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阴阳合历造成历法运行的淆乱和舆论的不满。南京国民政府形式统一全国后，致力于历法改革，将阳历上升为国历，禁止国民使用阴历 ，积极推动改历运动或废历运动。但源于对政府权威的过分自信，在国历推行过程中，宣传策略上存在过于突出改历的政治意义、采用对立思维看待阴历、对阴历进行污名化宣传、对遵行阴历者进行道德审视等重大失误，将“新礼”与旧俗割裂，以礼代俗，导致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二元对立，甚至是暴力冲突。而对传统习俗的强大软控力缺乏认知，对民意缺乏尊重，其内部也不断产生分歧和分化，废历运动最终不得不归于失败。

民国时期；废历运动；国历；宣传策略；传统习俗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西学东渐思潮裹挟下，中国传统社会急剧变迁，中西文化冲突、交融与涵化现象加剧。自古以来，“改正朔”问题因其重要政治象征寓意，往往成为新政权优先考虑的重大国策之一。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甫一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便于次日正式通电各省改用阳历，“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但此时并没有废止阴历，而是阴阳合历。由于阴阳合历造成历法运行的淆乱和舆论不满，南京国民政府形式统一全国后，便进一步强化历改工作，将阳历上升为“国历”，禁止国民过旧历新年，引发了一场全面废止阴历的旷日持久的废历运动。但因为阴历不仅仅是一套计时系统，同时也是几千年传统习俗的载体，常年积习沉淀，已经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废历运动并没有取得如期的成效，广大民众对旧历情有独钟，导致民国时期呈现阴阳合历、新新年与旧新年并行、“阴盛阳衰”等现象，废历运动遭遇始未料及的重大困局，最后不得不以妥协于民间习俗而告终。在这场废历运动中，国民政府视阴历为封建迷信的代名词，将传统习俗看成阻碍文明发展的绊脚石，对西历不加选择照搬过来，并作为政令强制推行。尽管中国历代统治者尊崇“以礼化俗”，但其礼必本于俗、源于俗，是生活习俗的凝练和制度化。“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是也。”这种脱离中国乡土社会语境的舶来品之“新礼”，凌驾于习俗之上，必然遭致普通民众的心理抵制，使“新礼”与旧俗形成对垒。对国民政府来说，这是一场虚妄的、无形的、也必然失败的对垒，尽管“新礼”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支撑，遵从旧俗的只是普通百姓，但习俗深植于广大民众的心灵土壤，其坚韧性、持久性、渗透性更强，在这场自戕式的消耗战中，废历运动最终惨淡落幕。

民国建立前夕，孙中山意识到“崇正朔”的重大意义，具有超前的政治敏锐性，认为改用阳历，是革命成功后向世界文明各国看齐的第一件重大改革，但即便如此重要，因习惯、习俗的强大软控力，其主张在高层内部也未能达成一致。阴历辛亥十一月初八日，马君武、王有兰、王竹怀等代表赴沪迎接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孙即提出此倡议，其他同人对此甚有疑虑，“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骤然改用，必多窒碍，似宜慎重”。翌日返宁的代表在代表会上报告了与孙中山的接洽经过，谈到改历问题，亦争辩甚烈，“于改用阳历一节，主张暂时不改者为多，辩论甚久，莫衷一是”，在马君武强调孙中山对此事持态度坚决时，才勉强获得通过。但最后经参议院讨论，再一次“打折扣”，通过了贯穿民国始终也是历改“病源”所系的阴阳合历的历法，相关内容有四条：“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对历改事宜，不仅中央政权内部有分歧，地方政府更是消极对待。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广西来宾县县长何永福、士绅翟富文便以“中西风俗，历史迥异，改从阳历，关系国粹农时”为借口，对之推诿搪塞。银行、商会也以阴历除夕为结算日期对改用阳历有所迟疑。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虽然发布公告遵行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推行的阳历，并发布《临时大总统命令》，但落款则阴阳历年月并署，这种遵行阳历而不废阴历的举措，导致社会上下层的分歧，形成了历法问题上的“二元社会”格局。在此问题上，有人借“官国”、“民国”来批评此种奇异现象，《大公报》评论道：“今年之新年，只可谓官国二年，不当谓民国二年，以庆贺者只有官场，于人民无与也。”

“在废除旧历运动中，西历被定为‘国历’，而旧历则被称为‘废历’；同时，在当时以‘革命’与‘进步’为线索的社会情境之下，‘废历’还被附载了不属于它的内容和意义，使之与‘废历’成为一体，从而实现对旧历的污名化。”这种污名化显然并没有多少合理性，因为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经过一年的辛劳，过年是他们难得的休息时间，且这个时段符合自然的节气，属于冬末万物凋敝的阶段，过年热闹热闹，实是一种心灵慰藉，是祈求除旧迎新、万象更新，期望来年有一个好收成，来年生活更有盼头。

（四）对遵行废历者进行道德审视

民国时期废历运动，政府为先导，学界、商家紧随其后，而广大民众却无动于衷，署名为“秀”的作者对此甚为鄙视，“惟愚夫愚妇，以旧历为数千年之古例，而不稍思其利弊，即晓以大义，亦不能医其顽固之头脑，而使之深信无疑也。故上行下效之言，非对于愚夫愚妇言之也”。在极度诋毁一番之后，作者用商鞅变法的事例，说明只有通过严刑峻法才能让人民畏法，并推动顽固头脑更新，由此，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故今日欲行新历而废旧历，非以刑罚不为功。若对于敢行旧历者，始则劝导，中则责罚，中则严刑。不贪利，不徇私，赏罚分明，上下一体，如是岂有尚敢行旧历者乎。夫蚂蚁尚且贪生，而况人类，岂忍因此小举而丧生命乎”。作者赞同严刑峻法惩罚遵循废历的民众，这显然是滥施淫威的过激主张，因为遵行国历与否，属于民众的生活行为，并非违法行为，以礼代俗乃至以法祛俗，则只能适得其反。对于提倡国历的宣传，还有的作者往往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站在启发民智的立场，视广大民众为被拯救被改造的对象，对其进行道德审视，“须知破除废历便是参加国民革命的一种工作，你们都是很革命的爱国民众，定能接受我这个公告，我很希望你们坚决地联合起来！将专制时代遗留下的障碍物——废历——依然丢去！大家都从今日起，一致去实行国历，才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也有心平气和的“交流”，要广大民众站在国家立场出发看待国历问题，对其进行道德捆绑，“我们都只要自己息心静气地问问良心，我们做国民的太惭愧了。自己的国家建设后已有十二年的历史，可是我们做国民的连‘国历’都还不能普遍地采用，未免太可耻了。”

宣传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宣传策略欠妥或宣传失误，将直接降低或消释宣传成效，影响宣传主体的公信力或权威力。民国时期的废历运动，国民政府将“新礼”与旧俗对立，构建一个虚妄之阵，上层社会、“新礼”冲锋陷阵，左奔右突，在一场被淹没的战争中进退维谷，自戕消耗，面对自我构建的软弱却又强大的“敌人”，疲敝不堪，最后不了了之，废历运动以失败告终。

国民政府的废历运动，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大，在执行过程中甚至采取了强制的手段。以上海为例，上海特别市各级政府部门对使用废历、过废历年的行为执行得更为苛刻和粗暴，早在1914年，上海就出现过在茶寮酒肆搜检过旧历年的过激行为，“虽然，吾上海人果能保其旧历之气象者，则尤大佳。何言之，高昌庙之特别戒备，旧日无此气象也。茶寮酒肆之逢人搜检，旧日亦无此气象也。抚今思昔，感慨更何如耶”。1929年上海国粹书局因为印售不符合“规定”的废历被严查，“乃查上海国粹一局，竟印售二百年阴阳历对照全书，藉资牟利，又有未标明发行书局之‘民众日用百年国历便览’一书，内容系将废历揭载于国历之下，而诡称为便利国民检查以前之废历，希图避免查禁，用心狡猾，殊为可恶。此两种历书，一则公然将废历与国历并列，一则暗示人以阴历之可查，均系为废历作留传之资料，实属有碍国历之推行，亟应严行查禁，以重国历”。为此，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勒令其交出全部未销售之书，“交部焚毁”，在查禁过程中，党部派袁某前往处理，彼此发生了冲突，袁某被打伤，付诸诉讼解决，最后国粹书局负责人沈某被判罚洋元六十五元。作者针对此事件，写了一首诗《国历讼》，针砭态度鲜明，“多财善贾瘦腰郎，翻版重刊国历忙。只恐阴阳都倒罡，不辞犯法讨当堂。”在新闸大通路汤云记、北成都路琨昌印刷所、南成都路斐章书局等也被查到废历，“勒令汤阿根等三人，各处罚金十五元，废历没收”。当然，在废历过程中还有更激烈的暴力冲突，“国民政府以废除旧历来推行国历的种种举措，便引起了官民的严重对立甚至冲突，出现了警察上街驱赶而民众奋起反抗等恶性暴力事件”。这种暴力冲突并非是偶然事件，如浙江省就因废历新正期间禁赌等原因导致多起暴力冲突，“百官……百官警局，因捉赌将路工一人拘去……速向上虞县交涉，从速释放，免误路务。临平……警局拿获赌徒十余人，余众乃将警所包围……遂迁怒该地第六区党部三分部，致将办公室全部器具，及总理遗像党国旗捣毁一空，其附设机关亦被捣毁，综计损失在二千元以上……硖石……硖石警察分所，亦以禁赌事与民众其冲突，分所致被捣毁……王店。各地警察与民众冲突，大多轻伤，惟王店十一日民警冲突时，有商民两人，当场被警察殴毙，警察受伤者亦甚多，双方具有六七百人，剧斗不息，嗣由嘉兴县警局派警一排，到场弹压，方行逃窜”。分属于浙江绍兴、杭州、海宁、嘉兴的百官警局、临平警所、硖石警察分所、王店警所等都发生了警民冲突，前三者是因为禁赌，后者的原因不明，但后者的冲突更为激烈，人数多达六七百人，死两人，伤者众多，这种直接的暴力冲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废历新正期间禁赌引起，但至少也反映出废历运动遭到较大的抵制，实施成效并不理想。

民俗是广大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传承、共享和创造的生活文化，是经过岁月积淀形成的相对固化的部分，也就是说民俗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建立在广大民众的民俗认同基础上，通过反复性的参与或展演而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变成一种潜移默化的软控力，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行为产生潜在的持久的影响。“民俗的稳定性是指民俗一旦产生，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长期相对的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要社会稳定，人们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不发生剧烈变革，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就会越强。民俗文化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只要经济基础不变，即便是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民俗文化仍然具有稳定性。”当然，这种稳定性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不变的基础上。“民俗文化的传承，常常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社会变革如果不和观念的变革结合起来，民俗文化也不会失去传承的思想基础。”民俗的这种稳定性，受传统观念制约，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其变化往往呈现对立的两个维度，即一方面它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维护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民国时期的废历运动，这种稳定性的呈现则表现为后者，成为阻扰社会变革的障碍物，上层社会尤其是国民政府在虚妄之阵中往来搏杀，精力充沛，洋溢着膨胀的革命理想，不断左突右奔、前冲后突，革命锐气势不可挡，在气势上威猛逼人，但面对巨大的循规蹈矩之心理暗流，面对积淀千年而亘古流动的民俗文化，上层社会不得不败下阵来。“一国之习惯，积数千年之政教之历史之风俗而成者也。事既成为习惯，即如第二之天性，虽百变而不能离其宗。”

相比于阳历新年政府、学校、银行等放假点缀外，废历新年期间广大底层民众仍沿袭着传统的习俗，热热闹闹过旧新年，即便很多报纸以背叛革命、愧为国民等言论加以指摘、批判，广大民众依然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国民政府的“三令五申”亦形同废纸，在厚重的积习面前，似乎是“无的放矢”，挫败感尤为强烈。“尽管政府当局三令五申命老百姓过阳历年，可是本土的中国人是喜欢过土产的阴历年的，即就是把‘阴历’叫做‘废历’也没有用，大多数国民是乐意废物利用的……阳历年节除掉机关学校放三天假外，是与一般国民的实际生活不发生关系的。”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阳历新年和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关系，以为在这个节日放假了人们自然就会热闹庆祝，那只不过是政府的“一厢情愿”。阴历新年才是属于普通民众的新年，虽然社会动荡，生活艰辛，但在厚重积习的惯力下，人们还是乐意用光平时节俭出来的积蓄，张灯结彩，将家里装饰一番，燃放鞭炮，热热闹闹庆贺一番，以祛除心霾，祈祷丰年。在河北，各地阴历新年景象十分热闹，如昌黎，尽管政府禁止迎神赛会、鞭炮燃放等，“言者谆谆，听之藐藐，于除夕后，鞭炮锣鼓之声，不绝于耳，各商户均闭门休息……悬灯结彩，燃放花炮，各处扎彩牌楼”；如古冶，“是日下午有刘家庄范各庄等高跷会、小车会，穿巷过街，热闹异常。观众挤肩磨背，人山人海，眉飞色舞，皆大欢喜。夜间满街灯彩，各门首斗艳竞异，五光十色，游者接踵，直至十时余方散云”。如滦县，在近元宵节时，“乡村鼓乐喧闹，更有应时办理高跷会者”。当然，最不懂世故者，则是公安警察机构，在多个地区均加派警力监督，还频繁出现撤拆老百姓悬挂彩灯的“违景”之举。

民国建立，为了与世界“接轨”，展现政府革命形象，“改正朔”成为一个重要议程。在孙中山的坚持下，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改用阳历的政令，但由于骤然变革，政权内部并没有达成一致，依然保留了阴历。迫于形势需要，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延续了阴阳合历的双重历法，直至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统一全国，才将更多精力放在历改问题上。阴阳合历的历法体系，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淆乱和困扰，造成了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上层遵行阳历或国历，下层却我行我素，遵行阴历或废历。针对这种混乱的历法体系，王闿运写了一副对联加以讥讽，“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因此，国民政府发起了废历运动或改历运动，旨在通过革故鼎新，禁止废历，扫除封建迷信，以树立革命形象，巩固统治基础。但是，源于对政府权威的过分自信，“盖废除旧历以后，依据旧历的迷信节期，菩萨诞辰，无谓禁忌，以及虚构之好日忌日，即不复存在，所有迷信观念，封建思想，可一概廓清” 。且不论视阴历为封建迷信载体的说法并非能成立，仅从其立场及宣传策略即可管窥一二，由于国民政府对传统习俗不甚知悉或极为“藐视”，导致宣传中存在过于突出改历的政治意义、采用对立思维看待阴历、对阴历进行污名化宣传、对遵行废历者进行道德审视等策略失误，“二元社会”不仅没有消除，甚至造成二元对立，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分歧与冲突不断，甚至造成不少暴力冲突。

（注：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