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认同家庭养老仍是当前中国养老的主导模式，国家养老策略与社工实践也有同样共识。天伦之乐、含饴弄孙的生存镜像既是传统代际互动的理想描摹，更是现代代际互动中对老年群体的伦理期盼与制度目标，与当下“老漂族”群体“被撕裂”的生存镜像形成反差。基于经验的基模（Deutungsschemata），对共同世界的认识既可以是直接经验，也可以是间接经验，“老漂族”研究的核心要义是老年群体居住形态与生存状况，是微观社会结构的直接或间接反映。当下中国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被外部诊断与标签为“老漂族”的群体多以年龄的“老”，随子女迁居的“漂”两个最表征特点被熟知。但许多理论研究中，“老漂族”依旧是被忽略或研究不足的群体。跨入21世纪以来，“老漂族”作为代际互动的实践模式，其实践场景已然生发。已有个体、家庭、社会结构三者间关联研究未能揭示清晰的“老漂族”行动逻辑。现实而言，“老漂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中国情理秩序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缩影。

结构社会学不赞同将社会视为超稳定态，而将其视作结构化变迁过程。当某种社会意义结构（Bewildering）被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科学阐释可被分解为对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建构的阐释。社会学研究对象拓展与新社会问题凸显总被期望研究路径与理论假设殊途同归。理论嬗变认同的社会转型与经济结构转轨背景下，社会科学领域的群体研究多侧重以特殊群体或边缘群体为对象，成为社会学、政治学、政策研究等学科和交叉学科学术增长点。已有研究发现社会群体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同“空巢青年”“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蚁族”“北漂族”等新兴社会群体称谓一样，“老漂族”是对社会变迁中随人口流动而产生的某个边缘群体的概括。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所示，中国社会流动人口规模达2.45亿，其中老年流动人口接近1800万。以往研究揭示长期城乡二元制度与城市化资源配置下，都市相比农村成为社会交往与人口流动中具有拉力的场域；反之，农村成为社会交往与人口流动场域中具有推力的一方。不言自明，“老漂族”的流向绝大部分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小城镇流向大都市。不同于农村社区的群体同质性，城市聚集的各种社会群体异质性明显，“老漂族”也因其群体特征引发了社会与学界的关注。学界自2012以来对“老漂族”的群体界定（概念）成因、社会保障、经济收入、情感心理、社会融入等理论问题与现实成因有了关注，并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提出了突破这一困境的建议。当前学界、媒体与政府都在直面与反思“老漂族”群体生存镜像，其时代意义不言而喻。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老漂族”作了基本概念界定，“老”是群体的年龄特征，“漂”是其生存现状，“老漂族”三个字是对具有相似表征的同辈社会群体的描述。综合网络媒介与学术期刊定义：“老漂族”是背井离乡，前往子女所在城市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老人。即晚年离开故土，追随子女到陌生城市生活的老年群体。归纳“老漂族”群体性特征如下：其一，60岁及以上，在年老或退休后随迁入子女所在城市居住达一年以上的老年人群体；其二，不以从事经济活动为目的，为照顾子女或第三代而进行人口迁移；其三，改变个人养老的需求，离开原熟适空间的户籍地而融入新社区的老人群体。“老漂族”的群体称谓虽明显带有对弱势社会群体的人本情怀，但基本被刻板印象地想象为孤独、茫然、无助等个体社会适应困境。探究“老漂族”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普遍被认为是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认为是社会成员基于家庭结构核心化背景下隔代抚养的代际交换理性选择；第三种观点认为是社会原因与个体性原因综合作用催生“老漂族”，特别是社会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家庭承担了社会成员社会化的较多功能。近年来，欣喜看到理论研究的分梳在社会工作介入实践达成一致的趋势，主要从社会政策、增能、抗逆力、社会支持等角度对“老漂族”群体及其家庭进行针对性策略谋划与实践。

综上，“老漂族”的相关研究成果逐年增多，用以指导社会工作与政策制定业已初见成效。若以社会学的社会秩序法则为指导，一方面从微观层面根据“老漂族”群体特征及家庭背景，对其产生、生存、社会流动等方面作出理论补益；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对社会规则生产、同辈群体的行动、社会秩序的互构进行基本梳理。伴随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老漂族”群体规模扩大已是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事实。从不同视角对“老漂族”城市适应与社会适应，养老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关注势在必行。以国内学者从教育程度、年龄、收入、身体健康、心理状况、城市居住时间等方面对“老漂族”的城市适应因素进行分类分析为基础，以期证明影响“老漂族”城市适应的外部条件除去国家政策、社会环境等，还应关注背后“规则-行动-秩序”行动框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迁移与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加之户籍制度的松动与城市禀赋结构的吸引力，越来越多人将城市作为定居地点。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解释影响“老漂族”流动的社会分割背景如何成为群体社会行动逻辑的外嵌力，并对以家庭为代际关系变化单位来探讨“老漂族”行动逻辑的内生动力。即回答如下问题：“老漂族”的生产何以可能？“老漂族”群体性社会行动遵从的社会规则为何？“老漂族”的生产与再生产对当下家庭与社会结构建构有何作用？

“社会分割”从词源判定并无语意学贬义属性，可用以描述社会资源依类划分，社会成员群体归属等以制度治理实践为主的治理进路，常见的有城乡分割、地域分割等。从本质而言社会分割是制度设置下的倒差序建构规则。后现代语境下建构规则被视为在具体社会行动过程中完成互构的社会关系总和。社会学对社会行动的主体进行多角度解读，找准了“行动空间”相对应社会规则运作的探讨。“老漂族”的生产是在空间被压缩背景下，家庭代际交换的内容、时序和规则都发生了变化的必然结果，个体社会化所需公共产品供求间差异使得老年人逐渐成为家庭社会化代际交换的平衡点。

结构功能主义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置于其分析方法核心，超越时空的结构化规则生产与社会实践生产一样，并非是某种“目的”或者聚合的偶然结果。相反，各种行为目的性特征被看作是行动反思性监控的固有特征。因此，“老漂族”的生产并不是某种特定目的形式，而是与特定目的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与结果的集合，即“老漂族”的生产是对规则生产的反思性监控。研究“老漂族”生产过程将是对行动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action）过程的背后一套稳定规则运作情境的启发性研究。规则的生产不单体现在“老漂族”目的性要素，也包括“规则-行动-秩序”框架的运作空间。行动与结构最早以一组相对概念进入社会学的制度分析，社会规则是基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利益调节机制，其通过传承、遵从和再生产三种途径发生作用。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程度彰显社会规则遵从之后果，当户口制度成为城乡二元社会分割产生的制度基础，“社会分割”也被刻板印象为不平等、不均衡的社会发展态势。

社会规则的嵌入同样推动家庭生命周期演变。以往研究将生命周期理论更多用在老年贫困和家庭代际互动。我国生命周期理论比较粗略，多用以描述家庭的形成、扩展、稳定、收缩及解体的过程。多个理论中被普遍认可的划分标准是以历时性视角，将家庭成员个体生命历程与家庭稳定生命周期关联，以此家庭被划分为单身家庭、已婚无子女家庭、核心家庭、扩大家庭、空巢家庭和独居家庭。所有家庭周期研究都以家庭可分割性作为前提，即各类型家庭不同阶段依据重大事件为界点表现出独特性与互斥性。社会经济学从微观关注家庭生命周期背后的劳动力结构、家庭收入和消费习惯等经济行为对家庭代际互动、家庭生产与资源配置的影响；也从宏观上关注了国家政策、社会规则、阶层流动、经济环境对特定家庭生命周期内生计模式、家庭规模、年龄结构、婚姻状况、教育情况的形塑。国家制度和政治空间是家庭行动充分必要选择。户籍制度、计划生育政策、教育资源分配都出自国家规则，家庭实体代际交换在很大程度遵从权力模式，并选择最具生存理性的空间和方式。

“老漂族”现象的主体作为同辈群体体现了特定群体建立在社会价值认知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转换、体制机制转轨、格局利益调整、价值观念转变等现实问题，“老漂族”在社会行动过程中通过对规则与制度的理性遵从，实现对社会结构的建构、解构、重构。以年龄、社会地位和交往习惯相似的群体属性将“老漂族”视为“同辈群体”就承认了他们构成并同属非正式群体，虽有较高群体认同感，但群体成员间直接交往并不频繁，交往活动不具计划性和目的性。异于同辈群体属性，家庭是考察“老漂族”生产与发展的第一场域。相同的代际互动仪式性和象征性让我们更容易将其植入家庭生命周期内进行考察，其贯穿于家庭生命周期始终。传统“反馈模式”的代际交换是基于公平原则下两代人之间展开的跨时空交换关系。“老漂族”的行动逻辑中，为在“他乡”进行人口生产的子女照顾下一代成为家庭内部逻辑起点；另一社会推动力则是多种社会规则的嵌入式牵引，故代际互动模式变迁或更迭不可避免国家规则的嵌入。如养老保障、学前儿童照料等特定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下日渐形成的社会规则的嵌入式牵引。如今学龄前儿童的照料方式也是在国家政策下引导下，家庭成为代际交换中即时交换与延时交换发生的最主要场所；户籍政策使得流动人口地缘性聚集空间成为“老漂族”生产的动态社会场域。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生命周期中代际交换的“不对等性”愈强，社会规则替代模型的建设愈烈。一方面，“老漂族”作为上一代（长辈）家庭成员，主动或被动投入家庭帮扶；另一方面，子女（晚辈）对上一代赡养却日益有限。验证了经济社会学角度下代际互动相互性中潜藏了“老漂族”行动逻辑悖论，即“老漂族”人口规模与老人群体的社会资本稳定性成反比。“老漂族”家庭内的代际互动既是对权利、谈判、交易等经济逻辑和法定逻辑的否定，又是对互动边界模糊性和制度变迁的肯定。社会规则生产下家庭形态变化与社会环境相适应，“老漂族”的产生是现有家庭制度中形成的试验性社会关系形态。社会变迁中，“老漂族”所遵从的规则生产交汇点集于家庭，并成为单一、常规的商品（消费）社会交往规则的避难所。

代际互动研究中，费孝通所概括的反馈模式代际互动最大特点为主体间的平衡，即父慈子孝的赡养与抚养平衡。变迁中的乡村养老更多为一种代际交换，“老漂族”的产生与壮大进一步验证传统模式的失衡。以诸多社会事实为基础的理论研究发现，基于代际资源分配特征最大的变化是老人更多在委曲求全付出，将所有资本和资源以“恩”单向流动的互动模式称为由上往下“恩往下流”。按照传统反馈模式，代际互动不纯是即时交换关系，是传统家庭伦理中养儿防老的长远互惠。学界对“老漂族”探讨中虽然没直接提出“恩往下流”模式代际利弊相间结论，但媒体与学者对这一群体随迁后的“回不去的老家”“放不下的子女”“孤独的老漂”“城市局外人”等带有情感的描述，是将“老漂族”置于家庭与社会交往中“受损”主体。家庭是代际交换的第一层次空间或者初级空间，主要以亲缘直接交往的方式完成；社区、单位等社会组织是代际交换的第二层次空间或中层空间，主要以业缘性间接交往完成；国家规则下政策性人口流动是第三层空间或高层空间，主要靠家庭、社会对国家公共产品供给规则的遵从来完成。三个空间层次同时存在并作用于“老漂族”的流向与规模，其背后是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代际拆分式人口流动，也是对新社会规则在环境变化中采取不同策略性回应的实践。代际链中将“老漂族”置于“被剥削者”，但为何社会对子女“剥削者”的合理性表示认同？代际互动中除去家庭之外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略。除去传统家庭文化性解释，更合理解释该是对城市化家庭资源禀赋分配对老人以“倒逼”方式放弃部分福祉的无奈。

上文对代际互动从双向平衡的反馈模式到自上而下“恩往下流”变化的阐释并未否定当下代际互动发生传统强度，相反，伴随城市化进程加快，反差序代际交换模式是社会变迁的必然趋势。以上“规则-行动”框架实则体现了规则遵从中作为行动主体的“老漂族”理性选择、行动表征均为基于利益立场态度。“老漂族”行动个体对规则不同理解形成规则遵从的伦理基础。规则遵从分两部分：一是规则的形成与调整；通过规则建构、选择与指令下达等完成社会关联的第一步；二是个体对社会规则的遵从；遵从过程包括个体的规则理解、情境分析、工具选择等行为技能综合运用过程。面对不确定经济供给与无酬劳动，“老漂族”往往被低估其社会价值。即社会分割加快了亲情压缩和代际互动理性化，不断增多的“老漂族”群体随迁后利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需求之稀缺性，开启了从抗拒到接受，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入的转变过程。“老漂族”的社会适应问题也就成为代际互动的新平衡点。

综上，本研究放弃正统理论对“老漂族”现象的阐释，转而以家庭生命周期和代际交换等视角厘清“社会分割”与“老漂族”代际互动变迁背后蕴含的规则生产与空间转向，“研究题材”所指代际空间转向蕴含了更多规则生产动力。“老漂族”规则遵从蕴含了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间张力，家庭内部看似被原子化的代际互动同时被多重社会要素关联和贯穿。“老漂族”不是悬浮于“国家-社会-家庭”互构之外，相反体现出该群体有限的自主领域，为家庭结构稳定提供条件，也为养老模式提供普世主张。

近代中国经历了人口从城乡二元隔离到自由流动的转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适应情况成为社会学、人口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各学科一致认同社会保障的缺失将“老漂族”群体介于家乡与他乡间悬浮状。所以“老漂族”在城市的“安放”问题的解决是对社会分层、制度分割与社会不平等社会问题的正面回应。已有研究发现越来越多“老漂族”有意愿主动适应“他乡”的经济、文化、户籍身份等，这是否意味着对传统的家乡与他乡二元性社会结构的缓解，并能在群体结构中建立新二元结构？从“老漂族”的社会融入状况和社会交往秩序变迁中可见一斑。

社会融入理论肇始于美国移民社会学和社会整合研究，政府参考其用于社会政策修订中特殊群体权利保障。与社会融入相对发展起来的社会排斥则是研究社会歧视与偏见，成为贫困研究的核心词汇，且社会排斥更多将群体融入未果归结为制度设置问题。学界对社会融入有着不同界定，但都认同融入是边缘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群体性稀缺资源政治、经济、公共产品的动态流动过程。“移居-适应-融入”和“发生-定居-生存-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作为具有递进特征的学说为后期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分析范式。“老漂族”的迁移线性发展轨迹既关乎个体与家庭，也关乎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兼备了群体传统性解构与现代性建构，并非单纯养老问题。我国社会融入与社会排斥也常被置于边缘人群研究的关键切入点，“老漂族”社会融入研究从动态的经济、社会、心理三个维度考察其经济整合、行为适应。重视社会与心理维度是直面“老漂族”的实质问题，能否“体面养老”，而非如传统探究家庭养老或社会养老中将经济保障视为最重要指标。

首先，社会融入作为基础出发点。“老漂族”的经济适应是社会融入的基础，包含其收入、消费和居住等立足于新环境的物质基础。“老漂族”的个体迁移动机不外乎主动求援投靠和被动支援帮助两种类型。研究表明，无论其间“老漂族”随迁动机如何，除去极少数有储蓄或有较高养老金者能够经济独立之外，大部分无收入或低收入“老漂族”经济上只能“投奔”子女。“老漂族”经济融入多与子女阶层和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子女收入、消费、住房状况是“老漂族”经济融入的基础。“老漂族”的经济适应是养老场域与方式转变后，对代际关系中亲子关系这一核心纽带经济性的倚重。在恩往下流的现实背景下，感叹人心不古或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子辈，都无法解释真正的社会事实如何运行。从伦理规范到结构约制的解释路径跨越是正确理解“老漂族”社会适应一致性和平衡性的新尝试。社会融入经典理论中将主体间性做了主次之分的研究假设，影响了“老漂族”经济适应的依附和同化结论。

其次，社会融入作为过程融入。社会层面的适应主要指“老漂族”在流入地的日常交往、文化社会与闲暇娱乐等生活世界关联。大多数“老漂族”进入流入地的行为轨迹围绕照顾孙辈、买菜做饭等在家庭内体力劳动，极少有自我时间与空间。中国人传统“情境中心”的交往原则不同于西方“个人中心”原则，情境中心交往要义是相互依赖。“老漂族”在新环境下无固定社交圈、无娱乐方式，失去相互依赖的熟人圈，群体性无所适从是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难以达成的解释路径之一。离开“老家”的“老漂族”，“他乡”未能成为其所需公共服务提供的平台，社区活动参与程度大大低于当地老人群体。社区融入是社会融入的重要环节，“老漂族”社会资源在社会层面体现为“居住地效应”，面对融入与未融入判定边界模糊，基于“老漂族”集体记忆的认同作为一种灵活性建构与维护方式成为社会融入实践的尝试，即通过社区赋予“老漂族”群体性建构和价值感。若以社区具体活动为路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集体记忆通过群际互动可达成能动认同。如对“老漂族”群体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上山下乡”“大锅饭”等进行文化性展示，辅之以经典革命歌曲、红歌、样板戏、结团出游等娱乐方式对“人际-群际”认同框架加以突破和超越。

再次，心理融入作为终点和最高层次的融入。心理层面的适应更多体现在个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也称作心理活动本地化。社会排斥的制度层面显而易见，但偏见与歧视则为群体性行为或心理特征。当规则和制度设置被普遍接受，心理层面“本地人”与“外地人”成为群体心理或价值观，“我群”与“他群”间的融合阻力增大。“老漂族”心理适应困境可借用“情感内卷化”来描述情感或心理达到某种状态无法突破，出现自我封闭与锁定的状态。情感内卷化是社会融入中心理适应受阻的被迫选择，心理层面的“去内卷化”是被动、持续和交互过程。内卷化假设中，若户籍等制度设置被取消，心理上社会融入的意愿也不会随之增强。确有部分“老漂族”即使通过购房或其他方式取得迁入城市户口，心理上的社会融入也不会倚马可待。可见外地人口的本地化指标中，心理认同式的情感认知是社会融合的最终意义。社会流动频繁的现代都市，高人文程度的市民精神和宏大公民精神培养是消除群体性心理排斥有效途径，也符合制度顶层设置、和谐社会目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老漂族”居住形态演变与代际互动变迁过程中，心理融入需求是其物质空间取向抗争向精神空间取向抗争的必然结果。

斯宾塞将结构引入社会学以来，有关社会有机体结构性选择与理性选择是一组常见概念。“老漂族”的结构性选择就是将其行为逻辑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规则的约制下，即隐含了“老漂族”的生产与社会秩序嬗变的关系如何。情理与道义立场下的社会结构偏重德治和文化话语，“老漂族”实践行动发生在“时空聚合”社会结构特点之中，家庭、社会、国家多方社会力量的在场和博弈是交往秩序变迁的前提。

首先，“老漂族”风险规避策略以社会结构与文化网络为背景。即使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将老人一同卷入新社会化体系变革中，“老漂族”个体行动逻辑的理性计算仍以家庭利益最大化，而非个体利益最大化。这种代际关系、伦理亲情的计算并非绝对交换，而是传统代际“互惠”。“老漂族”个体行动逻辑起点缓解了社会结构中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如传统家庭养老的伦理以减轻社会保障的不足，“恩往下流”的亲情补给弥合学前儿童照料的社会责任。在社会结构以“超稳定模型”的形塑下，人口流动的风险规避更多体现为对经济成本和文化成本的计算，而不必担心制度的强制形塑。一方面“老漂族”对社会秩序、社区秩序、家庭秩序是良性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社会、社区、家庭正视“老漂族”的现状，从情感的“软”到规则、制度的“硬”，从媒体刻板印象、污名化到正确解读，使得“老漂族”群体安放成为社会治理的实质主义范畴。可见，“老漂族”社会行动不脱离特定制度体制，也未能与其余社会力量达成统一利益联盟。其风险规避策略源自“双重不可能性”，一是“老漂族”家庭内生困境，二是嵌入规则外生结构性束缚。

其次，“老漂族”家庭禀赋参与社会资本的有效流动。家庭禀赋是指家庭特定时间内所有资本，包含了家庭先赋和后赋资源。家庭禀赋的产生并非一成不变，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等构成部分的积累会随着社会政策、家庭结构、自然环境而变。伴随我国老龄化加速、基层治理的创新、技术革新等诸多因素，“老漂族”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重构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老漂族”的家庭禀赋包含其迁入前自己家庭与迁入后子女家庭中可支配部分。家庭禀赋作为个体资源的外延，随着“老漂族”的行为发生流动。大多数“老漂族”第一资本身份是劳动力资本，担当许多家庭劳动分工；也有“老漂族”将储蓄作为对子女家庭的“逆补偿”；来自农村的“老漂族”的离开致使更多土地抛荒和空心村出现。生活世界中的“老漂族”家庭禀赋以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种方式参与到社会资本流动之中。社会资本是抽象地集聚所有社会家庭的禀赋参与，或视其为整个社会对“老漂族”的理性支持系统。从机会结构判定，“老漂族”社会资本流动之所以成为可能，除去其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资本，社会结构与个体日常抗争被逐渐制度化尤为重要。机会结构并非直接促成家庭禀赋和社会资本流动，而是体现于“老漂族”的行动之中，并通过主体行动策略选择实现机会结构的实践形态转向。

综上，本文探讨了规则遵从，“老漂族”生产，社会融入与秩序建构，并将这三项与主体进行关联，以揭示“老漂族”生活世界现实逻辑背后的“规则-行动-秩序”理论逻辑。基于此，本文将“老漂族”产生背景置于多方维度。微观而言，“老漂族”源流与家庭内代际交换与场域变动相关，大部分“老漂族”的行动逻辑是担当家庭第三代的照顾任务，或少数者遵从养儿防老观念投奔子女。中观而言，“老漂族”社会交往与群体行动逻辑存在于特定的社区、单位与区域内。宏观而言，“老漂族”是社会变迁语境下人口流动与城乡二元结构逐年松动的必然后果。由此得出“老漂族”的生产是家庭代际交换、社会分割、国家规则三者互构的结果，三者对应的互构载体分别是社会个体、家庭与社会。可以肯定的是“老漂族”群体产生同时意味着两种情况：一是传统由家庭散居所致的代际疏离状况得以一定程度改善；二是农村家户的空心化随之增加。本文论述更多将“老漂族”群体之外的“他者”建构为一个道德共同体，对“老漂族”的行动逻辑以情理性解剖，并对不同场域内家庭情理、社区情理、国家情理依次论述。最终对“老漂族”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行动-秩序”得出结论如下：其一，社会分割是社会设置（规则）对“老漂族”生产（行动）的前置性基础，当下“老漂族”结构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秩序）为“老漂族”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相应支持，符合当下社会治理模式中“和谐社会”主流价值。其二，“老漂族”个体行动逻辑强于代际互动逻辑，情感互惠逻辑为主，价值交换逻辑为辅是“老漂族”群体真实规避家庭代际互动风险的真实写照。其三，家庭禀赋、符号化资源是“老漂族”策略选择的支点。若将“老漂族”行动置于社会结构之中，社会分割与公共产品供给的模糊性为其社会融入和社会资本流动营造出一个宽敞的非正式制度空间。本研究论述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在概念上区分“老漂族”群体以作识别，而在于如何正确对待“老漂族”行动逻辑及背后的社会设置。但可以肯定的是，“老漂族”群体数量在一定时期不仅不会消逝，还有壮大趋势；“老漂族”群体生存镜像会受到除家庭主体之外的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主体的关注。我们大胆假定，“老漂族”是历史性概念，也是经济性概念。通过公共产品供给与家庭代际资本良性流动解决老年人流动的逻辑矛盾、目的悖论、路径依赖等问题，老人“漂”的悬浮状况迎刃而解。若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老漂族”现象也会随之消逝。

诚然，在反驳媒体与以往研究将“老漂族”贴上悲情标签的同时，不能否认“老漂族”群体在社会分割与融入张力之间，源于血缘亲情逻辑驱动对缓解养老保障资源紧缺、学前儿童照料体制缺失不足中的社会贡献，也不能忽略当下中国社会结构多以一种符号化存在。符号化的“老漂族”作为边缘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多具有社会抗争策略特征。本研究将“老漂族”作为边缘社会群体重点研究并不意味着现有悖论和问题都可通过理论研究得以解决，相反认同将理论归纳与实践相结合才是最佳路径。更值得注意，如此质性研究虽有了理论模型，却未能建立变量测试，未对“老漂族”年龄结构、家庭生命周期年龄结构、家庭禀赋变量等作量化研究。另外，本研究不针对政策咨询，不对“老漂族”出路提供具体方案，但基于本文理论框架，如下一系列问题可引发更多思考：社会分割与“老漂族”养老秩序达成之间的矛盾是否会因为代际交换空间转向而发生变化？“老漂族”生产与再生产的持续是否能促成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间张力不断扩大？考量“老漂族”养老意愿倾向，对家庭代际互动的倚重与社会保障体制对市场的依赖之间存在矛盾，二者间的矛盾该如何调和？如何准确划分“老漂族”的家庭禀赋与社会资本？以上各问题的悬而未决既是本文对“老漂族”研究的抛砖引玉，也将是日后研究侧重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