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九秩的罗兴振一直给予我慷慨的信任。在我们团队里，陈泳超是男性教授、核心领袖；本人求学时间最长，是团队中稳定的螺丝钉；其他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往来不绝，以女性为多。其中几次调查也有外校教师加入，如台湾中正大学的杨玉君(女)，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赵昕毅(女)。

除了陈泳超，村民们见过最多次的人是我。很多村民不敢主动接近他，就先来找我交流。在调查初期，我们的访谈对象大多来自村中主流人士的“朋友圈”，那些与主流看法不合拍的村民，往往被有意隔离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像羊獬村的“文马子”潘炳杰就是受到排挤的特异分子，在短期调查中很难发现他。然而他却在一次仪式之后，从熙攘的人流中主动找到我，讲述他“梦中神授”的书写经历。还有将传说编成歌曲演唱的羊獬村民谢振鹏，他也主动为我以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旋律演唱了自编的七言诗“羊历万情深”。这些风标独具的人物日后均成为我们的重点访谈对象，他们的心态颇具代表性：陈泳超是有威望的男性教授，身边时常簇拥着政府官员，毛遂自荐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不如先与我这样的女学生接触，则无需畏怯。假如调查团队中没有介乎外来权威和本地村民的中间人，被动等待有访谈价值的村民主动上门，无异于守株待兔；设法摆脱地方精英的控制自行搜寻线索，也必将加倍付出时间和精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和蔼耐心、有亲和力的特质，无疑是田野作业的重要优势，可以有效弱化被访者对陌生人的戒备心态。我们团队通常先由女性上前询问，眼看熟络起来，男性才做出若无其事状悠然靠拢。2009年7月，陈连山带我和张志娟、阎婕三女生赴湖北省房县调查民歌，我们必须在山洞的隧道入口处搭乘顺风车(没有长途汽车和出租车)，才能赶在施工隧道合龙之前通过，否则要绕出至少四小时山路从另一侧进入县城。四野无人，我们都担心拦不到车，没想到驶来的第一辆车就停下，司机对我们三女生打量一番，便爽快地搭载。事后我们得知，当日上午房县刚刚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一名男性嫌犯在逃，全县的电视广播滚动播放通缉令，所有路口关卡都在拦截过路车辆逐一搜查。若无三女生同行，恐怕没有司机敢搭载一位身分不明的男性乘客。

前举数例可能会被质疑，在这些情境中发挥作用的，是否也有学生身分和外来者的权威感？理论上讲，验证这一点需要控制变量，将两组性别相异、其他身分相同的调查者置于同一田野中，开展相同的工作。这在现实中当然无法达成，性别不可能与其他身分完全剥离，得到纯粹的检验。不过由此也可推知，“男性优势论”同样无法得到证明。或许我们可以从对女性调查者的负面意见中考察，概括起来无非如下方面：

第一，人身安全。不得不承认，女性更容易受到性骚扰，甚至是某些犯罪行为的首选对象，很多反对意见是基于安全性考虑。不过他们也忽略了另一种事实：安全性并不完全依附于性别，更多取决于自我保护的意识和策略，没有人能彻底庇护他人远离风险。如同交通部门的统计数据所示，女性驾驶的事故率远远低于男性；即便如此，女司机依然背负“不擅驾驶”的污名。实际上，在田野中发生安全事故的男性不在少数。安全意识较强的女性往往小心谨慎，自恃有优势者反而容易麻痹大意招致险情。

接下来的问题是，安全性如何保障？排除不可预料的偶然性因素，这是纯粹的技术操作而非学术命题。就拿预防性侵害来说，至少需要在同伴、路线、方案、设备、着装、心理警示等方面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并做好紧急情况预案。

2012年岁末冬季，我与师妹张志娟两人共赴山西洪洞调查二郎信仰，无论发生何种情况，我们都形影不离。事先已请陈泳超电话周知当地县长、乡镇干部等各路人士，由在当地颇具口碑并与我们熟识多年的羊獬村老支书于占辉做向导，请他挑选一位可资信赖的本村男性司机，每次活动均四人同行，我绝不在没有他们陪同的情况下涉足偏僻地区。住宿也选择县城繁华地带的正规宾馆，天黑前必须返回。虽然需要每日往返一次县城和山区，所耗也无非车费、房资而已，以此将危险系数降至最低。

其中一日将赴某处建于矿区山顶、人迹罕至的二郎庙。我事先与庙祝电话联络说明来意，却遭无理由的断然拒绝，对方似对外界来访十分排斥。次日，在矿区公路边被煤灰熏得黢黑一色的大车店里吃面时，我硬着头皮恳请老支书和他通话。老支书人情练达：“喂，老X！吃饭了么！”其实他和老X素不相识，“吃哩？……我羊獬，我想上你庙里烧个香。”挂断后我问：“假如他说‘没吃’怎么办？”“那就过来一块吃点儿！”尽管如此，对方依然十分警觉。庙祝是神情冷峻不苟言笑的中年男子，不过是给我们开庙门，他竟带了五六人、驾两台车，同行数人皆精悍壮硕，紧随其后，面露不善之色。庙祝对我们的来历满腹狐疑，老村支书见状即详加介绍，尤其强调他和司机都是本地人，并给每人手里塞上一支烟。我们也随机调整了访谈方案，明知对方不懂，我也大谈特谈对论文研究的设想，做出只关心信仰传说之状，绝口不问他们的私人经历，还故意提两个呆气横溢的问题：“书上说……书上还说……是这样吗？”对方忍俊不禁：“你不是研究生吗？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哩！”后续访谈顺利多了，先前紧张对峙的气氛涣然冰释，庙祝终于相信我们只为民俗调查而来，还引我看一块新镌功德碑：“这上有我的名儿！”采访结束，我们拿出事先备好的小礼品，他接过后先是有些惊讶，然后挠挠头思索着什么，忽然指向一个方向：“下山路上还有一座二郎庙……”

也是在这次调查中，某村的二郎庙住持是曾以经济诈骗被判刑的出狱人员，村民都避之不及，我执意采访，终于说服一位八旬老人引我们去。类似场景重演。访谈结束后，被访人高兴地拿出正在规划中的创业方案彩页赠送我俩，还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用谢！”

在这两次经历中，我们前期的各项安全举措几乎都发挥了潜在的作用：地方政府和村镇领导知情、可靠人士的协助、路线方案的选择、沟通策略等等。虽然没能详细获知访谈对象的个人经历，但是此项缺憾并非我要考察的重点，可以通过调整写作框架予以规避。若没有万无一失的应对举措，宁可将相关对象从计划中舍弃，也不应贸然涉险。

即便谨慎如此，我们也曾遭遇意料之外的状况，比如在庙会集市附近被一位神智异常的男性尾随，怒目视之，对方便退却了；假如这一招不行，我的下一步预案是：大声呼救，喊来不远处的同行者，并迅速返回人员密集处。另一次夜间十一点多接到男性报告人打来电话称提供材料，我们草草挂断，此后凡夜间来电一律不接听，如有必要，次日白天再回复。

质疑者或许会说：看，还不是需要男人保护？须知我们与老支书和司机是合作关系，各自发挥身分优势，并不依赖男性。况且，有男性同行就一定能免于伤害吗？我的一位女性朋友由父亲、姑父和表兄轮流陪同在家乡调查，这些男性亲属在场时，她依然受到被访人不止一次语言骚扰，她的男性亲属却不以为意，事后也丝毫没意识到这是一种侵犯。在男权文化主导下，连男性亲属都未能识别骚扰，遑论保护？何况还有事例显示，有些侵害就来自被给予信任的男性陪同人。总之，这些因素不应被视为女性从事田野工作的障碍，性骚扰也并非只发生于穷乡僻壤的田野里。女性需要自我保护的智慧、策略和勇气，而不是寄希望于男性庇护，更不必自困、逃避和隔离。

第二，社交规则。田野调查需要在短期内与陌生人频繁打交道，这些社交场合自然也遵循通行的性别规范。最常见的观念是以为酒桌上只有男性才能发挥特长、获取资料，女性往往窘迫被动。

经常有外专业人士问：“民间文学优先招男生吧？”“你们专业的女生，酒量都很大吧？”玩笑背后是某种习惯性认知，其误区在于将严格施行安全举措的田野调查等同于缺乏此种保障的一般性社交场合。我们团队反复申明的纪律是：女生滴酒不沾，保证全身而退。有了这样约定，酒场上的女性反而比男性安全。女性抵赖不饮原本就是得到默许的社交规则，主人若强令饮酒，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人都是危险讯号，不止对女性，更不限于调查场合。

2010年11月，陈泳超携我在湖南永州市道县的田广洞村调查。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协助我们的村领导陈氏兄弟特意按当地接待贵宾的最高规格杀了一条活狗，在家中举行酒宴，并邀请村中几位年高德劭的族长共饮。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田野应酬，来看看当晚的情状——

我们被陈某热情邀至家中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菜色自然十分诱人，陈太太烹制了新杀的小狗、腊肉、腊鱼，辅以当地特产的香芋；餐桌正中却摆放着一个洗脸盆大小的铝盆，土产米酒盈满其中，旁边还有两个各五升左右、尚未拆封的白色塑料酒桶；主人介绍说，当地习惯不设酒勺，每次干杯之后，需手持茶碗大的酒杯径向铝盆中舀！老师眼见逃遁无地，便小声叮嘱我务必抓紧与长老们同坐的机会采访，并将他自己想问的问题也先告诉了我。甫一入座便由主人开始车轮战，我推辞不饮，主人就招呼我多吃菜，并未强劝。“北京来的教授”自然是众矢之的，我大快朵颐之余，眼见老师尚未举筷便几杯酒连续下肚，深感若不尽心竭力，实在有负重托。几位老族长略用了些酒菜便笑嘻嘻地看众人觥筹交错寻热闹，长达三小时的酣宴提供了充足时间，使我得以将当天调查的现象一路追问到底。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白天搜集的内容竟都是当地主流人士希望对外宣传的说法，跟不上最新形势的老族长的口述才揭开了被遮蔽的传统阐释，对新编传说他们纷纷表示“没听过”。假如不参加晚上的酒宴，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些至关重要的情报；席上众人都在乐此不疲地专注于灌醉“北京来的教授”，根本没留意我与长老们的交谈！

以喝酒换来的信息，也一定可以用其他方式获取。推杯换盏固然增进感情，但对推进调查深度而言，未必有直接效用。毕竟，生活中可能遭遇的交流困境在酒桌上也难以避免。另一次酒席上有一位瑶族男性，老师向他询问瑶族流传的舜帝传说，他道：“喝下这杯就告诉你！”老师当即饮尽，围观者无不兴奋喝彩。此人得意洋洋仿佛占了上风，实则并不知道答案，顾左右而言他，不过为诳一杯酒取乐，学者枉受欺骗。

对于男性调查者，酒席隐然成为某种负担甚至障碍。醉卧酒场影响次日调查已是家常便饭，我还曾听说男性学者和调查对象喝到胃穿孔、胃出血以至被送入急诊室的惊险事件。认为男性天生适应酒文化的社会性别偏见，在打击女学者自信的同时，也是男性的不可承受之痛。

第三，来自调查对象的限制。持此观念的理由是民俗调查中如丧葬祭祀、黄段子、酸歌等事象均包含了大量针对女人的性别禁忌，但此观点忽略了男性也同样受到性别牵制。可以说，有多少男性话题，就有多少相应的女性话题。我本人就经常受村民之邀，自由出入他们的卧室、后院和厨房。我在羊獬村妇女杨某家中观看她进行祭祀前的筹备，熟稔之后她又热心介绍我去邻居家访谈，由此结交了秀异村民张梁子。我们团队对民间知识分子吴青松进行过长期采访，有几次就是在陪同他接送孙子的过程中见缝插针地完成。在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婚育、饮食、节日、家庭、亲属制度等重要命题均无法与性别因素割裂开讨论，何况还有许多并不强调性别区隔的话题。

田野调查大多都是在生活场景下开展，多数女性不仅应付裕如，甚至连一些难题和敏感话题，我们团队也往往派女生上阵斡旋。有些人物是村镇干部不希望我们接触的，为此不得不采取一些声东击西的小伎俩：由老师将陪同者引开，我们趁机混迹人群中偷偷采访。尤其是对巫觋、煤老板、刑满释放人员、秘密宗教和会道门领袖等人的访谈，皆以女性提问为主。即便有疏漏之处，女性调查者也更容易获得村民的原谅。

大部分情况下，多元而非单一身分构成的团队比较有利于赢得信任。许多访谈对象至今与我们保持密切联络，我们可实时获知当地最新动态，就在今年的小年夜前一晚，我还收到韩家庄村民韩勤双发来他拍摄的玉皇楼悬挂彩灯的微信视频。若一味强调性别与调查目标的冲突，反而可能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方言难道不是限制吗？是否在家乡调查，不也存在某种优势或弊端吗？它们对调查过程的干预可能远比性别因素显著。一切学术研究都应在个人兴趣和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民俗调查自然也不例外。

第四种顾虑则源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误解和偏见。譬如，认为女性做不到心无旁骛，总是分心家庭，牵挂孩子。这是因为多数男教授家里的老人、孩子有太太照看，故能潜心在外调查。两性的家庭分工不平等，女人被施以家庭和职场的双重压力，还常常要面临严苛的指控。

亦有人认为女性应该单纯、幼稚、肤浅、不谙世道人心，不能胜任关系复杂、需要随机应变的田野调查。这一对女性的低智化看法有时会以赞美、呵护式的措辞表达，但并非对待女性的正确态度，而是男权视角的女性观，其潜在话语是：女性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需要男性提供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在男性荫庇之下才能生存。退一万步说，即便差距果真存在，也该从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层面思考这种“天真”的成因——女性总是被粉红泡泡式的话语包围，被娱乐和消费主义绑架，被灌输以生育为天职，被切断一部分外界的信息来源，她们是否还有充分接触社会现实、思考社会问题的机遇？这是将“后天”传统移嫁为“先天”遗传、以此建构男性威权的话语策略，女性特质就在这种文化体系中被型塑，对此，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更应保持敏锐洞察。田野调查工作要求从业者追问既有的阐释，从结构上对现象进行独立判断。在男权主义者(不等于也不限于男性)看来，具有这般反思能力的女性不容易被掌控，也不再“美”和“可爱”，甚至“不像女人”了。

此外，对女性的社会认知、团体协作、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抱有成见，将身边的负面事例放大到“女性无友谊”的性别基点上评判，也是一种歧视性论调。至于担心男女同行(如男教授带女学生或反之)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或为降低调查成本，在避嫌、怕麻烦的心态驱动下，异性从业者本应平等享有的机会就经常会被剥夺。

由是观之，所有认为“女性不宜”的理由均无法证明：对于一般性的田野工作，性别有超越其他身分的控制力。将表层的技术问题夸大为本质缺陷，将个体经验上升为群体特征，不假思索地得出“女生就是麻烦”的结论，这是挫伤女性学者的隐形暴力。

纵观上文，不难发现来自学界同行的歧视言论远远超过田野调查对象。对民众来说，学者的外来权威身分通常凌驾于性别之上。我的被访人从不吝给予我真诚的鼓励、帮助和馈赠。住在历山上的罗兴振曾专门托人到县城购买艺术书籍赠我，并附信嘱我用功研习。如今任教美国的女性民俗学者游自荧在山西调查时，她从河南农村到北京大学、再负笈海外的求学经历被广为传颂，各家争相以丰盛的美餐邀请她到家中为小孩励志，以至于她不得不为了满足村民的热烈约请而调整调查日程。

女性调查者直接感受到的轻慢态度更多来自同行，他们未必含有恶意，却似乎无意克制面对女性时内心的优越感。学者C教授看到我自己拎箱子爬楼梯，笑道：“怪不得老师愿意带你们出来，你们不给老师添麻烦。”另一位与我一起调查的Z教授发问：“你怎么不去逛街买东西，跑这儿来干这个？”还曾听到B教授说：“女生出个门，化妆品先带一大包！”来自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歧视比社会偏见更具伤害性，其背后的逻辑却是自证循环：

这使人想到波伏瓦引用萧伯纳的话：“美国白种人大体上把黑人降低到擦皮鞋的一类人中，由此可以得出，黑人只能擦皮鞋。”她以此阐明：“当一个个体或者一群个体被控制在低人一等的处境中，事实是他或他们就是低人一等的。”学术共同体对女性从业者有意无意的压制无疑是为了建构和维护内部的性别秩序，女性学者自由参与竞争可能会使一些倨傲的男性感到恐惧。

玛格丽特·米德进入南太平洋群岛的萨摩亚人群时，尚不足24岁。她的决定震惊了导师博厄斯，出于安全考虑，导师更希望她选择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社区。生性倔强的米德没有被说服，她最终在萨摩亚生活了9个月并出色地完成研究。如米德一般卓荦不群的女性学者几乎分布在各个领域，她们从不惮于胜任宏大思考、引领学科前沿。不得不警惕的是，主流舆论将一些成就卓著的女性学者打造为榜样进行表彰和歌颂，如果没能同时揭示更多女性面临的困局，这种倡导就隐含着障眼法式的陷阱。它诱导女性以为只须凭借个体的意志力、学术训练和勤奋工作便能获得成就，不去讨论社会结构、制度安排、政策与文化造成的压迫，以个体差距为由掩盖性别不平等的核心矛盾，以此转移女性争取正当权益的目标。

《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中描述过一位民俗精英尤宝娅。在“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里，羊獬、历山、万安三地为争夺话语权，多年纷争不断。主持整个文化圈内大局，在各村之间调停矛盾，募化巨额款项、掌握财政大权，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是一位女性！在当地尽管多数时候都是男性议政，但她一个女性就足以压倒几乎所有男性了。她的身分横跨政府官员、庙社执事和巫性人群三个阶层，手下有各路人马前呼后拥听从调遣，无论地方干部、庙社执事，还是巫婆神汉、普通村民，都对她敬畏有加，有些就是她一手提拔的，连一向固执自负的罗兴振也不愿过于跟她的意志对垒，有时不得不听命于她。她在戏台上对乡民们发表声振林木的演说，其凛凛威仪连我们调查者都为之摇撼。民间活跃着如此超越群侪的女人，而研究民众思想的女学者却可能囿于性别而自外于田野，默认男性为绝对主体，甘为学术共同体中的他者！

对女性从业者是否享有充分和平等参与权不加讨论的学术共同体，难以被信任能够引领学术生态的良性发展。模糊不清的原则将导致资源分配不公、评价标准混乱、学术环境恶化，不仅女学者遭受损伤，也很可能造成共同体的自我戕害，所谓理解文化多样性恐怕难逃一纸空谈。渲染女性不适合田野调查的“性别差异论”，与认为民众庸俗愚昧等待被启蒙的观念，都是矮化目标人群的公然歧视，二者并无本质区别。

我们并不是要揪住男性学者的工作失误予以抨击，也绝非矫枉过正地要求赋予女性以特权优待，更不刻意忽略差异。田野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处理实际问题和应对突发状况，脱离这一语境孤立地比较性别没有任何意义，想出办法解决重重困难的那个人才光彩夺目。采取个人行动还是团队合作，团队是单一性别还是两种性别构成，都取决于调查的对象和目的，并无一定之规。田野调查原本就是逢山开道、遇水叠桥，不该被任一观念先行约束，当然也包括性别。

正视性别互异的客观现实，但不将其置于放大镜下进行价值判断，目的是超越性别而非激化对立。所谓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从不专指性别。认可并尊重人的差异，而不是将人视为受辖之物、标签式地分类存放，才能制定更完备合理、熨帖人情和激发创造力的学术规则。女性从业者不必为了证明自己而充满压力、倍感焦虑，男性学者也将成为性别平等的受益者。

性别首先是生物学概念，依据生理基础将人分为两类，并不意味着性别就是铁板一块。在两个端点之间，还有无数种精细切割的可能。同一性别内部的差距或许比两性之间的跨度还要醒目。将“女性调查者”强化为一个特殊类别，不啻将性别气质之间的过渡一笔抹煞。性别的社会属性被发明和接受的历史也是充满了话语角力的复杂过程。“以往我们归诸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在此前提下，田野调查或许可以回到性别分类之前的“人”本身，重返两个个体之间展开对话，就像罗兴振和我：是“男性”和“女性”，是“民俗精英”和“普通学者”，也是“老人”和“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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