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划分的“北部神话”是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民族所创造出的神话。黄河中下游流域是“北部神话”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华夏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也是我国文化聚落规模较为宏大的地区，繁衍着资源密集、类型多样的神话传说群。山陕豫黄河金三角神话群将“北部神话”的流传地域范围进一步聚焦，作为其代表性区域，金三角神话传说圈展现出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发展形态。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因地域关系、族群关系、社会结构关系而建立起必然的历史联系，呈现出以神话资源的集群分布为表征的文化特点。黄河中下游流域神话传说形成时间之久远、流传内容之丰富、播布地域之广阔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以黄河中、下游为天然坐标，将丰富的神话传说类型依序排列，形成了黄河金三角的优势文化区域。中游的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后稷等神话传说，在逐步实现部族融合，构建华夏文明，创建农耕文明的漫漫征程上，呈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具的东方智慧；下游的伏羲、女娲、盘古、夸父等神话遗产资源，同样为中华文明起源构建出一幅壮美绚烂的图景。在时空的双向维度中，黄河中下游流域神话资源围绕“金三角”的核心区域建立起一个立体的、完整的金三角神话体系。

人类历史的发展，遵守的是一种从浑沌勃动中不断序化整合的规律，而非遵循既定的规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文明的演进具有随机演化的特点。山陕豫黄河金三角作为一个邻近地域文化基因相近的生态场域，呈现出随机演化中的必然性特质，文化的生成与演化都脱离不了环境的影响。自然是文化产生的生态场，人类衍生于自然环境，依赖于环境而生存，并坚定不移地与自然融合抗衡。《淮南子·地形》：“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秏土人丑。”自然环境对于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生存的环境必将会以某种形式刻印在环境中生存的人类身上，进而凝定为一种群体性的生存特征，环境、人、文化始终相互影响。自然地理条件对一个民族的形成具有持久的影响，由自然环境影响形塑的原始心理与思维方式成为理解文化生成思维模式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同自然环境孕育出的文化是反映其生态场的重要指标。作为具有生态、地域同质性的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其覆盖的空间在地域生态上具有天然的同源性；在经济发展上具有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在社会文化上，更是因共同孕育在大河流域，故而文化相近、人缘相亲。正因三地文化具备了类同的文化基型，所以共同形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一）地域生态环境

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孕育文化的土壤，是塑造金三角神话群落特征的主要因素。这里是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农耕文明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本原特征。“文明”的发生总是在实现“生存”的愿望之后，人类历史上凡是伟大的文明都诞生在大河流域，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成为人类文明发源的先决条件。蒙昧的先民必须依靠稳定的水源来维系生存，作为母亲河的黄河流域，成为孕育早期文明的圣地。原始初民在此生息繁衍，他们写满了曲折的生存历史、印刻着文明的前进痕迹，成为我们追寻上古文化真相的起点。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一定地理——气候下特定的人类集群为适应自然求得生存的一种设置。在某一空间内部人类的社会关系是由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自然是他们积极生存活动的有益载体，在抵御自然与征服自然的互动活动中，人们相应地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来看，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属于北温带，地处内陆，气候干燥少雨，是最早进人农耕文明的区域之一。据考古气候学研究证明，距今8000-3000年，黄河流域处在气候的最佳时期，即仰韶温暖期。降水充沛，植物生长茂盛。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带，是原始人群采集与狩猎的绝佳区域。水流充裕，土地肥沃的生态环境孕育出聚族而居、耕作劳动的农业文明。金三角地区流传的农神后稷教民稼穑，神农炎帝制耒耜种五谷，嫘祖养蚕缫丝等神话无一不体现出这片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特色。宜居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原始部族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对于土地与河流等原始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先民们最真实、迫切的生存需求，成为早期战争神话发生的起因，因此大河流域周围宜居的自然生态，成为神话的发源空间。对于原始先民而言，群居状态是抵御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群居生活中产生的权力中心，是实现生存资源占有的前提。在对资源的争夺中，原始的凝聚与扩张产生。不同权力主体对资源的分配引发了部族间的战争，创造出中华民族雏形构成的早期条件。为了寻觅新的生存空间，以炎帝、黄帝、蚩尤三个部族为主体的诸多部族在黄河流域境内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争夺资源的低级生存诉求奠定了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宜居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其孕育的神话带有资源型特点，同样属于农耕部落的蚩尤部族发展迅速，其部落依盐湖而建，得盐泽之富，掌握了早期金属冶炼技术，从而发展强盛，具备了与黄帝、炎帝抗争的实力，因此产生了上古历史中著名的蚩尤黄帝部族战争神话。

（二）初民灾害记忆

神话奠定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原初秩序，在认识与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清晰并最终确立，这一变化在原始灾害神话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初民们对自然的灾害记忆，体现了人类从与自然一体的主客不分的浑沌期，发展到人具有独立生存意识的觉醒期这一过程。灾害与治灾神话集中体现出人类从依赖自然到征服自然再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进化过程。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黄河金三角区域的地理时空见证了初民生存的灾害记忆。

黄河流域虽然以大河流域的天然宜居环境作为背景，但是“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作为古代中国文明的摇篮，这里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灾难”。水草充足的大河流域既是孕育文明的最佳地区，同时又因原始生产力的落后不得不面对很多生存的自然困境，这些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现象同样是神话产生的重要生态条件。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最频发的自然灾害是水灾和旱灾，因此洪水与旱灾成为金三角地域内最典型的灾害神话题材。

世界各地的原始神话中都涉及到很多灾害神话，并且形成了灾害叙事母题。以杨利慧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为参照，黄河金三角地区的灾害神话主要类型包括以下几类：洪水滔天（索引编号为900），天塌地陷（索引编号为961），多日并出及其造成的极大旱灾（索引编号为232.1.1，887，952），火灾（索引编号为951），地震（索引编号为958）。除了上述影响巨大的灾害外，还有寒冬（索引编号为953）、大雪（索引编号为954）等少见的灾害。中国流传最广的四类灾害神话，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以及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都在黄河金三角地域内广泛扩布。

（1）洪水：洪水神话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重要的神话类型，洪水后造人神话同样是人们追寻生存真相的创生神话中的重要部分。黄河金三角区域内水患频生，因此孕育出丰富奇特的洪水神话。包括上古水神共工触怒不周山，女娲补天止洪水神话，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尧舜时期鲧禹治水等经典洪水神话。

（2）旱灾：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旱灾时有发生，对于自然的气候现象，初民运用原始的智慧进行了诗性的描述。帝尧时期，“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初民出于对旱灾的恐惧，想象出天上有十日的怪诞画面，将后羿塑造成为民除害的上古英雄；夸父逐日，“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既是对夸父锲而不舍精神的赞誉，同样也是对古代旱灾状况的间接反映。

（3）严寒：《淮南子》记载，“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万二千里”。颛顼活动范围大致在今河南濮阳一带，严寒体现出中原地区先民们的远古气候记忆。

（4）天塌地陷：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是先民对于人类世界初创的环境描写，反映了他们朴素的地理空间观念。灾害神话与因此产生的抗灾神话是中华民族先祖主动征服自然、征服灾害的积极行为，其中体现出的不畏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成为影响后世民众生存智慧的源头。

神话是人类心理在最基层水平上的象征和形象表现，所以它的共通性和民族差异性都非常明显。山陕豫黄河金三角神话传说生态场独特的地域环境，形成了金三角区域特定的、与其他文化区系有极大差别的文化形态，因此也孕育出较之其他民族更加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

原始社会是人类进程史上第一种独立的社会文明形态，神话是这一时期初民生存状态的诗性反映，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集中展现，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意蕴。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神话传说的演进历程清晰地记录了中华文明立体、递进的谱系序列。从开天辟地、造人创世神话，到经受自然严酷考验，英雄崛起救世的灾难与英雄神话，再到文明曙光到来之后的农耕生产、勤政治国等神话，其中所潜藏的文明密码，是中华文化发展之本，精神发展之源。其神话传说资源主要类型有：创世神话、部族神话、英雄神话、圣君贤臣神话以及历史先贤神话传说等。

（一）创世神话与华夏初祖文明

创世始祖开天辟地、化育万物的伟大功绩使得创世神话居于中国远古神话之首。创世神话是原始初民对生存问题的最早探索，是先民们对宇宙本原的集体想象。汉族、彝族、苗族、拉祜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阿昌族等创世神话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创世神话体系，汉族的创世神话在黄河金三角地区广泛流传，其产生多与河流、土地、气象、灾害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在黄河流域洪水灾难、天地浑沌的自然背景下，盘古神话、伏羲女娲神话成为华夏文明肇始时期的见证与记录，表现出鲜明的造人创物原始精神，是华夏初祖文明的集中体现。

黄河金三角地区是保存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社会文化形态较为完整的远古文明发祥地之一，因此成为中国创世神话的重要流传地。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作为先进生产力与生育权利占有者，很容易被尊奉为神灵。因此，女娲神话成为中国最早的创世神话。“神话所述的始祖群永远都是借着妇人的出现。神话所显示的不是父亲的创造能力，而是女性自然的生育能力。”延至父系氏族社会兴起，男性地位逐渐提升，并且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同时逐渐占有生育权，于是产生了男性崇拜的信仰。这一过程集中反映在金三角地域内创世神话的类型演变中——创世神话由女性大神女娲的神话逐渐演变为伏羲、女娲合体的两性神话，并同时出现了单独的男性大神盘古神话，创世大神的形象也由单独的女性发展为男女合体或者单独的男性。女娲的主要功绩主要体现在“造人”“补天”“创婚姻”“止淫水”等方面，其活动几乎都与创世时期的灾难密切相关，折射出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自然历史背景。在走出蒙昧时期后，女娲神话逐渐扩展为伏羲、女娲神话，二者经常以对偶神的形式同时出现，并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伏羲、女娲“双性合体”现象的出现，源于人类对两性文明的渴望与发现。伏羲女娲创世造人神话，集中表现了初民生命意识勃发之下的生殖崇拜现象，是我国根祖文化的本源。与女娲的原始创世之功相比，伏羲的贡献更倾向于人类在迈向文明时期过程中的创造。伏羲的功绩除了“男女结合、创造人类”之外，集中体现在“作八卦”“发明渔猎工具”“造书契”“创历法”等方面。因此，女娲神话反映了人类初创的历史时期，故女娲被称为“创世始祖”。而伏羲神话代表了原始初民迈向文明时代的阶段，故称伏羲为“人文始祖”，二者并称为中华民族始祖。盘古创世神话是我国古代各民族交融影响之下自己创造出来的关于宇宙来源天地开辟的神话。盘古神话通过完整的“天地浑沌”“天地开辟”“尸化万物”等系列创世情节，形成了中国创世神话的完整体系。虽然没有单独的“造人”情节，但是“尸化万物”的造物能力，亦表现出盘古与伏羲女娲同样的创世之功。而且在中原地区还广泛流传着盘古造婚姻传说，例如桐柏县流传的《盘古令》《盘古山》《盘古歌》中关于盘古夫妇、盘古兄妹“滚磨成亲”等神话。这样盘古就兼具了开创宇宙与文化创造的功业。

在黄河金三角区域流传的伏羲、女娲、盘古三位上古大神的创世神话，呈现出中华远古文明的四大内涵：一是创造发明，即造人与造物，这是开启人类文明的密码，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创新之魂；二是两性结合，这是人类社会伦理初步产生的象征，是人类走向文明的见证；三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积极建构生存秩序的标志；四是奉献牺牲精神，正是以己之力化生万物的牺牲精神创造了人类早期文明。黄河金三角区域的神话群落，生动地演绎了上古初民曲折而顽强的生存之路，展现了中国民众最本真的原初生命伟力，这种文化特质既是构成整个华夏民族文化根基的动力源泉，也是新时期人们在实现中国梦道路上需要不断追寻的精神气质。

（二）炎黄时代与多元一体格局

中华文明形成早期阶段表现出的由多元并存到趋于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国家形态由部族方国到广域王国的认同过程，在中国上古神话资源中得以充分展示。尤其是上古部族神话的存在，为混沌的原始社会赋予了秩序，对野蛮的生存现象进行了象征性的价值阐释。由于远古部族迁徙无常，以三大部族集团文化为代表的遗迹和神话传说遍布多个省市，黄河金三角地区是其密集分布区。这一事实既证明金三角地区的独特地域性，同时也证明中原地区并非中华文明的唯一发源地，而是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与文明成果的汇合地，炎黄所创造的华夏文明是一体格局中的“多元”之一。从考古文明来看，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在旧石器时代初现端倪，在新石器时期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地理的生态结构总是反映着民族的早期格局，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文化序列依次为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序列可依次为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山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突然衰落，黄河下游的文化则呈现出向中游渗透的趋势，继而形成了河南龙山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这一流域内部文化的交融发展现象说明不同的文化创造主体——部族集团之间相互交融、斗争的事实。反映在神话中即形成了炎黄时期以部族战争、帝王世系为主要内容的神话历史。

炎黄时代的历史见证了华夏民族早期局部性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即以炎黄为主体的华夏集团与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并立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创世始祖带领先民走出了漫长的洪蒙时代，而炎帝、黄帝、蚩尤、少昊等部族首领则领导着不同部族的先民们构建起华夏民族的雏形。炎黄时代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中国早期的文明秩序，既包括地理空间上的稳定格局，也包括早期的文明建构。炎黄时期产生于各部族的神话大致可以分为创物神话、战争神话与英雄神话。

（1）创物神话，是指各部族首领作为军事、文化的权力中心，因其显著的造物功绩而产生了创物神话。例如炎帝始作耒耜、发现谷物的农业事功传说，黄帝制器系列神话，颛顼绝地天通、作历象等神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帝王造物神话。造物是部落首领拥有的独特能力，代表了当时日益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逐渐强大的部族军事力量。

（2）战争神话，战争是促进部族融合的重要手段，是上古部族力量演变的客观规律体现。蚩尤部族争雄好战神话、炎黄之战等神话，映射着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形成。战争以人类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同时又是文明产生的新蹊径。

（3）英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文明起源时期都有一个英雄时代。远古先民在经历了天地浑沌、巢居、渔猎、游牧阶段之后逐渐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农耕时代，完成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征程。炎黄时代涌现出大量的神话英雄人物，例如射日的后羿、逐日的夸父、治水的鲧禹，他们为了部族群体的生存利益奋起抗争，建立起更加稳定与成熟的社会形态。

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上古神话中形成的部族空间格局与文化格局，成为追溯民族文化发生的起点。部族神话反映出原始先民逐渐打破生存界限，由分到合，祈求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生存空间的发展蓝图。炎黄时代的部族格局，反映出华夏民族形成的艰难历程，因此我们更应反思当下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炎黄文化与华夏族核心位置的确立，造就了中华民族内生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通过对炎黄蚩尤等部族神话演变、民族文化轨迹的探寻，可以更深刻地认知神话传说对当代中国血缘认同与民族认同、家园共建与文化共享的现实意义。

（三）圣君贤臣与德政盛世愿景

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孕育之地，是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经典思想的发源地。儒者“言必称尧舜”，尧舜禹以及三代的最初活动地域都在这里。尧舜时期处于我国原始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协和万邦、尧天舜日的治世盛景，圣君贤臣神话反映出的德政盛世理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核心。

尧、舜、禹神话建构出原始先民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的第一个太平社会，他们受命于“政微弱”的政治时局，用仁孝伦理德化后世，开创了受禅继位的继承制度，是古代圣君贤臣文化的集中写照。尧天舜日的理想政治，是上古时代构建有序社会的策略，是人类进步的共同意愿。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围绕君臣秩序展开的，君臣和，各主其政，则天下万事兴矣。故而君臣关系的和谐是理想政治的基本要素。春秋之后，中国文化在理性的时代复制和发展着上古神话中所表达的基本文化精神和心理范型。例如《尧典》《五帝本纪》等著述都极力宣扬尧舜时期圣君贤臣的历史典范。《论语》云：“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将尧与天作比，尧能法天而行教化。尧舜齐名的治世神话，使得人们以“舜日”来匹配“尧天”的功绩。在神话传说中，尧天舜日理想实现的第一步是明君形象的塑造，第二步则是明君之下的贤臣形象，这正是儒家思想极力推崇的明君贤臣思想。明君要符合“内圣外王”的特质，例如“其人如天，其知如神”的尧，所到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舜，“身执耒锸以为民先”的大禹。贤臣的出现，往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体现。例如在帝尧时期，帝尧大臣的设置基本涉及了科技、农业、生态、领土、文化等多个方面。因此才出现了羲和制定历法、皋陶创造刑狱、后稷教民稼穑、鲧禹治水、舜平定四凶等神话事件。

《墨子·尚贤》：“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尧舜禹禅让制的形成，从本质上说是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文化结合的产物，从更为深远的文化意义上来看，它是被赋予特定社会历史意义的政治神话产物。尧让位于虞舜，因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故虞舜成为后世的德圣孝祖；大禹作为古代脊梁式的人物，因治水有功，通过禅让获得帝位，成为上古圣贤中的第三位帝王。在尧舜时期担任农业之官的后稷，从单纯的谷神自然崇拜衍变为具有宗教特征的祖先崇拜，发展成为周朝始祖，是社会伦理文明不断发展的体现。圣臣皋陶，辅佐尧舜禹三代君王，与尧舜禹并称“上古四圣”，《史记》中言“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一方面反映出早期社会对文明法治秩序的渴求，另一方面表明当时社会文明的进步。神话是一种非常事件的叙述，圣君贤臣的神话内容体现了早期国家形态的初立，即从此建立起一个部落的社会秩序，经济组织，技术工艺等。

圣君贤臣神话伴随着上古华夏农业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产生发展，其中表现出的“德政”“孝道”“奋进”“民本”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四）历史先贤与地域文化精神

历史人物传说是历史真实的艺术化处理，它渗透着民众深层的文化心理，蕴含着民族文化精神的因子。因此追忆历史先贤，构建民众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的地域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黄河金三角区域作为炎黄尧舜遗风圣地，流传着丰富的历史先贤人物传说，其地域文化的核心精神要素可凝练为“忠义仁勇、爱国爱民”。地域精神是地域文化的灵魂与标识，是地域内群体广泛认同的精神理念与文化内核。凝炼地域精神，对于加强民众的历史认同感和内聚力，提升地域文化经济发展品格以及构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多元”的地域精神是国家意识的具体表现，是形成“一体”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兼具差异性与同质性的多元地域文化精神，体现出民族精神的多层次与多向度。

起源于黄河中下游晋南地区的台骀神话，塑造出一个与滔天洪水搏斗的治水英雄形象。台骀属于帝喾时人，他带领民众治理汾河、洮河水患，因此获封于汾川并在死后被尊奉为汾神。但是台骀并没有形成象大禹一样的声望，根源在于地域性文化的内部滋养能力要明显胜于外部影响力。台骀治水之功成为域内民众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得到汾河流域民众的世代崇祀。这种现象也间接证明地域文化精神与国家民族精神的高度统一性。“割股奉君”“抱木燔死”的介子推不仅是一心事主的忠臣，而且是不贪图名利、为民请命的人民代言人，山西民众以“寒食节”的方式缅怀介子推的忠臣之德和文人气节。介子推传说在河南灵宝等地也广泛流传，成为当地夸父山的山神。介子推的忠孝精神已经跨越地域界限，成为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智勇双全，忠心为主的晋国士大夫狐突，受到统治者与民众的共同崇奉，其死后逐渐被神化，成为当地民众信仰的神灵。狐突从人间士大夫发展为地方雨神，进而成为地方全能保护神的传说信仰发展轨迹，反映出山西地理环境、地方社会文化以及民众文化心理之间的同构关系，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社会发展的缩影。在山西晋南、晋北、晋东等地广泛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被历代民众不断加工、演绎，提炼出以褒扬赵盾为核心的祖先崇拜观念、以颂扬程婴为核心的家国意识、以尊奉赵武为雨神的民间情怀的三重层阶性地域文化精神，积淀着独特的山西精神，构筑着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品格。一方面地域精神滋养、形塑了历史先贤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历史先贤人物又以更加鲜明的个体精神凝练、强化了地域精神。无论是“心声成象”还是“集异成象”，三晋历史人物传说凝聚着地域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心理认同，具有超越时代、超越阶级、整合人心的强大功能，有益于当代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