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发端

1950年末，我到筹备中的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学习，出于少时家庭影响的兴趣所致，对1950年3月29日，北京出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的信息，我格外敏感好奇。它强烈地吸引着我这个边塞少年，让我莫名向往。在我那个年纪人眼里，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这些大人物在中学时早已耳熟能详，加之民研会活动里频繁出现的新名字周扬、钟敬文、贾芝以及其他陌生的人名，通通都在我心里被列入是新政府高官一类。一个懵懂少年，以“大人物”想象大人的世界，本属自然也不见怪。之后，我到张川小河乡参加土改，总不忘在贫下中农里搜集长工苦歌。能想到这样去干，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民研会的活动和民歌类新书，《民间文艺集刊》等也引起我兴趣的不断勃发，吸引着我心向往之。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考入蒙古语文本科，毕业后留校做助教，便自然地和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打起了交道。我们的教学，直接导入少数民族民众生动活泼的口语，翻译蒙古族民歌、谚语、故事等，既是我的专业，又是我个人爱好的直接追求。我1954年年底毕业，是新中国第一批学习民族语言的学生。我将蒙古族民歌翻译成汉文，同时把中国古代笑话翻译成蒙古文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

1955年《民间文学》月刊的创办，更是推动了我朝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发展自己的专业方向。那时我每天都在一种极度亢奋中度过，与预科蒙古族少年们同住一室，一起跌打滚爬使我很快进入蒙古语的口语世界里，其乐融融。我在蒙古文版的《内蒙古日报》上蒙译汉族民间笑话；我也把蒙古文的谚语、民歌、故事汉译后投给《人民日报》邓拓主编的副刊，以及《民间文艺集刊》《中国青年报》《民间文学》《甘肃文艺》《草原》等。有一阵，我的翻译活动达到“疯狂”，从晨起夜睡到吃喝拉撒，都陶醉在讲蒙古语搞翻译的迷恋中。在我不曾与内蒙当时本行名家胡尔查先生谋过一面的情况下，我俩通过信件协议拟合作汉译《格斯尔可汗传》。可见，那时民研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民族地区我辈“民族青年”影响之一斑。

民研会及其民间文学研究

1978年某月，杨亮才同志突到兰州，带来民研会重新恢复工作的消息。圈子里有传言说：亮才兄是从云南基层被“伯乐”相到京城的“南蛮”骏才。他很善解基层人意，敦厚耿直，惟不善学京韵时言，滇乡出身的他操京话能把“云南”话说成“越南”话的乡音。大概是他从我们惊诧的眼神里看出来了虽有惊喜也存狐疑的微妙神色吧，便特意说出了领导小组成员的名单：贾芝是组长，还有钟敬文、毛星、马学良等。我们立即有一种雨过天晴后预感的喜悦。但不久，我就在出差地新疆得知贾芝夫人李星华病重信息。第一反应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烈士遗孤这时能走吗？接着，贾芝的名字跳进心里“哎呀，今后贾芝怎么办？”心有酸楚。我匆匆为病人买了哈密“炮弹瓜”赶到北京，想略表对她的仰慕与敬意。当我与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史诗的一位老师被热情的杨亮才带到演乐胡同贾芝家时，贾芝只淡淡地细声对我们说：“她已经不能吃任何东西了，谢谢你们。”我们不敢叨扰，默默离去。

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民研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我作为“带帽下达”名额代表出席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开会。在半个月的会议期间，也是我近距离地和贾芝接触时间最长的日子。

这之后我与贾芝便开始了长达33年的直接与间接的、或公或私的牵连与交往。可以说是从泛读、细读，到品读、悟读的全过程。我曾和内蒙古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漠南（安柯钦夫）、胡尔查二兄陪同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调研（1981年８月）；在甘肃，我作为当时省民研会负责人之一，陪同他为团长的采风团到莲花山花儿会采风（1983年７月）；在青海，我们一同参加史诗研讨会议；我也同他一起出席在新疆召开的“中国《江格尔》研究会成立大会曁首届年会”（1991年１月）；后来我先后还参与过“三套集成”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改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的“格萨尔史诗”“少数民族文学史、概况”编写、“评奖”工作以及其他各类活动。在长达30年的过程里，我对贾芝从“大人物”“官员”“肃然起敬”的心态、拘谨忸怩，不知不觉地转变为非常自然的“同志关系”。当面称呼他为“贾芝同志”，而背后也常常直呼“贾芝”。心田里的他，是个性诗人、是“草根”学者；也是可亲的长者。大伙在他面前，既没想到需巴结而有做作之态，也不曾提防因不恭他而被计较记恨。我在十分频繁的接触中，也从无一次发现他气势汹汹，或故作严肃，也无京官见面就“谆谆教诲”的作秀；更不曾见过他“威风凛凛”的架势。从没一次听到他借叙往昔光辉而透露自己政治背景和“大人物”的关系以炫耀个人。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特别对来自地方基层同仁能打成一片，总有一副本分朴实的人性真相。这已是大家、尤其各民族地区同行人士的普遍共识。大家和他熟稔到毫无顾忌地谈笑风生、甚至调侃戏谑。

一次我们在呼和浩特参加研讨会，期间和贾芝同吃同玩，有说有笑。当时内蒙文联主席是个十分幽默好玩的“顽皮”作家，他故意神秘兮兮，竟又语出惊人地对着贾老直说：“贾芝，你这次到下边来得太好了，我们民族地区，牧民耿直豪爽，蒙古人的阿凡提叫巴拉根仓，这个巴拉根仓呀可不同阿凡提。他讲的笑话可荤哩，荤得呐——能把你肚子笑破，你敢听吗？怕不怕！”在场者一下子盯着贾芝看，作家得意地露出“挑衅”姿态等待，大有看老头儿如何对付调皮年轻人的架势。只见贾老毫不嗔怪地嘿嘿两声说：“你这个家伙最好吃羊肉，全是荤的，连你我都不怕，还怕个甚？！”大家哄堂大笑。当然也有传言，说贾芝有时在某些具体事上不免固执或叫倔犟一点，但他长期的部下亮才兄说得最准最好：“你和贾老打架谁赢谁输？”杨亮才答“平局”。看看，能在上司手下不输，拿到一个“平局”，还继续无忧无虑地陪到底，愉快地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谁也没离开谁。除下级的亮才同志个人因素外，大约这个领导的待人、用人也可说明一二吧。

老少边地区基层民间文学工作者里有不少人都认识贾芝、喜欢贾芝。有事可直接找贾芝，无需辗转托人。大家都说，有事求贾老没有复杂的顾忌，无论求教他难题的解决，汇报基层民间文化情况，还是求他写序、题词，或求他的墨宝，他多不拒绝而给予满足。像甘肃庆阳的民间艺人王光普、静宁县的王知三，听说还有陕西的、云南的，基层找他的人没有不敢见他的，传为佳话。这是因为甚至到了70—80年代，在我们高校里时有“一字难求”的教授先生，令基层歌手和文化工作者感到大学者不易接近。贾芝在老少边文化工作者的心里不知何时树起了一个温和、亲切、爱笑弯了眉眼的天真老人形象。这一点亮才兄可以说把他描画活了。

远看像个逃荒的，

近看像个要饭的；

仔细一看：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这话竟然是他自己笑着转告大伙的。他童心不泯，如天真无邪的童子！这是多么难得！果然是仁者寿！

有一年在石家庄开大会，我提前一天赶到了目的地，打听会议报到处人员有谁已到会？答曰：贾芝来了，因感冒卧床休息。我办完入住手续，洗毕去看望他。刚一进门，他就认出我来，立即起身说，哎呀郝苏民同志你来了？接着伸出双手紧紧握着我……这时他流出了眼泪，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向亲人倾诉。我赶快让他躺下安慰他，并给他讲起阿凡提的故事。果然不到十几分钟后，他又嘿嘿地笑起来，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一样，让人可爱得心疼。

贾芝身份不凡，但和同事、朋友们始终是布衣姿态，不论年纪大小。职务高低，相交如故，童心一片，不存块垒。晚年以来尤其如此。他逢盛世，高寿年华。回想半个世纪以来，也算忘年之交的我与贾老，不管初期的“神往”仰视，岁月阴晴时我的思忖，还是对他晚年的不息追求的我思。他都给了我一个人生之路上真实如水、生动鲜活的示范：做人；做事；对人；对己。

民研会是全国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自愿结合的群众学术团体，也是第一届“文代会”后成立的第一个团体。民研会对我有很大影响在于它“研究会”的“学术性”。促使我将专业学习和业余爱好的民间文学、民族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开新中国民间文艺“采风”“记录”风气之先，也形成了一种口头文学采录的新范式。在采录中，更为关注与强调思想性。我还记得当时民研会通过的《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实际上民研会对当时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布局与学科规范，对今天民间文艺学科建设、跨文化理论研究以及新时代民间文艺工作都有重要启示意义。而这种整体性的布局到了80年代初期发生了改变，在民协与高校、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学院派”开始对理论格局和学科规划起着主导作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高校里的民间文学学科是相对于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而言的“民间文学”。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提倡的是“走向民间”，将民间的资料挖掘出来。中国迈入现代化以来，现代大学之中学科建设与学科分类不断被整合与细化。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学科是一种范式，是一种便于教学和研究的知识分类。中国高等院校过去没有民俗学，就叫“民间文学”，这一学科的提出当归功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先生。但是我们中国现在的民俗学也好，民间文化也好，总归不是官方的、精英的文学。现在的学科设置将其归属到汉语言文学之中。民间文学不仅仅是文学，其实是文化；民间文学也不能等同于民俗，做民间文学研究实际上涉及到了更广阔的民俗，涉及到了少数族群之间的差异，“非遗”的出现，对我们认识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与各少数族群多元文化之间“多元一体”关系，更具启迪。

而民研会关注的是更广泛的社会，它更多反映的是民间文化。从当时的人员组织结构来看，涵盖了文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而被划归到中文系的“民间文学”，所研究的仅仅是其“文学性质”。这个“文学”就往往局限到“汉文学”一方，很少能达到含各族群文学的“中华民族”局面上。比如对“四大传说”的研究，到了学生做论文的时候，哭诉没有文章可以做了，这就是田野做得不到位的结果。“学院派”里面的民间文学或者说民间文艺学（后面涉及名称的变化），主体做的还是民间文学，或者我们严谨一些——民间的文学。这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根据毛泽东思想，延安时期“民间文学”应当是更为广泛的。但是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民间文学学科在一定时期内维系了民俗学在中国的延续。钟敬文先生倾尽毕生心血保住了“民间文艺”在中国高教领域之根。

就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学院派中对“阿凡提”“秃尾巴老李”“机智人物故事”等类型的研究，更偏向文学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学者为了研究起的名字，不是老百姓起的名字。这一点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尤为突出。当涉及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时，故事实际上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年鉴学派的欧达伟（R.David Arkush）和董晓萍的相关研究可说明问题。欧达伟研究中国民间思想史，去河北当地听地方戏。故事梗概都是小伙子爱上了小姐，遇上了灾难，克服之后，两人团圆了；或者分离，分离后心灰意冷，你自杀，我和你共存亡，演过来演过去都是这些。欧达伟发现，老百姓看戏有时候也不看（表演）。为什么呢？这些都是老一套，都背下来了。老百姓看的是里面的人情世故。这已经不完全是故事，不完全是文学的功能，而是文化了（他们欣赏唱腔和表演流派艺术）。按照钟敬文先生后来所说的，叫做“记录的文学”。董晓萍开拓了“跨文化”研究，界定民俗学是“说话的民间文化”，这实际上与后来的民间文学理论中的“口头传统”有所吻合。我们的“学院派”确有功劳，只能说在中国特殊的情境下，它有价值。但是它不是民俗学，它不是民间文化，它（侧重）其文学层面，实质上是将其文化“剥舍”。民研会对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摸索、总结调查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既是当时中国少数民族识别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民间文艺独特性之建构，带有一定的预见性，奠定了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体系建设的研究工作，这在有语言无文字的人口较少民族层面，尤显突出。

学科建设

中国各民族的分布与文化发展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犬牙交错”的状态，文化的交流中产生的一种“和而不同”的生活状态，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人口较少的民族，如裕固族、保安族、土族、东乡族、撒拉族以及羌族等，他们的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都各自具有其特点，同时又和周边的民族发生着密切联系。无论从历史发展、地缘关系，还是民族流布、区域文化来说，西北地区一直是一个具有特殊性地位的区域。现在回过头来看，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和平解放大西北——进军西藏、新疆，凸显出少数民族干部的急需，应运而生的是民族学院的诞生。那时，党中央、西北局关于西北民族学院的办学方针，就是这样指挥和要求的：一切从革命需求出发，一切从当地实际立足。所以，学以致用。西北民族学院首创的大学本科专业里，设立了“语文系”，内设蒙古、藏、维吾尔三个民族的语文专业，主要招收汉、回、满等不懂少数民族语文的学员（后来又增加了汉语文专业，主要招收会母语文而汉语文水平不高的少数民族学员）。直到60年代，民族学院基本是以民族地区发展中急需的专业和管理人才为主的学科建设，没有现在所说的民族学、社会学与民俗学等学科之说。学校学科真正发展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1997年教育部调整学科分类目录之后，我校的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研究所）就建立了。我们挂这个牌子是第一家。一开始叫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紧接着就是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学院，民俗学放到了所，紧接着放到了系、学院，作为高等院校一级机构，西北民族大学是第一个。

为什么先从民俗学开始？为什么要把四个学科捆绑起来办？关于这个问题的解析，得从当时民俗学形势发展、学校教学环境和学科内部关系来谈。

西北民族学院复办伊始，学校领导以崭新的姿态开始新的征程。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在1978年10月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大会——“兰州会议”，会议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钟老等一批专家学者在会上做了专题报告。会议的直接成果非常明显，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会后开始组织编写，于1980年出版；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于1981年出版；会议酝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1979年西南民族学院召开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成立。民间文学、民俗学在全国范围燎原的形势、学校党政领导的重视以及老一辈民间文艺学家的学术积淀，为我校民俗学专业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坚实的支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民俗学学科建设才由小到大。

学科的区别在于不同的视野。大一点是人类学，整个人类的问题，小一点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再小一点是一个民族的问题、社区的问题。加之生活本身已经给我们补充了条件，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前期实践经验。我放弃了少语系，成立了西北民族研究所，接着成立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和系，第一个系所合一是在这里，紧接着就把四个学科捆绑起来一起办。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建制，填补了西北地区高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学科空白，也在西北民族学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不久，在费孝通先生的力荐下，又借教育部为北京大学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我们与北京大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中心合作在兰州举办了第六届中国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费老的指导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族学院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大西北培养专业人才。费老亲临我校为我系揭牌，并在会间作了主题讲演，充分肯定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及民俗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意义。

《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创刊。当时办刊的条件极其不足，从主编到编辑基本上都是兼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凭借努力获得了学界广泛认同，被评为CSSCI来源期刊，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类核心期刊。围绕着这个刊物算是培养了一批学者。费老在1988年为《西北民族研究》的题词是“从实际出发，研究西北社会经济情况，为开发边区做出贡献。”

其实《西北民族研究》还有很多不足，我们主要是关注到了两点：一是“全国胸怀”“世界眼光”下的“西北”区域性的属性，核心是抓区域性学术文化互动关系与特色（我们经常念叨的是陕甘宁青新，又加西藏、内蒙古和四川的学术视野。时刻关注其走向，并找到自己的方位）。二是密切关注这个区域里的各民族学术文化的特色，但不丢掉“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关系。有了这些构想，不等于事事都做得到位，需要主编带领团队所有成员持之以恒地坚持和及时灵活地适应。办刊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学科特色确立期刊办刊宗旨，同时还要考虑所刊文章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贡献。

综合性的学术杂志和“学报”有所不同，“学报”是一所具体高校整体学术水平常态性的展示。既是一种成果投向社会，又是通过成果的研制、“生产”来培养人才的过程，和本高校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每所高校必有它重点发展的特色学科，而侧重展示本校最强势、最特色学科的成果和展示其人才，就成为本校学报最应主打的选项和版块、栏目。我认为，办刊物最大的忌讳是把刊物办成了随意来稿的文章汇编。本刊办刊的主旨、主打的栏目、编刊的风格和刊风应该是从主编到全体编刊人员非常清晰和坚持的原则。要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要形成自己刊物独有的学术追求，不明确本校主打的专业学术，只注意刊物的“杂志”的“杂”，每期没有明确的主编意图，就会暴露出刊物的随意性。刊物不能形成和坚持自己最富特色的版块和栏目，及其常存不衰的作者队伍，就会失去存在的实力。

民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民俗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研究民俗也好，民间文学也好，或是对学术史进行梳理，要注重口述史的研究，关注当下的日常。我认为学术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学术都是和生活有关系的，而生活本身是和国体有关系的。老百姓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民俗了；民俗的生活方式以及影响这种生活方式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的文化的母体。我是回民，我就有这个体验，我上小学没有上过一年级到三年级，我一上学就到四年级，为什么呢，家里面背的《古文观止》（现在大学才上这个）。少年时的我脑子里读书就读这些。读的是《古文观止》，练的是汉文书法（假期或有到寺院学点阿拉伯文），这是中国的历史性国情。

中国民俗学从北大的歌谣运动起始，但歌谣运动并没有说是民间文学，也没有说是民俗学。歌谣是什么？是“歌”和“谣”，严格说起来就是老百姓唱的歌，是没有专门作词和作曲的歌，解放后叫“民歌”，过去都叫“歌谣”。虽然是歌谣运动，到后来民间故事也被搜集进来，实际上是“民间文学”这个词的前奏。从实质来看，它并不是单纯搜集歌谣，而是走向民间，把民间的资料挖掘出来，相对于作家的文学叫“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里面也包括歌谣，不过包含的内容更多了。实际上，叫作“歌谣”也好，叫作“民间文学”也好，到后来发生了实际的转移，转移到了语言以外的行为上。这些年从美国得到的民间文学理论中的新词叫“口头传统”，出现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文化活动叫“非遗”，这三个一对照，有的是相同的，有的是同而有异的，后来越来越把行为放进去。我们现在所说的民间文学，或者叫“民俗学”，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大圈子里面，涉及的内容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已经成为学科建设，如果用庞大的理论来涵盖，那就是民俗学。根据现在的趋势来看，一体多元更加明显，有的既不是文学也不是民俗，而是民间文化。从学科的角度来说，不同时间里、不同群体在不同的文化空间里的生活方式、语言规则和思想意识，表现在文学、行为及心理层面，从一个侧面来说叫“民俗学”，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叫“民间文学”，还可以叫“口头传统”，也包括现在联合国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简明一下，中国在“五四”运动后才有了一个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大革命，摆脱了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封建文化，走向世俗，走向民间。如果放在这样一个中国思想发展的百年画卷中，叫作“歌谣运动”、叫作“民间文学”、叫作“民俗学”、叫作“口头传统”，其实是一个事物发展过程的不同称呼（况且“民间文学”的“民”，其内涵也总随时代而变迁）。

改革开放后，民俗学恢复重建。我把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打包到一块儿看，还有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看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些交叉学科启发我们考虑中国的民间文学应该怎样正确定位。我最近有一本书《笑问客从何处来——人类学者的田野考察故事》。我写的“前言”是：

多元一体——这是不曾中断绵长历史形成的伟大中华文化的结晶，并非由任何个人或“群体”独立“打造”的言说，我们这个教学、科研、服务于“课题”的组合体，就是一个“中华民族”事实真相的“个案”。

我们的团队包含汉族研究少数民族的学者，本民族研究本民族的学者，少数民族研究他族的学者，在国外做田野的我国学者，也有跨“亲属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各国家族群的学者，共同组成新时代具中国学派的特色与学术气质。

王铭铭的“序言”是：

以“岷山过后”团队为例，其引领者郝苏民先生一人，“骑过了多种牲口，做过了好几个梦”，跨越界限，自身成为关联不同文明的有机体，而他桃李满天下，门徒们各自扮演着他的“分身”角色。

我们觉得这样干，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自己研究自己，就解决一个我者和他者的问题。我所谓的“人类学”是一个大概念，应该包括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比如我去边疆的工作经历：“四人帮”还没有粉碎的时候，部队的人要学俄语或者蒙古国的语言。当时他们发现我懂，就让我带部队的学生。语言是有差别的，但表达的感情是共同的。你对他好，他能体悟出来。我带的那些学生临走的时候，好多蒙古人都哭，男孩子临走的时候都给拿的钱，买的缎子，做的蒙古袍；认成孩子，起了蒙古名字。还有的女孩子认了蒙古族干妈，她们给钱、给衣服。感情是人类统一的，就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从学科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民间文学在一定时期内维系了民俗学在中国的延续。非遗是民俗学的另一个分支，研究对象包括口头传统、语言民俗、民间文学以及民间艺术等等。非遗工作面临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深度保护，二是发扬光大，其中牵涉的问题相当纷繁复杂。我们拿传统技艺类的瓷器打个比方，中国的瓷器蜚声海内外，瓷器怎么烧？釉子怎么弄上去？烧多长时间？这都是传统技艺，而且因地域、历史、受众等差异，形成了风格迥异、五花八门的烧制技艺，各有各的拿手作品。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瓷器就中国的最好，中国的最地道，买瓷器一定要买中国的，这就打开了市场。有艺术，有技术，就打开了市场。评成“非遗”了，出名了，身价自然就高了。以前用炭烧，现在用煤气烧行不行？“放三天，晒三天，阴三天，太阳底下干三天。”遇到阴天的话，四天成不成？英国人喜不喜欢这个颜色？阿拉伯人喜不喜欢这个颜色？这就是研究民俗。阿拉伯人喜欢白的，怎么把颜色改成白色？这是策划，也是创意。目的很明确，就是怎么用现代的方法把它改造，继承过去的同时，广泛采用新的技术来生产。“非遗”是一个附带的身价，最终会落实在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上。

关于民间表演艺术或者口头传统类的非遗项目，面对的却是另外一个全新的保护话题。皮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综合性民间艺术，我最早把甘肃的皮影推荐到文化部，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皮影戏是出名了，但问题也来了。伴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有着深厚基础的大剧种的观众都在不断流失，何况皮影戏。听的人少，看的人少，戏箱入库，一年到头很难见到三轮车拉着戏箱出现在乡间的路上。怎么办？他们开始卖皮影。皮影戏是啥？月亮出来后，把灯点上，在一个幕框子里，用皮影变化各种表演姿势，同时配合演唱，整个过程就叫作“皮影戏”。它是动态的、完整的，皮影只是里面的艺术造型道具，要动，演唱，人看着才新鲜，不是刻个皮影放在那里给人观赏。我们在思考，能不能根据这个原理找出儿童们看懂的呢？比如说编成童话故事，做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动物，猫和老鼠、狼吃羊、老鹰捉小鸡之类的故事都可以做。在原先老一辈的基础上认真体会，设计动物的动作，儿童一看就懂。在基础不变的情况下，要学技术，变成别人欣赏的艺术，就能更好地存在和发展。非遗是附在物质上的，它不附在物质上，你看不见摸不着，附在物质上才能显示非物质性。拿古琴来说，不是古琴是非物质，它只是形态，放在那个地方没用处，只有会弹琴的人弹了古琴的曲子，弹奏出的声音和韵律是世界没有的，是用物质的弦、木材、人来弹奏曲子，全部加起来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琴本身。将非遗工作放在大的文化空间来分析，就是怎么正确地对待一个民族的文化，怎么理性地对待一个整体的文化。吃一顿饭，一个桌子只有一个菜，另一个桌子有十个菜，选哪个？当然挑着吃好，天天玉米面，谁都不愿意。我们要承认多元文化，多元比一元要好。人的心思和技能是多种多样的，过去互相不接触，不明白，现在以“非遗”把文化的多样性推给人类。不同族群的文化多样性体现在不同的创造发明上，宣传人类有多种智慧，让大家一起来看，多欣赏对方，少来点战争，才会美人之美，又可美美与共。这也是民俗学在非遗研究中要坚守的重要理念。非遗在民众当中，在田野当中，民俗学工作者要俯下身子认真作调查。非遗是“根”，用的时候不能照搬，要跟上时代长新花。光守住原始的，但欣赏对象变了，最后只能进博物馆。再者，原样也保不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需求是不一样的。真学问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思维，在基础上加以延伸；假学问你把真活儿给它，它就歪曲了。最后，我借用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吧：“新时代、新形势、新问题，需要新的胆略、新的智慧，深望后继有人，创出个新天地。”是的，“一路”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根”；在“新时代”不“一带”，就不宏大了，故“一带一路”还是我们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实现和平发展的一种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