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现代科学意义上学科成熟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对学术研究而言，术语作为剖析材料、探索理论的庖丁之刃，它们的发现、确认、针砭、转换的过程，便是学科基本框架和方法体系的逐步搭建与检省的过程。基于此，本文便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术语发现开始，展开对中国故事学研究的思考。

1935年，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的毕业生杨文松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对同型唐小说故事的研究中，提出用“故事流”的概念来描述传说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特性。他认为：“传说的数量虽然无限制而极复杂，但是它的形式却有一个因袭的模范，如果加以类别，即能使其统属于某种典型之下。从这种故事型式的研究很可以抽出原始文学的种种现象来说明其特性。”故而，他从“传说的表现方式上做类别的研究”，在一一追溯了唐传奇等古籍中的古镜、金刀、梦与枕、南柯等十九种典型故事的起源及其演变历程后，发现“每一故事的典型……能够沿着历史的时代传下来，而其流行的地域包括着东方和西方，无论纵横两方面，都像江河流水，很可以名之曰故事流”。

颇值得玩味的是，杨文松在论文结语部分明确提出了“故事流”的概念之后，并未再做深入的阐释，反而就口承与书写的关联、故事同型的原因展开了讨论：

短短数百字，不仅表达了对“口承—书写”思考框架的关切，还囊括了强调文化纵向发展规律的古典进化论学派、主张文化横向交互的文化传播学派等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对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多个学术流派的主要观点。以历史的眼光看，“故事流”从提出到被认作燕大时期民间故事研究的代表性发现历经了83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这个术语的确隐匿于经传背后不现真容。但今天，我们从这个术语的发现与阐释中，却能清楚地看到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钟敬文的故事型式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周作人与赵景深的童话研究等那个时代既有民间文学研究成果被吸收、垒实与拓展的状况。可以说，作为“民间文学同源论和传播论的忠实信徒”，杨文松以探求各种典型的起源与演变为目的的同型故事研究，清晰地呈现了文化进化论与历史-地理研究范式的深切影响。

在20世纪上半期，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古典进化论学派的观点依旧流行。该学派坚持用由低向高的进化序列解释人类文化的差异。在这种单线进化逻辑的影响下，历史-地理学派的比较视角与类型研究的范式成为学者认知人类口头传统与社会文化事象的一种主要方式，即试图以科学和实验观察的方法来分类与分析所收集到的庞杂材料，凭借母题-类型的术语工具体系，发现故事在不同时空（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变化，进而追溯故事的起源、原型与传播轨迹。虽然，这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因缺失对故事生产主体的关注，被冠以“机械方法论”之名而饱受批驳。但若结合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的哲学思考和历史经验，就会发现历史-地理学派对起源的探索，并非只是运用机械的方式去了解自身与同时代的文化，而是通过比较的视野，为同型故事搭建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流布模型，借此去深刻了解人类的境况。

单线文化进化论对故事学研究的统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渐次衰亡。一方面是由于学界逐渐接纳了文化相对主义对古典进化论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宏大理论进行解构的影响。与之相伴，类型学对世界模型的建构也开始不断受到区域文化研究需求的挑战。在世界故事类型索引的编制和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挑战产生的影响，即以故事生命史的方式呈现世界模型的编制模式，逐步转向对文化特质与地方需求的展现。

众所周知，从1910年阿尔奈（Antti Aarne）的故事类型索引，到汤普森（Stith Thompson）1928年与1961年的两次完善，他们共同完成了被称为“A.T.分类法”的世界故事通用索引体系。2004年乌瑟尔（Hans-Jörg Uther）《世界故事类型索引：基于阿尔奈与汤普森体系的分类与书目》的出版，使这个体系被扩展为A.T.U.（Aarne-Thompson-Uther）体系。需要注意的是，乌瑟尔的增补与修订，值得称道的不仅是在资料扩充、类型增补与缩减等方面对A.T.体系进行了完善，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坚持比较视角的同时，完成了类型索引从世界模型的建构向区域文化需求的转向。正如印度学者萨达娜（Sadhana Naithani）在书评中所说，“在汤普森的基础上，乌瑟尔的索引所取得的另一个进步是充分考虑了民俗学学科的理论转变。它不仅关注到当前对书面资料和主流文学作品的重视，而且也注意到性别理论的影响，并在书写故事类型概述时，将之用于分析之中。此外，该类型索引所涉及的材料囊括了包括北欧地区在内的许多以前未曾提及过的地区，令其在区域性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这些区域目录的建立，“重要的用途之一是当我们在一个国家的边界上挥动被我们‘忽视’的新类型或生态型的旗帜，试图捕捉这些类型在其他国家的回声时，这些回声有时出乎意料的遥远”。

在中国故事学的实践中，这种转向同样存在。譬如，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编制之初，文化特殊论与国际化的工作倾向之间便有论争。相形之下，晚近成果中对上述两种倾向的兼容，倒是充分展示了“让‘中国性’作为中国社会的连续性被有效地凸显出来”的努力。

具体来说，在学者惯用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目录与索引中，钟敬文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与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是特殊论的代表。他们认为，中国的民间文学作品，无论来源“大都要具有中国特有的艺术精神与风致。因此，制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主要必须具有这种理解，而后根据它去操作，才可能合理”。因此，钟氏与艾氏的索引都秉持了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原则，按照中国民间故事自有的体系进行了类型的编制。相较而言，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执行的是国际化的原则，即借用国际通行的编码体系，以A.T.索引为基础进行类型的分类与编辑，将中国民间故事纳入国际民间故事的比较体系之中。

在实际研究中，特殊论与国际化各有拥趸者。因而支持特殊论对突显文化特质的坚持，是否会贬低中国民间故事的普遍价值？支持国际化倡导的国际比较，又该如何理解近三分之一中国“特有”类型与亚型的勉强纳入？这些问题成了中国故事学研究中需要深思的重要问题。关于上述问题的争论，本文无需赘述，但其争论的影响充分地展示在后续的类型编制与研究中。金荣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和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均采用了折中的方式来兼顾中国民间故事的特殊性与国际化，即在A.T.体系的基础上，依照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类型的增补与减改。同乌瑟尔一样，他们都认可类型学研究和索引的不断编制，促成了对文本的大量编纂和搜集，也为故事学层面上的文化间对话提供了充分的比较平台。但是，是为虚幻的起源与宏大的演化模型添砖加瓦，还是为彰显文化多样性与地方需求而努力，当代故事学研究者们显然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

一直以来，依赖历史-地理学派建立的类型研究模式，中国学界对民间文学文本关联的认识，便如同杨文松的论题一般，是具有异文变体的同型故事。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认识随着立足本土语境的需求开始转变。

2009年，施爱东以孟姜女故事为例，依据传说围绕传说核构成故事叙述的特征，将围绕同一标志性事件或同一主人公而发生的故事命名为“同题故事”，并以“故事节点”作为探讨“同题故事”结构的重要分析工具。在他辨析自创术语与“母题”“类型”“功能”等既有术语之间的关联时，特别强调了“同题故事”与“故事节点”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中国故事学所面临的问题，只适用于同质文化体系内部：

这种明确进行术语工具适用范畴的界分，充分说明了在趋向文化特质的研究道路上，当代中国故事学的实践走得更远。当然，这种认识的推进与研究的拓展，是本土文化研究需求与相关理念认知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研究需求看，在中国文化实践中，“同题故事”不只是施爱东所讨论的传说，在狭义的民间故事范畴中同样存在，比如巧女故事、傻女婿故事等。按照历史-地理学派的观点，既往研究多是将它们标定为一个类型。但实际上，这些故事基本都是储量丰厚的故事集群。以“母题-类型”的工作模式，很难理清庞大集群中出现的母题链之间跨类型的链接与类型之间的组编。以类型之名，也很难概述那些有着惊人数量的复合故事文本之间的关系。

从认知背景看，首先，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文本概念的变迁。随着建构思潮的普及，在研究实践中，文本不再被视作等待被筛选和分析的中性客体，而是逐步变成了由主体、语境等诸多因素建构的对象。“同题故事”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以揭示区域文化特质为目的的研究中，文本被看成是一个历史范畴的具体形成过程而非一种普遍的“自然”存在。其次，是学界对“口承—书写”框架的认知变化。西方知识界对“口承—书写大分野”（The Great Divide Between Orality and Literacy）的文化论争，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中，“口承—书写”原本被认为是诠释知识属性及其认识意义的有效框架，但随着学者对人类交流手段及其技术革新经验的深思，这一二元架构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立足本土语境的具体文化实践研究表明，口承与书写传统之间具有密切的交互关联。从这种关联出发，口头传统研究中的文本，是在口头表达与书写记录之间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这一结果往往是不同表演实践的衔接节点。通过它，参与主体、文化空间、表达方式（口头、非口头与文字）、叙事传统都被链接为一体。认识到文本的口头性、过程性与复杂性，就能明白，在民间文学的领域中，任何一个文本的出现，都是对其生成过程中主体承继与表演建构的一种节录，是群体文化传统与个体新生实践之间勾连互动的结果。

依照上述对文本概念与“口承—书写”框架的重新认识，文本不再是遵循线性逻辑的同一型式的多元变体，它们之间的关联取决于其所属传统在文本中的存留。这种存留被帕里-洛德理论视为维系稳定的传统保守性：

实际上，传统的保守性与其在表达过程中的新生性是相互制衡的。在文化实践中，“完全创新的和完全固定不变的文本代表了一个理想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的两极，在两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新生的文本结构”。可见，作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动态系统，新生实践与固有事象的蹉磨，是口头传统传续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新生实践想要获得“传统标签”，必然会受到保守性的限定，以维系新生与传统的关联。只是这种限定的表现方式，“需要在经验性的表演中被发现”。

笔者在中国巧女故事的研究实践中发现，这种保守的牵引力量往往会通过模式化的叙事结构与稳定性的观念表达，完成它对传统叙事边界的限定：

既然稳定结构与固有观念是判定一个“新生”文本与其叙事传统产生关联的基础，那么站在“建构”与“过程”的立场上，重新划定文本集群的传统属性与聚合边界时，“同构集群”或许比同型变体，更适合来描述同质传统中“同题故事”文本间的复杂关联。

从“同型文本”向“同构集群”的术语转换，是故事学的研究视角从分类与传播转向结构及其传统关联的结果。在中国的故事学研究中，不乏推进此种转向的具体实践，比如李扬在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中对普罗普（Vladimir Jakovlevic Propp）功能范式跨文化适用的讨论，林继富以公约数概念细化结构在故事传统与个性叙事关系中的表现，漆凌云修订普氏理论以适宜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结构特征的分析和笔者关于中国巧女故事类型丛的研究等。这些实践都在努力搭建文本结构与其生成传统之间的阐释关联。总体来说，它们有着共同的认知前提，即对口头传统开放性本质的认可。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民族志研究成果证明了的事实：民间文学视域下的传统，常被视为与现代性相对的文化整体，但是在传承过程中表现为一个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由于主体的文化实践，使得过往与当下彼此连接，稳定与变异相互制约。

其中，“类型丛”研究的开展，是以“同构集群”为基础概念的。在中国巧女故事的研究实践中，“类型丛”作为类型的上级概念，是笔者用来标定“同构集群”中存在于单一类型内部与多个类型之间的不同层级结构单元多元丛构的专用术语。严格来讲，有效阐释“同构集群”叙事结构特征及其传统关联的工具，不是这一个术语，而是以它命名的术语体系。这个体系由“母题”—“故事范型”—“范型序列”与“范型对”—“类型”—“类型组编”—“类型丛”等一系列具有学术关联性的概念构成。

在“类型丛”的术语体系中，“故事范型”是担负承上启下链接作用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源于洛德（Albert Bates Lord）在口头诗学理论中的基本假设，即“在口头传统中存在着诸多叙事范型，无论围绕着它们而建构的故事有着多大程度的变化，它们作为具有重要功能并充满着巨大活力的组织要素，存在于口头故事文本的创作和传播之中”。

在展开后续讨论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下“类型丛”研究向帕里-洛德理论“求援”的原因：一是因为该理论在分析传统的动态性（the dynamics of tradition）时，证明了口头文本的独特性和新生性，为阐释类型丛的文化本质提供了分析基础。二是出于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即帕里-洛德理论在精神特征上与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试图重建历史和偏重历时性研究的偏好有明显的关联，同时又是形式主义和结构研究的某种接续。三是与“故事范型”的重要功能相关。洛德曾在讨论史诗与历史的关系时，将“故事范型”放到了推动传统延绵的首要位置上，强调了故事要素的组合与重组的重要性：

鉴于“故事范型”具有稳定性、模式化及其结构组织的重要功能，这一术语被用来表示“同构集群”结构中的基础性组织单元。在中国巧女故事中，存在着十个“故事范型”，即“困境”“求助”“考验”“代言”“破题”“困境解除”“巧名外传”“获悉”“认可”和“恶人得惩”。每个“故事范型”都负载着不同的功能，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呼应，共同建构了巧女故事得以生成和拓展的内部构制。其中“困境”“考验”“破题”和“困境解除”确定为基本范型。单就中国巧女故事的文本事实而言，上述四个范型依据口头传统的表述规则（基于口头性的时序逻辑与因果顺序），顺序连接为一个单线性的序列，即基本“范型序列”，进而构成了中国巧女故事类型丛最低限度的定义。与基本范型相比，“求助”“代言”“巧名外传”“获悉”“认可”和“恶人得惩”六个范型的出现频率，虽不稳定，但它们会依据具体类型所述事件的特殊需求，添加到基本“范型序列”当中，从而形成“范型序列”的多元化格局。可以说，“故事范型”遵从口头叙事规则排序而成的“范型序列”，建构了“类型丛”的内部结构层级与外部集群边界。

对“范型序列”结构功能的发现，与普罗普思想中有关功能序列的提示相关。虽说故事形态学思想的声名远扬，极易为普罗普的研究带来诸如形式主义之类的评价。但如果仔细且完整地审视普罗普的思想，便会发现他对故事的研究，从未停留在文本的形式表象之上，而是始终在历史新旧更替的动态过程中去考察民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为经验论者，普罗普将功能序列作为判定俄罗斯神奇故事的重要标准，是因为他对民间文学的口头演述规则有着深入的经验体悟：

他告知后辈的是：“不要在文本表层和局部现实中寻找民间文学的情节、母题、诗学因素与现实的关系，而要在文本的深层内容，在言外之意中，在其与传统的相互关系中，在这一传统转换的性质和方法，在潜在的民族志根源中寻找。”在这个意义上，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应当被称为“基于口头思维与讲述的神奇故事形态学”。

普罗普强调功能序列的排序总是相同的，虽然某些功能可以重复或从固定次序中消掉，但都不影响功能的固定次序。但对于中国巧女故事而言，这种结构单元的恒定规则并不完全适宜。因为从实际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故事中各种角色行动的多维共时到口语表述时的单线历时之间的转换，会造成各“故事范型”在顺序排列上一定程度的自由。李扬的研究中，也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与笔者不同，李扬找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功能序列要保持次序相同，就“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民间故事中功能（一）是必须被逻辑关系中的因果和内在关系决定制约其顺序（位置）；（二）是历时地、接续地、单一线性地发展；（三）没有被讲述者或者记录者人为地情节化”。中肯地说，即便关注到口头思维与表述的特点，普罗普的研究旨趣，仍然可以让他相对忽略具体讲述语境对民间故事叙事结构形态的影响。但是，李扬与笔者的研究，却发现加入了主体的文化实践，特定语境便成为故事叙事结构转换的关键。此时，“故事范型”在序列排次上的自由就取决于具体讲述语境所包含的各项要素了。

在这个意义上，“类型丛”术语体系的功用，不仅能够摹写“同构集群”的叙事形态特征，同时也能对文本传承过程中制约讲述主体创编文本的结构性成因进行开掘。因而，“类型丛”的研究，就可以为辨析民众口头叙事传统的稳定呈现与变异表达，提供足够的信息支撑。具体来说，“这种研究模式以结构主义的取态原则，依照形态元素的条分缕析，通过寻找文本集群聚合的基本原则和维系传承中依附地方或民族群体的恒定特性而形成的最终规律，从而最终揭示出民间叙事传演张力中稳定一端的力量来源——这种力量来自于民众的叙事传统，是凝结了文本生成群体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对自我与其所属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的复杂认识与身体实践的结果。一旦在比较的视野下，将代表稳定的结构规律与文本变体进行对照，就可以在两者的差异中发现民众生活赋予文本的文化特质与地方性特征”。

文章在开篇处提及，术语的更迭是对基本框架与研究范式的推进和检省。在中国故事学的研究实践中，历史-地理学派通过类型索引的编排勾描出的世界性同源图景，经典结构主义形态学研究对同构文本基本结构限度的规定，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学者为突显“中国性”而对国际理念不断吸收、内化并产出的过程，这种影响还将持续下去。本文从“故事流”到“类型丛”的讨论，不过是在中国故事学百年研究历程中，截取了数个与术语生产、视角转换相关的片段。但这些片段的串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故事学对既往范式与论断的反思和推进。这其中不仅有对同构集群聚合动因的思考，也有对基本概念和认知框架变迁的积极回应。

应该说，从文本的客体认知到建构特质的理解，从同型文本到同题故事、同构集群的术语转换，从异质文化比较到同质文化深耕的视角变化，中国故事学的实践一直尝试在微观经验材料与不同抽象层次的宏观理论之间穿梭往复，借由文本内部的架构，探寻生活世界中主体进行文类实践的叙事规则。种种努力朝向的便是米尔斯所强调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以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推动中国故事学的研究能够思考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之间交织的问题，也能参与到对社会结构及其内部秩序、历史变迁的内部动力、人性的构成及其社会意义等重要问题的探索和解答过程中。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20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