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建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是各个领域的共同目标。文学界各种力量重新整合，文学逐步形成“明确的政治形态”，民间文学也是如此。1949年7月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这次“文代会”实现了解放区与国统区文艺大会师，同时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绘制了一个对日后文学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体制”。1950年3月29日，在东四头条文化部的小礼堂召开了“民研会”成立大会，下设民间文学组、民间戏剧组、民间音乐组、民间美术组、民间舞蹈组五个专业组。大会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由大家自由提名的方式推选出47名理事。郭沫若任理事长，周扬、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从郭沫若、周扬的讲话以及研究会章程等内容，可以看到“民研会”在民间文艺领域的规范导引作用。民研会1950年至1951年不定期出版了《民间文艺集刊》,在第一册编后记中提到：

从这一表述可知，民研会所编纂“民间文学丛书”、刊物等，其宗旨都是引导新的民间文艺研究。1955年组织出版了《民间文学》一刊，到1966年共出107期，每期都有编后记，明确本期的组稿、刊发宗旨，同时也指明所期待的民间文艺选题，尤其从1956年开始这一趋向越发清晰。如果说民研会对全国民间文艺实践的导向容易理解的话，从当下而言，那民研会为何会对全国民间文艺理论进行导向与规划呢？基于此问题，笔者发现了不为民间文学领域关注，甚至社会科学领域都忽视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规划纲要》)。1958年7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纲要是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现况及其在最近几年内可能的发展来制订的。规划纲要规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工作的任务”。在《规划纲要》第二部分“各学科的重要问题和重要著作”的第十部分“文学”中，虽然专列了民间文学研究,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外国文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都旁涉民间文学。在《规划纲要》中也专门强调了学术刊物的改进和创办以及政府各部门、各省市的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并提到“各专门学会，应该和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机构建立密切联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形成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明确提出计划科学的理念，强调“科学院必需负起计划并指导全国科学研究的任务”。

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与民研会工作联系密切并多有重合。如贾芝就同时在两个单位工作，这在他的日记中多有出现。那时的学术领域，民间文学的发展不是主要依托高校，而是通过民研会这一体系在全国展开。民研会积极组织了新民歌运动以及农民画(壁画运动)、新故事的开展，策划了河北、江苏、四川、河南等地捻军传说故事、义和团革命故事、工人故事等的搜集整理，并开展了如何搜集整理的讨论。其具体的规划与组织以及民间文艺学新体系的设想都展现于1962年6月至1964年11月编辑的九辑《民间文学参考资料》中。其中第一辑开篇的“说明”中提到：

从“说明”可知这一资料编纂的宗旨与功能。尽管其为内部资料，但并未影响其流通以及在全国所发生的影响。当时时常有反映《参考资料》印刷数量太少、一到各地就被一抢而空的问题。另外，就是民研会关注全国各地民间文艺资料的搜集工作，如第五辑刊载了资料搜集“启事”：

此外在各辑中都有各地民间文艺研究的通讯以及广西、上海等地民间文艺研究规划，还有各地高校、学者研究工作的通讯，如第一辑“简讯”中附有安徽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成立民歌研究小组并开展该省新民歌、新诗画研究的信息，中山大学谭达先撰写“谈新民歌及其他”著述的计划等。总之，尽管《参考资料》为内部资料，但并未影响其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再加上当时民间文艺研究的组织体系，《参考资料》可以说是体现了《规划纲要》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要求，同时也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间文艺学文本与理论的双重建构。

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资料的出版一直是研究的重要层面。众所周知的是，从现代民间文艺研究开端的歌谣运动起，民间文艺领域就开始出版大量文本资料，如《江阴船歌》《吴歌甲集》《吴歌乙集》等。赵卫邦在《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概况》(Mo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一文曾说：“这场革命性运动中有两条主要线索，即创造新文学和开展造福自由个体的社会改革。《歌谣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词’更加清晰地阐明了主创者的普遍观念与目标：……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即通过征集歌谣，首先呈现不一样的文学文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左翼文学运动一直到延安时期民间文艺的搜集，以及基于搜集活动的文艺创作实践，引起了当时国统区、沦陷区以及国际学人的关注。1949年以后，首先就开启了“民间文学丛书”的编纂，在编纂中除了传统民间文艺外，还关注到土地革命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新出现的民歌、民间故事，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以及《陕北民歌选》中的《刘志丹》《骑白马》,《茅山歌》“第五辑”中的《人民政府人人爱》《妈妈领我上冬学》等。

对于如何搜集、搜集什么样的文本，从1950年代民间文艺领域的几次争论就可以全面展现出来，同时也从学术发展中凝铸了民间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搜集与整理。围绕入选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一册的《牛郎织女》一文，刘守华、李岳南展开了民间文学文本中有关“心理描写”的争论。相关争论已有专文专述，在此撇开争论不言，《牛郎织女》编入文学课本，一则说明它是新中国文学推广的重要文本，二则从校园体系进一步推广新的文学理念，即新的人民的文艺，这从课本将“民歌和民间故事”作为“文学常识一”可见一斑。而且，其中提到“民歌和民间故事都是人民的口头创作，在人民的口头上流传着……唱歌说故事也是斗争……我们现在学习的目的，在为人们服务，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学的是从事劳动生产的各项本领和提高劳动生产的各种科学”。正如刘禾所言：“文学介入生活，那时候文学的野心很大，目标不是成就大作家，而是创造新社会。怎样创造新社会？那就是要创造新人。”这一时期的搜集关注“新社会”民众的创作(民间叙事)，但是否在民间流传的所有民间叙事都应搜集，还是仅搜集具有“阶级意识”“斗争意识”的；所搜集的民间叙事文本应保持原始记录，还是可对其进行整理抑或改编呢 ？1957年至1959年《民间文学》刊发的数篇文章，以刘魁立与董均伦、江源的争论为核心，民研会到各地分会参与民间文学调查的人员几乎都参与了这一议题的讨论，后此讨论资料结集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既是民间文艺研究者讨论、关注的话题，也关涉各地民间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实践，同时也是1949年以后民间文艺近十年研究取得突出成绩及区别于之前民间文艺学之处。1958年7月，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形成了民间文学调查的“十六字方针”，即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并在会上举办了“民间文学展览会”。8月2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社论《加强民间文艺工作》，强调“许多传统作品只保存在老年人的记忆中，如果不及早搜集，就很可能失传。我国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民间文艺宝藏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宗财富，它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它对于世界文化来说,也是极其珍贵”。此外本版还刊发了《让万里山河开遍民间文艺之花》《我国民间文学蕴藏丰富》《民间文艺作品出版又多又快》等多篇文章，都集中展示了民间文艺工作大会的成果与民间文艺近年来的成就，并将“十六字方针”置于“让万里山河开遍民间文艺之花”标题之上。《人民日报》的集中展示与表述，既是对民间文艺工作的重视,也可说是对新中国民间文艺的定位。“十六字方针”是民间文艺研究的总括与统领，它与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撰也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文艺理论的总体建构一致。1959年7月31日至8月6日，文艺理论工作会议在河北召开，周扬在会上作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报告，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其具体阐述中民间文艺的内容所占比重极大，可见在其思想脉络中民间文艺的重要性。“十六字方针”可以说是其理论构拟的一部分，由此，民间文艺研究的宗旨为：一是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二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参考资料》集中呈现了新中国民间文艺的研究宗旨,同时也是对“十六字方针”的践行，朝着建构新的“文本”(文学)努力。《参考资料》第一辑、第二辑、第五辑到第七辑都关涉这一主题，在文艺实践与研究推进中，搜集问题聚焦于“原始记录与整理”，其指向为“民间文学文本”(研究)与“通俗读物”(普及)，这既是对20世纪50年代民间文学搜集问题讨论的总结、回应，亦是对民间文艺范畴的理论思考。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当时民间文艺的发展主要依托民研会体系，在《参考资料》中，这一线索清晰、显著。《参考资料》第一辑专列了《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文化局关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通知》(1961年9月11日)、《河南省开封专署文教局对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意见》(草稿)，在文件中明确了“各专、市、县文化主管部门和文艺艺术团体应当密切合作，对民族、民间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作出全面的规划和安排，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各地区的民间文学艺术遗产记录搜集起来”，可见当时的民间文艺搜集工作从政府工作规划内的促进与推广。同时对于搜集的范围与重点进一步具体化，河南开封要求尽快抢救戏曲和民间故事，尤其是“捻军方面的故事”；历代革命故事和歌谣，如“明末农民起义时李岩与红娘子的故事；太平军在睢县、朱仙镇一带活动的传说；捻军起义的故事；近40年来革命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中的故事、歌谣等，尤应重视”。《广西僮族自治区民间文学研究会筹备会1961-1965年工作规划(草案)》则明确提出，“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的开展，直接推动和繁荣了文学、戏剧创作”。其规划涉及培养人才、民间文学普查、出版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和作品选集、各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编写等。除了宏观上对于民间文学搜集范围、主题的讨论外，就是搜集中民间文学“文本”写定的具体化，其吸纳了全面搜集和重点整理的理论导引，总结了之前学术领域搜集整理问题的争论，在文艺的实践中，凝练出“记录稿与整理稿”，这既是从学术史上对歌谣运动“学术的和文艺的”回应，也接驳了1949年以后国家话语，即“新的人民的文学”。江苏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在具体文艺实践中指出：

江苏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发动了对南京民间工艺品云锦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其中对于流传较为广泛的“金边牡丹”故事，华士明撰写了《云锦故事“金边牡丹”的记录和整理》一文，对于搜集到的7篇记录稿的“主要情节和思想倾向”做了归纳与分析，指出它们“也许只是同一母题故事在流传中的差异；要整理好这篇故事，使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更符合于真正的劳动人民的美学观点，使整理出来的作品更接近于民间流传的本来面貌，就不仅要忠实地记录下口述者各种不同的说法，而且，也有必要了解讲述者对这故事的评价，以及寻问故事的来源”。他具体阐述了故事三次整理的过程，并说明了整理稿形成中的删节、集体讨论等。对于整理，提出“反复搜集”“原始资料”对于发掘民间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的本来面貌”的意义，以及基于此才能使得“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更趋于完美”。反复调查，异文记录，其宗旨是为了作品“原貌”。这是过去在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整理研究中所忽略的；在具体的民间文艺实践中，他们在探寻这一“原貌”，与民间文学类型、传说圈理论旨归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在具体的搜集中，他们对于文本的“记录”，遵循严格的采集信息细则，即讲述人(性别、年龄、职业、成分、住址)、记录人、记录时间、记录地点等，尤其注重“精华”与“糟粕”并存，而非后世所批评的不符合“科学规范”。在民间文学故事集中，对于所收录作品亦有明确规定，“凡是民间故事传说的形式写出的创作或根据民间故事传说的某些情节增删改编而成的作品，均不宜收入”。对于搜集整理热点人物与故事也进行了辨析、讨论。如张士杰对义和团故事的搜集整理，陈建瑜《谈谈张士杰同志的义和团故事》就是在张士杰对义和团故事搜集整理阐述、蔚钢《义和团故事的搜集与整理》回应基础上的推进，重点论述了张士杰义和团故事中“整理的”“在民间流传的义和团故事的基础上再创作的”“完全再创作”这三类作品。这三者的甄别，犹如约翰·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劳里·杭柯(Lauri Honko)对传统口头文学文本三类的区隔，即口头文本(oral text)、源于口头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和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

民间文学在努力建构新的人民文学文本，尤其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中，它与文学史书写交织在一起，此处以蒙古族《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为例做简要阐述。在《蒙古族文学史》撰写中，收到《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的三种文体的译稿。对于不同译稿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散文体与散韵结合体。经过讨论后，认为散韵结合体中散文体部分为续作，“续作部分与原作的艺术风格迥然不同，改变了寓言体的性质和韵文体的基本形式。后人根据明代蒙古封建主阿如戈台太师的传说改编创作而成……是一篇独立的作品”。这样韵文体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就是民间文学作品。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讨论会上，也重点讨论的是韵文体及其主题思想，并阐明了若将其纳入蒙古族文学史作品的话，主要辨别其主体是“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抑或“阶级调和论”。但为了更好理解这一作品，亦提供散韵体。可见当时民间文艺的异文采集、记录，为了“趋于完美的文学文本”，异文的多样化亦为文学史中的文学文本提供了阐释深度。

总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既为研究提供“原始资料”，同时也在关注“通俗读物”的普及，希望基于“原始资料”为民众提供生动的、符合社会主义审美的“读物”，促进民间文学的传播与创作工作。

从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兴起之时，民间文学的概念(包括名称)、范畴、基本特征等就是讨论的热点，从“民众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到“工农兵文艺”，一直到1949年以后所提倡的“人民的文学”。“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

1949年以后，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民间文学延续延安时期解放区的民间文艺思想,同时民间文艺的概念、范畴、价值、功能等亦受到苏联的影响。“在俄国教科书和科学书中(特别是十九世纪)，同时在日常通用中，不用外来语Фольклор(即这里译成‘民间文学’者——译注)这一术语,而是使用按其意思译成的俄国文字：народ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民间创作)，народ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人民文学)，уст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口头文学)等名词，尤其常用устная народ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口头人民文学)。”устная народ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俄语本义为口头(或民间)文学，当时翻译成口头人民文学与之后文学领域的“人民文学”概念一脉相承，特别是当时出版了大量“人民文学史”的著作与教材等。对于民间文学研究则逐渐改变“遗留物说”，认为“民间文艺是一株古老而永远年青的树，它每年都在添新叶，吐花朵。这是因为劳动人民永远是文化的创造者。特别是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新的社会和思想，必然更加丰富和新颖的反映在群众自己的创作里”。当时有了“劳动人民口头创作”“人民文学”“人民口头文学”等不同表述。如1950年，出版社出版了锡金、曲秉诚编译的《俄罗斯人民的口头文学》。此书完成于1949年夏，内容“原采自苏联的中学《祖国文学》教本1947年版(七年级使用)，本无作者署名。那本教本是莫斯科苏联教育部国立教育用书出版局出版，列宁格勒教育工作者集体编纂的，由A.C.Tpo(特洛依茨基)主编，不知是否即他所作，所以在译成后踌躇未敢署上他的名字。特告。”从其内容“导论——论谣曲”“歌词”“英雄歌谣”等，与前文所提及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有较相似之处。随着对民间文学在文学史地位的讨论，民间文学的名称渐趋统一，“主流论”“合流论”在学术讨论中其消解民间文艺边界的弊端凸显。除了这些对民间文艺本体性问题而言的外在讨论外，民间文艺之“口头性”“人民性”本体性问题的讨论亦在推进。朱泽吉《谈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特征》(发言稿)、段宝林《关于社会主义民间文学的特征问题》(发言提纲)等，专论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指出口头性是民间文学基本特性中的第一性，尤其是朱文专论了“口头”与“书写”的关系，他强调：

另外，朱泽吉还强调了民间文艺的独特艺术性即源起于其口头性，尤其是“富于音乐性、经常与表演相结合”。对于口头与书面之关系，以及对于民间文艺在“表演”中才能呈现其独特性等，我们可以看到与当下的民间文艺讨论有着一贯性，只是我们对于当时的学术遗产未有梳理与承继。值得关注的还有当时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论探索，如当时由《苏吉尼玛》等故事引发的对于神话与迷信的讨论。这一讨论关涉对待民族文学遗产的标准，“对藏族及其它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云南省民间文学搜集与文本整理中掀起的关于民间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另外还有对于“革命传说”与“革命回忆录”的讨论，从具体个案对劳动人民创作与民间文学做了区别，同时也指出了彼此之间的重要联系以及互相印证、补充的意义。

当时民间文艺领域大量引入苏联理论、苏联对民间文艺各门类的研究，尤其是当时苏联对其国内各民族史诗的研究。从1961年第11期《民间文学》刊发契切罗夫《苏联各民族史诗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始，《参考资料》第四辑又刊发了A.A.彼得罗祥《史诗〈玛纳斯〉的人民性问题》、K.达甫列托夫、B.嘎察克《论民间英雄史诗的起源》、B.普罗普《论俄罗斯史诗的历史主义》等，并在第九辑集中“选译了六篇论述英雄史诗的文章，其中前四篇着重谈史诗的比较研究方法，后二篇叙述史诗的起源与发展。由于选自苏联人的论著，因此文中涉及材料以俄罗斯民族及苏联其它民族的为多，偶尔也论及世界其它民族史诗”。所选文章为普罗普、嘎察克、耶·麦列丁斯基、符·M·瑞尔蒙斯基、鲍卡得辽夫、尼·伊·克拉甫卓夫等有关英雄史诗发展的基本阶段、民间英雄史诗的起源、斯拉夫各民族史诗的创作和史诗的比较，以及当代外国史诗理论问题等。这也促动了当时民间文艺领域对新疆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的搜集、研究工作，也为当下史诗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第三辑开始编纂1949年以前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史料，如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的启事、北京大学关于歌谣的纪事、关于歌谣的通讯以及刘半农编选的歌谣、容肇祖与杨成志所撰写的民俗学学术史总结等。《参考资料》第五辑则编辑了《民俗》(季刊)目录、《民俗学集镌》目录、《艺风》月刊《民俗园地》目录、《艺风》月刊民间特辑和专号目录、《民间》目录索引等。这些都是对于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梳理、归纳，索引中亦包含了民俗学内容。这一学科划分与归属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同时也说明当时在民间文学理论中关注学科史梳理与学术资料的整理。

此外，当时民间文艺领域并非今人所想象，没有国际视野，或者不关注欧美前沿理论。《参考资料》第四辑和第八辑翻译了美国民俗学会机关刊物《美国民俗学杂志》第74卷第294期(1961年第4期)的18篇文章，其中涉及英国、德国、芬兰、挪威、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印度、波利尼西亚、澳大利亚、非洲、刚果、南美洲、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因为不同区域民间文艺的名称不同，翻译保持了原文。这些是对世界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引入，同时也希冀它们能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发展的借鉴。在民间文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第三世界翻译运动影响极大。当时民间文学领域对非洲(如刚果)、拉美(如墨西哥、古巴等)等地民间文学翻译较多。《参考资料》集中编纂于1962年至1964年，新中国民间文艺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后，其研究体系与理论架构在构拟，也开始在践行中趋向成熟。另一方面，中国的民间文艺也受到国外学界的关注，尤其是苏联和日本。前者如李福亲(即李福清)对中国《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同时李福亲在文中提到，所用《孟姜女故事》就是贾芝、孙剑冰所编《中国民间故事选》中的原文。另外，李福亲还撰写了《现代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发表于《苏联民俗学》1960年第1期。日本鹿地亘专论了《红旗歌谣》。林山孚则撰《中国民间故事解说》，对汉族民间故事、少数民族民间故事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能够充分表现民族心理的，就是民间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无论中学生还是成年人，读了这本故事，都是有意义的……这里介绍的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发表的。不管中国的民间故事，在整理和再创作的方法上还存在什么问题，他们从传统中，采取积极的发展的态度，这方面是很可以学习的”。村松一弥《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少数民族文学集》序和跋专论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纂，尤其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的成就，他所选作品都是“中国各少数民族自己所创作的，因而这些作品中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口传文学；而且这些作品都是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到一九六一年六月间中国方面所采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他提到：

从上述苏联、日本学者(尤其是后者)，对1949年以后中国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关注，以及他们对于中国首次开启的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所予以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大量运用所采录作品，并非如当下学者所讨论的，当时的民间文学无“本真性”“原生态”等观念意识。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置于同一口传文学世界中，而非以文类来割裂其有机联系之举，就是对当下民间文学研究来说亦有借鉴意义。当下很多学人就专以某文类为研究对象，而将不同文类以及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加以区隔。村松一弥还与当时参与搜集白族民间故事的李星华之间进行了学术交流，他提到白族民间故事《辘角庄》与日本民间故事《烧炭长者》属于同一故事类型，就故事中的地名、人名以及一些俗语信息交流并希冀今后彼此资料共通。

总之，《参考资料》一方面有对民间文艺概念、范畴、价值以及具体的口头性、人民性之讨论，这对构拟新的文艺批评体系具有一定的助力——虽然受了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其对史诗研究的关注亦带动了当时国内学者对史诗的关注；另一方面，译介欧美民间文学理论与研究现状，如对《美国民俗学杂志》的整本翻译等。此外，还形成了与苏联、日本等国“新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的对话局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丰富性，而非如当下所述的那样“单一”、学术性不高。民间文艺学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十余年的发展，理论、文本层面的构拟已有轮廓，1962年至1964年《参考资料》集中反映了这一学术建构，同时也是未来学术发展的导向标。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后这一时段的学术遗产并未全面梳理。在此，我们希冀在今后的学术史、思想史梳理中，要充分关注1949-1966年民间文艺学文本、理论的学术见解，以为新时代民间文艺研究的发展提供某些借鉴。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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