟不仅出现在冠饰上，在商代铜鼓上，也见到对鸟装饰。也许是铸造技术的关系，铜器上的相向而立的对鸟，彼此距离稍远，并不似玉牌饰那样头顶着头、喙接着喙。

在南方地区见到的一些战国时代的漆器上，对鸟也是常见的题材，楚国最有特色的虎座鸟架鼓和漆木座屏，都是对鸟艺术的杰作。

鸟形之冠，后来也有用单只鸟立冠顶为装饰，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石家河文化风格玉神像，头顶就琢有一只站立的鸟形。

在时代晚些的考古发掘中也见到类似例子，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的战国时期匈奴墓地出土的这件鹰顶金冠饰，冠顶高高在上的是一只展翅的鹰。匈奴王冠上配饰飞鹰，自然是一种威猛的象征。

如果这匈奴王冠上立着的是凤而不是鹰，我们或许会称它作凤冠，而且会以为它与勇武无关。考古也确实发现有这样的凤鸟之冠，有凤鸟形装饰的冠，也会为勇士所用，不要以为凤冠就是贵妇的专利。

唐代就有一种凤冠为天王之冠，它是武士的装备，或者我们要称之为兜鍪，以凤鸟为饰，是凤鍪。唐代墓葬中出土有三彩天王俑，天王俑头顶以一只展翅欲飞凤鸟为饰。唐三彩天王俑形象按照传说中的护法天神塑造，威威赫赫的天王，却要借助头顶立着的一只凤鸟壮胆，这类天王俑最早出现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以凤为饰，未必与女皇的影响没有关系。

五代时这类天王的装束又有了变化，他们的头顶出现了更大的龙或凤。如河北曲阳灵山镇西燕川王处直墓的一对武士石雕彩绘像，武士怒目圆睁，身着金黄胄绿甲红袍。更引人注目的是头上傲立着一只凤鸟或一尊苍龙。有研究者说这是守墓的一对门神，借龙凤之威，与唐代的护法天王也许是同样职掌。

华丽的凤冠实物也有出土，最著名的就是北京明神宗定陵四凤冠。凤冠因以凤凰装饰而得名，只有皇后或公主才配用它，一般只在庆典如婚礼上派上用场。

凤冠其实并不只是以凤为饰，定陵四顶凤冠有“十二龙九凤冠”“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和“三龙二凤冠”，龙总是只多不少，说是凤冠，还是没有夺了龙的威仪。一顶六龙三凤冠，冠顶两侧是口衔长串珠滴的龙形，正面有三只展翅凤凰。一品至七品命妇虽然也有凤冠，可冠上既无凤也无龙，却是绣有数量不同的雉，那就是野鸡。

史前以鸟为神像之冠，是一种神圣的象征。后来鸟冠的这种神圣性消失，在凡世又凸显出威武和高贵的气象。由神界到凡间，会飞的大鸟们都是人类内心的向往。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文学人类学”  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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