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宗族研究来认知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是自弗里德曼以来地域社会研究的新范式，人类学、历史学等学者基于学科传统、研究对象及其地域特色等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刘志伟通过族谱书写探究地方族群宗族的建构过程，认为其历史记忆的选择甚至虚构，形成了大致相近的宗族移民叙事结构，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家认同建立的手段和结果。贺喜通过粤西南冼夫人以及雷祖等区域性信仰的多个个案，基于祖先、神明的信仰模式，阐释在王朝大一统的礼仪与文化的推广下，地方社会如何借此塑造国家的形象与表达自身的认同。张佩国考察了清代绩溪地区的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坟墓地的讼争，探讨了作为祖先与地方神明双重身份的汪公，其地域信仰和地域空间秩序的结构化过程及其实现方式。张应强通过契约文书、区域社会开发及家族互动论述了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家族结构与村落社会。龙泽江、李斌、吴才茂等基于清乾隆以来的祠堂修建和族谱编纂等路径讨论清水江下游宗族活动与国家王朝制度及正统文化向区域社会的推广及其边疆族群的国家认同等。王勤美等通过土司《龙氏迪光录》探讨族谱文书书写下族群身份的演变及族群政治文化诉求。基于以上研究的观点启发，本文将以湘黔界邻地区侗苗社会中兼具“祖先”与“神明”的区域性神明飞山神杨再思为主线，深入阐释该地域社会最大姓氏之一的杨氏人群“英雄神祖”建构的地方性策略。

湘黔界邻地区为历史文献中被以“五溪蛮”“飞山蛮”等各种“蛮”所指称的当下侗、苗等族群居住区域，历史上曾是历代中央王朝开疆拓土的重点区域之一，也是经营边缘地区的前沿阵地。唐宋至明，历经“化外之地”到“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无实例”，再到“俱入版籍，纳税当差，咸遵王化”历程，在清代中央王朝基本实现了对该区域的真正统治。在该区域这一“王化”过程中，屯兵、商人等大量移民进入，与原有土著大姓共同构筑了地域社会的宗族结构。湘黔界邻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治不仅仅是王朝依靠军事、政治等手段达成，而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其中宗族力量的采借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如在中央王朝的羁縻政策之下达成“土酋归附”，如熙宁中，南江之苏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这些地方大姓宗族就成为该地域社会管控的重要力量。杨氏人群在该区域是无可争议的豪强大族，谭其骧认为：

同时《宋史·诚徽州传》对杨氏作为地方酋首及其与中央王朝间的频繁互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这些都突显出杨氏在该地域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该地区又有诸如龙氏、吴氏等大姓宗族，杨氏在唤醒、强化宗族意识的同时，基于地方性而不断通过各种举措提升宗族地位。本文即以杨氏人群集体性建构飞山神杨再思“祖先”与“神明”的“英雄神祖”多重实践，讨论宗族活动在区域社会中的实践策略。

族谱类文本的编修是地方社会宗族意识下的集体行为，是书写宗族历史及建构氏族认同的地方性策略。湘黔界邻区域社会，特别是清水江下游、渠水流域的天柱、会同、靖州等地各大姓氏编修了大量族谱类文书。罗香林对中国家谱史研究认为至宋代时，家谱就逐渐由官修到私修。北宋欧阳修、苏洵为本族编修的族谱，开创了近世新式族谱的基本体例。此后经过南宋至元代，族谱体例和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充，至明清臻于完备。欧阳宗书认为清末民初基本形成“姓姓有谱、家家有谱、族族有谱”。龙泽江等认为清水江下游的建祠修谱活动始于清康熙年间，而大量兴起于乾隆年代。湘黔界邻区域《杨氏族谱》多创修于清乾隆年间，只是这些谱牒在民间已难寻其踪迹，我们也只能从后世续修族谱转载的原族谱旧序等内容对其进行推测。如靖州县城现存的咸丰三年(1853年)续修《杨氏族谱》、天柱县蓝田镇都甫寨及湖南芷江碧涌乡十甲杨于清末民初合作续修的《杨氏族谱》、会同杨家渡湾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续修的《杨氏族谱》等都转述了清乾隆年间由庠生、进士等所撰源流序。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宗族意识的重新复兴，靖州岩寨、会同县沙溪乡地区分别复修了《杨氏族谱》，绥宁县东山合修了《杨氏宗谱：修款绾三公合谱》等。

族谱对于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族谱的编纂不仅仅只是对于祖先源流及其世系发展的记述，更是人们对其自身家族历史的创造。在杨氏族谱书写中多将杨再思建构为一世祖，如会同金子岩及沙溪地区《三公合谱》称：吾族自杼公至再思公六十代，今修、款、绾三公之裔合修族谱本系思公一支发脉，故从思公又称为一世祖也。城步《杨氏族谱》记载了该地杨姓为杨正修后裔，称杨正修为城步二世祖，系唐末五代时飞山部落首领杨再思的第三子。绥宁、会同强背团、凤城新舟旧团、杨溪等《杨氏族谱》皆称始祖乃是威远侯讳再思。这些族谱建构与杨再思关系的逻辑多是“杨再思之子分迁各地”，可能因为分迁祖容易嵌入，而分迁祖以下父子不易嵌入。氏族关系不可考性强，虽然杨氏称其源流派系旧有文字可考，但实际上我们很难看到可靠的证据，其建构的痕迹较为明显，比如芷江碧涌等地区的杨氏有确凿记载的祖先只是生于元世祖十六年(1279年)的泰吉公，会同县沙溪地区杨氏所修族谱自称该支系始祖为廷茂公，廷茂公随父盛榜由江西泰和县落籍渠阳，但是如上文所说的仍然在所修族谱中强调杨再思为该地杨氏一世祖，将廷茂公视为杨再思第六代裔孙。

民间以后裔自居的人群修谱多以地方名族为本位，围绕神祖、始迁祖为中心建构了本宗谱系，多将地方神祖视为共同的姓氏本源祖先。湘黔界邻区域的杨氏谱牒多是围绕杨再思神祖的谱系建构，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该地不同时代所修的众多谱牒都将杨再思视为一世祖。谱系建立于祖先神话基础上，即某某祖先有多少子的谱系，多是根据氏族融入法则而形成的可嵌入氏族谱系结构。嵌入谱系是以祖先神明信仰为前提，通过氏族谱系的建构即可嵌入其中。嵌入性可以是多子，或者是往不同地方的迁徙。祖辈分迁多是建立在传说基础之上的，分迁传说反映了姓族分迁变化，构成人们有关氏族共祖一脉的想象。从各地杨氏族谱建构与杨再思之间的谱系关系，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体会到，族谱中称杨再思有12子或10子，分别迁徙于湘黔桂界邻区域不同地方。在宗族建构的逻辑下杨氏则在以杨再思的论述下表达姓氏认同，壮大了杨氏宗族势力，并通过族谱书写“英雄祖先”。会同县沙溪乡《杨氏族谱·威远侯再思公传》称：

又会同杨家渡湾《杨氏族谱》对一世祖杨再思的书写为：

该区域不同版本谱牒书写虽有些差异，但是书写杨再思中央王朝授予正统身份象征的官员身份以及为朝廷平乱的“丰功伟绩”等基本相似。家族的认同往往是通过传说祖先构造本族的“英雄祖先”认同，在历史化中，这些“英雄祖先”被赋予官宦和政治色彩，从而将本氏族纳入了国家政治体系之中，这也是杨再思被杨氏人群赋予各种官衔的重要原因。简美玲认为一般家谱以英雄式的祖先故事，来表达他们对祖先、地域、迁移、人群界限及与中央王朝的君臣隶属关系的想象。这突出的表现于靖州原《杨氏族谱》将原有班辈十字派改为新二十八派，即：“万世延长、朝廷选用、文武兼长……鸿儒继起、名冠三湘。”字派就使用“朝廷选用”等字。而对于杨再思“英雄祖先”的建构则是尝试将其置于历史化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历史化就是王朝历史进入谱系关系建构中。而王朝历史具有存在的本质，从而使人与祖的关系从神性本质向历史本质转变。历史化中，神明祖先成为历史祖先，核心就是将神祖历史化、将神祖的民间传说以历史化，以确认该神祖的历史真实性。神明祖先的历史化目的就是将本族与王朝历史联系，从而在历史化过程中，将家族嵌入王朝的政治进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杨氏在建构杨再思“英雄祖先”形象时，特意与中央王朝的边疆开发下的“平蛮”历史结合，并纳入了杨通宝等杨再思后裔纳土归附中央的历史事实。

杨氏建构“英雄祖先”还突出表现于将杨再思与历史上杨氏名人联系等举措。《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传》载有：乾道七年(1171年)靖州有仡伶杨姓，再结合《杨氏族谱》相关记载，表明至迟到宋代，该区域就有杨氏居住，并非全部为外来移民。而又据都甫地名由来的记载及其他文化遗迹还表明十甲杨的先民是湘黔边界地区侗族先民的一支。这些杨氏可称得上“土著”，然而天柱县蓝田镇都甫寨及湖南芷江碧涌乡十甲杨于清末民初合作续修的《杨氏族谱》，其中转载了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由十四代孙进士杨昌上所撰源流总序，将杨氏与弘农世第、关西家声等杨姓名人作为谱系之人。王明珂认为许多土著权势家族假借历史记忆，编造家族(父系)谱系历史，一些南方的土著巨姓家族，开始在中国历史记忆中寻找适宜的“英雄祖先”。会同地区杨氏所修谱牒将杨再思视为弘农华阴杨震之后，杨震作为汉太尉，长通古今，人称关西夫子，后授荆州刺史，因遗金不受，故有清白四知之誉，这成为了杨氏攀附的最佳对象之一。而家喻户晓的杨业等人也被视为与杨再思有重要关联的杨氏英雄、名人，甚至部分杨氏将杨业混淆为杨再思，天柱县蓝田镇都甫寨及湖南芷江碧涌乡的杨氏谱牒则直接将杨再思视为杨业的后代杨文广，其称：惟宋时太祖文广再思公平蛮有功，加封广惠侯王，永镇黔南，子孙世系，相传源远，乃为可据。清光绪《黎平府志》就对族谱将杨再思与北方杨家将的混淆进行了考辩，其称：杨氏世将与太原之杨判然两族，后人因其姓同，其时同，其官同，其所官之地又畧同，俾官野乘混而一之流俗伪传，又以令公威名甚著，诚州刺史为杨氏世职，因以加之再思耳，非再思必刺诚州号令公也。湘黔界邻区域的部分杨氏之所以将北方杨家将与杨再思混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杨氏心目中杨再思的形象就应该是北方杨家将一样的“英雄祖先”。

族谱作为早期宗族意识兴起下集体行动的产物，在地方社会结构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同时围绕神祖建构的历史化、官方化、名门化的一些策略实现了宗族群体的边界建构与宗族认同，然而族谱书写下的牵强附会及宗支嫁接等现象逐渐成为他族讨论话题及其影响宗族建构的权威性。杨氏人群也注意到族谱文书类围绕飞山神杨再思“英雄神祖”建构下的牵强附会，其在《杨再思氏族通志》卷首序“穿凿讹谬、辩解疏驳”也明确指出一些杨氏族谱硬套“文广即再思”生拉名门望族，炫耀祖宗……。伴随地域社会生境的时代变迁，民间族谱编修下的“英雄神祖”建构虽未缺位，但逐渐让渡给以知识份子、地方官员为代表的杨氏精英人群主导下的“英雄神祖”建构，主要体现于杨氏精英人群推动成立研究会、编写氏族通志、批判有关杨再思历史小说等策略。

杨非然老人作为靖州杨氏知识份子一员，是杨氏建构飞山神杨再思“英雄神祖”的典型代表，其长期从事杨再思研究，搜集、整理了大量唐末宋初以来该区域社会相关资料，积极策划成立杨再思研究会。早至2004年邀约了一批杨氏向县委呈递《关于请求批准成立“五代诚州杨再思研究会”的报告》，但被以“不能用个人姓名成立研究会”为由给予了拒绝，后又改为《关于请求批准成立“飞山蛮民族文化研究会”的报告》继续申报，但再次被以“该研究会虽然名义上研究‘飞山蛮民族’的历史，实际上是以杨姓为主要会员的宗族姓社会团体”而拒绝。虽历经曲折，但以杨氏推动成立杨再思研究会的努力从未停止，直至2013年靖州在以发展民族旅游经济的背景下最终成立“飞山文化研究会”。而在贵州黔东南凯里地区，经过杨氏努力，由湖南、重庆、广西、云南、贵州等5省(市)100余名代表组成的“杨再思历史文化研究会”于2009年率先成立。以知识分子、地方官员为代表的杨氏精英人物推动杨再思研究会的目的在于对杨再思进行深入研究以纠正早期族谱突出的牵强附会，并通过编写《杨再思氏族通志》扩展家族支系、壮大家族势力，通过研究视角下的文本展开飞山神杨再思的“英雄神祖”建构。杨氏人群心中“英雄神祖”有一个标准模式，正如杨非然认为的杨再思像的形与神应该是：

理想化下的杨再思形与神兼具民族性、地方性、官方性等。杨非然也表达了想利用《杨再思氏族通志》(第二卷)和《中华杨氏通谱》编纂欲出版的机会，统一杨再思画像，刊入这两部谱志，普及于全国及海外，以免各地乱画乱塑影响这位历史伟人的形象。同时，以杨非然为代表的杨氏与某吴氏在网上长达几年有关杨再思是“民族英雄还是叛徒”的辩论，可以看到杨氏心中的杨再思是维护地方稳定、发展地方经济，对地方作出突出贡献人物，是完美的“英雄”形象，因而容不得他人对该形象的颠覆。由杨再思历史文化研究会、《杨再思氏族通志》编委会名义联合刊发于《杨再思历史文化》刊物上的“祭先祖文”表达了杨氏群体心目中杨再思的“英雄祖先”及神明的整体形象，其称：

就是在这样的“英雄神祖”标准化下，有关杨再思形象文本的取舍或者说对不合符杨氏“英雄神祖”形象的文本群体性发声批判，则成为杨氏建构、维护杨再思“英雄神祖”的集体举措。湖南洪江邓学奎根据区域历史及杨再思传说故事等完成70万余字的《封侯演义》章回体历史小说，这也是有关杨再思第一部小说。该小说的写就恰好迎合了杨氏一直想写一部有关杨再思长篇小说并拍成电影的愿望，《杨再思历史文化研究会》编委会表达了极强的兴趣并表示将通过杨氏集体捐资以资助其出版。但是没想到的是，杨氏细读完其中各章节内容后，却开始对该小说及其作者展开了措辞严厉的批判。杨氏于2009年在黔东南州的凯里召开了《杨再思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大会，会上专门讨论了邓学奎所著的《封侯演义》一书，认为该书“侮辱了唐末五代杨再思的光辉形象及直接损害了祖国西南腹地500多万杨再思裔孙的形象”，紧接着于《杨再思历史文化》创刊号刊发附有杨姓代表签名的集体抗议，并在该期刊后续不同期次设立批判专栏并分别刊发《卫国卫家，清除糟粕》《对邓学奎撰“封侯演义”初稿的建议》《邓学奎著“封侯演义”侮辱杨再思一家》等文章，指出有关杨再思的书写应该按照《杨家将演义》来写，这才有利于杨再思形象的塑造，并认为杨再思及十子孙的世系应该以杨姓编著的《通志》为准。

作为小说，再加历史文献对杨再思的相关记载非常有限，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情节都为虚构，并不能和历史契合，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学奎的小说无可厚非，但《封侯演义》书写偏离了杨氏对“英雄神祖”形象的设定而招致批判。也基本是在同一年，靖州文化局副局长陆大君写出了另外一部以杨再思为主人翁的小说《飞山蛮演义》，基于杨氏宗族意识及集体批判影响，在出版之前，陆将小说送给杨氏代表通读了一遍，杨氏也提出了某部分不合符杨再思形象需要修改的意见。也就是在笔者田野调查期间，靖州文联主席谢克全也正在创作一部名为《杨再思传奇》的小说，其表示写作过程中也很是注意描写杨再思的文字。

连瑞枝认为姓氏是王权用以整合社群的政治符号，但依附在姓氏之下的祖先论述则表达不同社群的个别认同。在有关飞山神杨再思“英雄神祖”的论述中促进了跨族群、跨地域的杨氏人群的宗族认同，而历代中央王权向边疆族群社会的推广在对地方宗族势力采借的过程也进一步促进了宗族意识的觉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湘黔界邻区域以杨、龙、吴等大姓的出现并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湖南会同沙溪等地诸多《杨氏族谱·威远侯再思公传》皆称：令公控制溪峒所有龙、陆、吴、谢、姚、蒋、林、曹、李、粟诸姓。宗族作为地域社会结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的强大是获取地域社会权威与话语的重要资本，所以杨氏在早期族谱文本书写中强调对其他大姓的控制。专祀飞山神杨再思的飞山庙遍布湘黔界邻各侗乡苗寨，这成为早期或当下杨氏唤醒、强化宗族意识的物质载体，将杨再思神明与祖先的多重身份置于历史、族群、边疆管理、经济发展等地域社会多重情景之下，是“英雄神祖”建构的最佳对象，早期建构策略主要通过将杨再思传说历史化、官方化等，但是面临着宗支嫁接和攀附名门望族等问题，如《镇远府志》就认为五代梁朝再思据诚州称刺史，然惠爱于民，故民视之，入宋追赠英惠侯，据此相距年代太远，恐非正堂之父。对于杨再思与当地杨氏之关系提出了质疑。可以说早期建构策略多基于族谱文书等方式的杨氏一家之言，而当下策略则侧重于杨氏精英人群倡导下的杨再思历史研究，通过研究会、期刊、网络等公众平台将“英雄神祖”建构推向公众，我们当下也可以看到更多政府、及诸多的外来学者等共同参与杨再思研究，通过挖掘历史、争辩等方式，以“史实”说话，进一步将飞山神杨再思“英雄神祖”形象学术化、官方化、历史化，这是地方社会宗族意识与集体行动的成果，更是当代地方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