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乡民行动的物质呈现：一个关中村落的时空结构、日常生活与文化遗产（1930~2010）》

作者: 孟凡行

定价: 138.0元

开本: 16开

出版社: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12

绪论

一、学术史回顾及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资料来源、使用原则和研究方法

三、对本书使用的部分概念和地方用语的说明

第一章：关中乡村的历史、地理背景和物质文化概况

第一节 关中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社会背景

第二节 民具普查与关中乡村物质文化的宏观描述

第三节 小个案考察与关中乡村物质文化的中观描述

第二章：乡民行动的时空结构与社会网络

第一节 圪塔头村社会历史背景及地理景观

第二节 村落内部社会结构

第三节 “村落边缘”

第四节 “物的流动”与社会网络的建构

小  结

第三章：乡民生产行动的资源、工具、技艺及实践

第一节 土地的性质、类型及其与水的关系

第二节 粮棉种植的技艺与性别

第三节 民具、技艺与匠人生活

第四节 油坊、染坊和砖瓦窑

小  结

第四章：乡民生活行动的内容、过程、惯制及意义

第一节 饮食的材料、种类和功能

第二节 服饰的材料、款式及意义

第三节 院落与房屋

第四节 仪式情境中的物质文化

第五节 作息与娱乐

小  结

第五章：村落精英、文化复兴与乡村发展

第一节 本文化精英与跨文化精英

第二节 族碑、家谱及其象征

第三节 年轻的村干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结  语

主要参考文献

附  录

出版一本书，就失去一本书。序虽在前，却是结束。

研究目标和研究兴趣就像是一对恋人，如果兴趣变了，目标也就不存在了。虽说随着自由世界的理想越来越近，现在的人也越来越有能动性，但社会结构的力量仍然强大，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连兴趣这样的事也不能自主。对教书匠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以文字的形式来纪念她。

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常处于矛盾之中。我发现不仅是我所考察的关中老乡生活在一个大时代的小生境里面，我又何尝不是如此。作为生活在全球化大时代的学者，本应胸怀天下，沉潜学问，凿出无愧于时代的传世之作。但作为小生境中的普通人，时常需要涂抹出点啥，不然人家就以为你只领工资不干活。小生境和大时代经常不在一个频道上。大时代总让我们心潮澎湃，小生境常使我们“心力衰败”。但悲催的是我们所能感知的生活意义常常来自小生境，而非大时代。

生境是一个生态学术语，大体指的是一个物种生存的区域和生存所需要的所有生态因素。一种生物处于地球生态中，有自属的生境提供其生存所需的生态资源。但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其生存有赖于更多的东西，比如历史和文化。这里使用的生境一词指的是人生活的环境和境遇，是一个人或一个初级社会群体生存所依赖和创造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总和。除了生存的功能性所指，特别强调它的意义方面。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其所能感受到的生活的意义因素，或者说其精神依赖因素。比如我们在回顾往昔的时候，有哪些因素是最难忘的，有哪些因素让我们感到生活的充实和美好。在我们遭遇困境的时候，最能依赖的是什么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包括了人、事、物等相当广泛的方面，但其又是十分有限的。

小生境一词没有采用生态学里生物行为的意义，这已包括在我们使用的生境概念里了。生态学里的生境往往以一个物种或亚种的生活范围为单位。但人这一物种早已遍布全球，以物种为单位已毫无意义。这里所谓的小生境之小，其一是与大时代之大相比照的，其二主要指的是个人或初级社会群体（本书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层面）所在的生境。小生境以个人为核心向外呈放射性差序格局式分布，射线所触及和反射的人、事、物构成小生境的边缘，其中的人属边缘又是另一个小生境的核心。小生境之间并没有明晰的界限，而是呈现出一种联结互构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世界上所有人都以小生境的结构形式联结为一体，漂浮在被浓淡不一的意义所填充的时空里。但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依赖度最高的是其自属的小生境。

本书源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今生第二本独著。第一本，《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贵州梭戛苗族文化研究》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从民具学的角度探讨一个社区的生产和生活是何以可能的。在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本想延续硕士论文的研究，继续开拓国内直到现在仍然处于不毛之地的民具研究。但在后来的阅读和田野考察过程中，又想进一步从总体上了解一方水土和一方人，因此对人类学式的社区综合研究越来越感兴趣。我当然知道人类学早期的社区研究范式因过于“面面俱到”，缺乏主题式民族志的“问题意识”和“深入性”而被现在的大多学者抛弃了。正如现在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场所已让人们失去兴趣，而主题式酒店、公园、书店等越来越能吸引人们的光顾一样。仿佛整个世界都走向主题化了，人也变成了主题式的人。但我仍然决定暂时终止主题式（比如硕士阶段的“民具”研究）研究，而选择一个相对综合性的题目，我想这对一个有志于学术，且处于初级阶段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

本书虽然延续了硕士论文的一些理念，比如从整体上看待人的生存，多学科的视角，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分家，以物质文化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等等。但相比在硕士论文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民具”和技艺，本书更加关注的是人及其生活。譬如这样的一些话题：乡民在什么样的时空中生活，其结构是怎样的？是如何形成的？哪些行动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这些行动是如何开展的？是什么支撑了这些行动的开展？开展这些行动需要哪些技艺？形成了什么样的经验？这些行动与其时空结构有何关系？在新的时期，他们又如何利用先前的经验和文化走向未来？等等。

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深度的田野调查才有可能得到答案。在田野工作的进程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我。与其他田野工作者的遭遇相仿，经常有老乡想通过我这个“北京来的人”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向“上面”反映他的困难，或给村子找些投资，或帮忙给孩子找个大学上，有的很明确地让我帮忙卖掉挤压的农产品等等。总之，我感觉到，我认为重要的不少问题，他们感觉不重要，或者表面上说重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促使我不得不考虑我田野研究预设的那些看似学术的问题的现实性和合法性在哪里？这些问题与给了我巨大帮助的老乡有何关系？

我当然知道学术界的天职和相对独立性，也深知田野科学的知识生产规范，但作为一门在与考察对象的对话中获得知识和智慧的学问，罔顾考察对象的诉求，无论对于他们的实际需要还是研究者的知识生产都是有害无利的。而对自己来说，我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跑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与“他文化圈”的人生活在一起，进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一顿操作，冒着被视为疯子的危险，忽而钻进满布灰尘、蛛网遮面的大队部老房子扒拉各种“垃圾”，偶尔翻得一两张写有“有用”文字的泛黄纸片就窃喜半天，忽而爬进早就废弃的旧房阁楼，搬出几件老农具，又是测量、又是拍照，暗地里啧啧称赞。担着被看作变态的风险，早上跟一群老婆婆家长里短拉得火热，下午又钻到一堆老大爷中间天南地北各种胡谝闲扯，傍晚又与一窝皮孩子摸爬滚打、哼哼哈哈（有的问题，可能只有孩子会直言不讳，或愿意提供线索）。有时正正经经，与地方领导、民间文人贤士讨论世界局势、国家前景、高雅文化，有时猥猥琐琐，专找“流氓地痞”探听各种小道消息，流言蜚语……总之，民族志作者常常是让当地人难以琢磨，不好分类的物种。这些有时候连自己都心生厌恶的操作，却执意要做，还要表现得心安理得，所为者何？人类学家说以此可以抓住当地人的文化表征，更能据此探得当地文化的内在结构，从而真正理解当地文化（当地人），表述当地文化，最终可以将地方性知识普遍化，建构普适性的理论。

理论对学者来说自然是重要的，但对老乡们有何意义呢？民族志工作与他们有何关系呢？人类学宣称是研究人的学科，这里面的人是谁？人类学该对它的研究对象负起何种责任？

当然在田野工作中并非全然遭遇不解甚至抱怨，也有人能理解我的工作，更有人感激我欣赏他们的文化，纪录他们的故事，村里的文化人甚至认为我做的工作功德无量。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孤独”的老婆婆和老爷爷们。相比于老爷爷们经常使用一些“公共话语”赞赏我的勤奋和有礼，老婆婆们则直白地赞扬我的“好”，不仅当面跟我说，还跟其他村人说。大意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她们的儿孙都不愿意跟她们说话，更不用说花费时间听她们讲过去的故事。但我愿意听，并且愿意以她们感到舒适的姿势听。比如在大冷的冬天，关中农村的老婆婆们喜欢坐在火炕上，腿上盖上被子谝闲传（聊天）。我作为一个“城市人”也愿意以这种“很土”的方式参与进去。在听的过程中有耐心，且能与她们同喜同悲，让她们感觉是“自己人”。更重要的是我还不止一次，不止一年地去找她们聊天，把她们当作是老朋友等等。这些经历过若干苦难的人，特别会感恩，你对她们好一点（其实最多也就是给予基本的尊重，带些小礼物啥的），她就会给你掏心掏肺。每次我去的时候，她们都迎出门来，离开的时候，又送出门外，依依不舍。每当此时，我似乎进入了本雅明说的灵韵状态，被田野中的美好所萦绕，而那些理论建构的雄心烟消云散了。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所进行的学术反思中，接受了潘光旦先生早年为其《生育制度》一书所写的序言里提出的批评——“只见社会不见人”。他认识到了社会学研究仅仅停留在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层面是不够的，从而提出了对人的心态的研究，提出了将心比心的研究方法，这成为他文化自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先生的将心比心并非是一种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集体心理研究，而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说白了就是批评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往往是整体的社会，而忽视了个人的感受。我很早就接受了社会不是众多个人的集合，或者社会大于个人之和这样的社会学教条，从而心安理得地对个人性的感受视而不见，甚或压根就看不见。

社会学、人类学诞生在科学意识形态汹涌上升的年代。科学的标准器是数学和物理学，客观的、普遍的规律是其追求的目标。彼时很多新兴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以自然科学为楷模，追求宏大理论的建构。社会学的结构功能论、社会系统论，人类学的进化论、传播论等等莫不如是。后来人们注意到社会、文化等现象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始终摆脱不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建构，田野调查难以撇开情感因素，民族志撰写也不易避免价值判断。阐释人类学的主将格尔兹认为人类学不在于描述客观事实，而在于寻求意义阐释。他放弃了宏大理论，开始寻求中观理论的建构，最终祭出了地方性知识和深描这两件法宝。但无论是地方性知识还是深描都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村落、乡镇、县市都可以说是地方，多深的描写才算深描，皆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其实格尔兹的批判并不彻底，他说人类学家只是在村落里研究，而不是研究村落。这一方面表明了他的理论建构雄心，但也暴露出了他对追求地方多样性文化阐释的信心不足。人类学家生怕被别人说是村落研究者，但又说自己是研究人的一门学问，这充满了矛盾。我们不禁要反思，既然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科，为何急于撇清与研究对象（如村民）的关系。终归是害怕被说成眼光狭窄，或害怕承担对研究对象的责任。人类学当然可以地域、民族、国家、文明板块、全球为研究范围，但其民族志的基本研究方法，决定了其仍然要将焦点聚在小地域、小群体上。我们当然可以从小地域人群的研究提出大的理论关怀，所谓小切口，大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志所描述的小地域的居民仍然是人类学家要面对的第一群体，也是人类学之人的最核心的部分。自责的是，我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经常只关心自己所谓的理论视野、人类学问题，动辄国家、全球，结构、现代性……认为自己的第一群体所关心的，多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如果第一群体的问题不是人类学的问题，那我们如何向人类学的元问题交代？），缺少家国情怀，缺少全人类的视角，或鄙夷之，或不闻不问，或以“学术”研究为名予以搪塞。全然忘记了费孝通先生所身体力行的“记录农民生活、发现农民创造、寻找中国农民的出路”的教导。

经过反思，我认识到虽然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的大时代，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步进入了这个大时代，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信息时代，万物互联，似乎每个人的行动，甚或生命意义都与其他人联系到了一起。我们随时可以从电视、电脑、手机等终端看到、听到世界各地的各种人、各种事，似乎我们在一起了。人类学教导我要从本地人的视角看问题，本地人、“土著”、芸芸众生，大多数是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的。如果从个人的视角看这个世界，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大时代，但与一个人的生活有关系的人、事、物却有限。这当然也是一个因个人的身份、地位、声誉、学位、能力、金钱等等差别而形成的差序格局“空间”，但对大多数普通百姓，比如对本书所关心的普通乡民来说，这个“空间”是相当有限的，这是他们生活意义之花绽放的最核心“空间”，是他们的小生境。

一个人在小生境里的境遇直接影响了其幸福指数，因此他（她）最在乎的也是其小生境里的各种因素，比如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和谐度，正能量生产能力等等。大世界的正负能量也往往要经过小生境的过滤后才能对其产生直接作用。他（她）因在自己的小生境里分享喜悦而增加喜悦，申诉痛苦而减轻痛苦。小生境是一个人的生命港湾。对大多数乡民来说，他们的小生境重叠度最高的部分，折射为其世居的小村落。

本书在结论部分概括和阐释的“生生不息”观点，可能是中国乡民的最高哲学。若用生境概念来概括，那就是生民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建构了生境，然后在生境中依据以往的生活经验生活，并不断寻求新的生计和生机，延续和扩充着自属的生境。正是生民依生境生活，又靠生活生生境，生生不息。但从村落结构——乡民生活——村落结构提升到生境理论，需要做更广泛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比如从若干人生史的角度呈现个人和群体赖以生存，为之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小生境。描述和分析小生境的生成过程，结构特点，个人与小生境的关系，小生境与小生境之间的关系，小生境与更大规模的生境之间的关系等等。辨析此生境准理论与场域理论，结构化理论等经典理论，以及生境与当代演化论人类学使用的生境（niche）概念，国内朱晓阳等提出的生境—地势（niche-topology）框架的关系等等。但凭我的理论直觉和目前的初步思考，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时空中，基于对中国乡民生活实践的考察，从个人和初级社会群体生活意义的层面提炼出来的生境概念，大时代—小生境分析框架与以上理论有比较明晰的差别，也有较大的生长空间。从这个目标来看，本书的研究仅仅是我对生境这一准理论的思考萌芽。

二

经过若干次纠结和反思，本书最终比较粗糙地呈现了关中地区周至县圪塔头村小生境的基础部分，即构成此小生境的历史、地理、社会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内展现了村民的生活技艺和生产生活实践，并建构了小生境的部分意义空间。人类小生境如同林中小环境，比如一个池塘，池中动物的生存有赖于池塘的生态，但这个小环境是与大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对关中乡民小生境的探讨也离不开地域文化的背景铺陈，不过与自然生态不同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地域并非基于实际的谋生关系，而是基于文化认同，这也是我使用关中一词的初衷。

民族志研究往往与作者对地方的感知过程相关，我对关中乡民和关中民间文化的总体性感知——也就是将整个身体和头脑，而不仅是头脑投入其中——始于2003年的一次短期田野考察，那也是我初次接触田野考察。当时我们全班学生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参与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负责的一项有关“西北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具体承担关中地区器具、手工艺方面的搜集、研究工作。我除了参与田野考察，还负责组织了全部资料最后的整理工作。这次工作引导我去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跟随方李莉研究员念硕士学位，并最终牵扯出了硕士期间及博士期间的田野研究。

田野之路漫漫，无论走多远，也只能算作一站。为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在贵州大山里进行的三个多月的考察可算作我的初次长期田野工作，而那次田野研究是个集体项目，我从一起考察的方李莉、崔宪、杨秀等老师们身上学到了基本的田野技能。读硕期间，方李莉老师给我邀请时任教于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的艾约博（Jacob Eyferth）教授（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担任我的副导师。2006年冬我作为艾约博教授的学生和研究助手与他一起到关中地区做田野考察。之后我又协助艾教授于2008和2010暑期进行了两期田野工作。艾教授的研究主题是“中国北方手工业中的知识、性别和权力”，主要从棉纺织手工业的角度考察中国20世纪乡村的社会变迁。艾教授在北京和我讨论了他的研究设想，请我帮助他在关中地区选择一个村落作为主要的田野考察地点，该地点需要有棉纺织的历史，最好当时（2006年）还有人从事手工棉纺织业。我求助于我在西安读大学时的业师王宁宇教授，他的好友陈联喜老师欢迎我们到他的老家，周至县尚村镇圪塔头村调查。经了解，这个村子符合要求，且有较长的历史。我们第三天就到了西安，王宁宇老师和陈联喜老师直接陪同我们乘车到了圪塔头村。之后又请村里德高望重的曹愈春老书记（曾担任陕西省楼观台林场纪委书记）协助我们开展工作，为我们创造了十分理想的工作条件。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住在圪塔头村的一农户家里。早上六点起床，吃罢早饭开始访谈和参与观察等工作，晚上整理田野笔记，查缺补漏，做次日的考察计划，直到12点钟，几乎一天不落。在田野访谈中，我从艾教授那里学到了耐心倾听和不厌其烦地追问（同样的问题他常常问很多人，且几乎每年都要重复）；在笔记整理和讨论中，我感受到了德国人的严谨，并似乎体会到了一些“社会学的想象力”。我把所学用到了2010年和2016年较长期的独立田野考察中。

田野工作最大的挑战是寂寞，而寂寞最好的解药是孤独。但田野工作不允许孤独，它敦促田野工作者不停地寻找对话的可能，这要求田野工作者要有极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整个田野工作中始终让自己处于紧绷状态，当天的各种所得能转换成文字和图表的都要转换成文字和图表，所有影像资料都做好图像学解读工作，不然事实和语境很可能脱节。另外，这也是一种自我紧绑，一旦松下来，就很难再紧上去了。要将自己的身体每天置于当地的人和物中间，而不仅是头脑。田野是用“脚”思考的活，屁股敦实（坐得住）没用。田野是一种身体工作，它需要我们学会当地人使用身体的方法，比如关中人的蹲，采访老大爷，他们一蹲半晌，不带动的，如果我们不耐蹲，就营造不出理想的“无田野”气氛。当地人请我们吃饭，觥筹交错，炕上盘腿一坐半天（在关中乡村，邀请客人上炕吃饭是一种礼节），如果我们不耐坐，就营造不出理想的“无田野”气氛。是的，最好的田野是无田野。当我们何时感觉不到田野的存在了，那就真正进入田野了。

这是我在之后的独自田野中体会到的，这迟来的体会有好也有坏。大多数用民族志方法完成自己学位论文的学生，第一次田野往往是独自一人进行的，这对于习惯城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要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尤其是偏远乡村的田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田野关系随时可能中断，整个田野工作也可能夭折，这是我得以避免了的。坏处是没有第一次完整的田野工作，对它的认识就难以到位，就不易获得其他大多数有这种经历的人的“同感”，这可能会妨碍对民族志的认识。毕竟田野工作更多的是一种身心“修炼”，而不仅仅是收集资料。

三

本书从器物、手工艺等物质文化的角度切入，主要使用田野考察材料，并辅以相关文献，对关中平原典型村落的时空结构、日常生活及文化遗产做详细描述和分析。其主要内容分为八个部分。首设绪论，后置结语、附录，正文共五章。绪论从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史等学科的视角梳理了物质文化研究、中国乡村社区研究、关中地域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建立了基本的学术史背景和问题域。

第一章使用文献资料和关中器具、工艺普查及小个案资料铺设了关中乡村文化的大背景。第二章从县域背景、乡村地理逐渐聚焦到大个案圪塔头村，对该村的地理景观、社会和文化结构及其历史做了描述和分析，搭建了村落的“时空结构”。第三章和第四章考察了乡民生产、生活的技艺、实践和意义，通过对土地、粮食和棉花、民具和技艺、饮食、服饰、院落和房屋等物质文化事项及节日、人生仪礼、宗教祭礼等精神文化事项中的物质表征的描述和分析，讨论了村落生境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从村落精英人物的角度，探讨了村落运行的基本机制，以及村落精英在乡村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展望了村落的未来。

 本书虽然经过了较大程度的再研究，也做了数次较大规模的修改，但其底色仍然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一部民族志报告。作为民族志报告它应该有鲜活的故事和精当的理论分析。有一次偶然翻看较早的书稿，发现田野的鲜活度似乎大大降低了。这使我思考，民族志叙事的鲜活性和理论分析的严谨性可能是一对矛盾，随着书稿修改次数的增多和理论性的加强，其鲜活度越来越低了。也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田野所在地获得的地方感慢慢远去了。我决定尽量把早期的地方感固定住，遂不再做较大规模的修改。

人文社科学术不应该避讳情感，不然就会损失更多重要的东西。作为一门与人面对面打交道的手艺，民族志研究更应如此。这本小书不仅是一本专著，一本“村志”，也是一部回忆录。它记录着我若干年读书、田野调查、写作的经历，很多段落联系着我对诸多人、事、物的复杂情感记忆。有时候这些记忆要重于我对其理论贡献（如果有的话）的看法，所以我仍然保留了初稿的很多印记，乃至缺憾，这些细节像是无人野径边半开的小花，散发出只有我才懂的幽香。它们生成的意义在我的小生境里占有一席之地。

四

本研究的最初方案，即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曾得到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一等）资助。其后续研究获得了 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资助。2018年本书稿有幸入选东南大学“东南学术文库”出版基金项目，感谢三家基金及评审专家的信任。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色音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硕士生副导师芝加哥大学艾约博教授、本科生导师西安美术学院王宁宇教授，他们或直接指导了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或指导了我的田野调查，或提供了其他帮助。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董晓萍教授、萧放教授、朱霞教授、赖彦斌老师等，他们对我的博士论文修改多有指导。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尹虎彬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苏日娜教授，他们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感谢我曾经供职的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市委组织部和目前供职的东南大学的各位领导和同事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同学们，感谢在关中田野考察中给我提供帮助的陈联喜老师，及关中多个县、乡、村的领导和乡亲，特别感谢周至县圪塔头村的曹愈春、赵希杰、陈志安、陈永福、陈跃林、赵春花等近百位乡亲对我的考察提供的无私帮助。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引用乡亲们的话语，本应做详细注释，但有的乡亲要求隐匿其名姓，对于这些“无名英雄”更应该感谢。

感谢《民俗研究》《民族艺术》《思想战线》、《社会科学家》《民间文化论坛》《长安学术》《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本书中的部分章节或片段，本次出版时又对相关内容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东南大学出版社刘庆楚老师专业而富有人情味的工作，没有他的及时催促和精心编校，出版之日不知何时。

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妻子和妹妹，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连生存都难，遑论田野调查和写作。本书的研究始于2009年，至今已十载，期间我的两个孩子出生，他们的爷爷去世。我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勤恳耕作、安贫乐道、与世无争，晚年不幸罹患重症，在与癌魔抗争5年零3个月后，于今年4月16日晚7点40分离我而去。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孟凡行

 2019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