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哪吒城之说始于元代

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始建于1267年（元至元四年），城址的勘定、宫城的规划主要出自刘秉忠（1216—1274）。把北京比喻为“哪吒城”，元末已有流播。元末明初杨维桢《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直称幽蓟为哪吒城：“嗟政不纲可奈何？自底灭亡可奈何？国运倾，六师驻，那吒城。”元末另一诗人张昱在《辇下曲》中也说：“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那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明代笔记《农田余话》说得更明白：“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那吒神三头六臂两足。世祖庚申即位，到国亡于戊申己酉之间，经一百一十年也。”幽蓟、大都、燕城，都是北京的历史地名，奇怪的是，哪吒城一说主要出现在元末明初，随后就近乎消失，罕见被人提及。

三头六臂或八臂本是释家用来比喻佛之威严与神通，并非哪吒特有，比如千眼千臂观世音，又如修罗道者“并出三头，重安八臂，跨山蹋海，把日擎云”。哪吒本是密宗护法神，佛教典籍中着墨不多，仅有名号传世。宋代以来的禅宗开始提及哪吒的三头六臂形象，如《五灯会元》卷十一：“三头六臂擎天地，愤怒那吒扑帝钟。”《碧岩录》第八十七则：“忽若忿怒那吒，现三头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放普摄慈光。”几乎同时，八臂说也开始流传，如《五灯会元》卷十四：“三尺杖子搅黄河，八臂那吒冷眼窥。”卷十八：“八臂那吒撞出来，稽首赞叹道难及。”卷二十：“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宋慧开《无门关》：“若是个汉，不顾危亡，单刀直入，八臂哪吒拦他不住。”南宋以降，哪吒地位逐渐提升，进入道教神灵谱系，受到民间信仰的崇奉。

所谓“三头六臂二足”，无疑是为了对应“京师十一门”之数。刘秉忠基本是按《周礼·考工记》的要求来设计元大都的，但又没有完全遵照其原则。侯仁之说：“《考工记》描述‘王城’是‘方九里，旁三门’，而大都城并非正方形，而是长方形，四面城墙既不等长，北面城墙上又只有两门而非三门，这就是一种创新。”创新依据是什么呢？元代黄文仲《大都赋》称：“辟门十一，四达憧憧。盖体元而立象，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意思是说十一是天五地六相合之意。南则五门，取象阳数，北则六门，取象阴数，为象天法地之数。当然，这是精英文化的观念，而民间传统素来好做附会玄想，更愿意将之想象成三头六臂的哪吒。

不过，刘秉忠的知识结构也值得我们注意，他入过全真道，后又出家为僧，法名子聪，精通天文、地理、易经、律历和三式、六壬、奇门遁甲等卜算之术。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应召去见忽必烈时，听说子聪和尚博学多才，遂邀其同往。子聪很快得到忽必烈的重用，遂改名秉忠。像刘秉忠这种儒释道三家通吃的政治家，在城建规划上来点故弄玄虚的奇谈怪论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谁也不能排除刘秉忠的工作团队在设计元大都的时候，有意利用释道两家的神学舆论，将大都十一门附会为哪吒的三头六臂二足。

二、毁弃城门，唤醒哪吒

哪吒城的说法明初之后急剧式微，近乎沉寂500年，究其原因，当与明朝改建北京城有关。朱棣将北京城门由十一门改成了九门，东西各减一门。当城门只剩了九座的时候，无论怎么数，再也拼不出三头六臂二足的样子。传说十一门与现实九门严重冲突，传说的核心依据遭到现实的强势反驳，传说也就没法传承了。

清末民初，北京城墙开始一段段遭到损毁，先是庚子事变几座城楼被焚，接着是北洋军阀修筑铁路拆掉部分瓮城和箭楼。1952年开始，北京城墙被陆续拆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城墙的拆除，有利于虚拟城墙的建立。随着城门意义的不断弱化，人们对于内城九门、外城七门的概念开始变得模糊。当金受申讲到“正阳门东边的崇文门、东便门，东面城门的朝阳门、东直门，是哪吒这半边身子的四臂；正阳门西边的宣武门、西便门，西面城门的阜成门、西直门，是哪吒那半边身子的四臂”的时候，已经到了1957年，不仅城墙基本被拆光，新北京居民也多是外省人口，许多读者已经意识不到其中不妥之处。没有北京生活经验的香港学者陈学霖也没意识到这一点，他还依此画了一张“哪吒身躯与北京内城相应会意图”以佐证金受申的说法。

现在的北京居民可能不大理解，但是生活在明清两代的北京老百姓肯定非常清楚，东便门和西便门根本就不在内城，而是外城东西两端的小偏门，建筑时间比内城九门晚了一百多年，规模也很小，甚至有人戏称这是拉粪便进出的“便门”。东西便门无论从修筑时间，还是作用、规模、建制各方面来说，无一可与都城九门相提并论，不可能被当作哪吒双臂。

所以说，只有当城门逐渐失去作用，淡出人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对于哪吒城的想象才会重新回归民众的口头传统。《故都风物》作者陈鸿年说他读初中的时候（大约20世纪20年代）：“有位先生讲地理，不知怎么扯到北平城了！他说：‘当年刘伯温建造北京城，是按着哪吒三太子的像儿造的’，哪儿是他的什么部位，哪儿又是他哪块儿，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记得最清楚的，他说天坛、先农坛，是哪吒两个髽髻。地坛是足蹬的风火轮，下水道是他肚子里的肠子。前门是哪吒嗓子眼儿，彼时是北平将有电车不久，前门左右掏两个豁子，我这位老师，且喟然而长叹曰：‘往后哪儿好得了啊！正嗓子眼儿的地方，叫人掏两个大窟窿！’”我们从“前门是嗓子眼”“地坛是足蹬的风火轮”就可看出，这决不是“八臂哪吒”的形体，否则前门不会是嗓子眼，更不可能把风火轮安在哪吒的肚脐上。由此足见当时八臂哪吒城传说尚未出现。正是因为国运日下，毁城墙、切龙脉，引发民众恐慌，以及对于北京城命运的担忧，这才重新唤醒了哪吒城的旧概念。

那么，刘伯温是怎么建哪吒城的？据陈学霖考证，目前可知最早的文献，是英国人沃纳（Werner）的《北京城建造的传说》（1924年）。说的是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英姿伟岸，受到皇后妒嫉，只好离开南京前往燕地，有一位叫刘伯温的道士临行送他一个锦囊，叮嘱他遭遇危难时拆开，依计而行即可。到达燕地之后，发现这里一片荒芜，不禁怆然，拆开锦囊，发现上面写着需要在燕地建一座“哪吒城”，而且指示他如何获得建城资金，纸背则是城市蓝图。这个故事说明哪吒城的说法已经与刘伯温搭上关系。

瑞典学者喜仁龙1920—1921年旅居中国，对北京城墙展开专门调查，于1924年出版《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他在“北京内城墙垣”一章说到：“对于北京的平面布局、四个城区和各个城门，中国人都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说到这里，你以为他要点到哪吒了，可他却说：“他们声称，把城市规划为正方形并按东、西、南、北确定方位，不仅是由于实际的需要，这种安排是以天宇中各星宿的位置为依据的，因为不服从天道，就无法建成一座坚固的城市。”然后，他又在“北京内城城门”一章说：“北京这座城市将五十万以上生命用围墙圈了起来，如果我们把它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全城的生活脉搏都集中在城门处，凡出入城市的生灵万物，都必须经过这些狭窄通道。”这里已经将北京城比作“巨人”了，却依然没有提及哪吒。至此只能有一种解释，作为北京城墙文化的专门调查者，喜仁龙根本没听过哪吒城传说。

另一佐证事件是，日本学者仁井田陞（1904—1966）于1941—1944年间在北京的手工业行会调查。1944年10月，他两次到绦行祖师庙“哪吒庙”抄写碑文［最早的《绦行恭迎圣会碑记》刻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及访问行业会长和相关人士。此外，担任翻译的辅仁大学日语教授奥野信太郎（1899—1968）是最早研究《封神演义》的日本学者之一，1931年开始长住北京，对北京风物传说非常留意，他在《古燕日涉》一文中也记述了这次哪吒庙的考察。但在所有这些材料中，均未提及与刘伯温建城相关的口头传说。哪吒庙的庙祝告诉日本学者，绦行每年在庙里举行两次祭典，农历三月十五是哪吒诞，行会的所有成员都会参加祭典。1946年的《一四七画报》也有文章谈及哪吒庙，谓“其寓意所本，亦不过《封神演义》而已”。

北平文人荟萃之地，民国文献浩如烟海，这里芝麻大的事都会被记载和谈论，可却找不到一则八臂哪吒城的传说，甚至相关的蛛丝马迹都很难找到。可见哪吒城的概念虽然隐约登场，但还远未形成共同知识，八臂哪吒城传说更是尚未出炉。

三、刘伯温修下北京城

关于“刘伯温修下北京城”的说法，倒是广泛地流传于华北、东北，以及华东、西北的部分地区，比如1957年沈阳文联编印的《鼓词汇集》就有《十三道大辙》：“正月里来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光义，未卜先知李淳风。诸葛亮草船去借箭，斩将封神姜太公。”

这些唱词的流行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日本学者泽田瑞穗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常驻北京，收集了海量的俗曲唱本，现藏早稻田大学的“风陵文库”。文库中涉及“刘伯温制造北京城”的唱本非常多，如宝文堂的大鼓书新词《十三月古人名》卷首：“正月里来五谷丰登，斩将封神姜太公，洒金桥算命的苗光义，刘伯温制造北京城。”卷末称：“我唱本是十三月，这本是六十五个古人，名十三道大折。”据此可以判断《十三月古人名》也就是东北流传的大鼓书《十三道大辙》。清末剧作家成兆才（1874—1929）的《花为媒》就曾将这首大鼓曲揉进戏中，怀春少女五可在戏中唱道：“正月里开迎春春光初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光义，未卜先知徐茂公。”

此外，北京学古堂的《绣花灯》中也有相似唱词：“正月里来正月正，柏二姐房中叫声春……先绣前朝众先生，刘伯温制造修下北京城。”《绣花灯》在“风陵文库”存有4种，木刻版书和铅印本各二，唱词基本相同。清末民初，北京打磨厂街有宝文堂、学古堂、文成堂、泰山堂等7家专门出版俗曲唱本的书坊，全都有这类刻本。

《绣花灯》流传于整个北方地区，如山西《绣花灯》：“花灯上绣众位先生，刘伯温在早修过北京，能掐会算苗广义，徐茂公有神通。”陕北《绣花灯》：“能掐会算的苗广义，刘伯温修下北京城。斩将封神姜太公，那孔明草船借箭祭过东风。”吉林《绣花灯》：“一绣花灯众位先生，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广义，徐茂公，有神通。”山西、内蒙古一带的民间小戏二人台，北方秧歌竹板落子，全都一样。在河北邢台、辽宁本溪等地，这首曲子也叫《表花名》《十二月》，曲子巧妙地将十二月的花名与古人名融合在一起。

“刘伯温修下北京城”在劳动号子中也有体现，如山东运河号子：“正月里，正月正，刘伯温修补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广义，未卜先知李谆风。”天津打夯号子：“正月里来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那会算诸葛亮，斩将那封神姜太公。”此外，天津的《风柳子》《莲花落》《十二月花歌》诸曲种也有类似唱词。有学者评论说：“‘正月里来正月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能掐会算苗广义，未卜先知徐茂公。斩将封神姜子牙，孟姜女寻夫她哭倒长城。’这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没有韵律的瞎编、瞎聊、瞎磕，恰恰得到农民的无比欢迎。许多农民不识字，不读书不看报，也不熟悉历史。看戏记得快、记得牢。有人一说谁有预见性，他一下子就能对出‘能掐会算苗广义，未卜先知徐茂公’。有人问到，谁修的北京城？那我知道，‘正月里来正月里正，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这些数白嘴的戏词，使没上过学的农民增长了见识，得到了历史知识。”

北方地区早在清代就已经流行刘伯温修下北京城的传说。陈学霖认为：“从明末清初开始，刘伯温已俨成传奇的历史人物。到了清末民初，由于秘密会党鼓吹反清复明，崇祀他为翊助革命之护国军师，伯温的传说故事，也就愈变荒诞，成为民间信仰中最玄秘的民族英雄。”比如，在咸丰、同治年间所传抄的天地会文献中，刘伯温就被奉为襄助排满的神机军师，留下锦囊妙计，预言反清复明一定成功；托名刘伯温的《烧饼歌》更是明确预言了清朝的灭亡、国运的更新，甚至邹容《革命军》也引用其“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肯休”等谶语，预言革命的成功。原本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刘伯温传说，明末清初一路北上，其中既有《英烈传》的传播影响，也有反清复明秘密会社的宣传之功。

因为有了刘伯温修下北京城的传说，北京城内一切建筑都有可能被附会到刘伯温名下，而一旦这些建筑遭遇变故或面临危机，那些湮没已久的传说就会重新浮现。比如，1935年计议拆除西直门箭楼的时候，刘伯温就又一次站出来，暂时逆转了箭楼被拆的命运：“本市某当局，鉴于平西为北平名胜集中地带，每日前往游览中外人士，不绝于途，故交通极为重要，因之有拆除西直门箭楼之计议。连日工务局派工前往测量，但西直门外路南有楼房七所，系刘伯温完成北京城后按照天文形象所兴建者，名曰七星楼，其部位一为北斗。经工务局呈府请示，是否一并拆除，市府为保留古物起见，已决定不动。”

这则新闻很有趣，因为要保护七星楼，顺带保护了西直门箭楼。七星楼是刘伯温建的，难道哪吒城就不是刘伯温建的吗？我们接着追问，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跟哪吒和姚广孝有关系吗？答案是：至少在1935年，还没发生关系！我们不仅搜检“风陵文库”找不到一本与哪吒城、姚广孝有关的唱本，即便搜遍目前开放的各种民国书刊数据库，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任何信息。

事实上，关于刘伯温建造北京城的民间传说，各地异文并不相同，如抚顺的《刘伯温修下北京城》说：过去的北京是一片汪洋大海，刚好刘伯温来到这里，一看是块福地，是个建都的好地方。但是都城不能建在水上，于是刘伯温找到了水源，发现是个大泉眼，堵不住。刘伯温就去向财神爷借来聚宝盆，把泉眼压上，再修通河道把水给排干了，然后搁这建起了北京城。

天津的《永乐爷定都北京》则说：永乐帝平定北方之后，打算寻个好地建都城。他和刘伯温二人微服出行，有一天在路上见到有人家出殡，刘伯温掐指一算，不对，今天本是黑道日，不宜出殡，怪而上前询问为何如此择日，主家说，是潭柘寺的方丈给他择的日子。于是君臣二人找到潭柘寺，发现和尚们早已列队等候他们。二人见到方丈就问，为何选择黑道日让主家出殡，方丈说：“因为天子驾到，黑道日自然也就变成了黄道日。”君臣二人大吃一惊，只好向方丈请教选址之事，方丈说：“由此往东四十里，名曰北平，本是元朝皇城，乃天赐之地。”于是永乐帝就在这里建了北京城。

就算在北京当地的建城传说中，八臂哪吒城的说法在20世纪上半叶也难觅踪影。北京的一则《刘伯温建北京城》就说，燕王要在北方建都城，找来刘伯温，刘伯温让徐达向北射一支箭，说：“箭落在哪儿，就在哪儿修建京城。”徐达从南京一箭射到了北京的南苑。南苑的八家小财主吓坏了，拾起箭又把它射到了如今后门桥的地方。刘伯温带人追到南苑，要财主们把箭交出来，财主们说只要不把城建在南苑，他们愿意出钱建城。可是刚建完西直门楼，就把财主们的钱花光了。于是刘伯温又找来沈万三，没钱就打。沈万三被打得死去活来，只好瞎指，结果他每指一处，就能挖到大缸大缸的银子。后来北京城建好了，城里却被挖出许多大坑，这就是今天的什刹海、北海、中南海。

四、金受申传颂八臂哪吒城

1957年，在没有任何异文的前提下，一则成熟的八臂哪吒城传说由金受申整理问世，不过，像陈学霖这样关注该传说的学者并不多。1978年之后，民俗学重焕活力，民间文艺工作者推出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集，诸如1982年的《中国地方风物传说选》、1983年的《北京风物传说故事选》等书，不仅收录了金受申的这则传说，而且将其排在首要位置，使这则传说大放异彩。陈学霖的研究更是将传说的文化意义阐释得淋漓尽致。进入21世纪之后，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风，该传说遍地开花，日渐奠定其经典地位。

金受申是著名的北京曲艺史家，“九、十岁时即听评书，对评书艺术颇有研究”，32岁（1938年）开始为《立言画刊》执笔《北京通》专栏，1953年经老舍介绍，调入北京市文联编辑《说说唱唱》（主要刊载说唱文艺）。金受申的身份有助于我们联想到，该传说很可能来自曲艺人的说说唱唱，而不是民间文学的口口相传。刘锡诚就曾指出：“金受申这个传说……不是从北京市民的口中搜集采录来的。”

金受申《北京的传说》一书中，《八臂哪吒城》与《高亮赶水》《三青走到卢沟桥》《北新桥》《黑龙潭》《蜈蚣井》等几则传说，明显是一串环环相扣的故事系列。《八臂哪吒城》结尾处说：“刘伯温这么一修造北京城不要紧，没想到惹得孽龙烦恼起来，这才又引起‘高亮赶水’一大串故事来。”《高亮赶水》结尾处又说：“甜水呢？甜水叫龙子给带到玉泉山海眼里去啦。龙公呢？‘北新桥’故事里再讲。”而在《黑龙潭》的开头则说：“咱们不是说过‘高亮赶水’的故事吗？……现在说的这个故事，就是打这里说起的……”这种埋下伏笔不在本单元解决，要求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构方式，显然不是民间故事的典型形态。

《高亮赶水》讲的是哪吒城修建过程中，龙王报复刘伯温，用水篓将水源运走，企图枯竭北京水源，高亮主动请缨，奋力追赶，最终扎破水篓，追回水源，自己却被大水卷走牺牲的故事。这则传说的来历比较清楚，最早出自北京天桥艺人的撂地演出，是为数不多流传至今的鼓曲唱段。铁片乐亭大鼓艺人王佩臣（1901—1964）的拿手“蔓子活”中就有《高亮赶水》，北京琴书创始人关学曾（1922—2006）在1950年代末还曾改编《高亮赶水》唱段，同一时期，戏曲家翁偶虹（1908—1994）也编过《高亮赶水》。尽管曲艺形态不一，但基本情节却是一致的。《高亮赶水》唱本之所以在1950年代硕果仅存，不断改编，得益于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不怕牺牲、勇斗恶龙的大无畏精神，符合当时的文化主流。

通读金受申《北京的传说》，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北京建城传说都可归入两个故事系列，一是刘伯温、姚广孝与北京自然条件的斗法系列，一是鲁班先师对工匠的点化系列。由此可以推断，两个传说系列的主要来源是北京曲艺人的商业说唱，当然，不排除部分说唱是对民间口头传统的创造性改编。

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间接资料，证明说唱艺人在八臂哪吒城的概念传播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比如，老辈相声演员一说到故事热闹处，往往会冲出一段贯口，带出八臂哪吒城的概念：“不到一个时辰，就惊动了整个北京城，什么四门三桥五牌楼、八臂哪吒城的人都来看热闹，也不管是什么五行八作、土农工商、回汉两教、诸子墨家、三百六十行、街市上走的人……大伙儿都围过来了。”岳永逸也告诉笔者，他在北京天桥一带的曲艺民俗调查中，有些老艺人就曾提及早期演出曲目中有过《八臂哪吒城》。即使在新兴的网络评书或相声表演中，还有好些与八臂哪吒城传说相关的音频与视频。

五、曲艺说唱向民间传说的转化

在口口相传的散文叙事作品中，那些冷僻知识很容易被相似功能的共同知识所取代，尤其是人名和地名，这是口头传统很突出的一条传播规律。明清以后，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已经慢慢淡出了普通老百姓的历史记忆，逐渐成为冷知识。与此相反，刘伯温却日渐神化，不断升温为新的热门知识。由于二人的功能、功业十分相似，都是开国君主帝王师、能掐会算、熟稔奇门异术，关键是都姓刘，明《英烈传》甚至直接说刘伯温就是刘秉忠的孙子。在民众口头传统中，故事主人公的冷热替换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作为冷知识的刘秉忠淡出了，可是，同样作为冷知识的姚广孝为啥没有淡出呢？姚广孝虽然在通俗小说和说唱文学中偶或登场，但在民间故事中极少出现，甚至他自己家乡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都没有收录任何关于他的传说。姚广孝为什么会在传说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呢？不仅如此，传说的情节还十分稳固，异文之间差异很小，这些特征都是有悖于民间口头文学传播规律的。

我们再看哪吒形象。《西游记》中的哪吒是“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着六般兵器”。《封神演义》中的哪吒是“八臂已成神妙术，三头莫作等闲看”，无论六臂还是八臂，三头都是固定配置。就算按元大都十一门计算，十一门减去三头，再减二足，哪吒理应只剩六臂，而不是八臂，这是一个很容易发现的漏洞。如果按明清北京城的九门计算，至多也就是一头六臂二足，六臂哪吒城勉强说得通，但八臂哪吒城是无论如何都说不通的。

如果八臂哪吒城传说真是从北京民众的生活经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故事就一定能够在口口相传的民间传承中补足缺失，获得自我优化，八臂哪吒城就一定会被纠正为六臂哪吒城。正如前引明代《农田余话》早就指明了“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那吒神三头六臂两足”。另外，英国人阿灵顿（Arlington）《寻找旧北京》（1935年）也提到“北京城的型制是要象征哪吒的三头六臂两足”。但在目前可见的各种哪吒城传说中，哪吒俱为八臂形状，从未出现过六臂哪吒的异文，这种错误形态的高度稳定也是有悖于口头传统的。

综合上述各种有悖于口头传统的特征，结合传说首发者金受申的特殊身份及其知识结构，这些非常现象一再提示我们，元代虽然已有哪吒城的概念，但是并没有配套的故事情节，所谓八臂哪吒城的传说是由北京说唱艺人创作并传播的。

说唱艺人是职业故事家，相当于故事界的“意见领袖”，既要传唱故事，也要发明故事。旧北京的天桥说唱艺人多数靠故事说唱谋生，演出质量既有赖于艺人的表演技艺，也有赖于故事的新鲜热辣。如果故事传唱达到一定时长，逐渐为公众熟知，也就意味着该故事不再具有商业价值。这时，说唱艺人就得及时放弃旧故事，发明新故事，如此不断刷新。因此，从艺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不愿意故事太快为公众所熟知，这样有利于延长新故事的“有效传唱期”。

说唱艺人的故事一方面要新奇，一方面还得跟同行的同类故事保持大致一致，否则很容易受到听众质疑，引发同行之间的相互倾轧，所以说，同时代艺人说唱水平之高下，主要体现在个人演出技艺，而不是故事差异（个人创作的、非共享故事除外）。同一门派的共享故事尤其稳定，因为门派既要对外展示其原创性和独特性，又要对内强化其权威性和统一性，最大限度地盘定市场份额。因此，由说唱艺人创作的故事往往会有一些明显特点，比如，受众范围比较稳定、异文之间差异小、逻辑漏洞被忽视、冷知识能够得到稳定传播等。我们将这些特点对照于八臂哪吒城传说，基本上全都吻合。

目前可知的八臂哪吒城传说源头，几乎全都指向金受申，著名的北京学编辑赵洛在《赵洛讲北京》中提及城门传说时，通篇只引了“金受申说北京城图是刘伯温和姚广孝画的”，可是金受申却强调说：“北京人都知道、都传说：‘刘伯温、姚广孝脊梁对脊梁画了北京城。’”这里所谓的“都知道”，应该是指他自己生活的曲艺圈周边。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有一绰号“八臂哪吒”，1939年的一篇业内软文介绍说：“（我们）仿效水浒传点将录的先例，给他加上一个绰号，唤做八臂哪吒。”全文丝毫没有涉及“北京人都知道”的八臂哪吒城传说，很可能该传说在1939年尚未出现。由该传说在20世纪50年代尚无其他异文的情况来看，传说在当时应该尚处于“有效传唱期”。由此推测，陈学霖将八臂哪吒城传说的生成时间定位于“清末民初”，还是过于信而好古，八臂哪吒城传说的创作时间不会早于20世纪4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