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是人类的主要意志，也是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原始动力。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第一层次是生理需要，包括个人生存的基本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类型的需要，包括心理、物质、制度等方面的安全保障；第三层次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包括情感与群体归属感的社交需求；第四层次是自尊需要，包括自我尊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指人通过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来激发潜力，从而实现其独特性。文化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类的不断发展使文化创造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人类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需要，这是人类文化最大的创造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钟敬文先生指出，节日“随着人民能力、智力等的发达和经历时间的长久，这种传统文化，越来越显得丰富多姿。它不仅满足了人民一定的生活要求，也推进和巩固了社会秩序。它独特地尽着一种文化功能”。广大民众是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践行者，是节日产生、演变、发展、消亡的直接驱动力，是保护与传承传统节日的主体力量。传统节日之所以能产生并得以传承发展，取决于民众对这一节日的需求，表现为人的参与和感受外部世界价值和意义的心理机制的需求。

首先，由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产生了祭月、拜月习俗。关于中秋节祭月、拜月习俗的由来，一说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秋祀——敬土地神。在农耕社会，农业的发展与季节有很大关系，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无论是播种还是收获，人们往往要祭祀土地神，春天播种时向神祈求丰收就有“春祈”（春祀）习俗，待到秋季谷物成熟向土地神报告丰收就有“秋报”（秋祀）习俗。中秋节祭月活动便是秋报的遗俗，八月中旬，收获在即，家家祭祀土地神，以酬谢神的保佑，至今仍有不少地方保留了中秋节庆丰尝新、丰收酬神的活动。另一说源于古代祭祀日月的宗教习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国语·周语》中就有“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于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的记载，韦昭注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夕月”就是古代帝王祭祀月亮的仪式。在古代，先民们认为月亮主司万物生长，是生命力和生殖力的象征，因此，拜月习俗与古人对长生不老及多子多孙的诉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淮南子·览冥训》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唐人徐坚在《初学记》中引古本《淮南子》：“（姮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汉代张衡《灵宪》、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均有类似记载。无论是不死药还是代表多子嗣的蟾蜍，都体现着先民对生存与生殖的原始需求。至今，不少地区的中秋节俗中仍保留了求偶、求子的相关活动，如湖南新晃侗族及台湾一些地区的偷月亮菜习俗、湖北恩施的摸秋习俗、福建崇安、江苏南通的偷芋头习俗、湖北沔阳的送秋习俗等等，都有求偶、求子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意涵。

其次，由于家庭团圆和睦的需要，产生了中秋团聚习俗。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个体的发展离不开家族的凝聚力，因此中国人自古非常重视血亲联系。历史上中秋之月与“团圆”意象相结合在唐代已经出现，在中唐以后的文人诗作中愈发凸显，如天宝十五年（756年），长安陷落，杜甫被安史叛军俘虏，于八月中秋作《月夜》一诗，借望月抒发对妻子儿女的思念。及至南宋，家人团聚成为中秋节的重要习俗之一。这种状况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基础，自唐安史之乱后直至五代，社会动乱不断，两宋又面临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威胁，时有战乱，亲人离散，人们对亲人团聚有着强烈的心理需求，由月圆联想到人的团聚，这种思维在唐宋诗词中多有体现。此外，宋代是中国古代新型宗族体系确立的重要时期，在理学的推动下，家族观念受到了空前的推崇和强化，人们在心理上对家庭、家族更为依恋，因此，“团圆”至迟于南宋时期成为中秋节的核心内涵之一便不难理解了。家庭是个人发展的基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社会凝聚力的源泉。家庭成员的团聚与和睦是家族生活中的大事，中秋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回归家庭的良机，从而加强了个人与家人的联系，强化了人们的家庭义务与责任感，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其三，由于群体归属的需要，产生了互赠月饼习俗。有学者考证，月饼最早出现于北宋，主要为祭月仪式中供奉之用。南宋词人周密（别号四水潜夫）在《武林旧事》中记载了南宋开始出现作为食品的月饼，元末明初，月饼开始被作为馈赠礼物和节令食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载：“八月十五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馈，取团圆之义。”明清以降，月饼逐渐成为亲朋好友之间在中秋节互相走动、互送祝福的必不可少的礼品。如今，越来越发达的现代信息系统，使人们越来越陷入一种封闭式的生活状态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不仅需要物质生活的满足，更需要精神生活的满足，尤其需要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得到社会认同。在中秋节期间，人们以月饼作为亲朋好友相互交流的友情与美好祝愿的象征，彼此馈送月饼，有助于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进一步扩大到与社会之间的情感联系，从而增强社会对个人的认同。

其四，由于身心愉悦的需求，产生了赏月习俗，强化了人与自然和谐理念。赏月习俗兴起于唐代，在中秋时节赏月怡情、托月寄情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风尚，这在唐人诗作中多有体现。及至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随之转型，市民阶层崛起，整个宋代社会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赏月习俗也由纯粹的文士雅趣而遍及黎庶，转向世俗欢愉。在中秋之夜赏月、玩月、吟诗、宴饮，既有宴饮玩乐的世俗享受，又有天人合一的超脱体验，满足了不同阶层和群体对身心愉悦的需求，这种氛围影响了整个社会，从而推动中秋节成为大众化的节日。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与传统文化越来越疏离，但当人们欢度传统节日时，可以暂时脱离原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进入富于生活情趣和人文关怀的民俗时空。生活化的节日习俗对于改善人的精神面貌，焕发人的工作热情具有积极意义，传统文化在满足个体需求中得到延续与加强。

文化是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积累和发展的结果，当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达至相对稳定的状态时，就会在人们的心理机制上“沉淀”为特定的价值倾向。民俗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个民族、某个地域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群体意愿和时代风尚、道德标准和审美观念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那个时代、那个民族、那个地域社会的文明程度、文化风貌与社会心态。自古至今，民俗传统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的行为，从精神信仰到日常生活，人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民俗的“指令”。关于传统节俗传承与发展的原因，萧放指出：“传统节日之所以能被接受、认同，就看它是否具有认知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传统节日是在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中形成的时间生活传统，它不仅是一个时间段落标志，在节日之上，人们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义，节日表达着中国人的情感与信仰。它与中国人的精神联系紧密而强烈。”这说明节日习俗传承与发展的深层动力来自于节日习俗中最深厚的文化精神与传统。

中秋节俗包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秋节之所以历久不衰，至今为全国上下所重视，主要靠的是其所富含的人性关怀、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精神。其一，人与家庭和谐的祈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是柔和与光明、团圆与和美的象征。中秋节，秋高气爽，花好月圆，全家团聚，有人月两圆的意境，所以中秋节又被称为“团圆节”。对中国人来说，家庭和睦是完美的人伦境界，合家团圆、家庭圆满是人们共同的心愿。其二，人与社会和谐的追求。传统的赏月习俗主要在亲朋好友之间，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明月印证着亲情和友情，集体性的赏月活动是实现人际关系有效沟通的良机，也是达到人与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其三，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拜月习俗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敬奉，是人与自然的对话，通过拜月、赏月体悟自然与人生和谐之理，表达着人们对幸福生活、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向往与追求。

中秋节俗承载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在社会工作联系日益紧密、人心却日渐疏远的今天，中秋节应成为和谐家庭关系、凝聚社区民众的机缘。尤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人口流动空前频繁的背景下，无数人因为种种原因远离故土，对故乡的依恋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团圆情感渴求。中秋节使无数游子油然而生思乡之情，培植着落叶归根的心理。在团圆的文化中，包含着对家庭的眷恋和对故乡的思恋。追求和谐、期盼团圆是中国人永恒的精神需求，这是中秋节延续千年的根本动因，也是中秋节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所在。

中秋节俗蕴含着深远的文化意义。文化凝聚功能是中秋节最核心的文化功能，在当代社会中，中秋节特有的、标志性的“圆月”和“月饼”作为团圆的象征已深入人心，中秋节也已经成为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节日。中秋节俗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的和谐精神，在未来社会依然具有满足民众精神追求的意义，在强化家庭和睦、增加社会认同感、加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挖掘中秋节日习俗的传统文化意涵，激活隐藏在各种仪式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智慧，传承和谐发展理念，使之成为人的永恒的精神追求，对于凝聚人心、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将大有裨益。

文化是一个开放体，一种文化体系的价值和意义永远处于不断变化中。文化又有其自组织能力，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在对异质文化的选择、吸收与整合中不断涵化，各种文化及其特质在特定的“文化场”中不断被创造和淘汰。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每一个民族的节日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产物，都有它自身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与规律，就社会变迁对中秋节俗的影响来说，最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世俗化和娱乐化两个方面。

世俗化表现为中秋节俗从神圣祭典走向世俗生活。中国传统节日的产生与人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如前所述，中秋节俗中的祭月、拜月习俗产生于古代秋分祭月和祭祀先农的古礼。随着社会的发展，尽管信仰成分在现代中秋节中有许多遗存，如祭月和拜月活动在许多地方仍在进行着，但人们已经将活动的重心从信仰转移到社会人事方面，宗教化的庄重祭典逐渐转变为世俗化的民俗活动，人们更看重与情感、人伦相关的家庭团聚，亲友往来。如在陕西西安和山西泽州等地的乡村，现在老人们在中秋节虽然也祭月，但只是摆上少量供品献月，象征性地烧烧香，有些家庭甚至没有燃香炉，拜月仪式越来越简单随意。在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南村，一些汉族和藏族家庭虽然按传统习俗由年长的女性进行“完月”（即祭月），但仪式简化了许多。总之，因时代的发展，以“拜月”和“祭月”为中心的神话性和宗教性传统减弱，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拜月和赏月的主要形态。

娱乐化表现为中秋节俗从个人雅趣走向大众娱乐。中秋赏月习俗从唐初文人雅士赏月吟诗活动发展而来，到宋代演变成为民众竞相买酒宴饮、登高赏月的狂欢节，成为全民性的亲近自然、愉悦身心的娱乐性节日。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宋人过中秋习俗：“八月十五中秋节……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虽陋巷贫篓之人，解农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中秋节俗原有的宗教、审美功能逐渐淡化，而娱乐化、商业化功能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中秋节俗通过融入现实文化生活、为民众所共享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在全球化语境下，传统节日文化正经受着外来文化和新型工业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节日习俗因此发生变革是十分正常的，这符合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变异的规律。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赓续是人类社会的正道，那些不合时宜、甚至是阻碍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必然因势改易。但传统节日文化的变迁是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实现的，无论如何变，以人为本的核心、服务大众生活和社会的宗旨、世俗化和娱乐化的趋势不变。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为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当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彼此相互交融，形成共生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已不是单纯的物质活动，而是越来越多地渗入文化因素，经济活动借助文化力量提升竞争力，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文化也已不再是单纯的精神存在，其经济功能也不断在增强。文化通过经济活动和物质产品来传播，文化产品和服务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从而渗透更多的经济因素。郑新安在《节日文化流行风尚的调查与思考》一文中指出，当代节日有多种发展趋势，如讲究综合效益，即体现社会风尚、参与热情、文化娱乐和经贸商品四个方面的总体效益；突出节日文化气氛，以文化娱乐活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及宣传为主体，以欢庆、团结、祥和为特质，多种供需关系共存，以丰富文化娱乐生活为主；加强文化联系、形成新的传统节日。这表明以文化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经济正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这种经济形态的特征是充分发掘文化资源的潜在价值，通过商业化运作和市场化机制将社会文化与经济关联起来，从而形成文化与经济共同繁荣的社会局面。

经济发展与传统节俗之间存在积极的互动作用。传统节日因其负载的特殊文化内涵，较一般公众节日更能激起人们的消费欲望。节日是消费旺日，在向人们提供消费时间的同时也提供了消费需求。依托特色鲜明的节庆活动或节会形式吸引大量消费者参与并引起相应的消费，借节庆经济之势弘扬传统节日文化、促进经济提升已经成为较普遍的做法。在中秋节等重大传统节日，人们对物质享受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往往有着超常的消费需求。比如中秋节已经被概念化地移植到商品促销活动当中，借节日之机大搞节庆商品促销已成为一种特殊的节日经济活动。月饼是中秋节的必备食品，与日渐衰落的传统家庭自制月饼相比较，市场上售卖的月饼备受欢迎，在中秋节来临之前，各种月饼宣传广告就开始在大街小巷、商场超市、电商平台积极备战。再如中秋节各地的饭店、娱乐场所、公共休闲活动中心等为群众提供了消闲场所，消闲游玩的人群成了各地中秋节公共空间中的一道热闹景致，节日消费让商家赚得钵满盘盈。传统节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有效地刺激了商品消费，活跃了商品市场，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为传统节日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范围传播了节日知识和信息、扩大了节日活动的空间，增加了节日文化的新内涵，传统节俗的当代传承力度得到空前的加强。

同时，过度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可能导致传统节俗的异化。当代文化的急剧转型，人们观念的自由与多元重构，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物化价值取向，导致传统节俗在过度的市场化、商业化中越来越趋向形式化、表层化、商业化、庸俗化，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面临严重的危机。就中秋节文化传承现状来说，其丰富的节日文化内涵正在被忽视，节日所蕴含的团圆观念与和谐精神日益淡化，中秋节有异化为“月饼节”“购物节”的趋向。如过去中秋节一家人分食月饼，并为未能回家团聚的家庭成员保存月饼的习俗承载着人们对团圆的祈愿、对家人的牵挂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下的月饼已沦为纯粹的礼品，一些生产商为迎合奢侈浪费、盲目攀比的不良消费风气，推出过度包装的月饼，成为名利场上利益交换的工具，使得月饼与其原有意涵渐行渐远。尽管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些规定，比如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对四风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公款购买月饼和“天价月饼”的频频出现，但在实际生活中追求奢华、讲排场的过度包装以及高价月饼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过度包装成为当下中秋节的一项陋俗，也是中秋节异化的典型现象之一。

在当代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如何在利用文化经济形态优势的同时有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平衡传统节日文化项目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取向，在节庆经济开发与传统节日保护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正是当下应当引起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科学技术是人在对自然界探索中取得的成果，但是它的应用并不限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成为与生产关系、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迅速发展，为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节庆活动的开展空间，丰富了节日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吸引了更多的群体参与传统节庆活动，有效推动了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电视、网络等媒体为传统节日增添了信息时代的色彩，丰富了传统节俗的内容。如中央电视台自1983年以来陆续推出的春节联欢晚会、中秋文艺晚会、元宵晚会、中秋诗会、网络春晚等文艺节目在各个传统节日轮番上演，各大电视、网络媒体也会在每年的重大传统节日推出大型文艺演出，在重大传统节日通过电视、网络直播等收看文艺晚会俨然已经成为人们欢度佳节的固定仪式了。每逢传统佳节，在进行传统节俗活动之余，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围坐在电视机前，对各类节庆文艺晚会投入极大的审美期待。现代媒体带来的文艺大餐已经穿越了时空，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获得了现代人们的文化认同。电视、网络媒体中的晚会套餐自觉地承担了展现民俗、突出各传统节日文化主题的任务，在节目设置和创作中力图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和民俗元素，以创造传统节日文化语境，并借此强化全世界华人的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从区域性的地方传统节俗来看，一些富于地方特色的节日民俗也在现代科技推动下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如博饼是一项流行于以厦门、漳州、泉州为核心的闽南地区的中秋节俗活动之一，传统中秋博饼活动是“实人实战”方式，而如今新科学技术尤其是网络媒体和通讯手段的进步，给当地人创造了在虚拟空间展开博弈的条件，“网上博饼”“微信博饼”活动借助互联网平台突破了传统民俗活动的时空限制，成为中秋博饼习俗的一大亮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代科技创造了传统节日的新习俗，从发展民俗学观点来看，这些新习俗可以被看成一种“现代民俗”，是传统民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传承形式。

现代科技不仅为传统节日文化带来了内容上的变化，也带来了表现形式和手段上的巨大变化。比如现代声光电科技及影像技术等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创新了传统中秋节活动的表达手段，使之获得了更为突出的艺术魅力和空前的吸引力。如开封市政府将高科技光影成像技术运用于铁塔燃灯这一中秋节传统民俗的创新，推出铁塔光影秀。铁塔光影秀运用4D成像、全息技术、建筑投影、水幕电影、激光造型等手段，为观众呈现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是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时尚结合的典范，现在已成为开封民俗文化中新的标志性符号。再比如，传统中秋花灯借助新材料新技术等改良了制作工艺，使得传统工艺品有了现代转型，给观灯者一种全新的美的感受。2017年苏州昆山周庄古镇的海峡两岸中秋灯会充分吸收、利用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和民俗传统、最新灯艺科技，将江南美景融入整体规划设计中，打造出具有深刻文化内涵、浑厚艺术效果、超强视觉震撼的四大主题特色灯区，诠释了灯会“两岸情一家亲”的主题。这些现代科技与地方习俗的结合拓展了传统节俗活动的开展空间，赋予了传统节日习俗更鲜明的时代感，增强了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传承下去的活力。这些新的形式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使传统节日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播与传承。

民俗文化的本质是民众自我服务和自我规范，在传统社会，民俗节庆活动主要由相应的民间组织推动。然而与传统社会不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民间社会组织活动受到抑制，人们变得不大习惯自主的民俗庆典行为。所以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传统节庆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显然有其必要性，一些地方的实践经验也证明这是有效的。近些年，我国政府出台了三项重要法规制度和政策，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二号予以公布，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和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和传承场所，展示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该法律的出台，对于传统节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目前，许多传统节日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秋节于2006年5月20日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为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非常重视节日，民俗节日放假也是历来的传统。汉代便有重大节令休假的制度，唐代休假制度已经较为完善，传统节日、节令放假成为惯例。到北宋时则更加完善，据庞元英《文昌杂录》记载，北宋每年与岁时节令相关的休假达七十多天。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传统节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大多被视为“封资修”残余而遭到废除，中国传统节日除了春节放假以外，其他无一为法定假日。直到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出台，才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升格为法定全民休假日。目前，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有：元旦放假1天，春节放假3天；清明节放假1天；劳动节放假1天；端午节放假1天；中秋节放假1天；国庆节放假3天，全年共11天。此外，还有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作为国家法定假日的确立，表明了政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传统节日成为法定假日不仅仅是让人们在传统节日有休息娱乐的时间，更是强调传统节日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主动参与传统节日活动，真正成为节日的主人，让传统节日真正活起来、延续下去，进而恢复、重构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传承传统文化价值。

2017年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中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文中还特别提出要“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和“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将为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具体的政策保障。

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亟需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中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古今中外关于传统节日保护有两条基本经验：一是民间办会，政府支持，商家赞助；二是重大年节政府主办，普天同庆。在中国特色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传统节日文化保护的一种常态。但从民间文化长远发展趋势和民俗文化的本质特征来看，政府应放手让民间社会经营自己的民俗文化，努力培育城乡社区的民间自组织，启发民众用自己的智慧传承、创新和发展民俗文化，只有做到了民间节日民间办，将传统节日文化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才能真正复苏、传承与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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