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是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同时也是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一生、培育英才无数的教育家。1938年，费先生在英伦完成学业后，毅然回到抗日烽烟四起的祖国，任教于西南联大，施展其学术报国之志。此后近七十年，除了因“反右”、“文革”被剥夺了工作机会之外，他一直坚守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为实现“志在富民”的学术抱负而殚精竭虑。“春蚕到死丝方尽，烛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最能概括他心系天下、生命不息、求索不止的光辉一生。

费先生在教学上是一位十分用心且慧眼独具的好老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始终在思考教师教什么、如何教，学生学什么、如何学等根本问题，并形成了独到见解和教学模式。

在《乡土中国》这本广受读者喜爱的名著的《重刊序言》中，费先生是这样表述他的教学观的：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在教室里，教师是在带领学生追求知识，把未知化为已知。

费先生这种视带领学生探索新的知识领域、把未知化为已知作为教学本质的教学理念，并不是因为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才产生的想法，而是他执教生涯中始终坚持的教学观。

1950年代初，还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央民族学院，教学上有很多课程既缺乏教材又缺乏师资。身为副院长的费先生在兼任多种重要行政职务、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又承担起无人认领课程的教学任务：

我记得1953年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负教务上的责任时，为了要为学生提供有关中国各民族的基本情况，曾四处求人讲授，最后只能自己担任，利用有限的历史资料和中央访问团的调查材料，编出了一本讲义。在编写时就深切体会到中国的各民族在族源上、在发展中都是密切关联的。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是由这密切相关的各部分，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结合成的。但是怎样以这个过程为纲，把中华民族这个实体讲清楚，我没有把握。这门功课我只试讲了一年就停止了。但是我的愿望并没有熄灭。

费先生不畏繁难而开设的这门课程，不仅在1950年代是个空白、是个难题，以至于作为当时全国民族研究人才最为集中的中央民族学院也无人乐于承担，而且费先生力图在这门课上讲清楚的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其复杂过程，实际上到了30多年后的1980年代，依然是薄弱的研究领域。但又是费先生，带着他50年代的学生陈连开等一起，通过深入研究，在1980年代末，又一次化未知为已知，提出了被称为“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作为老师，他不仅在勇于向未知领域进军，带领学生探索未知、化未知为已知方面带了头，即使在耄耋之年，依然老骥伏枥，始终冲在前面；而且，基于“实践出真知”的知识观，他在引导学生脚踏实地、面向现实、面向人民求知问学方面，也树立了光辉榜样。他曾经说过：

中央民院办语文系时我们规定学生都要下去在少数民族中生活一年，没有一个不下去的。只有到实地去调查，和群众接触，向群众学习，我们才有知识。要形成这样的风气。

他对于学科理论，也是坚持同样的看法：

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不是空喊的口号，我们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就是要 一路看生活，看真正碰到具体的人，从这里边去找出一点真正的道理，这就是社会学人类学，离开了实际接触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新东西出来的，人的真实生活里边有道理啊！是理论之源。

他是一个“身教重于言教”的导师，在不畏艰难困苦、虚心向人民向实践求知上，他不是一个只作口头主张的先生，而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急先锋。1935年，费先生偕同新婚燕尔的妻子王同惠女士深入广西大瑶山开展民族调查不幸罹难的遭遇，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界人尽皆知的悲壮故事。遭逢如此重大的打击，费先生却依然矢志不移。他一生行行重行行，从开弦弓到云南三村，从东南沿海到广大的民族地区，足迹遍及除了西藏和台湾以外的祖国各地，走一路、写一路，留下了大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最真实写照、最深刻思索、最系统成果。这就是他主张的“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与研究结合”的学术道路，也是他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如今已延续成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参与式研究型教学模式，变成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传统。

费先生毫无疑义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界的一面旗帜。早在1930年代后期，未到而立之年的费先生就以《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赢得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的高度赞誉，称它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在为这部著作所写的《序》中，身为导师的马林诺斯基写到：

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地意识到，要真正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

这段话饱含着一位名师对爱徒过人才华的欣赏和无限的期许，同时也准确地概括了费先生的学术品格，就是迎难而上、求索不止的求知精神。就在老师的赞誉以铅字的芳香飘散于西方学术界，令同行们钦羡仰慕、使费先生年纪轻轻便成为世界知名学者的时候，他本人却全然无心于自我陶醉，而是匆匆告别了恩师和西方同行，投入到正饱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的祖国怀抱，在云南开始了认识中国、建设国家的新征程。在费先生心里，个人的毁誉是不足挂齿的，只有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才能时时牵动他的心思；而为了实现“志在富民”的抱负，他从不让自己停下探索的脚步，从不躺在已取得的成绩上沾沾自喜。他紧跟时代步伐，自觉承担时代赋予的学术使命。1986年，《江村经济》一书的汉译本问世时，他曾赋诗一首：

愧赧对旧作，无心论短长。路遥知马力，坎坷出文章。毁誉在人口，沉浮意自扬。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岁月春水逝，老来羡夕阳。阖卷寻旧梦，江村蚕事忙。

这首诗可以视为费先生的“明志”诗，它清楚地表达了这位名满天下的学者怎样看待成就，怎样看待名誉，怎样看待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而这正是我们理解费先生学术人生、学科建设思想的关键。

关于学科建设，费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过：

我自己一直坚持在做研究，一方面给年轻人做些破题搭桥的工作，另一方面实在是想亲自摸索出一条路子。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它是有特点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有其实用性，研究在社会发展中有特点的东西，它不像自然科学，这是不能从国外照搬的，我们不能搬了苏联的，再去搬美国的，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

他谆谆告诫中国学人：

我自己的反省使我感觉到社会科学如果要在中国发生它所应有的作用，至少要做到下列几点：

一、研究的问题必须要接受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

二、研究的材料必须要是直接在实地生活中得来的观察。

三、研究的结果必须要用来去应付实际的问题，在应付实际情况里             去表证或否定一项理论的正确性。

要实现这些条件，研究工作的形式也必须改造，是必须把学院和社会切实沟通，研究和行政打成一片。当然我明白目前的环境还不允许这种改造，但是我很相信Mayo教授所说的：除非社会科学者接受处理社会的责任，社会科学将永远空洞无物，无关宏旨，而且将永远是个没有穿着珠宝拖鞋的辛德勒拉，也永远将受异父的姊妹们的虐待和藐视。

为了探索出反映中国特点的、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以此赢得国际学术界尊重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费先生日夜兼程，从不懈怠，老而弥坚，不输少壮。1981年，年过七旬的费先生应《文献》丛刊之约撰写《学历自述》时，于篇尾留下了这样的话：

白驹易逝，去日难追，弹指间已是齿摇发落。旷学日久，偶一回首，不寒而栗。前程遥远，任务艰巨，驽钝供驱，不敢言志。

在《社会学文选·序》中，他为上述这一段话留下了一个脚注：

我下定决心，要用最后10年追回失去的20年。身子是过得有点紧张，但我不能再辜负生命的最后一段了。人称晚节，我叫它最后的机会，是表白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的最后机会，是回偿一生得之于亲人、得之于社会的最后机会。

他不是因为曾虚掷韶华、蓦然皓首而着急，而是因错误的政治路线被耽误了人生最宝贵的整整二十个创造华年而痛惜。但就在很多人怨天尤人的时候，他却备加珍惜生命，用“最后的十元钱”来比喻所剩不多的生命岁月，并且立誓要与时间赛跑。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个人的生命并非属于自己，而是人文世界生命流中承前启后的一环，他要完成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这个任务不是为了个人争名逐利，而是社会良知要自觉担当的天职：

一个人从进入这个世界到离开这个世界，最长不过百年。在这段时间里边，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已经创造的文化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一点事，为人文世界增添一点东西。……我们要接下上一代的好东西，发扬下一代的新精神。在这个文化的传承过程当中，自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在这条线上我处在哪个地方，该做点什么事，做到什么程度。……

费先生不仅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而拼命工作，而且他记取老师潘光旦先生的谆谆告诫，始终注意处理“派”与“汇”的关系。他还始终将学科建设和发展放置在时代背景和全局视野下来思考，自觉地做到与时俱进、服务大局。因此，他总是不断提出新命题，不断发展出新的理论，不断地突破学科传统的领域，打破所谓的学科界限，使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有自己的气派、自己的风格。费先生自喻为“脱缰的野马”，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诠释“脱缰野马”的含义：全力以赴地前进，与时间赛跑，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不甘落后；不断突破学科的传统领域，不断拓展学科的新领域，不断追求新境界；从不甘于在某一具体学科范囿之内自缚手脚、满足于做一个专家，而是为了发挥学术“出主意、想办法”的功能，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不断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取长补短，打通学科间的人为壁垒。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费先生这样展望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学科，并向后人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静下心,坐下来,潜心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遗产,真正在这方面获得一些突破,那将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跃进。

从学科的狭隘意义上追念费先生，我们不禁喟然感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何幸而有费孝通！

费先生一生充满坎坷。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士与丈夫张荣华先生在缅怀父亲的《坎坷生涯平凡人，真诚心怀天下事》一文中写到：

由于疾病的原因，父亲早年的求学生涯就不是十分顺利，童年因为身体羸弱曾不得不就读女校，而且一辈子为哮喘病所困扰；在燕京大学期间还曾因患肺炎住院半年。1935年，父亲经历了一次常人难以忍受的死亡威胁和丧亲之痛。在广西大瑶山的实地社会考察中，父亲误入捕虎陷阱险些丧命，先母王同惠女士为救助父亲脱险而溺水身亡。……

还有，父亲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和对政治的热情使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从事社会活动的人物。1927年，父亲在苏州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的青年政治活动，迎接国民革命军进城。1931年，父亲在燕京大学念书时参加北平学生反对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示威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被人称为“民主教授”，后来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很快成为民盟的骨干力量。1946年，由于民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李公朴、闻一多、潘光旦和费孝通成为国民党特务暗杀名单上的人物。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暗杀了，潘光旦和父亲幸免于难。1949年以后，由于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在政界的影响而受到新政府的重视，组织和参加了一系列有关重大问题的工作。但是不久，1957年，父亲被打为“右派”，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厄运：蹲过牛棚，挨过批斗，参加过劳动改造。几乎每次政治运动父亲都未能逃脱，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段平实而深情的文字十分概括地素描了费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令人钦敬和感动的是，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遭逢逆境，费先生都能以常人所不能的坦然和宽和去面对：

在父亲的眼里，这些个人的坎坷只是一个平凡人的人生道路上留下的痕迹。他总是积极地看待自己的经历，从中国社会的命运中接受个人坎坷的遭遇。在我们所收集的文章里，看不到他个人的抱怨，看不到他个人的仇恨；看到的只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看到的只是他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的一片真诚。

费先生博大的胸怀与他敏而好学、思想独立而活跃深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时代，他从抱着治病救人的热忱而选择医预科，到认识到“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而决心“要学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完成了从一个有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爱国学生到一位深沉博学的学者的转变。1937年，年仅27岁的费孝通在为即将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所写“前言”的结尾这样写道：

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一群懂得了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的中国青年学生的初步尝试。在福建、山东、山西、河北和广西都开展了同样的研究。将来还会有更广泛的、组织得更好的力量，继续进行研究。我不太愿意把这本不成熟的书拿出来，它之所以不成熟，是因为日本人占领并破坏了我所描述的村庄，我被剥夺了在近期作进一步的实地调查的机会。但我还是要把这本书贡献出来，希望它能为西方读者提供一幅现实的画面，这就是：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并不悲观，但肯定地说这是一场长期而严重的斗争。我们已作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比日本的炸弹和毒气还更坏的情况。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在国运衰微、民族危亡的岁月里，这些文字和这部名著的字里行间，不仅闪烁着耀眼的学术智慧，浸透着青年费孝通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而且向世界传达出以他为代表的年青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在苦难中煎熬的中华民族必将重新崛起的坚定信心，显示了他超人的远见卓识。

作为一位思想家，费先生不仅关心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祖国，将“了解中国，改造中国，将自己的学术还之于民”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而且热爱人类、热爱世界和平。从1980年代开始，面对纷乱的世道和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他在大量的文章中，不断地表达一位世纪老人、一位思想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患和深邃思考。1989年，他在一次国际学术会上发言时指出：

我特别关心的是另一方面的教育工作，那就是怎样去培养出善于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里能够和平共处、并肩前进的21世纪的人。我之所以特别关心是因为我认为目前世界各国的教育还很少注意这个问题。

当前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种族和种族、宗教和宗教等等之间的公共关系，已经由于地球越来越小，使它们之间互相接触越来越频繁，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早期由部落和种族斗争所遗留下来的那种以对抗来解决矛盾的办法已因科技发达逐渐失去其实际可行性。这个一发牵全局的世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超常毁灭性的武器所威胁的不只是斗争的对方，而且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人类的生存。这已经是一般的常识。因而也使得这一类的矛盾必须避免发展成非常严重的对抗性质。但是到目前为止，针对这种威胁的思路却还是从减少或销毁这类武器本身着眼。20世纪的整个年代似乎还没有走上更理想的道路。

我想提出来讨论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从人的思想和意识方面积极地进行和平共处的教育，就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我称这种体系为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这个体系包括了21世纪人共同生存的根本规则，显然将联系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等的基本意念。

循着这个思路，费先生不断深入地思考，先后提出了“和而不同” “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等重大思想命题。对于这个思想过程、内容和背景，费先生这样解释到：

人类每逢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圣贤”，其实，这些“圣贤”就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博大、深邃、广阔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的代表人物。我曾经把当今的世界局势比作一个新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又在呼唤具有孔子那样思想境界的人物。我确实已经“听”到了这种时代的呼唤。当然，今天的“圣贤”，不大可能是由某一种文明或某一个人物来担当，他应该，而且必然是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晶，是全体人类“合力”的体现。近年来，在讨论全球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类的理想。但是要让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还提出了“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

后来，我又进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当代著名的文化学者刘梦溪先生在纪念费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发言中这样评价费先生和他的思想：

费老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但在我看来，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一个不断进行思考的思想者。

……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在他的晚年，他还提出了许多对当今中国极有价值的思想。其实，这些思想大家也是知道的，但我愿意用我的方式对他的两个令人震撼但又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思想，作一些诠释。有的文章谈到过他的这两个思想，但对于它们在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的意义，它的学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扬。

刘梦溪先生在上述这段引文中提到的“两个令人震撼但又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思想”，就是“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这些思想遗产，是费先生留给中国和世界、照亮人类未来前途的智慧明灯。

（参考文献及注释略）

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