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岁时民俗文献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萌芽，汉代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相继有岁时民俗著作问世。因岁时文献的内容与节气和农事紧密相关，最初被归入子部农家类。自隋唐开始，岁时民俗文献数量增多，官修类书专设岁时部。北宋仁宗时期，《崇文总目》中“史部”专列“岁时类”，这是岁时文献在书志中取得独立地位的一个标志。长期以来，岁时民俗文献受到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及文化人类学领域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本文试图从文献学角度探讨岁时民俗文献的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考察文献学视野下的岁时民俗文献研究，有必要对岁时、民俗、文献的概念进行简要界定，并简单介绍岁时民俗文献的分类。

1.岁时：“岁”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有很多学者对其概念进行过梳理、界定。如郭沫若、于省吾、容庚都认为古“岁”字的字形像一把石斧，是一种斧类砍削的工具，而《说文解字》对“年”的解释是，“年，谷孰也”。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岁与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是一种收获作物的工具。在远古的黄河流域，谷大约是一年一熟，因此，岁被当做周期 纪年单位。《说文解字》又是这样解释“岁”的，“岁，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木星每行一个星次为“岁”，一岁是两个冬至之间的时间长度，共365.2422日。不论是以物候还是以天文为依据，“岁”毫无疑问都是一个时间量度单位。 

关于“时”，《论衡• 难岁》曰：“连月为时，纪时为岁。”《说文解字》曰：“时，四时也。从日，寺声。”时从日，说明“时”是根据太阳一年的变化而形成的不同季节。据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考证，原始人通过观察和经验的重复，借用某种自然现象的周而复始作为岁年或节候的标志。因社会生活的需要，从一岁中划分为春秋二时，再从二时划分为春秋冬夏四时。于省吾认为，“商代和西周只实行着二时制，四时制当发生于西周末叶”。

简单地说，岁时就是指一年四季。

2.民俗：民俗一词在我国先秦古籍中已经出现。如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的《管子•正世》说：“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物、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意思是说，古代先民欲从政以治理天下者，必须首先注意了解国政、事物和民俗。这体现出当时统治者注意到民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于民俗的含义，《说文解字》：“民，众萌也”，《尔雅• 释训》：“存存、萌萌，在也”，释“萌”为存在的意思，所以“民”是以众多的形式存在的人群。《说文》人部云：“俗，习也。”《释名• 释言语》：“俗，欲也，俗人所欲也。”《礼记•曲礼上》：“入国而问俗。”注云：“俗谓常所行与所恶也。”《礼记• 王制》云：“修其教，不移其俗。”孔疏：“俗谓民之风俗。”民俗即为人民大众的风俗习惯。而最早给风俗下一个完整定义的是东汉的班固，其《汉书• 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班固认为，因地域水土不同而形成的人的性格语气的不同谓之风，受上层统治阶级喜好的影响而形成的民众的各种好恶、习惯称之为俗。因此在远古中国，“民俗”与“风俗”意义相近，是指人民大众的生活习惯好恶趣舍，其形成与地域气候相关也与统治者的导向相关。

3.文献：据记载，在中国古籍中，“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论语·八佾》中记载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汉宋学者都将“文”解释为典籍，“献”解释为贤人。这种解释在后世广为流行。最早用“文献”二字自名其著述的是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他在其著作《文献统考·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从文中可知马端临编写这部书的取材，有两个来源：一是书本的记载，二是学士名流的议论。张舜徽先生也对文献一词的概念进行溯源，他基本认同马端临关于“文献”的说法，认为不应将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包含进文献概念中，但同时也认为古代实物上载有文字的，如龟甲、金石上面的刻辞，竹简、缯帛上面的文字，属于古代书籍，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必须加以重视。

由上文概念分析可知，岁时民俗文献是指记录民众在一年四季中特定节气和约定俗成的节日中的民俗生活的文字，以及学者对各种岁时民俗的研究和评议。岁时民俗文献不仅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古代民俗的依据，也是历史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早在先秦、汉代，已有多种时令文献问世，如《夏小正》《诗经·邶风·七月》《山海经·大荒经》中的有关部分，《尚书·尧典》关于四仲星的部分，《逸周书·时训解》《管子·四时》《管子·五行》《管子·幼官》《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四民月令》等，这类岁时书籍一般记述一年四季的物候天文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禁忌和倡导。汉代以后，岁时民俗著作几乎在每个朝代都出现。因岁时文献的内容与节气和农事紧密相关，最初将时令之书归入子部农家类。

自隋唐开始岁时文献数量日渐增多，官修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都专设岁时部，这标志着随着节日活动的日渐丰富，岁时民俗文献也日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文体，在书志中取得独立地位。这一变化在书目中也有反映。真宗景德二年（1005）杜镐《龙图阁书目》在史传大类中专门列出岁时，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等修成《崇文总目》，史部专列“岁时类”，这是岁时文献在书志中取得独立地位的一个标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云：“前史时令之书，皆入子部农家类。今案，诸书上自国家典礼，下及里闾风俗悉载之，不专农事也。故《中兴馆阁书目》别为一类，列之史部，是矣。今从之。”指明了将岁时文献列入史部的原因。

岁时民俗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时令类专著，据内容又可分为以四季节气事象为主或以记录节日习俗为主或两者兼而有之。如隋代杜台卿的《玉烛宝典》属于节气事象和节日习俗兼而有之、唐代韩鄂的《岁华纪丽》分春夏秋冬四大部分，记有岁时节日习俗，但以四季节气事象为主、南宋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先记述节气事象，宜忌之事，然后按照季节顺序记述节日习俗。清代秦嘉谟的《月令粹编》主要记录节日习俗、清代徐卓的《节序日考》则是节气事象和节日习俗兼而有之。

第二类是对某一区域岁时节日活动的专项记载，大部分也是以节日时间为序。南北朝时期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录了我国古荆楚岁时节日，及民众在节日中的风俗习惯，也是我国最早系统记述岁时习俗的专著。唐朝李绰的《秦中岁时记》数则，记有“二月二日”曲江采菜、端午扇市、除夕傩舞以及与科考有关的习俗。阙名的《辇下岁时记》主要记录了唐都城长安春节前后祀灶、照虚耗、饮宴、歌舞、观灯等的岁时习俗。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乾淳岁时记》记录了北宋及南宋都城汴梁和杭州的民众的节日生活，元朝费著的《岁华纪丽谱》简单描述了成都的节日生活。明朝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其中卷二“春场”所附的岁时部分详细描述了当时北京一年四季岁时节日的信仰、活动、娱乐等。清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记胜》按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详细记录了清乾隆前北京岁时节日风俗，富察敦重《燕京岁时记》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清末北京岁时节日，顾禄《清嘉录》、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以十二月为序，记录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大量引证古今地志、诗文、经史、并逐条考订，是研究明清时代苏州地方史、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第三类是类书中的岁时民俗部分。类书是采摭群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张涤华先生关于类书的看法是“凡荟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者，皆是也。”

我国自隋唐开始官修类书就专设岁时部，潘耒为《古今类传岁时部》所作的序中说：“自欧阳修率更有“艺文类聚”，虞永兴有《北堂书钞》，而类书始行于世，其后踵而为者滋多，如聚百药于籠唯医师之所用，列五兵于库唯勇夫之所操，于纂言家固甚便也，无如编辑者难得通人罕能持择，谰言长语陈陈相因，令人易生厌倦，识者病之……此非家藏万卷之书，目有千行之敏，弃绝人事为之十数年而能精详若是乎？”这说明类书的编写广博且繁杂，非学识渊博之人不能担此重任。

包含有岁时部分的中国古代类书主要有如下：唐宋时期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至卷五，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卷一五三至一五六，徐坚的《初学记》卷三卷四，白居易、孔传的《白孔六帖》卷三卷四，吴淑《事类赋》卷四卷五，李昉的《太平御览》卷一六至卷三五，高承的《事物纪原》卷八，叶庭圭《海録碎事》卷二，不著撰人《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六至卷十二，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前集卷十至卷十八，王应麟《玉海》卷十二；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七至卷十四，王志庆《古俪府》卷二，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四；清代张英等《渊鉴类函》卷十二至卷二十二，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三，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卷1至卷116，董谷士、董炳文《古今类传岁时部》。

自隋唐开始，岁时文献数量日渐增多，官修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都专设岁时部。这一变化在书目中也有反映。真宗景德二年（1005）杜镐《龙图阁书目》在史传大类中专门列出岁时，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等修成《崇文总目》，史部专列“岁时类”，这是岁时文献在书志中取得独立地位的一个标志。

近代文献学者、民俗学者、民族学者、社会学者和文化文类学者非常重视对岁时民俗文献的研究，明确将岁时民俗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张紫晨的《中国民俗学史》，这是一部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民俗文献和民俗观念进行系统梳理的学术史著作，书中对《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析津志》《宛署杂记》《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广东新语》《粤东笔记》等著述及方志中关于岁时节日民俗的记述进行了较为恰当的评价，体现出鲜明的民俗学立场。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史》也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我国自远古直至当今的民俗文献和民俗文化现象，对我国历代民俗文献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书中的“下编”设六章探讨了先秦、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民俗文献。每一章都对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民俗文献进行简要的作者及版本源流考，并对内容加以节选说明。为我们了解民俗文献提供了较为完备详实的资料。乔继堂、朱瑞平主编的《中国岁时节令辞典》是专门介绍中国岁时节令的辞典。这本书的综合部分，简单介绍了一些中国古代岁时民俗文献的作者、版本、内容，对岁时民俗文献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基本材料。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的时间观念》是一部岁时民俗文献的专著，不仅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荆楚岁时记》的作者、注者及版本情况作系统的考订，探讨《荆楚岁时记》出现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并对文本内容细致分析，发掘其时间叙述特点，并从源流上探讨中国的时间记述传统，勾勒出从王官之时到百姓日用之时这一时间叙述性质的重大变化过程。这部著作深入文本，对文本内容具体分析，发掘节日内涵且总结文本叙述特点，对于岁时民俗文献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李道和的《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一书分为“民俗文学篇”和“民俗文献篇”，民俗文献篇的第二部分即为“岁时节令文献”，作者着重讨论了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杜台卿的《玉烛宝典》、陈元靓的《岁时广记》（附《事林广记》），这几部岁时民俗文献的文献学价值、史料价值以及在民俗阐释方面作出的重要理论，并在“一般岁节文献”的题目下对董勋的《问礼俗》、韩鄂的《岁华纪丽》、李绰的《秦中岁时记》、徐锴的《岁时广记》、吕希哲的《岁时杂记》、费著的《岁华纪丽谱》、周密的《乾淳岁时记》等著述进行了简单的作者版本考证。张勃的《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是民俗学视野下的一项专题性历史民俗文献的断代研究，是继萧放教授《〈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的时间观念》之后又一本岁时民俗文献研究的专著。该书不仅从民俗学角度高度评价了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价值，而且对明代重要的岁时民俗文献如《宛署杂记》《帝京景物略》《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北京岁华记》《松窗梦语·时序记》《西湖游览志余·熙潮乐事》《如梦录·节令礼仪纪》《武陵竞渡略》作了具体细致的研究，不仅考证每部文献的作者及版本源流，而且对每部文献的记述特征及其作为岁时民俗文献的价值都作了深入研究。

这些著作不同程度地分析了岁时民俗文献的文献学意义，但更多的是将中国古代岁时民俗文献作为历史民俗学的一部分，从具体文本内容入手，探讨我国古人对民俗的发生、发展、演变、地位、功能、风俗与社会控制，风俗与政治教化的关系等民俗学问题，或者从人类文化学角度，对中国节气、节日进行溯源，探讨其文化内涵。这都是岁时民俗文献研究的重要方向。关于文献学，张舜徽先生认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被称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从文献学角度对历史文献进行研究也就是“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以张舜徽先生的文献学观点为标准，李道和的《民俗文学与民俗文献研究》这部著作是较纯粹地从文献学角度对岁时民俗文献进行研究的成果该书的“岁时节令文献”部分，作者着重讨论了宗懔的《荆楚 岁时记》的写作时间、名称、文本散佚几个问题，探讨了杜台卿《玉烛宝典》的版本、内容、叙述特点、文献价值，认为该书在民俗阐释方面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李道和认为“《玉烛宝典》可以说是古代第一部也是少有的岁时民俗论说体学术著作。”此书还探讨了陈元靓的《岁时广记》（附《事林广记》）中所引用的文献如《荆楚岁时记》《玉烛宝典》《东京梦华录》等，通过不同文献对同一部书中同一处引文对比以及引文与原文的对比，令人信服地佐证了亡佚之书的内容，发现存世文献中的“脱文”“衍文”“异文”等问题，更好地还原了这几部岁时民俗文献的原貌。

下面再以《东京梦华录》为例，谈谈文献学视野下单个岁时民俗文本的研究。《东京梦华录》第六卷到第十卷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东京民众一年四时的岁时节庆，元旦朝会，元宵灯会，清明游赏，四月浴佛，五月端午，七夕乞巧、中元祭鬼、中秋玩月，重阳赏菊，冬至郊祀，除夕大傩等等，相关节物风俗娓娓道来，对后人了解研究宋代京城的岁时风俗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献学角度的《东京梦华录》研究在同类岁时民俗文献文本研究中算是比较充分的，其文本整理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1959）、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2006）、严文儒《新译〈东京梦华录〉》（2004）。虽然学者们对《东京梦华录》的文本做了较为充分的校勘译注工作，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对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进行探讨。如刘益安的《对新版〈东京梦华录〉注本质疑》一文指出元至正本《东京梦华录》及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岁时广记》中所引诸条与元至正本校勘，发现元至正本阙文讹误颇多，如卷十“除夕”后脱六字，卷九“十月一日”条脱二十三字，卷六“元宵”条脱四十字等。宋丽丽的《〈《东京梦华录》笺注〉疑误摭拾》一文认为，《笺注》“六月六”条引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四《朝会· 宜禳会》：“《道藏经》：六月六日，为清暑之日。崇宁真君降诞之辰，正一朝修图日。六月六日，真武灵应真君下降日，护国显应公诞生之日，大宜禳禬。”此处“《正一朝修图》日”应为“《正一朝修图》曰”。汪祎的《〈《东京梦华录》笺注〉注文拾误》一文指出了《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存在的标点误、字误、脱漏等问题。

此外，关于《东京梦华录》作者和版本源流的考证成果也非常丰硕。清代常茂徕在《读东京梦华录跋》中首次提出“孟元老即孟揆”。民国期间邓之诚先生则断然否定此说。孔宪易先生于1980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孟元老其人》一文，也认为常氏“孟元老即孟揆”之说是无稽之谈。理由是孟揆与《东京梦华录》所记某些内容的身分不符。同时还提出自己的创见即孟元老乃孟昌龄及其诸子孟揆、孟持、孟扬、孟扩等的“有服”晚辈族人——孟钺，并作了考证。李致忠的《〈东京梦华录〉作者续考》一文则遵循孔宪易先生的思路，补充一些资料，略加续考，孟元老即孟钺，孟昌龄孙，孟扬、孟揆子辈。杨羽的《东京梦华录——北京汴梁的琐闻杂记》和伊永文的《〈东京梦华录〉版本发微》都对《东京梦华录》的版本作了简单介绍，杨羽认为《东京梦华录》的版本“现在流通的有下列几种：一是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黄丕 烈旧藏的元刊本，二是秀水金氏梅花草堂影印的汲古阁景写宋本，三是明代胡震亨的秘册汇函本，四是清代张海鹏的学津讨源本，五是涵芬楼据明钞卷刊本说郛所引的刊本。”伊永文认为《东京梦华录》的通行版本仍存在很多问题，“应从不同的宋籍版本如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事林广记》，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无名氏的《锦绣万花谷》等中找到宋《东京梦华录》本的踪迹，从而来校正元刻《东京梦华录》本。从而逐渐整理出一个十分接近宋《东京梦华录》原貌的本子来。”可以说学者们对《东京梦华录》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相较与其他同类文献诸如《梦粱录》《武林旧事》要丰富很多，但专注于《东京梦华录》的岁时民俗部分的研究却仍是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将这些单个岁时民俗文本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进行研究了。

对单部岁时民俗文献，或某一部书中的岁时民俗部分进行整理、校勘仅仅只是开端，而不是落脚点，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如张舜徽先生所说“我们最大的目的，便是要在对文献进行了整理、编纂、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当然我们的目标不是编写《中华通史》，而是以断代或分类的方式对中国岁时民俗文献作系统整理研究，既凸显岁时民俗文献的文献学和史料学价值，也为其它领域如民俗学或文化学领域的研究提供文本支持。

岁时民俗文献是对经史文献的重要补充，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民众在特定时间生活习俗的重要途径，对于文献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的民俗事象、民俗观念都以文献为载体，而文献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播和演变的，通过文献梳理，可以清理民俗的传承演变。岁时民俗文献研究是以岁时民俗文献为基础的文本研究，因此首先必须对岁时民俗文献做细致的甄别、校勘、辨伪、注释、辑佚等工作。通过对岁时民俗文献的整理研究，以及不同岁时民俗文献之间的相互印证，发现单个岁时民俗文献中存在的脱字、衍字、误字等情况，为古代民俗文化研究提供更完善的文本依据。中国历代学者在研究民俗文化时，往往也通过对民俗文献的整理而进行民俗差异、演变的分析，如东汉应劭、晋郭璞、北齐颜之推、隋杜台卿、唐段成式、南宋洪迈、陈元靓、明胡应麟、清顾炎武等，都在文献考辨和民俗分析方面作出过突出成就。应劭的《风俗通义》中记载了大量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通过文献考证来判断俗传的真伪。如在卷二《正失》中，应劭引用多处文献反驳有关黄帝升天的俗传。他在文中说道：“《传》曰：‘五帝圣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佰智焉死。’其陨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又说：“《诗》云：‘三后在天。’《论语》曰：‘古皆没。’《太史记》曰：‘黄帝葬于桥山。’骑龙升天，岂不怪乎？”近代史学大家顾颉刚极为关注民俗问题，专注于孟姜女传说研究，他的古史辨伪首先是文献辨伪，在对文献本身去伪存真后，再讨论相关问题。闻一多所作的《伏羲考》也是广稽文献，《端午考》也是从文献梳理入手，才有所发现。

但是相对于经学、史学文献的整理，民俗文献的整理不太被学者重视，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民俗文献比较繁杂、零散，不如其它经史文献相对完整，难以形成有系统的研究；二是大部分民俗文献仅仅是民俗事象的载录，不是对学问的探讨，对其研究难以进入学界一贯推崇的“考据”的学术境界，研究者的学问和水平不能得到有效显现。但随着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当代人的关注与重视，记录传统节气、节日生活的岁时民俗文献也日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将岁时民俗文献按照断代的方式或分类的方式进行研究，运用文献学方法对这些文本进行甄别、校勘、辨伪、注释、辑佚，探讨其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阐述其产生的文化背景，这是古典文献学领域内庞大而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岁时民俗文献是对已经逝去的历史民众生活的记录，记录民众在特定节气或节日中的饮食习惯、敬神祭祖仪式的民间信仰、亲友往来的社会礼俗、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等等。这种生活内容世代传承之余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变异。英国人类学派民俗学者认为民俗是古代文化的“遗留物”，这种“遗留物”大量存在于现代文明里，如果它们被从现在的处境里剔取出来，得到详尽的研究，那么，古代文化的一些旧观念就可以被再现出来。但民俗学者对于岁时民俗文献的研究主要采取事象研究的方法。事象研究是对排除了主体和过程的具体现象的研究，其主要依据是相关历史资料和文献，而并非现实生活中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事象研究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研究，可以用来解释生活中的个别现象。但很多学者对这种研究方法颇有微词，如民俗学家高丙中就认为这种研究的不足在于：它只要民俗的文化构成，对民俗的发生情景弃之不顾，对民俗活动的主体悬而不论。

我国的岁时节日在汉代已经基本定型，在宋代得到相当完备的发展。将岁时民俗文献中的一些具体民俗事象凸显出来，与前代相关民俗事象进行对比关联，与传统历法关于四季、二十四节气的划分，民族传统、信仰、农耕生产习俗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政治经济制度关联起来研究，可以加深对这些民俗事象的理解，从繁杂的民俗事象中发掘出其中隐藏的意蕴与内涵，总结出文献所在时代的民众的生活特点及其深层原因。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华民族，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今天，正在大量、迅速地流失着自己的文化资源，而这些传统文化正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基础。传统节日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形成过程，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与传承的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岁时民俗文献是对历史上不同时代节日风俗的记载，是我们了解不同时代岁时节日民俗、对传统节日追根溯源的重要途径。通过断代或分类的方式对岁时民俗文献进行整理，描述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力求从繁杂的民俗事象中发掘出其中隐藏的意蕴与内涵，探讨其文化精神在当今节日风俗中的传承与延续，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重要举措。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