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或者说“非人”的其他生命体、物体和观念中的形体（神魔仙鬼）幻化人身与人类遇合婚配，是民间故事中充满神秘幻想、瑰丽想象的一类故事。这类故事中，身为异类的多数是女性，但蛇郎故事是其中的例外。蛇化身为男性与人类女子遇合婚配的故事，是个具有世界影响，在全球多个国家广泛流传的故事类型。AT分类法将其列为433型“王子变大蛇”并分A、B、C三个亚型。丁乃通在撰写《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发现中国流传的蛇郎故事与印欧的不同，沿用AT分类法，在433型下另立433D型。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将其立为31“蛇郎”。两者都是指“蛇郎与两姐妹”故事。这个中国独有的蛇郎故事类型大致情节如下：（1）父亲/母亲有三个女儿（也有二/五/七姐妹的）；（2）一般是父亲摘花或拾斧遇蛇，答应蛇郎（也有是虎、狼、狗等其他兽形或人类小伙子的）求亲；（3）一般是最小的妹妹嫁给蛇郎，并且过得很幸福；（4）姐姐因嫉妒妹妹的幸福，害死妹妹；（5）姐姐代替妹妹与蛇郎生活，妹妹灵魂变形报复姐姐；（6）真相大白，姐姐受到惩罚。本文所谓蛇郎故事，如无特别说明均指433D型蛇郎与两姐妹故事。

早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就对蛇郎故事产生兴趣并开始对其予以关注。周作人曾指出搜集这类故事加以比较研究极具学术价值。30年代，钟敬文的《蛇郎故事试探》一文不仅探讨了蛇郎故事类型形态的复杂多歧，文体散行为主兼有韵笔，变形情节中蕴含的原始观念等内容和形式方面的问题，还对此类故事进行了简单的古今、中外的比较分析，文末更附有当时已见著录的29篇故事名目，内容不仅涉猎面广，也为此后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故事学科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对蛇郎故事的学术研究也与世纪初的相关研究接续上来，并收获了一批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多元，研究成果丰富。按照研究方法的不同，笔者试将这些中国蛇郎故事研究的成果分类予以梳理。

母题、类型研究是民间故事学领域最流行的研究方法之一，对蛇郎故事进行类型研究并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有刘守华、金荣华、刘魁立等。

在前辈学者梳理蛇郎故事类型并将其确立为433A、433B、433C、433D四个亚型的基础上，刘守华结合自己收集到的200多篇中国蛇郎故事，整理补充了433E蛇精作祟和433F蛇始祖两个亚型。他明确指出，433A和433B是典型的印欧故事，而433D是中国独有的类型。金荣华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于433D型下新设433D.1豹丈夫，该类型中与人类姑娘成婚的异类是豹子或乌龟等动物，嫉妒姑娘、杀害她冒名顶替的是其嫂，其余情节皆与433D相同。

与刘守华、金荣华归纳确立新的故事类型（亚型）有所不同，刘魁立于1998年完成的《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一文，在母题分析的基础上对其情节进行了形态结构的研究。他将蛇郎故事分为开头、婚配、谋害、争斗、结局五个部分，并逐一分析，发现各母题的稳定程度不一：姐姐谋害妹妹的方式多为推其下井；姐姐顶替妹妹后撒谎解开蛇郎疑虑、妹妹变成鸟报复姐姐等情节比较稳定；而求婚、再次变形、惩罚等母题则较多变异。因此，他认为这一类型故事的核心情节是谋害－争斗－惩罚，主人公不是蛇郎而是两姐妹，他的这一研究结论后来成为学界的共识。

祝秀丽在钟敬文将形态复杂的蛇郎故事初步分为原形、变态、混合三大类的基础上，探讨其与螺女故事、老虎外婆故事、灰姑娘故事、巧女故事等其他故事类型组合的三种形态：嵌入式、连缀式、复合式的结构特点，分析这些故事类型之所以成功组合的原因。如蛇郎故事中嵌入螺女故事的形态，是因为这两种故事类型相似构成了嵌入的基础，而在组合过程中彼此限定则形成了嵌入的现实。螺女型故事嵌入蛇郎故事后失去了螺女离去的母题，就是受到蛇郎故事类型的限定而成的现实选择。祝秀丽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被视为类型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

民间故事是民间智慧的结晶，与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从文化习俗角度来解读蛇郎故事内涵，探寻其历史渊源，同样是一种普遍的方法。

蓝鸿恩的《蛟龙意识的沉淀》一文从蛇郎故事改编的壮剧《金花银花》获得成功谈起，用万物有灵、蛟龙（半蛇半鳄）崇拜、配婚图腾、季子继承权等原始意识形态沉淀来回答蛇变人、人嫁蛇、妹妹战胜姐姐等问题，并推而广之，认为全世界流传蛇郎故事的民族和地区，历史上都有相似的原始意识沉淀，故事是在流传过程中，随着社会变迁才有了善良战胜邪恶等伦理道德观念加入。

刘守华先后发表《闽台蛇郎故事的民俗文化根基》《两姐妹与蛇丈夫——“蛇郎”故事的中华文化特色》等文，着力从中国流行的433D和433F型蛇郎故事中挖掘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据统计，“实际上记录成文的中国蛇郎故事的异文已达数百篇，它们分布在祖国大陆东西南北中及海峡两岸21个省区的25个兄弟民族之中”。海峡两岸有极其相似的蛇郎故事流传，表明它们虽相隔海峡，却实为一体不可分割，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台湾卑南族、鲁凯族的口传蛇郎故事以433F蛇始祖为主，这与远古越族崇蛇的文化习俗有关。而海峡另一岸的福建流传的却是433D蛇郎与两姐妹故事为主的民间故事，与崇蛇文化背景有分不开的关联，也与宋明以来儒释道对崇蛇习俗的否定排斥导致蛇始祖故事流传空间被挤压有关。

蛇郎故事在传播中不断融入当时、当地的文化因素，反过来又促进了它的流传。农学冠整理分析岭南各族“少女嫁蛇”故事，发现壮族故事中以鳄郎代替了蛇郎。他在古代典籍和今人论著中找寻岭南地区古代崇拜鳄郎（龙）习俗渊源，得出此地鳄郎才是原型的结论。

与前述学者论及这一类型故事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万建中聚焦蛇郎故事的禁忌母题之文化内涵上，发现在娄子匡编选的《台湾民间故事》中，有一则蛇郎故事属于禁室型故事——好奇的妻子违禁打开丈夫禁止的房门，看见一堆大小品种各异的蛇爬出来，丈夫发现秘密泄露现出蛇的原形进而追杀妻子——这应是蛇郎故事比较古老原始的形态，似乎还留有图腾观念渐远渐淡的残影。现当代流传的蛇郎故事主角，不再是蛇郎夫妻而是两姐妹，故事蕴含的文化内涵也随之由人与异类的矛盾变成被害者与谋害者善恶美丑的对立，但核心情节不过是用“谋害－争斗－惩罚”置换了“设禁－违禁－惩罚”，行为实质功能并没有变化。

此外，还有简齐儒、罗钊、谢丽霞、张东茹等人对从民俗文化不同层面对此展开研究讨论。

比较研究是民间故事研究中非常常见的方法之一，往往和类型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蛇郎故事的比较研究，既有国与国之间的，也有民族之间的，还有学科之间，如民间文学与作家创作、民间故事与戏剧之间的比较。此处先讨论跨国、跨民族的比较研究。

刘守华《“蛇郎”故事在亚洲》一文曾将不同国家的同一类型故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论及日本、印度、缅甸等邻国的蛇郎故事。他总结和发现，日本流行433E型蛇精作祟故事，日本学者追本溯源认为这与其民间文化将蛇看作邪神有关，与中国蛇郎高贵美好的形象一反一正，因此日本的蛇女婿只能落得悲惨的结局。日本蛇女婿夜访情人的情节正是中古时候“访妻婚”遗留在民间的一抹影子。这类故事与我国唐宋典籍中留存的蛇精作祟受到严惩的故事相类，结局可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中华民族尊崇龙蛇，且蛇郎君大多明媒正娶，联系这些社会制度、文化习俗背景，中国蛇郎结局圆满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印度流行433A、433B型蛇王子故事，主要受佛教轮回、因果等思想的影响，主人公原是人，因为作恶受惩或被施魔法而变成丑陋低贱的蛇，后来又被女性拯救恢复人身。433C型蛇郎和妒女故事在印度和缅甸都有流传，其原型、艺术风格也各有不同。在蛇郎故事跨国比较上，刘守华研究开始得比较早，却相当深入。后来关注别国蛇郎故事的学者，但凡涉及与日、印、缅比较，在具体处或有创见，大体上没有脱离他的方向。如王天鹏《中日蛇郎故事比较》、韦惠玲《中缅蛇郎故事之比较》。韩少慧《中韩蛇郎故事共同母题比较研究》和张晖《试论韩国蛇郎故事的文化内涵》《中国蛇郎故事的叙事结构解析》则为亚洲蛇郎故事增加了韩国的材料。

郑仪东《论“蛇郎”型故事在齐齐哈尔地区的民族化》一文，将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柯尔克孜族三个少数民族中流传的蛇郎故事与汉族蛇郎故事比较，发现一些共同的变化：主角都由蛇变狼（狗），保留了禁忌母题，增加了试探妻子忠诚和在妻子被顶替后睹物思情的情节，妻子死后变形化身情节被删减，变为植物的母题消失——这些变化大都是流传中为适应当地文化而产生的，禁忌母题的留存则证明这三个少数民族的蛇郎故事较汉族蛇郎故事更为原始。在一众跨国比较蛇郎故事文献中，这篇文章显得清新又实在。

还有一种相对特殊的比较，即将两种或多种不同故事类型放在一起，比较其结构、内涵等方面的异同。有趣的是，这种比较往往在蛇郎故事与“两兄弟”故事之间、蛇郎故事与蛇妻故事之间展开，比较“姐妹”和“兄弟”、蛇男和蛇女的异同。如汪文学《民间文学中的兄弟、姐妹矛盾关系解读》一文，以蛇郎故事为“两姐妹”型故事的代表，直接将其与“两兄弟”型故事进行比较，认为兄姐在童年时期因为弟妹出生后感受到父母之爱无可避免的转移而敌视弟妹，这才是蛇郎故事与两兄弟故事中姐妹或兄弟之间争斗对抗的主要原因。其观点颇有新意。无独有偶，刘红《民间文学中的“两兄弟”与“两姐妹”故事》一文中撇开这两类故事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的相同之处，主要寻求差异中表现的社会性别现实及文化评价。此外，刘建华《漫长的纠葛——人蛇婚恋故事探析》进行了历时性的研究，探讨蛇男蛇女故事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演变出的不同的轨迹。遗憾的是，他的研究基于历代典籍中保留的蛇男蛇女故事，未提及现当代口述传统中的蛇郎故事，并由此得出蛇男越来越贪淫残暴、蛇女越来越温婉美好的的结论，忽略了很多蛇郎故事中的现实变化。

故事改编必然会涉及新旧之间的比较，蛇郎故事被多次改编，扩大了传播范围，也激起不小的研究与讨论的浪花。如袁文就葛翠琳改编自蛇郎故事的童话《少女与蛇郎》展开，探讨这部作品的民间特色，文章中规中矩。实际上，蛇郎故事多被改变成戏剧，如童话剧《马兰花》、壮剧《金花银花》《牵云崖》、花灯戏《七妹与蛇郎》等，因此更多讨论来自戏剧界。

潘健1985年发表的《〈金花银花〉与壮剧》与农学冠1986年发表的《从〈蛇郎〉到〈金花银花〉》两文，开启了80年代以来蛇郎故事戏剧改编与传播研究的先河。两位都注意到《金花银花》这部1984年崭露头角的壮剧是基于民间故事的一种传承与创新。前者肯定了《金花银花》在戏剧方面的突破，强调为了戏剧精彩好看，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展开激烈的戏剧冲突，要着力对人物和情节进行深入挖掘，认为《金花银花》等壮剧在改编民间故事上做出了成绩。后者梳理了广西及周边地区的蛇郎故事，追溯其与壮族先民鳄鱼崇拜的渊源，认为《金花银花》的创新扎根于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中。

童话剧《马兰花》

程式如撰文对童话剧《马兰花》中蛇郎故事的继承与创新作了简单介绍，肯定其在人物设置、情节安排与主题更新上的努力。贵州花灯戏《七妹与蛇郎》于2012年重新打造后登上舞台，是蛇郎故事改编的又一范例，可惜目之所及未见相关学术讨论。2016年壮剧《牵云崖》再次把蛇郎故事搬演上舞台，引发戏剧文学领域新一波讨论。在前一波《金花银花》的讨论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关注如何更好地发掘传统故事的价值，在现代审美中建设传统戏剧，如李莎《立足传承保护走向现代审美——壮剧〈牵云崖〉排演的美学价值》、何荣智《壮锦、蛇郎题材价值的发掘与壮剧剧目建设》，对此有所讨论。

花灯戏《七妹与蛇郎》

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年轻学者被蛇郎与两姐妹故事魅力吸引，不少人在前辈学者开辟的地块深耕细作，在类型、民俗、比较等方面展开研究，也有一部分学者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学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对蛇郎故事类型进行分析评价。

刘红认为“两兄弟”故事在形态、数量方面远胜“两姐妹”故事，后者只有“蛇郎”和“蛇变银”两个比较突出的类型，这显示出传统伦理中男女有别、压抑贬低女性的客观现实——兄弟关系仅次于父子，姐妹关系被淡化甚至忽略。“两兄弟”分财，“两姐妹”争夫，根源于社会现实中男女两性不同的境遇。姐妹的争斗更为残酷，透露出社会文化对女性评价较为负面的传统。中国特有的姐妹因蛇郎产生矛盾争斗的故事情节，折射出传统文化中浓厚的男权氛围，身处其中的女性没有联盟，彼此隔阂，在男性视野中，或者在争夺男性眼光中彼此嫉妒算计、相互提防仇视。

黄琪雅《蛇郎与两姐妹故事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意识》一文，认为忽略男权社会背景的前提下，对蛇郎故事中两姐妹进行孰善孰恶的伦理道德评价可能有失偏颇，如将道德判断搁置，将视线聚焦于两姐妹的争斗，观察其中展现出的女性意识的对立，会发现更丰富的内涵：外化的姐妹斗争实际是姐妹不同思想的碰撞——姐姐“拒婚”和“夺夫”的举动，实际彰显了她突破传统禁锢、争取婚恋主权的努力；她拒“父”瞒“夫”，在男性权威面前不落下风，已经初露参与社会事务的潜力。相对而言，妹妹更像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没有独立的自我，可以轻易就被另一个女性取代。而姐姐惨淡收场、妹妹复活重生的结局，也标志着反叛传统的思想被压抑，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塑造与约束又一次加深。可以说，作者新锐的见解不失为新时代新女性对传统的呼应。

黎亮《“蛇郎”童话中的女性成年母题》一文颠覆了既往姐恶妹善的道德印象，从心理分析层面阐释大姐和三姐是一体两面，认为三姐是表层心理，大姐是深层心理，在推拒抗争中少女最终成熟，接受自己新的身份，成为蛇郎真正的妻子。作者认为蛇郎故事实际讲述了少女的成长，进而将蛇郎故事定义为“中国民间幻想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童话”。或许是同为新时代女性的原因，黎亮与黄琪雅对蛇郎故事中两姐妹的阐释深刻而独特，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对蛇郎故事的研究越来越开放多元，越来越深入细致，也越来越成熟理性，在母题类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改编传播等多个方面都有比较可观的学术成果。但笔者认为，仍有空白与缺憾有待来者补上，如以下存疑之处亟待研究者给予学术的观照：

首先，蛇郎故事在我国内蒙、新疆、西藏之外的诸多民族和地区广泛流传，但目前对蛇郎故事的研究却多集中在南方，尤以闽越地区为主。前述文献中只有郑仪东《论“蛇郎”型故事在齐齐哈尔地区的民族化》一文比较探究了东北齐齐哈尔少数民族讲述的蛇郎故事与（南方）汉族蛇郎故事之间母题、民俗层面的异同。对蛇郎故事的研究多集中在它作为一个类型的相同点上，至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蛇郎故事都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是如何产生的，则关注不多。如果说，此前的研究更多是“求同”，将中国蛇郎故事视为整体，在“同”中探讨其母题类型、文化背景等，或与邻国蛇郎故事作比较；那么此后的研究可否从“存异”出发，更多关注到中国蛇郎故事彼此相异之处，进而探求其背后社会文化、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意趣呢？

其次，同为异类婚，同为蛇变人，蛇男故事与蛇女故事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蛇女故事逐渐演变发展成蛇妻故事，其经历有迹可循，特别是在《白蛇传》异军突起后，不仅被戏剧、影视反复改编，还不断被作家用作底色加以重述，如李碧华《青蛇》、李锐《人间》等，《青蛇》又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扩大了传播范围，形成一个良好的上升性的循环。这种良性循环也被学者纳入研究视野，展开了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其成果相较蛇郎故事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逊色。而在多个民间故事版本中，蛇男似乎是突然变成了蛇郎，民国以前大都是淫乱作祟的蛇精，忽而又变成老实忠厚的蛇郎，妖性几乎消失殆尽，人性十足。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文风突变的基础是什么？蛇郎故事的历时性研究是否可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之后蛇郎故事在民众口头流传，民间故事、民间戏剧多有记录，更广范围的改编未见、更深层次的研究尚缺。为什么蛇郎不如蛇妻受欢迎？或许将蛇郎故事与蛇妻故事比较，探讨故事的重述改编与推陈出新、接受与传播，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