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龙舟竞渡是在端午节期间举行的以龙舟为工具、以速度比赛为内容的活动。它既排除了不在端午节期间举行的龙舟竞渡活动，也排除了虽在端午节期间举行但不以龙舟为工具的竞渡活动，还排除了在端午节期间举行，也使用龙舟但非以比赛速度快慢为内容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无论在历史时期还是在当代社会都真实存在着。

关于端午龙舟竞渡出现的时间，主要有唐代说和宋代说两种观点。

持这一观点者如崔乐泉。他认为，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竞渡之舟已用龙形装饰，而被称为“竞龙舟”或竞渡，最迟在三国以后，大约自唐以后，“统一于五月端午节举行”。只是对这一观点没有进行论证。

王若光、刘旻航也持唐代说，认为“根据可靠、明确的古文献记载，龙舟与竞渡得以结合始自唐代”。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引用的文献不足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文中，作者引用了两条文献作为证据。其一是明朝人严衍《资治通鉴补》中关于杜亚斥巨资修造竞渡船的记载：“亚乃以漆涂船底，欲其轻驶，又使篙工着油彩衣，没水不濡，亭观池沼，皆极华邃，费逾千万。”然而，这一被引文献中既没有关于龙舟的信息，也没有竞渡的信息和端午的信息，因此是无效证据。其实，关于杜亚修船之事，成书时间比《资治通鉴补》早得多的《新唐书·杜亚传》和《册府元龟》中也有记载，均指明竞渡所在时间为春天，如《册府元龟》载：“杜亚为淮南节度使，盛为奢侈。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前者为胜。亚乃命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又为罗绮之服，涂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不濡。”杜亚修船是因为“春中有竞渡之戏”，且文中明言是“方舟”而非“龙舟”，这与时在仲夏季节的端午龙舟竞渡是不相干的事情。

作者引用的第二条文献仍然是明朝人严衍《资治通鉴补》中的记载，“唐敬宗在位期间，‘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自唐以来，治竞渡船，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刻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这里的文献明确提到龙舟，提到竞渡船，看似没有问题，作者据此还认为“可以将龙舟竞渡形成的时间保守定位在唐初（618年）至中唐时段（827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文自“自唐以来”一直到“谓之龙舟”这段话，都是元代人胡三省为“诏王播造竞渡船”所作的注解，因而，它只能代表胡三省对龙舟建造年代的看法，并不能成为唐代已有端午龙舟竞渡的直接证据。至于诏令王播所造的二十艘竞渡船是不是龙舟，文中并没有明言，因此也难以为证。

该说以田兆元为代表。他在《论端午节俗与民俗舟船的谱系》一文中明确区分了龙舟与鸟（凤）舟的不同，认为“关于竞渡的早期传说都是与鸟舟相关的”，“在唐代和唐代以前，龙舟与竞渡是没有交集的两个概念”，“可能的‘龙舟竞渡’的表述时间是在南宋时期”，在南宋词人甄龙友的《贺新郎·思远楼前路》中，“开始出现与竞渡有关的龙舟”，南宋词人黄公绍《端午竞渡棹歌》“又将龙舟竞渡与端午连在一起”。田兆元反对唐代说的依据是：“翻遍唐人的诗歌，发现关于龙舟的叙事，大多数是咏叹隋炀帝龙舟误国的事情，几乎与竞渡和端午节无关。而关于竞渡的诗歌描述，也没有见到龙舟。”但是我们很难因为唐人诗歌中“没有”相关文献，就认定唐代没有端午龙舟竞渡习俗，毕竟诗歌只是十分重要的而非唯一的史料来源，再说唐诗中是不是完全没有相关的叙事，也有待讨论。

端午龙舟竞渡是时间（端午节期间）、工具（龙舟）、内容（竞渡）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因此，要想考证唐代已经出现端午龙舟竞渡活动，首先就要说明端午、龙舟、竞渡在唐代或之前均已经出现。

在我国传统节日中，端午节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标志性时间是在夏历的五月初五日。一般认为，端午节在汉代即已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移动和南北民俗文化的交融，它的地位获得较快提升，已成为民间一大节日。唐代之前的诸多文献，如《史记》《四民月令》《风俗通义》《后汉书》《风土记》《荆楚岁时记》《续齐谐记》《玉烛宝典》《艺文类聚》《宋书》《隋书》等著述中均有关于端午节的记载，当时多称为“五月五日”“五日”或“端五”。到唐代，相关记载更多，从中可见端午节习俗十分丰富，既有粽子、蒲酒等专门的饮食，五色丝等专门的佩饰，还有竞渡、馈赠、铸镜、采药、斗草等多种习俗，社会交往活动也十分普遍。应该说，端午在唐代是官民共享、朝野同庆的民俗大节，是无需赘述的基本事实。

舟船在我国起源甚早，2002年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一艘由松木制成的独木舟，距今已有7500—8000年的历史。甲骨文中已有多个与“舟”有关的字，《周易·系辞下》云“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更明确讲到舟的具体修造之法与功用。

舟船的形制多样，龙舟是其中一种，指建造或装饰成龙形的船。关于龙舟的出现，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按万建中教授的说法，“龙舟早在三千多年之前就出现了”。不过，由于这一说法所依据的是《大戴礼》中的“颛顼乘龙”与《穆天子传》中的“天子乘鸟舟龙浮于大沼”，较难采信。但是汉代已有龙舟，《淮南子·本经训》中已有“龙舟鹢首，浮吹以娱”的明确记载，班固《西都赋》中也有“后宫乘輚辂，登龙舟”的语句，均可为证。汉代以后，关于龙舟的记载明显增多，反映了龙舟使用更加普遍的事实。晋人陆机《棹歌行》云“迟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龙舟浮鹢首，羽旗垂藻葩。乘风宣飞景，逍遥戏中波”是对上巳节乘龙舟的描述。《北史·河南王孝瑜传》载高孝瑜曾经“于第作水堂龙舟，植幡槊于舟上，数集诸弟，宴射为乐”，结果“贵贱慕斅，处处营造”，成一时风气。隋炀帝更是龙舟的爱好者，史载大业元年“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并于八月“御龙舟，幸江都”。可见在唐代之前，龙舟已得到广泛应用。

龙舟可用于军事，也可用于水上娱乐。黄初五年（224年）八月，曹丕“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颖，浮淮，幸寿春……”，这里的龙舟就是军事用具。《太平广记》引《述异记》载吴王夫差“作大池，池中造青龙舟，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戏”，这里的青龙舟是水上娱乐工具。又引《拾遗录》：“汉成帝常以三秋暇日，与飞燕游戏太液池，以沙棠为舟，贵其不沉也。以云母饰于鹢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像，以夹云舟而行。”这里用桐木刻制的龙船显然也是娱乐工具。前引陆机《棹歌行》中的龙舟，亦用于休闲娱乐。

竞渡是一种水上活动，既可以指游泳比赛，也可以指划船比赛。与其他水上活动不同的是，竞渡强调的是参与者的速度快慢。目前所见关于舟船竞渡的最早记载出自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是日竞渡，采杂药。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檝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竞渡在两方之间展开，一方叫水军，一方叫水马，所用船只有专门的名称，叫做“飞凫”，便于划行，竞渡时有众多人围观。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竞渡已与端午节联系起来，是端午节期间一项颇具吸引力的活动。

隋朝也有舟船竞渡的记载：

从“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看，此地竞渡习俗应该有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而且也与端午节有关。

这时的舟船竞渡主要流行于南方。杜台卿的《玉烛宝典》明确提到：“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沉汩罗之日，并檝拯之。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进入唐代，舟船竞渡习俗仍然盛行于南方，这一点可从时人留下的文献中看得非常清楚。比如张说的《岳州观竞渡》、张建封的《竞渡歌》写于岳州（今湖南岳阳），刘禹锡的《竞渡曲》写于朗州（今湖南常德），白居易的《竞渡》为万州杨使君所作，万州在今重庆万州。当然，此时期它也开始在北方的某些区域如长安和洛阳兴起，并出现了“都人同盛观”的宏大场面。

这里需要格外关注两点，一是舟船竞渡的时间，二是竞渡舟船的形制。

舟船竞渡，不仅仅在端午节期间。前引杜亚修造奢侈之船时，明言为春中竞渡之戏。《新唐书》记载唐穆宗在鱼藻宫观竞渡，时间或在九月辛丑，或在三月戊寅，或在八月丙午，都不在端午节。不在端午节期间举行的竞渡活动在后世也比较多见，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详细描写了清明节时最高统治者“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的盛大场面，其中就有舟船竞渡，吴自牧《梦粱录》详细记载了杭州一带祠山圣诞日的竞渡活动，时在二月八日，也与端午节无关。

说起竞渡，许多人想当然以为就是龙舟，其实未必。事实上任何舟船都可以用于竞渡，只是因为竞渡讲究的是速度，所以多取“轻利”的舟船。田兆元提醒学者们应该注意“端午民俗之舟的多样性”，是颇有见地的意见。从现存记载来看，竞渡最早所用舟船并非龙舟。前引《荆楚岁时记》提到“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凫是野鸭的意思，会游水，亦会飞。这里将竞渡的舟船称为“飞凫”，大约是希望竞渡之舟如“飞凫”般快捷的意思。虽然难以确定是否为凫的形状，却可以确定并非龙舟。前引《隋书》所载荆州竞渡事也没有提及所用舟船的具体样式。不过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为我们理解竞渡之舟形制的多样性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在这里，既有龙船，又有虎头船、飞鱼船、鳅鱼船，形制多样，都参与了竞渡活动。

从唐代资料看，非龙舟竞渡也普遍存在。张说《岳州观竞渡》云“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这里用于竞渡的舟船是飞凫艇。元稹《竞舟》云“画鹢四来合，大竞长江流”，这里用于竞渡的舟船也是鸟舟，而非龙舟。

从时间上看，竞渡并非只有端午节才有的活动；从用具上看，竞渡并非只有龙舟竞渡。这就是我们论证端午龙舟竞渡的必要性。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唐代以前，端午节、龙舟、舟船竞渡均已出现，为端午龙舟竞渡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形成的时间是在唐代。

目前笔者所掌握的与端午龙舟竞渡有关的唐代文献资料主要有5条，其中3条为诗，2条为文。详见如下：

1.张建封《竞渡歌》：

2.卢肇《竞渡诗》（一作及第后江宁观竞渡寄袁州刺史成应元）：

3.李群玉《竞渡时在湖外偶为成章》：

4.张鷟《五月五日洛水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请速分付》（节选）：

5.康庭芝《对竞渡赌钱判》：

从目前研究成果看，唐代说与宋代说的分歧主要在于唐代端午竞渡是否已有龙舟的参与，因此能否从上述文献中发现龙舟，是释读分析的重点。

1. 张建封《竞渡歌》。从诗题、诗句“五月五日天晴明”以及全诗的描写，可知该诗所涉及的正是端午竞渡活动，但是不是龙舟竞渡呢？如何理解诗中两次出现的“两龙”就成了关键所在。田兆元在引用“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一句后，认为“这个两龙是真的龙舟，还是诗歌的比喻，我们不能确认”，并将其作为否定性的证据。然而，应该看到，该诗中有两处出现了“两龙”字样。一般而言，诗人不会在同一首诗里两次使用同样的比喻，所以，这里的两龙应该是指真的龙舟。更为重要的是，“两龙望标目如瞬”中的“目”字提示我们注意竞渡的两只舟船是有眼睛的，或者说两只舟船被刻画为有眼睛的动物形象，很难想象两只有着具体形象的鸟舟或其他什么舟会被称为“两龙”，所以这里的动物形象应该就是诗中明确提到的“龙”，而不是其他。

2.卢肇《竞渡诗》（一作及第后江宁观竞渡寄袁州刺史成应元）。从诗题、诗句“石溪久住思端午”以及全诗的描写，可知该诗所涉及的也是端午竞渡活动，那么竞渡的舟船是不是龙舟呢？“兽头凌处雪微微”提供一定的信息：竞渡船的头部做成了兽头的模样。那么这里的兽具体又指什么呢？“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给出了答案，就是龙。因此，这里的端午竞渡就是龙舟竞渡。詹杭伦在《论唐代的端午竞渡诗》中提到这首诗，认为诗表面是写“龙舟竞渡，暗地里写自己科举夺魁”。若如此，这里的竞渡船更能确认为龙舟，否则卢肇的比喻便没有了喻体。此外，詹杭伦引用了《江西通志》转引《唐摭言》中的一段相关记载：“卢肇、黄颇同举于乡，公车偕发，太守独饯颇而肇不与。明年肇魁多士，守延肇观竞渡，肇席上作诗云：扁舟鼓浪去如飞，鳞鬣峥嵘各斗机。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这里卢肇诗中有“鳞鬣”二字，与“向道是龙刚不信”结合起来理解，亦可知竞渡舟应当就是龙舟。

3.李群玉《竞渡时在湖外偶为成章》。诗题没有明言端午，诗中也没有说明活动的具体时间，但其中有“灵均昔日投湘死，千古沉魂在湘水”句，“灵均”指屈原，考虑到将屈原与端午竞渡相联系在唐代已是主流观点，因此，这里的竞渡指的就是端午竞渡。那么是不是龙舟竞渡呢？“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可以为证。或说“三十六龙”可能是比喻的说法，但“鳞甲”一词对舟船的性质做了说明。因此，这里的龙不是对船的比喻，而指真实的龙舟。

4. 张鷟《五月五日洛水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请速分付》文，可从题中看出与端午竞渡有关。文中涉及舟船的多种形制，包括“鸣鹤”“晨凫”“鸭头”“青雀”“鹢首”等。“飞龙”也在其中，这是唐代已有端午龙舟竞渡的铁证。

5. 康庭芝《对竞渡赌钱判》。这是康庭芝针对一桩由端午竞渡所起争端的判文。关于竞渡，文中有“江干可望。俱游白马之涛。邑屋相趋。并载飞龙之舳。泛长波而急桨。有类乘毛。涌修浪而鸣舷。更同浮叶”的描述，“飞龙之舳”再明白不过地说明端午竞渡中有龙舟的参与。这也是唐代已有端午龙舟竞渡的确凿证据。

那么，其他学者又是如何释读上面的文献呢？可以说，现在尚未有学者将上述五条文献资料集中进行释读，但关注其中一两条的不在少数，并且多认可它们是龙舟竞渡的证据。比如张建封《竞渡歌》，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就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将其作为水手们划龙舟的证据。万建中虽然整体上不同意闻一多关于龙舟竞渡起源的观点，但同样认可张建封《竞渡歌》中描写的“的确是竞渡的龙舟”。张伦笃、黄靖中甚至将这首诗认定为关于龙舟竞渡的第一篇文献。另外，詹杭伦在《论唐代的端午竞渡诗》一文中也注意到这首诗，并用较多笔墨加以分析。他明确写道：“诗中出现‘两龙跃出浮水来’‘两龙望标目如瞬’的诗句，说明船头塑为龙头的形状，与前此的‘鹢舟’‘飞凫舟’有所不同。”杨罗生在《竞渡本招屈考——兼论龙舟竞渡的起源及其文化意义》也承认《竞渡歌》对证明龙舟竞渡的意义，同时他还引用了张鷟文，并因张鷟的生卒年在660？—740年之间而认为“龙舟竞渡的文献记载可以确定为初唐”。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唐代已经出现端午龙舟竞渡。鉴于文献记载总要比它记载的事实晚出，因此不能说端午龙舟竞渡最早出现在唐代，但至迟出现在唐代是可以肯定的。

本文的写作缘于不久前阅读田兆元教授的《论端午节俗与民俗舟船的谱系》一文，该文关于舟船谱系的观念很给人以启发，但其中对端午龙舟竞渡出现于宋代的论证稍嫌粗疏。笔者在拙著《唐代节日研究》中曾经关注过唐代端午节的竞渡习俗，虽然当时的研究重心不在端午龙舟竞渡出现的时间，而在端午节竞渡习俗的形态，但里面引用的两条资料（即上引第4条和第5条）让笔者对田兆元教授的观点产生了怀疑。笔者于是将《唐代节日研究》中关于端午竞渡中的部分整理了一下，用微信发给田兆元教授，他说“欢迎你写文章，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于是有了这篇文章的写作。

细思量，之所以与田兆元教授形成不同的观点，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用以论证的史料多寡不同。或许因为田兆元教授写作《论端午节俗与民俗舟船的谱系》一文的重点，在于阐述谱系的复杂性，而不在于论证端午龙舟竞渡出现的时间，因此花在上面的笔墨较少。他反对唐代已有端午龙舟竞渡的理由，是唐人诗歌中“没有”相关文献。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将唐诗视为唯一的史料来源。唐诗固然十分重要，但并非唯一的史料来源，张鷟文和康庭芝文，就是诗歌之外的重要证据。第二是认为唐诗中没有更多相关文献。事实上，除了张建封的《竞渡歌》，卢肇的《竞渡诗》和李群玉的《竞渡时在湖外偶为成章》都值得作为史料认真释读分析。

其二是对于文献的释读不同。对同一条文献的释读直接影响其史料价值，释读同样的文献却得出不同的观点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这样的例子在历史研究中屡见不鲜。在唐代是否已存在端午龙舟竞渡的问题产生分歧，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此。无论是笔者还是田兆元教授，都注意到张建封的《竞渡歌》，但两人的释读不同，田教授在引用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一句后说，“这个两龙是真的龙舟，还是诗歌的比喻，我们不能确认”，而笔者通过对诗中两处用到“两龙”字样以及“两龙望标目如瞬”句的释读和分析，得出这里的两龙即指龙舟的观点。张建封的《竞渡歌》无疑是文学作品，将其作为史料，面临着处理纪实性与虚构性的问题，面临着哪些可为史料、哪些不可为史料的问题，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其辨析运用，自然不独与本文的写作有关，而是与整个历史研究相关的问题。于此，前辈学者如陈寅恪、钱穆等已有许多重要论述和实践，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研读。

对史实的考证，有赖于搜集详赡的史料以及对史料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通过这篇文章的写作，特别希望感兴趣的同仁搜集更多的史料，并一起研读分析，从而切实解决端午龙舟竞渡出现时间这一问题。若由此展开去，围绕一个乃至多个民俗史话题各自由共同感兴趣的学者共同搜集史料，共同释读分析，并自觉探讨多种类型史料的搜集与释读方法，对于民俗史研究的深化未必不是一个可行且有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