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伯君,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室主任。
摘要:从远古到20世纪初,中华大地上曾经出现过近40种民族古文字,它们和汉字一起组成了中国文字的百花园。本文从普通文字学层面讨论了坡芽歌书、尔苏沙巴文、纳西东巴文等“助记符号”与语言关联的方式,认为“助记符号”演变为成熟的音节文字必然要经过同音假借;认定一种象形符号是否原始文字,不应过多地考虑其形态,或其是否具有交际功能,而应该更多地衡量它们是否与固定的语言单位发生了关联。同时,本文还讨论了民族古文字造字法丰富了汉字“六书”及其理论、决定一个民族选用哪种文字记录本族语的主因等问题。
关键词:助记符号;成熟文字;民族古文字;普通文字学
01 中国民族古文字简介知多少
1. 阿拉美字母系文字
(1)佉卢文
(2)婆罗米字母文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八思巴字;西双版纳老傣文、西双版纳新傣文、德宏傣文、傣绷文、金平傣文。
(3)突厥文
(4)粟特系文字: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托忒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
2. 汉字系文字
仿汉字:方块壮文、方块白文、方块苗文、方块瑶文、方块布依文、方块侗文、方块毛南文、方块哈尼文。
变汉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水书。
3. 阿拉伯系文字
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
4. 自源文字
云贵川老彝文、纳西东巴文、哥巴文、尔苏沙巴文、傈僳音节文字。
5. 拉丁字母文字
老傈僳文、滇东北老苗文、波拉字母傈僳文、撒拉佤文等。
02 纳西东巴文与系统的“助记符号”
纳西东巴文
纳西史诗《创世纪》
03 彝文、傈僳音节文字与成熟文字的界定
彝文
傈僳音节文字
1.判断一种文字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准并不是这种文字符号化的程度,而应是文字能否按照语词次序记录语言的最小单位“词”或音节,即如周有光(1997:21)所言,“‘成熟’是能够完备地按照语词次序记录语言”。
2.系统的“助记”符号发展为成熟文字一般要通过同音假借。由“助记符号”演变为成熟文字的过程中,彝文经过同音假借,并对字形本身加以“符号化”。这一演化往往来自应用者的自觉,当助记符号细化到提示语言中的词的时候,其本身的繁琐就会促使应用者求变,合并、减省助记符号,质变到“记录”语言的成熟文字。同时,合并、删减的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符号化”的过程,因为一旦助记符号向纯音节文字演化,其原始形态就成了记忆的障碍。彝文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符号化”和同音假借的过程,才成为现在这样真正记录语言中词素的音节文字。
3.一种文字的成熟与否与文字创制年代的早晚没有必然的联系。按照学界的观点,纳西东巴文创制的时间晚于彝文,而傈僳音节文字创制的时间比纳西东巴文和彝文更晚。文字创制的年代可称作历史学年代,在文字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可称作文字学年代。文字的使用者往往很重视文字的历史学年代,以为形态原始的文字一定是历史学年代较早的文字。实际上,形态原始的文字不一定产生于远古时代,而成熟的文字也不一定在相对晚近的时候才会出现(聂鸿音 2012:609-614)。人们应该更加重视文字学年代,因为只有完美地记录语言的成熟文字才能代表使用这种文字的人对其母语的了解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哇忍波既是文字学家,又是首次对其母语音节进行归纳的出色的语言学家。
04 “坡芽歌书”与原始文字的助记功能
坡芽歌书
05 民族古文字对“六书”的继承与发展
西夏字
1. 西夏字对汉字“六书”造字法的继承与发展
(1)会意
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里对会意的解释是:“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是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根据各自的意义关联组合成新字。西夏文的会意字与汉字有所不同。
首先,汉字会意字多表示动词,而由于西夏字里没有相对原始的象形字,大量的名词、动词、形容词都用会意的形式加以表现,且构字的部件更多,至少由两个组成,如《文海》36.121:“”(腰)和“”(围)组成“”(裙);《文海》7.112:“”(膝)、“”(手)、“”(行)组成“”(爬),意思是“用膝盖和手触地前行”。
其次,为了更好地会意,便于记忆,西夏字大量采用“省形”的方式造字,并创造了相应的术语加以表现,如用“”(头)表示保留了上部;用“”(底)表示保留了下部;用“”(半)表示保留了左半,用“”(右)表示保留了右半;用“”(中)表示保留了中部;用“”(围)表示保留了外缘;用“”(脚)表示保留了延伸到下面的左部。例如:《文海》14.121:“”(阔),“”(广)左“”(宽)全;《文海》75.143:“”(秋),“”(稻)左“”(见)全。
此外,大量用否定义的部首“”,即“”(不)的左面表示反义:《文海》9.111:“”(告),“”(不)左“”(服)右;《文海》30.231:“”(粗),“”(不)左“”(细)右;《文海》31.211:“”(散),“”(不)左“”(集)全。
(2)转注
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里对转注的解释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谓“建类一首”指的是“把同类的字归入一个部首里”;而“同意相受”,即用意义相同或者相关的两个字互相解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981)释曰:“转注犹言互训也。”西夏语有些同义词或近义词由“左右易形”的两个完全相同的构字部件组成,西田龙雄(1966:235)首用“转注”这一术语来指称这种造字方法。例如:
用这种“易位”方式造出的字在西夏字典里一般都可以“互训”或者组合成双音词。如第一组字,《文海》杂7.111释曰:“”(人)者,“”(人)也;《文海》72.152释曰:“”(人)者,“”(人)也。这种“互训”的训解格式与《说文解字》里最经典的转注释例“考,老也”、“老、考也”如出一辙。
从传统的“六书”立场上看,西夏字的造字法是对汉字“会意”、“转注”等造字法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西夏文佛经
2. 音读与训读
在民族文字中,借用汉字记录民族语,其读音无外乎有音读和训读两种方式,如同汉字“东”借到日文里音读作to、“川”训读作kawa一样。这种借用方式是南方仿汉字等民族古文字的普遍做法(聂鸿音 1998:106-107),如汉字“风”,借到白文里训读为,义为“风”;汉字“走”,借到古壮文中训读为byaij,义为“走”。只是与日文相比,民族文字借用汉字时会有如下变化:
(1)整字借用,“音读”时,其意义与汉语不同。如白文“波”,音读,义为“他的”;古壮文“斗”,音读daeuj,义为“来”(聂鸿音 1998:106)。
(2)整字借用,“训读”时,会在原汉字之上加区别性符号,如:古壮文“tou”,义为“门”,在汉字“門”里加“丶”;古壮文“圡 to”,义为“土”,在汉字“土”上加“丶”;女真文“*inengi”,义为“日”,在汉字“日”上加“丶”;女真文“ *biya”,义为“月”,在汉字“月”上加“丶”(Nie 2019:115-120);西夏文献中,个别汉字采用训读,也会用加“口”的方式以示区别,如“嘿”字,《掌中珠》用它为西夏字“”(黑)注音。
(3)拼合成字,表意义的意符+音读汉字,如古壮文“”,义为“秧苗”,音读gyaj;“”,义为“削”,音读dat;侗文“伓”,义为“父”,音读pu(聂鸿音 1998:107)。
(4)拼合成字,表意义的意符+训读汉字,如古壮文“”,义为“种”,训读为ndaem(与壮语“黑”同音)(聂鸿音 1998:107)。
“仿汉字”和“变汉字”民族文字对汉字的借用和改造,极大地丰富了汉字“六书”造字法,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与交流。正如骨勒茂才在《掌中珠》“序言”中所说:“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如此则有逆前言。”(黄振华等 1989:5-6)
06契丹小字和女真小字与文字对语言的适用性
契丹字
女真字
(1)bie,动词基本形的语尾词。如:《女真译语》“”xa-ʧa-bie,“见”;“”o-mia-bie,“会”。“”还可用作纯表音字,如:“”ʧï-bie-xuŋ,“燕”。
07 八思巴字的创制与文字的社会属性
八思巴字
八思巴文大元通宝
08 结语
1.音素文字: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傣文、藏文、八思巴字、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托忒式蒙古文、满文、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老傈僳文、滇东北老苗文等;
2.音节文字:彝文、契丹小字、纳西哥巴文、傈僳音节文字等;
3.表意字与表音字的混合系统:女真文等。
4.表意文字:契丹大字、西夏文、方块壮文、方块白文等。
原载于《民族语文》2020年第2期
(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章黄国学”20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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