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劳里·航柯在对西方史诗的研究中发现，史诗的范例是多样的，他预言21世纪对史诗的研究将会更加多元化。近20年来，随着世界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深入，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研究受到世界关注。对民间口头文学、史诗传承、史诗学的理论探讨，尤其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活态口传史诗珍贵价值的发掘和研究，开始进入深度考察分析和学理研究阶段；对史诗观念、史诗传统的认知，以及史诗的研究范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由诺布旺丹撰著、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性智慧与智态化叙事传统：格萨尔传承类型的再发现》，通过对格萨尔史诗书写艺人丹增扎巴的叙事文本、艺人成长语境的深度追踪研究，将丹增扎巴的创作称为“智态化叙事”文本——一种新的格萨尔史诗叙事形态。
“智态化”是藏传佛教伏藏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有时被称为“智态化伏藏”，藏语谓“塔囊”（Dag-snang），在佛教文献中被译为“净相”，认为一切生物都有一种先在的原始智，一种超越一切世俗偏执、妄念的智觉，透视出事物自性或本体世界，是超乎人类一般思维定式和超验世界的认知视角。所谓“智态化”叙事，就是在传统格萨尔史诗传承类型，如神授类型、圆光类型、掘藏类型、顿悟类型、吟诵类型等基础上，重新对史诗传承类型进行的解构与建构，并以分层化分析发现的一种新的格萨尔史诗叙事形态。作者认为，丹增扎巴的文本与神授艺人、吟诵艺人的说唱文本，以及其他掘藏文本均不同，属于“意念掘藏类”。丹增扎巴的史诗故事习得并非传统的口耳相传，亦无特定的说唱地点或表演性活动，而是以书写方式发掘潜藏在意识深层的史诗故事，属于格萨尔艺人个体生命的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是格萨尔史诗从口头走向书面、从诗性走向智性、从世俗性走向神圣性的过渡性的特殊文本形态。
《诗性智慧与智态化叙事传统：格萨尔传承类型的再发现》
当代格萨尔艺人大脑中存留的神话思维，如果体现在文本创作中，当意识深处的史诗故事词语涌现时，创作者的体验是否依然有原始的纯认识空间的抽象性？其能指与所指之间是否会有合二为一的交融？作者发现在叙事策略和创作方法上，丹增扎巴是以佛教掘藏技法，如意象、梦境、膜拜、符号和想象力等作为创作手段，进而激发创作激情。
欧洲文学史上首部个人创作的文人史诗《埃涅阿斯纪》，创作者维吉尔以《荷马史诗》为范本，讲述了特洛伊城被攻陷后，埃涅阿斯率众来到意大利，成为罗马开国之君的故事。其文本的结构、情节、人物、题材均出自特洛伊战争，前半部6卷几乎都是模仿《奥德赛》，后半部6卷则仿写《伊里亚特》。文本修辞严谨，精致的拉丁语细腻典雅，句子中复合句较多，书写已经完全没有口头文学的特点。《埃涅阿斯纪》不仅是欧洲“文人史诗”的开端，而且成为后世书面文学的典范。相较而言，丹增扎巴创作的《格萨尔》文本，同样属于个人创作的文人史诗，不过是从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出发，在感性的修辞、语词体系和诗性的神话思维中“以己度物”，往往附着很多“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隐喻。“以己度物”，是“秘索思”（Mythos），而非“逻格斯”（Logos），更不是“赛因斯”（Science），表现为书面化，实际上仍属民间口头性文本。
书中将该文本归类为洛德所言的“自撰口述性”文类。这种特殊文本，使他的史诗书写更像在历史话语、文学话语与个人话语之间的一次探险，是民间艺人与文人创作之间彼此激活的能动关系。作者将丹增扎巴对史诗本体独特的生命体验，放置在其成长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民间传统文化中，以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写作视角，勾勒出故事创作的参照物。正是基于这样特殊的地理文化空间，丹增扎巴将主体性的体验想象与理解感悟，有机融合在“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中。
▲ 格萨尔说唱艺人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其哲学人类学著作《新科学》中，将“诗性智慧”作为想象的审美共通感，阐释了人类想象力如何根植于个体生命，并与他者融通。他认为人类与生俱来就有非凡的想象力，诗性智慧就是凭生动的想象力创造，以直观方式对生命本质进行观照。
从“神话思维”到“诗性智慧”，丹增扎巴的“智态化”叙事文本也以“想象性类概念”建构了英雄世界。作者在书中分析，丹增扎巴的创作演述，看似是一种书面化的创作，实则是一种口头传统在另一种方式下的演绎；其文本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场景、主题、故事范型等诸多事象，看似是故事情节的一般性展现，实则是对现象世界在另一种视角下的观察和解读，倾注了艺人的生命意识。他的文本是在“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意象化世界之旅中，演绎出来的“精神图谱”。这个精神图谱，是诗性智慧不同于实用理性的感性智慧，而个体情感的寂静“观想”，心思旷达、简单质朴，也是藏文化的诗歌传统，是藏族诗性智慧与西方诗性智慧的显著不同。“观想”传统将想象力带入特定生命情境中，既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缅怀，也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更是对生命本体精神的一种绵密传承。
▲ 格萨尔史诗
艺人文本建构的英雄世界，还在于他“自认为是直家族弟子的转世”（史诗英雄部落家族）。这个强烈的自我心理暗示，也是创作者想象力和梦境的引线或动机之一。梦中浮现的所谓家族记忆，那些潜意识中隐匿的故事人物、主题、情境等，均在强调创作者个体生命与自然环境的沟通与交流，是艺术本性的“灵韵”显现与情感互动的彼此印证。这种“想象性类概念”打破并重组了通常所谓空间与时间的结构，创作主体以个体生命为内核，感受心灵和自然的原始性、隐喻性。于是，来自本源的诗性、梦幻性和自由灵活的想象力，皆成为其文本创作的来源，创作由此表现出生命情感性和具象性一体化，史诗故事与生命情感想象同一性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说，诗歌是隐喻的语言。美国哲学家派帕1942年提出影响深远的隐喻理论——“根隐喻”（root metaphor），清晰地浸透着哲学对立统一的原初运思，致力于说明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观察世界。“根隐喻”的哲学思维，阐释了人类的概念系统本质上都是隐喻式的。隐喻不仅存在于人们表面语言的使用中，还存在于思想与文本的创作实践中。隐藏在人们思维系统中的“根隐喻”，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深层核心概念。
如果我们把藏族传统文化作为阐释丹增扎巴世界观、创作观互相联系的“根隐喻”中心范畴，就能看到诗性本质特征的隐喻和想象，与艺人文本创作图式的诗性智慧思维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将“原始智”“伏藏”“格萨尔”或以自然喻人事的“根隐喻”，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文本叙事的结构模式上，显示出创作主体与民族史诗间千丝万缕的自然链接。在藏文化对待事物的一种特殊视角下，“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创作图式的想象性类概念和传统文化“根隐喻”的融合演绎，最终完成了关于生命哲学的意象化文本，通过“根隐喻”映射体会、传达史诗世界的故事内涵，传承并建构了格萨尔史诗的智态化叙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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