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中学、大学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小学与中学均为重点学校，尤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在20世纪50—60年代，与北京四中两个中学，是京城两大名校。师大女附中历史悠久、师资雄厚，高级干部子女云集。而像我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要想考入师大女附中，须凭借优秀的学习成绩。这所女校是寄宿学校，我从13岁开始住校，直至1960年高中毕业。在中学6年的学习生活中，同学们谈论的是理想追求，探讨的是人生价值。师大女附中“追求充实精神生活和积极求进取”的校风，使我终生受益。在以后的工作与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我从未消沉过，面对各种困难，我从未屈服过。

中学时，我们经常看苏联电影，看苏联书籍，唱苏联歌曲。记得看完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我十分激动，暗下决心将来要当老师，到边远地区去执教。高三时，师大女附中有保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名额，我与一些同学积极报了名。但是，保送名单公布后，却惊异地发现没有我的名字。我是班长，而且属于学习成绩优秀者，对于我的落榜，老师与同学们都很吃惊。后来我才了解到，因为父亲是右派，政审没有通过。我从19岁就开始体味到生活的挫折。高考时，尽管我的分数很高，但是，受家庭影响，无缘考入一类大学，被分到我报考的二类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读了我选报的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

新疆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具有魅力之地。大学期间，我心无旁鹫、刻苦攻读，由于成绩优秀，曾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干部。1963年12月，我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到库尔勒地区进行半年的实习生活。我所在的阿瓦提公社距县城库尔勒最远，我们都是住在维吾尔族农民家里，与他们同住、同吃、同劳动。为了更深入了解维吾尔族民众的生活与习俗，领导还让我挂职担任大队妇女队长。维吾尔族民众的婚丧嫁娶、节庆活动，都邀请我参加。外出要骑毛驴或骆驼。半年的实习结束了，我与维吾尔族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65年7月，大学毕业，我做好了去新疆工作的准备。但是，宣布分配名单时，我却被留在北京，并分配到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后来才知晓，是我们的系主任——著名学者马学良教授（后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并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由于他的力荐，我才得以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到单位报到后，领导便通知我去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什，参加史诗《玛纳斯》工作组的工作。《玛纳斯》工作组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文联、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方组成，从事柯尔克孜史诗歌手的演唱记录与翻译工作。刚离开校园，我便独自踏上遥远的征程。1965年，通往新疆的交通很不方便，我坐了5天5夜的火车抵达乌鲁木齐。停留1天，又乘坐颠簸的长途汽车，长途车清晨走，晚上停，由于旅店床位有限，尤其是女床位更少，一停车，我便提着沉重的行李小跑，才能得到一个床位，否则只能坐在旅店厅堂里过通宵了。乘汽车走了整整7天7夜，才到达新疆西南边境的小城阿图什。由于我一个人提着装满四季服装和书籍的行李，先期抵达的同志雇了一匹毛驴，驮着我的行李来到州政府大院中的一排平房，《玛纳斯》工作组就设在这里。我和师姐尚锡静同住一室，这里是我们的宿舍，也是工作室。这里已集中了多位柯尔克孜族学者、翻译家，也有来自北京、乌鲁木齐的汉族同志。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工作组还有一位“荷马”式的柯尔克孜族《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他在家乡阿合奇县已经演唱了7个月（半天劳动，半天演唱），演唱了5部《玛纳斯》。他被邀请到《玛纳斯》工作组，进行补唱，并演唱了史诗的第6部。

组长陶阳对我们说，当时苏联吉尔吉斯斯坦最著名的《玛纳斯》演唱大师仅演唱了玛纳斯家族三代的英雄事迹，而我们新发现的新疆阿合奇县的柯尔克孜族大歌手居素普•玛玛依，现已演唱玛纳斯家族6代英雄的事迹（后又演唱了两部，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够完整演唱玛纳斯家族8代英雄事迹的歌手）。我们要齐心协力把我国歌手演唱的《玛纳斯》翻译成汉文，介绍出去，必将震惊全国、震惊世界。我们分了6个翻译小组（每组1位汉族加1位柯尔克孜族），史诗的翻译工作日夜兼程，那时，阿图什每晚12点（相当乌鲁木齐时间10点）便拉闸限电，我们就点起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下继续翻译工作。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阿图什虽然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但当时仅有一条土路贯穿，街上只有两间低矮的店铺，一间是卖土特生产用具的，一间是只有两张桌子的餐厅。我在阿图什生活了9个月，对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对柯尔克孜民族的习俗有了一些了解与认识。

由于“文化大革命”，史诗的翻译工作被迫停止，我和陶阳同志返回北京。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包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受到严重冲击。不久，所有人员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我们曾经住过老乡家，后又去文化部静海县团泊洼农场。我从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城里女生，经过6年“五七”干校的劳动磨炼，竟可以一口气连挑40多担水，可以在一根10多米长的细木板上推独轮车运土送粪。割麦子，插水稻，样样农活都干得不错。干校的劳动生活，不仅使我了解民情、国情，增加了社会阅历，也为我以后的田野工作奠定了体力保证和承受困难的心理基础。

在干校期间还有一大收获，即劳动之余，我师从精通日语的王怡同志，经常去上课，这使我粗通日语，对于我日后的翻译工作大有裨益。由于中国文联各协会尚未恢复工作，1976年，我被调入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外国音乐研究室。我翻译并出版了日本著名音乐学者岸边成雄的力作《伊斯兰音乐》，伊藤孝的《日本音乐史》，岸边成雄的博士学生、中国台湾学者吕柄川的日文著作《台湾原住民音乐》等，还撰写了《外国音乐家的故事》（1、2）两册（被收入《少年儿童丛书》，多次再版，并被台湾用繁体字出版）。此外，我还发表了《中国燕乐与日本雅乐之比较》等论文。这期间，我还翻译了《伊犁木卡姆》歌词（维译汉），《维吾尔赛乃木》（维译汉）。我不是学习音乐的，通过努力，学到许多新的知识，也为音乐事业尽了绵薄之力。

在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几年生活，开阔了我的视野。1979年，我曾陪音乐研究所的所长赴新疆进行为期20多天的调查，去了喀什——这是维吾尔人聚居之地，也是维吾尔文化的摇篮。街上所见马车、驴车、牛车、骆驼车，妇女蒙面。我们在茶馆聆听了维吾尔歌手演唱的“达斯坦”（叙事长诗）。我们在阿克苏、库车、拜城，对维吾尔族的文化与民俗，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在拜城参观了著名的克孜尔千佛洞，在吐鲁番参观了著名的阿斯塔纳地下陵墓。

1980年，由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组织了一个由白鹰院长为团长、由资深音乐家、舞蹈家组成的赴日代表团，在日本访问了1个月，拜访学者，参观大学，观看演出。我有幸参加这个代表团，我与翻译徐效明同志是该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那年我39岁。

1983年，我被调入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研究所，在西北民族研究室从事维吾尔文学研究。这是我的业务专长，也是我热爱的专业，我对此机会非常珍惜。我赴新疆维吾尔地区进行调查，虚心向维吾尔学者与民众请教。这期间我潜心研究维吾尔古典名著《福乐智慧》，用整整1年时间对照突厥语原文、维吾尔现代译文、汉文译文三种文字，撰写了专著《〈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出版后引起较大关注，并被译成维吾尔文出版，销售一空。我研究维吾尔古典名著，能受到维吾尔民众的认可，是我最大的欣慰。我又连续发表多篇研究文章，有了一些影响。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学研究室的主任。

1986年，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是少数民族史诗的代表性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三大英雄史诗中，藏族英雄史诗与蒙古族英雄史诗，在我所已有学者进行研究，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缺少专人研究，所长刘魁立找到我，因我年轻时曾参加过《玛纳斯》的翻译工作，便动员我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子项目柯尔克孜族史诗的研究工作。从此，我开始走上研究《玛纳斯》的道路。《玛纳斯》是“活态”史诗，从古至今，这部史诗在柯尔克孜民众中口耳相传。尤其是被誉为“当代荷马”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已经完整地演唱的23万行的8部《玛纳斯》，是一部描写玛纳斯家族8代英雄前仆后继反抗入侵之敌，以及横扫一切恶势力的宏伟英雄史诗。为此，我再次走出书斋，开始深入柯尔克孜族牧区，访问史诗歌手，聆听史诗歌手的演唱，观察歌手与听众的互动，深刻认识到《玛纳斯》在柯尔克孜民众心中的神圣性。这部史诗已成为柯尔克孜民族的精神支柱与民族魂。经过两个多月在柯尔克孜牧区的田野调查，我掌握了许多鲜活的资料。

我以新疆阿合奇县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的唱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撰写、出版了几部著作：《〈玛纳斯〉论析》（27万字），《〈玛纳斯〉论》（43万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玛纳斯〉》（11万字），普及读物《民族英魂〈玛纳斯〉》。其中的《〈玛纳斯〉论》一书，荣获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山花奖•著作奖”一等奖。

1993年，我从室主任被提升为少数民族文学所副所长，至2003年卸任，我担任了10年所领导之职。虽然研究所的工作比较繁忙，但是，我依然坚持从事研究工作。这期间，我与研究所蒙古族学者扎拉嘎，被委任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各民族关系研究》负责人。研究所有多位学者参加了此项目，并吸纳国内著名学者参与此项目。通过潜心研究，通力合作，认真撰稿（我们不仅要亲自参与撰稿，还要组织审稿、修改稿件，前后历经5年多时间），最终由我们主编的上、下两卷本《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从秦汉至清末，近120万字）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出版后，反响较大。因为此著作既反映了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也以较大的篇幅及大量实证资料，论证了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对中华文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注重各民族之间、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强调了中国各民族文学的一体性、互融性与多元性。此著作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嘉奖。

2003年9月，研究所承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办的“西部丝绸之路民间文化调查研究项目”。我参与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田野调查，到各乡各村，访问歌手，录音、录像，做民族志田野调查报告。

2003年10月，我不再担任所领导职务，有更充裕的时间下田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柯尔克孜族牧区做田野作业。追踪老、中、青三代史诗歌手，见证了老歌手在民众中获得的崇高威信，见证了中年歌手的成熟，青年歌手的进步。在民众中，还会发现新的大歌手。并对歌手的记忆、创编、传承，听众与歌手的互动，现代化与传媒的迅速发展对口传史诗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调研，并运用影像与文字加以记录。

我承担了中国社科院院级项目“柯尔克孜族史诗调查与研究”，该项目要求将史诗《玛纳斯》的研究延伸至所有柯尔克孜族史诗的调查研究。我虽已是花甲之年，仍与柯尔克孜族青年学者一起深入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对柯尔克孜族史诗、史诗歌手、民风民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柯尔克孜是山地游牧民族，依据田野作业的规范，要求进入深山牧村。有的地方不通车，我们就租牧民的摩托车行进；有的牧村地处穆什塔格雪山脚下，海拔4400米，在那里做田野调查，要克服高原反应。为了寻访生活于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柯克亚尔柯尔克孜族自治乡的柯尔克孜人，我们翻越海拔4800米的雪山，到达群山环绕的柯克亚尔柯尔克孜族自治乡。有的地方尚未通电，我们就在烛光中对歌手进行采访，录制他们满含激情的演唱。我们经常要住宿在柯尔克孜族牧民家里，由于柯尔克孜族一般只备有一间客房，我们经常不得不男女合住。例如，1998年9月，我们7人同行去《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的家乡采访。在比较偏僻的麦尔凯奇村，同行的7人中只有我一名女性，在一个大炕上，我睡在炕边上，与其他6位男同志同住一室。田野作业是艰辛的，但是，我作为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者，只有深入田野，才能有所作为，研究工作才能扎实。

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中，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中是重中之重。口头传统研究与作家文学研究有很大差异，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其内容不仅涉及民族民间文学，还涉及民俗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历史学、民族文化及民族宗教等诸多学科，需要跨学科、多视角对其进行考察。

由于民族民间文学学科的特点，田野作业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民族口头文学研究注重实证，注重深入民族地区实地调查。通过亲身体验、参与观察，探索研究，提升理论，成为民族民间文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也是学术创新的基石。

田野定位，是田野工作的理论支撑。以往有些学人往往狭义地理解田野作业，认为深入田野仅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方法而已。实际上，田野作业要求田野工作者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下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在田野实践中，要不断充实、校正理论预设，甚至将其推翻，需进行理论思考。还要从实践与理论的视角，解释田野中获得的资料、得出研究结论。因此，田野作业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研究过程。

我从24岁开始赴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阿图什从事《玛纳斯》翻译，我70岁赴阿图什哈拉峻乡和乌恰县黑孜苇乡进行田野调查，74岁又远赴阿合奇县参加《玛纳斯》演唱会，拍摄歌手的演唱。后去哈拉布拉克乡，参加《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去世周年隆重、盛大的追悼活动。我从事史诗研究有50年了。柯尔克孜族民众为我披上柯尔克孜民族传统长袍，为我戴上柯尔克孜女式帽，他们以民族的最高的礼节以表彰我为柯尔克孜族史诗所做的贡献。为表彰我的《玛纳斯》研究，2011年11月，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委托吉国驻华大使到中国社科院为我颁发了“达纳克尔”勋章。这是我一生获得的至高荣誉和最有分量的嘉奖。

回顾走过的学术之路，感到欣慰的是，无论是在艰苦的环境，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都能乐观对待，刻苦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做得更好。《中国民族报》曾发表一篇柯尔克孜族学者写我的文章，题目是《与史诗相伴一生的人》，《巾帼英才》书籍书写我的文章题目则是《挖掘民族文化宝藏的人》。我之所以在史诗研究方面能取得一些成绩，我想其主要原因是能坚持“走出书斋，走向田野”。

郎樱

　　2011年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年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