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介绍的这本书，事实上是第一部俄文版的格林兄弟生活和创作的详细叙述。对于这本书的需要很早已经提出来了，所以它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将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并且基本上可以满足广大苏联读者对于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个人生活和科学探索方面的兴趣。

本书为西德作家盖尔曼·盖斯特涅尔所写，他写了许多传记小说，其中包括卡米尔·杰穆连、弗里焦弗·南先、克里斯托夫·威廉·胡费兰德、路德维希·乌兰德等人的传记小说，此外还有青年、儿童读物以及诗集和翻译作品。盖斯特涅尔研究格林兄弟的传记材料和创作道路已有20多年的历史；除了这本《格林兄弟》之外，他还写了另外两本有关格林兄弟的书：《格林兄弟·插图传记》（1952年）和《诗歌和语言世界的格林兄弟》（1961年）以及发表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期刊上的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至于“梅特罗·格尔德维·迈邦尔”电影制片厂根据盖斯特涅尔的电影脚本所拍摄的艺术影片《格林兄弟的神奇王国》，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格林兄弟——雅科布和威廉——是那个时代博学多识的学者，是具有多方面才能和十分勤劳的奇才，一般人都愿意在他们的名字前面加上“天才的”形容词，并且对他们怀有深厚敬意，有时也许还掺杂着模糊的怀疑。

在回忆起拜仑、济慈、诺瓦利斯的时候，人们总会怀有一种沉痛的惋惜之情：这样具有伟大天才的人物的生命竟如此短促。而对格林兄弟来说，命运是比较慷慨的——威廉终年73岁，雅科布天寿78岁。对威廉来说，创作旺盛时期和衰退时期是互相交替的，这部分地是由于健康情况恶化造成的，而雅科布则不同，他的一生是不间断的紧张劳动和全神贯注的科学探索的一生，他的成果同威廉的成就在一起，使我们有权把他们兄弟俩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格林兄弟属于这样一类知名人士，大概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多于了解，如果不考虑他们作为童话搜集者的声誉的话。格林兄弟的活动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它包括许多而且非常不同的、乍一看来完全是不相于的领域，如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和法律史，集德国民间口头创作的作品和研究日耳曼语语法，考订德国中世纪文学版本和探索人文科学的可靠的科学方法，研究民族风俗文化和编纂德语历史词典以及其他许多方面。而且在上述每一个知识领域，他们的贡献都非常大。如果企图用两句话来确定雅科布和威廉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的作用的话，那么应当说，他们正好是一门内容丰富的综合科学——包括日耳曼各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法学、文化和风俗习惯各个独立学科在内的日耳曼学——的奠基人。

盖斯特涅尔的这本书在风格上具有许多优点：一方面它相当广泛地囊括了包括大量生活细节和”次要人物”资料在内的传记材料，使画面达到了所要求的充实性；另一方面是它的统一的风格和叙述的连贯性。在我们看来，准确的事实重于虚构，也是这本书的一大优点。叙述“格廷根七君子”事件和紧接着这一事件之后雅科布和威廉流放的几章是成功的，这是我想特别指出的，这几章具有戏剧性，水平很高，读起来也很有趣味。

叙述上的压缩有些不同寻常。盖斯特涅尔为了竭力使自己的作品为最广大的读者所理解，明显避免了对格林兄弟的许多科学概念的叙述，更多地从生活方面对他们进行了描写，谈沦的都是雅科布和威廉生活中那些纯属人所共有的问题。这种艺术手法也是允许的，因为在世界文学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果作者敢于更清楚地阐述自己的主人公精神发展的各个阶段和描写他们独立思考的紧张活动的话，那么人物肖像的描写就不必占那么大的篇幅（而在盖斯涅尔这部作品中正好犯了这个毛病）。由于作者始终坚持自己所选定的途径，所以他有时专心致力于作品的通俗化，明显地简化了所叙述事物的实质和格林兄弟在许多情况下所遵循的动机。

在说明历史事件的时候，盖斯特涅尔对待这些事件的评价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比如在叙述与1848  年革命有关的事件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对于这次革命的原因和动力，盖斯特涅尔作了错误的解释。黑格尔的名字只是在他取得大学教席的职位时才提到，可是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作用却只字未提。盖斯特涅尔把艺术、文化、主要是文学的发展同19世纪迅速的技术进步相提并论的倾向也使人有些迷惑不解。同时也不能认为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文学状况进行全面描写的企图是成功的，因为这种场面有时看来残缺不全和模糊不清。

格林兄弟的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在这篇序言里未必能够对它作出详尽的评述，而且这也不是这篇序言的任务；不过提供某些补充的、而且是盖斯特涅尔这部作品所缺少的或没有充分说明的材料看来是适当的。

当我们回想遥远童年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童话，它那色调鲜明的形象和情节构成了童年意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个世纪前，在欧洲艺术的古典主义时代，人们把民间童话看作是不屑一顾的、口头创作的“低级”形式（“保姆的童话”）。就是在文化发展的其他时代，也有不少人认为童话只是刺激，甚至在某种程度侮辱文明人类审美感的极其简单的半原始艺术形式。

这种对待童话的态度，使得很少有人关心童话的保存和研究工作。然而，童话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民间，存在于热心的、甚至是没有文化的说书人和无数的童话爱好者的记忆当中。

格林兄弟为保存古代口头和书面文学作品的思想所驱使，在搜集、抄写、部分校订和出版日耳曼中部德国童话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们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年—1815年）的两卷集是历史上第一部很可观的德国民间童话集。

当然，格林兄弟也有自己的先驱者。

在格林童话集问世前一百多年，于1697年，法国诗人沙尔利·佩罗不顾宫廷艺术的提倡者们对于民间口头创作明显的藐视态度，出版了《鹅妈妈的故事》童话集。这个集子篇幅不大，只有八个故事。整个读书界就是在那时熟悉了《小红帽》、《睡美人》、《蓝胡子》和《穿皮靴的雄猫》等故事的。

更晚些的时候，即18世纪后半叶，德国出现了第一批童话集。其中最出名的要算是德国作家约翰·卡尔·奥古斯特·穆泽乌斯的大部头八卷集的《德国民间童话集》（又名《德人民间童话集》）（1782年——1786 年）。但是佩罗和穆泽乌斯的童话集与格林童话集不同，他们对童话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加工、因此它们不应当认为是民间童话，而应当认为是文学童话。

极其细心和谨慎地对待自己民族（以及其他民族）丰富的民间口头创作，不但保留童活的内容、情节发展的方式和方向，故事的主旨，而且还保留它独特的语言形式，这就是雅科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在出版童话工作中几乎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格林兄弟的作用不能仅仅归结为搜集和记录童话，虽然这本身已是巨大的劳动。盖斯特涅尔写得很好：格林兄弟在从事这一工作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多么大的困难。他们所搜集的童话来源不同，涉及各种领域，所以，它们在语言的色彩、色调和生活真实方面，在叙述者的风格和语调方面，各不相同。因此，格林兄弟决定对它们进行某些校订，以便在不改变童话的精神和结构的情况下，使童话的形式取得一定的统一，并且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好像所有的童话都是由一个叙述者讲述的一样。这就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对于形式和风格具有敏锐的辨别力。并且具有很强的欣赏力。而格林兄弟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重要的任务。

格林兄弟的童话集开始没有明确的目的，因为它是作为一部能够满足各类读者——既有普通的读者，也有科学和艺术工作者——需要的读物而考虑的。

格林兄弟同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有友好关系，所以他们向“海得尔堡小组”的浪漫派作家，首先是向阿尔尼姆和布伦坦诺的坚决劝告作了让步，使童话集具有了更大的文学性。关于童话集的工作，更准确地说，是由威廉承担的，而雅科布没有参加这一工作。

威廉所修改的第二版（1819年），在本质上不同于第一版。后来，威廉沿着“童话风格化”和使童话具有更大的表现力与统一的形式的道路对童话集继续进行了文学方面的修改。

格林兄弟童话集以后的一些版本，在科学价值上一版比一版低。但是许多故事仍然保留了第一版的形式，其中有些故事，在语言上还保留了生动的方言色彩，每一个故事在何时、何地、根据何人的转述记录等，在童话集里也都有记载，而且威廉对1822年的版本还增补了注释，在这些注释里，除了对童话的例行说明之外，我们还看到表现出格林兄弟神话理论大致轮廓的理论概括。

对于酷爱民间口头创作的人和学者们来说，自然，对第一版童话集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但是，这一版很快就售完了，而且后来成了珍本。所以，在上阿尔萨斯的一个寺院里发现格林兄弟童话集的初稿的消息，对德国民俗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件极大的喜事。发现这一珍品的经过是这样的：1809年7月2日，后来又一次，即1810年9月3日，布伦坦诺决定研究童话，要求格林兄弟把他们搜集到的资料寄给他。格林没有理由拒绝布伦坦诺的要求，于是在1810年10月底把手稿的副本寄给了他，并要求用完之后还给他们。但是，布伦坦诺没有把副本还给格林兄弟。多少年以后，他的文件连同手稿一起落到了爱伦堡的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并且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

可是格林兄弟为布伦坦诺准备副本的那个主本手稿没有保留下来。童话集问世之后，这个手稿大概由于不再需要而销毁了。现在所说的“爱伦堡手稿”包括以下的故事：雅科布抄写的二十五个，威廉抄写的十四个，他们的朋友抄写的五个，还有几个传说和民间创作。这个稿本的童话集，1927年在海得尔堡由约瑟夫·列夫茨出版，并于1963年在莱比锡由曼弗列德·列麦尔再版。

列宁曾经写道：“任何故事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尽管故事的荒涎性特别引人注目，尽管好像完全脱离日常生活的逻辑和事实、生活中的各种操心事和问题以及故意的“不正经”，但是，在童话里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人民的生活、他们的利益范围、各种重要制度以及他们的理想和文化。

尽管故事要保持“编写程序上的”简单性，但是在童话里不难发现反映贫与富，有权与无权之间发生对抗的最残酷的生活现实。

许多民俗学的爱好者都指出了格林兄弟的童话里存在着大量的“残酷场面”，这是难于争论的，但是也不必急于作出仓促的、表面上的结论（比方说，既然童话里反映了人民的精神，所以这种残酷性对童话来说是不奇怪的）。这种现象的性质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格林童话集里，这种现象即便比在其他民族的童话里多一些，但是，在日常生活本身的演变中，死亡、疾病、不幸事件、大大小小的灾祸、战争、天灾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窥伺着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深蒂固的、模糊的和无意识的对于存在着残酷性的感觉也就反映出来了。

有时使格林兄弟童话的读者不解的是，在这些童话中有些与其他民族的童话相重复。比如格林兄弟童话集里的《灰姑娘》、《小红帽》和《睡美人》，这是从佩罗最有名的童话里脱胎而来的。应当说，相似的情节和主题的存在，对于民间故事，甚至对于所有民间诗歌来说是一个普遍的特征。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作为实证。在英国童话里有一个故事名叫《芦苇草帽》，它很像格林童话集里的《腼腆的姑娘》，在法国童话里，它像《西班牙国王的女儿》，在挪威童话里，像《肮脏的卡里》，在日本童话里则像《八件罩头单外衣》等等。斯洛伐克童话《没有手的女孩》与格林兄弟童话《没有手的女孩》完全相同。挪威童话《三个老大妈》和意大利童话《这就是七！》，与格林兄弟童话《三个胡桃》十分相似，英国童话《汤姆·蒂特·陶特》很像格林童话《三个纺线女人》，格林童话《农夫和魔鬼》非常像俄国童话《根和梢》，所不同的只是在格林童话里受骗的仍是鬼，而不是熊。这种现象的出现都还没有充分深刻和全面研究，这如同不同民族的童话史至今还没有研究一样。

完全可能，在个别情况下确实有情节借用的现象，同样可能的是，不同民族，甚至彼此没有关系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共同性以及生活情况的重复性在这里起了不少的作用。

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认真研究。格林兄弟是所谓“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不同民族，甚至地理上彼此非常遥远的民族（如德国人和印度人）民间口头创作的情节的共同性是因为这种创作的起源存在着共同性，按照他们的意见，这种起源应当从最古老的、印欧各民族共同的神话中来寻找。

另一些学者企图把这种同源现象解释为民族和全人类因素的共同性以及童活情节的简单借用（“转移理论”）和各个种族与民族生物学上的相同性，并努力用民间口头创作的现实同每一个民族的历史进行比较的办法来找到某种解释。虽然在民俗学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学派常常代替另一个学派，并且都希望得到对这种现象的唯一正确的解释，但是他们也只不过能够对此作出部分解释而已。

格林兄弟生活和创作的命运同德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最有意思的时代——浪漫主义时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浪漫主义是世界文学中一种复杂和多方面的现象，它产生于欧洲18—19世纪之交。30年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为世界提供了许多具有高度艺术的完美形象。

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给德国的思想界以很大的影响，这表现在：

它鼓舞了这个时代许多作家革新生活和思想的自发力量，为自由和运动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已经暴露的犹如花岗岩一样坚固的旧社会基础不可靠性的敏感和对于新时代诞生的预感，尽管还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惊动了它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并且在这个由三百六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公国组成的“布头封建帝国”成了社会深刻变革的预兆。

德国人对于法国革命的结局有两种反应：一方面，推翻旧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和由雅各宾派宣布的自由与平等的叛逆思想对德国人产生了强大的激发作用，形成了新的，进步思想的新鲜气氛；另一方面，由于对革命敌人实行的革命恐怖，许多人在法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头几年就已经对法国革命的结局产生了失望情绪并对实现进步思想的可能性本身产主了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德国的浪漫主义。德国浪漫主义是从耶拿的生气勃勃和有才华的青年文学家小组的活动开始的，（从而有“耶拿浪漫派”之称）。这些人从1796年开始经常在施莱格尔兄弟、弗里德里希和奥古斯特的家里集会。参加这一小组的有诺瓦利斯·路德维希·蒂克和同他要好的威廉·亨利·瓦肯罗杰尔、哲学家费希特和谢林以及自然科学家李特尔和斯泰芬斯。

耶拿浪漫派重新研究了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以康德为代表）和德国革命的思想，渴望彻底从思想上解决人类；他们在考虑使人得到完善的可能途径时，已经不相信理性的无限威力，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因为他们本人看到，理所当然地完成了启蒙时代的法国革命的理性原则，如何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如何更多地相信了感觉和人的创造因素。他们认定具有天才的人的直觉比对世界合理的认识更好。艺术在他们的世界观体系中具有特别的作用，他们认为，艺术是人类希望和人类文化最高的表现，而他们认为发展艺术天才就是通向人类完善最高阶段的道路。

诺瓦利斯曾写道：“美好的时刻一定会到来，而人们除了读文学书籍中美好的作品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读。所有其他的书籍都是工具，一旦这些书不再是有益的工具，人们就会忘记它，因而，书籍就不会保留很久。”对耶拿浪漫派来说，诗和纲领性哲学的结合是很有代表性的。

关于这个问题，耶拿浪漫派的另一个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经写道：“……一切艺术都应成为科学，一切科学都应成为艺术，诗和皙学应当结合起来。”耶拿浪漫派的主要主张的意义就在于号召努力达到天才人物所创作的艺术内在完美的高级阶段。照施莱格尔的话说，浪漫主义诗人所应遵循的哲学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以自由和对自由抱有信心的思想为出发点的创造性哲学”，是独立进行思考的人所作的无拘无束的哲理性的即兴作品。根据浪漫主义作家的意思，正在产生的新艺术应当克服“古典艺术”的一切局限性，不但在描写对象上，而且在艺术形式的多样性上应当成为包括一切的艺术，按照施莱格尔的说法，应当成为“进步的、包罗万象的诗”。

虽然耶拿浪漫派也认为天才是新艺术的特点，但是在他们的思想里这种艺术绝不是上流社会的、专供特等人物的艺术。施莱格尔指出：“对任何人都应当要求天才，同时我们为了成功，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艺术的这种看法是同早期浪漫派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念把人看作是有创造性的、具有潜在无限可能性和无穷无尽丰富性和深奥性的人。与耶拿浪漫派观点相近的语言学家和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耶尔马赫尔写道：“任何一个人同另外一个人都不相同。”“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像劣等金属放出银光那样的时刻，这时这个人不知是由于接近了高级的生物，还是接触了某种电光，常常被提得高于自己本人，并且达到他能够达到的最高的高度。”可以把耶拿浪漫派的历史比作文学地平线短促而明亮的闪光。耶拿派的全部艺术和哲学遗产只限于屈指可数的几年之内，即从1798年开始，大约到1805年为止。德国晚期浪漫主义比早期浪漫主义有着较长的历史和更为多样的表现。埃伦斯特·捷奥多尔·阿马杰伊·霍夫曼的创作是晚期浪漫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之一，他的创作同耶拿浪漫派的美学有许多共同点，而且根据另一种并且非常独特的艺术方法体系在许多方面对它作了发展。所谓海得尔堡文学小组（“海得尔堡浪漫派”因此得名），在德国晚期浪漫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参加这个学派的有阿希姆·封·阿尔尼姆、克列缅斯·布伦坦诺和格林兄弟。约瑟夫·艾兴多尔夫具有同他们相近的文学观点。在晚期浪漫主义当中，单独存在而与任何文学派别没有联系的有亨利·封·克莱斯特、阿达利别尔特·沙米索和后来的青年诗人海涅。

耶拿浪漫派崇尚富有天才的人的激情，而海得尔堡浪漫派则与他们相反。它向往人民性、古代遗风、“自然的”诗和民间口头创作——民间童话、诗歌和传说。海得尔堡浪漫派与耶拿浪漫派不同，它是在完全不同的基础和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方面是拿破仑战争（1806—1813年）、德国被占领和民族屈辱，另一方面则是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和团结。这种情况使晚期浪漫派，特别是海得尔堡浪漫派的艺术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他们的艺术里有时明显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的情调。

晚期浪漫主义（同一般的德国浪漫主义一样）虽然在19世纪20年代末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但是格林兄弟与他们在精神上的联系延续了许多年。

如果说，就其思想体系而论，格林兄弟曾经并且一生都是浪漫主义的话，那么我们丝毫也没有违背事实。

格林兄弟同浪漫主义的联系不只限于文学方面。这种联系在同等程度上（如果不是更大程度的话）也扩展到了他们的科学研究领域——语文、历史和法学。如果说晚期浪漫派决定了他们对民间口头创作和民族古代遗风的兴趣，那么早期浪漫主义则对他们的科学方法的形成曾给予重大影响。说出这一点所以重要，是由于语文学、一般的社会科学和整个历史学派的历史比较法的形成与雅科布·格林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认为必须用联系过去的方法进行研究，了解重大历史时期更替的规律性的见解以及关于各个历史时代的形成和继承的观念，都第一次得到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的真正拥护。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即作为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有规律的运动来建立文学史的观点是那拿浪漫派重大成就。

格林兄弟的大学老师、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对于他们著作中历史方法的形成给予了重大的影响。他曾教导说：“只能从过去了解现在。”对于年轻的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来说，除了在学科中把历史的研究对象作为这一学派的基本戒律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要求摆脱习惯的概念，摆脱大胆的假想和权威的理论，而回到原始资料上来，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仔细研究；第二，要求少搞一般推论和纯抽象议论，而更多地注意具体事实和细节，因为根据拥护这种方法的人们的意见，只有很好地了解“小事”，才能为可靠的概括创造基础。

注意事实、细节和小事，对于格林兄弟、特别是对雅科布来说非常突出。

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可以使人感觉到他通过所有细节的个性和鲜明的色调去进行详细研究最小细节的渴望。在谈到自己发表的头几篇学术论文时，雅科布在1808年10月18日给萨维尼的信里，根据个人的经验强调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在论文中简单地用相应的研究结果发表对某个问题的意见。……全部令人愉快的事情正是在对细节进行从容不迫的和全面的叙述之中，然后才能够对自己的推论作出简单的总结；我深信，谁了解事情的细节，谁才能对这件事情说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那种冗长的推论和对我们的诗学与历史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一般叙述，我是完全反对的。”德国语言学和其他学科历史比较法的确立和整个历史学派的形成，是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明显进步；它为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促进了许多新的科学发明，同时，后来这一方法的运用范围及其局限性也很明显。

不难看出，研究一个项目，不研究它的历史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任何一门科学绝不仅限于历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上个世纪中叶，“历史比较学派”在许多社会学科当中逐渐退居第二位。

格林兄弟在实际搜集和保存德国民间创作方面进行了忘我的工作，但是这一工作并没有局限在童话范围之内。对于《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所给予的良好反映鼓舞了格林兄弟，他们决定把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于是把力量集中到搜集民间传说上。这项工作，老实说，他们在很早以前——几乎与搜集童话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在1816年出版了一部篇幅很大的集子《德国传说集》。

什么叫童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什么叫传说，则未必尽人皆知。

在《德国传说集》序言里，格林兄弟正好指出了民间口头创作这两个类别（或体栽）之间的差异。童话和传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很多方面都彼此近似。但是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童话是自由的艺术虚构，我们就是从这种性质来认识它；而传说，不管说的是多么离奇的事情，都在追求历史的可靠性。传说与童话不同，它不但指出情节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且能比较齐全地说出人物的名字和官衔。如果说童话的情节，通常是发生在“某一个王国，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的话；那么传说则不同，它是以相当真实的语调开头的，比如：“1605年2月，在亨利·尤利乌斯·勃拉温什魏格公爵的领地，离克维德林堡一英里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银矿产地》，第一六一篇）。格林兄弟指出，童话比传说更具有艺术性，更富有诗意。后者则更多的是历史。童话是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人无需广泛的地理知识就可以了解它的情节；而传说则牵涉到一定的地理知识、一定的历史事实或历史人物。序言里还谈到，传说具有“比较简单、比较分明的风格的特点，它要求听众有更大的严肃性和更多的思考”。

下面是这个集子里的一个传说——《巨人的玩具》（第十七篇）：“多少年以前，在一个高山上，离瀑布不远的阿尔萨斯的尼杰克城堡，这个城堡的主人都是巨人。一天，有一个少年女巨人为了看看下边的情况，从山下到山谷，来到了吟斯拉赫。她看到农民们正在树林旁边的一块不大的田地上耕作。她觉得奇怪，就停下来，瞧了瞧犁耙、马匹和人，这一切她都觉得非常新鲜，就走到近处，说道：‘你瞧，真好玩，看来我要把这些带走。’于是她跪在地上，铺开围裙，把地上所有的东西用手扒到围裙里，然后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地回家去，她跳上一个峭壁又一个峭壁，甚至那些人们很难爬上去的悬崖峭壁，她迈一步就去了。

“她走进屋来，这时城堡的主人正坐在桌子后边。他说：‘我的孩子，看你高兴得满面笑容，那是带回来的什么东西？’她马上打开了自己的围裙，让他瞅瞅。父亲问道：‘那是什么，在那里乱动？’女孩答道：‘这是我心爱的玩具。这样好的玩具有生以来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她开始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一样一样放在桌子上，有犁、农民和马匹。她在周围跑来跑去，高兴地不时拍着手，看着这些东西在那里有趣地来回走动，这时父亲说道：‘我的孩子，这根本不是玩具，我看你这是干了一件蠢事。去把他（它）们送回山谷去。’小姑娘哭了起来，但这无济于事。父亲非常严肃地说：‘农民不是玩具，你不要哭啦。小心地把他（它）们收起来，从什么地方拿来的，还送到什么地方去。如果农民不耕种自己的土地，那么我们这些巨人们，住在这个高高的地方，就什么东西也吃不到。’”传说和童话一样，对世界和各种世界现象的认识充满了幻想和稚气；尽管这些传说具有离奇色彩，但是它们没有任何偶然性，它总是这样那样地涉及非常重要的人生问题，并且没有超出大家所熟悉和普遍了解的范围。传说和童话一样，反映出了人类这样一种永恒的信念（或者是这种信念的愿望）：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比如，有一个传说叫《瓦伊辛什塔因的宝剑舞》，这里叙述了瓦伊辛什塔因城堡的贵族如何靠行劫的手段来保证自己的生活资料，他们对附近的村庄实行掠夺性袭击，直到忍无可忍的农民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报复为止。

有一个传说谈到，在煤矿里住着一个穿着袈裟的、隐藏起来的魔鬼，他严厉惩罚了压迫矿工的工长《住在山里的魔鬼》，第二篇）；另一个传说讲了一个魔鬼怎么样带走一个有钱的姑娘，这个姑娘曾答应嫁给一个穷人，可是后来又毁约了（《魔鬼带走失信的姑娘》，第二百〇九篇）。魔鬼还惩治了一个昧着良心欺骗顾客的饭铺老板（《魔鬼的马掌》，第二百〇八篇）。

传说“警告我们防恶，而在出现善的时候，又使我们充满喜悦”。格林兄弟认为，这就是“德国民间传说的本质和美德”。

传说和童话一样，在日常生活事物和概念方面有一种认识世界的视野的局限性，并且以天真的神话般的观点看待世界。德国的传说有许多超自然的现象（比如，已经死去的妻子又回到丈夫身边，而且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生活，甚至还生了孩子，——《帕萨乌的约翰》，第九十五篇；读者还会看到一个能够砍下许多脑袋，而且还能把它们还原的人，——《百合花》，第九十四篇），在传说里，会见到许多地精、幻影、人鱼公主和魔鬼，等等。

人民生活中完全异乎寻常的生活情节或生动的风俗画面有时成为传说的基础。比如《地界之争》（第二百八十七篇）的传说就是这样：“在维利姆斯豪津，离缪恩坚不远的黑森的一个村庄，关于两个邻近的村社之间的地界应该划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争论。谁也不能准确地把它说清楚。于是决定抓一只虾，把它放在地里，争论也是因为这只虾引起的。虾从什么地方爬过去，就在什么地方树立界石。可是，因为它爬得弯弯曲曲，结果地界就很弯曲，并且有许多拐角。所以直到现在地界还是这个样子。”格林兄弟的《德国传说集》分两部：第一部专门讲与地点有关的传说（也叫地理传说），第二部是讲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传说（相对地叫做历史传说）。历史传说也和地理传说一样，在色调上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这些历史传说讲到了哥特人、匈奴人、朗哥巴尔德人和法兰克人，讲到了国王阿尔鲍因、卡尔、路德维希和柳特普兰德以及皇帝亨利和威廉，这里也有关于齐格菲和天鹅武士以及马丁·路德的传说。这里可以把关于朗哥巴尔德的国王阿尔鲍因和他的妻子罗莎蒙达的有名的传说（第四百篇）举出来作为历史传说的一个例子。

“格尔德族的国王图里先德死后，他的儿子库尼蒙德继承了王位，他破坏了从前与朗哥巴尔德人缔结的和约。可是朗哥巴尔德的国王阿尔鲍因粉碎了好战的敌人，在战斗中打败了库尼蒙德本人，并用他的头骨为自己做了一个大酒杯。他还决定把一个女俘虏、库尼蒙德的女儿罗莎蒙达据为自己的妻子。到处在宣扬阿尔鲍因的功勋和荣誉，不仅朗哥巴尔德人，还有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日耳曼许多其他民族都编了歌曲来赞颂他的名字。而且当时许多能够精巧地锻造武器的人们也都在讲述他的名字。

有一次，阿尔鲍因坐在维罗纳宫，正在吃饭，他吩咐王后把酒倒在用她父亲的头骨做的大酒杯里，并且对她说：‘同你父亲一起喝酒！’听到这话，罗莎蒙达非常痛心，但是她控制着自己决心报仇。她来找自己的同乳兄弟、国王的持枪侍从赫利米希斯，请求他杀死阿尔鲍因。但是赫利米希斯没有同意，建议她只能把这件事情委给勇敢的武士别列杰奥。然而忠诚的别列杰奥坚决拒绝行凶。于是罗莎蒙达只好耍了个计谋，偷偷藏在与别列杰奥暗中来往的自己的女仆的被窝里。别列杰奥很快就来了，他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同王后过了一夜。犯下罪行之后，罗莎蒙达就问别列杰奥，他把她当作谁了，当她听到他的女朋友的名字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弄错了，亲爱的，这是我，罗莎蒙达，现在，你既然已经干出了不可挽救的事情，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杀死阿尔鲍因，要么死在他的手下。’这时别列杰奥明白了，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开这一杀人行为，就答应杀死阿尔鲍因。

一天中午，当阿尔鲍因睡觉的时候，罗莎蒙达吩咐城堡里保持安静，并把所有的武器都拿到远处，可是她把阿尔鲍因的剑非常牢固地拴在了他的床上，既拿不下来，也拔不出鞘来。这时，她按照赫利米希斯的建议，把别列杰奥放了进来。阿尔鲍因醒来之后，看到了他所面临的危险，他本想拿出剑来，但是没有成功；他就拿起了一条板凳，用它顽强自卫了一会儿。但是，这个曾经战胜过许多敌人的、勇敢而又强壮的国王面对自己妻子的机智和诡计，终于成了一个无力自卫的人。最后，朗哥巴尔德人一面哭泣着，一面唱着哀歌把他埋葬了。他的坟墓紧靠在进入国王城堡的台阶旁边。后来，基齐利别尔特公爵为了取出剑和装饰品，打开了这座坟墓，事后对人说，他看到了阿尔鲍因。”对于保留和普及像传说这样一类非常独特的民间创作来说，格林兄弟这部集子的意义是丰常重大的。但是，这部集子的命运同《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的命运相比是不幸的。虽然在格林兄弟的这部集子刚刚问世之后，其中的许多传说获得了真正的声誉，成了可以列入文选的读物，并且出现了许多模仿者，不过对它的一般兴趣，毕竟不如对童话集那么大。《德国传说集》同《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相比所保持住的，只不过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再版而已。

1815年至1819年间，在雅科布·格林的创作生涯中所发生的转变是今人吃惊的。13年来，他一直搜集民间童话。可是，从《童话集》第二卷问世之后只过了4 年，就出版了另一部巨著——《德语语法》。在这部著作中，他极为详细和系统地研究了从歌德时代开始的德国语言史和语法，而且最详尽地研究了它们发展的每一个时代，于是童话作家雅科布突然变成了一个语言学大师，并且以为自己多卷集的著作使整个学术界为之惊叹不已。

在德语研究史上，他的《德语语法》是一部崭新的著作，它取材内容广泛、论述深刻都是前所未有的，为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这部著作所研究的对象主要不是格林兄弟那个时代的德语，而是德语形成的道路和它发展的各个主要时代。

雅科布·格林根据已经确定的研究语言的历史比较原则，运用了许多非常具体的语言材料——歌德语言、古代的、中古的、近代的高地德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包括古冰岛语）、瑞典语、丹麦语和其他多种语言。这部巨著作包括德语语音学、词法学、句法学、构词法学和词汇等方面问题，而且雅科布·格林对于每一部分都进行了许多最有价值的观察和有趣的发现。

关于雅科布·格林在编写《德语语法》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量和他对科学的功绩，亨利·海涅说得非常好：“……雅科布·格林对语言学所做的工作比黎塞留时代以来的整个……法国科学院做得都多。他的《德语语法》是一部巨大的作品，是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在它的拱门下边所有德国民族好像一个大型合唱队一样，每一个民族都用自己的方言，唱出各自的声音……

为了搜集这些丰富的知识，并且用无数的引文把这些知识联系在一起，一般人的生命力和忍耐力是不够的。”在《德语语法》的序言里，雅科布·格林叙述了自己编写这部著作的基本原则。他在证实自己与当时这一学科中广泛流行的“哲学”解释对立的态度时，写道：“我是语法学科中一般逻辑概念的敌人，这些一般逻辑概念只是从表面建立了各种严格而完整的定义，但是却妨碍了准确的观察，而我认为这种观察是语言学的灵魂。谁不承认观察，不承认这种观察的不可争议的结果……并且嘲笑任何理论，谁就不能洞察不可思议的语言的的精髓。”序言接着指出：“必须用充分列举那些所有与语言或现有的词法规则有关例子的办法，才能够使语法具有可靠性和准确性——这不是为了细节本身而堆砌细节，而是注意到对这些例子的直接观察具有完全难以估量的优越性和可能性。”很难判断，雅科布·格林《语法》的哪一部分是最成功的，但是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他的著作中语言部分最为宝贵。对德语历史语音的研究如此详细、认真和系统，这在格林之前是没有过的。

在研究日耳曼语族的语音结构的形成时，雅科布·格林除了出色地掌握研究对象之外，还表现出了对语言的惊人的敏感和杰出的综合才能，这种才能至今还使研究德语语言学的最有天才的语言学家感到震惊。因此，企图列举雅科布·格林只在语音部分取得许多新的观察结果是没有意义的。他依靠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克里斯季安·拉斯克的著作，更清楚地确定了辅音“演变规律”，即德语中的一定的辅音群与古希腊语、拉丁语、古印度语、斯拉夫语以及其他印欧语言中的一定的辅音群相对应的规律。雅科布·格林还对自己的历史《语法》的其他部分提出许多新的见解。比如他把动词划分为强弱两部分的原则也扩大到了名词变格。雅科布·格林认为，在与他的《语法》有关的其他问题当中，方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指出，方言就其本身而言就值得研究，而不应把它们看作研究标准语的辅助手段。雅科布提出了自己的推广和消除方言的理论，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例如，如何在古代语言中确定方言的界限和根据哪些语法成分能够最好地确定方言。12—13世纪德国有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雅科布的回答是肯定的。

雅科布·格林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写成了这部《德语语法》；把这样一部巨著不停顿地编写下去，这就要求他付出巨大的紧张劳动，所以他已经没有力量重新阅读已经写出的东西和进行校对。雅科布本人十分清楚，他的著作一定有许多缺点和不准确的地方，而且懂得，本可以把它写得更严谨一些，把许多方面讲得更透一些。并且应当对德国学者卡尔·拉赫曼作出应有的评价，因为在这一困难时期，是他给了雅科布坚决的道义上的帮助，他坚信，雅科布将创作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尽管他对自己的要求过分严格，但这部著作中的某些差误丝毫不会掩盖它的无可相比的优点，而且这些差误以后将由他的学生很好地纠正过来。

最后，指出这样一点是重要的，即对雅科布·格林本人来说，编写《德语语法》的意义并不限于解决纯粹的语言学问题，不管这些问题多么重要。

在雅科布和他的弟弟威廉看来，研究语言及其历史也是研究和掌握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途径。

雅科布·格林在《语法》之后的下一步是对《德国神话》（1835年）进行有重大价值的研究。通过这一研究终于实现了雅科布·格林的宿愿：对德国神话进行改造和解释，并且恢复哪怕一小部分它在德国古代曾经享有的、按照格林兄弟的意见也完全是理应得到的声望。

格林兄弟为自己提出了全面研究过去的传说和完成这方面的著作的长期任务，《德国神话》就是他们根据这一任务所考虑的一系列研究项目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雅科布·格林在《德国神话》的序言里写道：“神话是传说的主要基础，也就是相信神……没有这样的神话基础，就不可能理解传说，这就如同不知道过去发生的具体事件，就不可能想象历史一样。”“神话”一词一般具有以下两层意义：第一，这是任何一个民族传说（神话）中所包含的对世界神奇认识的总和；第二，这是研究神话的一门科学。

根据上下文来看，雅科布·格林兼用了这两个意义。

雅科布·格林编写这部著作具有两个主要目的：1.一鳞半爪地搜集与古代日耳曼人神话观念有关的零星资料，并使它系统起来；2.说明日耳曼神话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同源关系。

神话是哲学、历史——文学和民间口头创作研究的一个独立的部门，研究哲学的兴趣是在浪漫主义时代才真正产生；这种兴趣无论在早期浪漫主义当中，还是在晚期浪漫主义当中，都是十分浓厚的，虽然二者完全不同。但是不管怎样，正是浪漫主义对于不同时代和民族的神话，其中包括日耳曼古代神话，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格林兄弟研究神话的意向也正是得助于德国浪漫主义者。

德国浪漫主义者在从事神话研究的过程中，克服了古代——启蒙时代——所存在的对神话的鄙视态度。启蒙思想家们把神话看作是有意的捏造，狡猾的术士和喜欢杜撰的诗人们所散布的无稽之谈和不可靠的传说。

因此，所有发表自己第一批神话作品的人，不但要反对已经确定的对神话漠不关心的态度，实际是鄙视态度，而且要战胜学术界所存在的某些保守思想和抵制作用。后来，1842年2月3日，雅科布·格林在柏林科学院所作的《谈谈我所发现的德国偶像崇拜时代的两部诗集》中，说道：“德国的神话命运多舛，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才能取得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可能。”不过，浪漫主义者研究神话，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把神话看作是与神的启示相近似的人民智慧的神秘而又完美的化身。

神话问题在耶拿浪漫派——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大概主要是谢林——的美学理论当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有一种理论认为，神话可能是某一个人杜撰和捏造的，谢林坚决否定了这种理论。根据谢林的意见，神话，这是表达人民自我意识的唯一可能的古老方法，而且人的意识本身是产生神话形式的根源。他认为，神话是同各个民族的出现，即同统一的神的实质的分解一起出现的，并且神话本身就是神的实质的残留现象。

谢林关于民族精神是许多物质生活现象的基础和根源的思想给了格林兄弟，首先是雅科布的神话构想相当大的影响。而且现在，自从雅科布·格林的《德国神话》问世之后，在西欧的语文科学当中把神话看作是“无意识的创造精神”和某种“集体精神”的产物的观点、同时也是人民生活本质表现的观点就彻底确定了下来。

雅科布·格林的作品并不是用古希腊神话风格所描写的日耳曼奥林普山区居民风俗和面貌的德国古代神话集，而完全是科学院的专题论文。在这里，如同自己成熟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雅科布利用了大量的实际材料，根据各种各样的民间和历史的资料，其中包括希腊、罗马许多作者的作品，兴致勃勃地着手进行令人目眩的语言研究和稗吏研究。他耐心而又认真地研究了日耳曼诸神的系谱，把它们同古希腊罗马、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方神话中相似形象进行了比较，描述了各种神在面貌、“使命”和“性格”上发生的主要变化，指出了德国不同民族对各种神理解上的差别。

引起雅科布·格林注意的不仅是神和英雄，而且还有以各种方式使古代德国人的幻想体现为超自然性质并在其世界观和自然观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切。其中有几章是专门讲天空和星星，白天和黑夜，世界和灵魂，树木和动物，妖术和幻影以及病和死的。在这里，雅科布使古代的和他那个时代的日耳曼、斯拉夫及拉丁语系各民族的宗教风俗和迷信占有重要地位。

改造德国神话这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由于与德国基督教化有关的许多情况而更加复杂了。因此，以基督教代替多神教远不是顺利的。

基督教是作为与多神教相敌对的宗教引进德国的，这种宗教用老百姓所不懂的拉丁语举行自己宗教仪式。老百姓举行自己习惯的仪式和相信日耳曼当地诸神都被宣布为犯罪，而多神教的庙宇和圣地必须破坏，或者至少应改为基督教堂。在德国，虽然新教代表人物的这种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十分彻底，而且时常把暴力同局部的退让结合起来，但是不管怎样，其目的是消灭多神教的文化，而且这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雅科布·格林在《德国神话》的序言里曾经指出：“某些民族越是长期不接触新教，多神教世界观的历史就越容易写。”因此，在恢复古日耳曼神话的过程中要求研究人员除了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之外，还要善于把从多神教时代就以固定不变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的各种因素同多神教和基督教相互影响过程中所形成的宗教信仰区别开来，因为在互相影响过程中，多神教诸神的威信受到了破坏，并且在日耳曼神话里变成了“下等”人。雅科布·格林在《德国神话》的序言里写道：“在本书的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章列举了许多使多神教时代的优美传说粗俗化和仿造化最典型的例子；爱尔菲和巨人变成了（基督教使他们变成的。——编者）魔鬼，女预言家变成巫婆，甚至沃坦退化成了一个可怕的猎人，霍尔达和别尔塔则完全变成了吓唬小孩的怪物；沃坦的老鸦也被魔鬼所占有。”雅科布·格林的《德国神话》不但在德国，而且在国外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赞誉，成了一部很有声望的著作，并且促进了拥有许多信徒的、有权威的神话学派在语文科学中最后形成和确立。

19世纪后半期，神话学派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部分地受到外来的理论和天文—气象、心理、历史以及其他理论的排挤。

格林兄弟最后一部，也是最大的一部合作的著作是《德语大词典》。格林兄弟从1838年就开始编写这部词典，并且一直继续到自己生命结束。在这之前，没有一部哪怕稍微可以和格林兄弟的词典相媲美的词典，他们除了对日常搜集每一个词的资料付出巨大努力之外，同时必须详细订出编纂这样大规模词典的原则。格林兄弟的这部词典是作为实际上容纳全部词汇的德语历史词典来考虑的，在这里要指出每一个词在语言发展各个不同时代的意义和它的来源，还要用摘引的资料列举这个词在活的德语中使用的例子。这部词典是分成许多小册出版的，然后合成许多大卷。第一册于1852  年问世。从工作一开始，格林兄弟就很清楚，编写这部词典所需要的时间不是7年-15年，而要多得多，而且要完成这部著作，大概用整个一生也是不够的。虽然有许多朋友和学生对他们进行了帮助，但是，这部词典只编到了第六个字母F （编到词条“Frucht”——果实）。雅科布·格林是一个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卓越工作能力的人，他承担了这一极端困难工作的主要部分，编写了从字母A、B、C、E、F开始的所有词；字母D的各个词条是威廉编写的。

威廉和雅科布去世之后，编写《德语大词典》的工作就由他们的继承者——Ф·瓦伊甘德、M·封·列克谢尔、A·格奥采、M·海涅、P·希利杰勃兰德和其他著名的日耳曼学家继承下来，他们勇敢地、实际上在没有国家帮助的情况下把格林兄弟开创的事业继续了下去。只有在1908年柏林普鲁士科学院才把这部《词典》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1929年，由于以A·休勃涅尔为首的语言学家们的努力，《词典》开始在新的词典编辑原则基础上进行改写。在以后，即30年代，一大批有才能的年轻语言学家参与了编写《词典》，这个工作大有起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从1946年开始）已有两个科学院——柏林德国科学院和格廷根科学院（西德）开始编写这部《词典》，不过柏林科学院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确地表彰了以科学院院士捷奥多尔·弗林格斯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语言学家们在《词典》完成阶段（1961年完成了《词典》的出版工作）所建立的巨大功勋。

《德语大词典》编纂了一百多年，它不仅是编纂德国词典和德国词典编辑学的历史上，而且一般说在世界史上也是一部最有充分根据的历史词典。

的确，《词典》编写的时间如此之长，参加编写的各个不同学派的日耳曼学家的人数如此之多，各自不可能不留下自己的影响，所以这部《词典》无论在引用的资料范围、叙述的方法，或是对德语中各种现象的解释，都存在差异。这些缺点，其中包括词典编辑原则中的差异，计划在新版中予以克服，而出版新版的准备工作在第一版出全之后立即就开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科学院负责A—C 三个字母，格廷根科学院负责D —F三个字母。现在已经出版了1954 年开始修改的第一卷（字母A ）和1970年开始修改的第六卷（字母D ）。像格林兄弟时代那样、词典分成许多小册出版（大约每一卷分成七册），并且由享有盛名的莱比锡“希尔采利”出版社负责出版。

现在，我们和格林兄弟几乎相隔一个半世纪，我们现在评价这两位学者的活动及其思想遗产不但比100 年前更精确、更清醒，而且可以避免在认识他们活动中所存在的不加批评的片面性，同时也可以排除过分草率地作出对立性质的结论。

在认识格林兄弟和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对他们的崇高人品，杰出才华、坚定信念和他们对科学的忠忱，始终满怀尊敬之情。当然，他们的世界观和科学结论中的许多东西，今天不仅有争论，而且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科学概念是在19 世纪初德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积极影响之下形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还指出了他们对德国的一切所具有的博爱胸怀：“……激起这位伟大的研究家（指雅科布·格林。——编者）创造大批著作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就是单方面的日耳曼精神和这样的渴望，即通过科学的途径证明日耳曼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以自己的社会发展而远远胜过其他所有民族的民族。”所谓格林兄弟关于神话和语言起源于宗教的思想也不适合（或符合）现代科学概念。他们的许多其他学术思想和假设也经不起时代的检验，都被其他的，也就是更准确、更接近真理的思想和假设所否定或排斥。比如，雅科布·格林关于日耳曼民间口头创作的所有现象具有非常古老历吏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

毕竟威廉·舍列尔是正确的，他曾写到格林兄弟的许多主要著作的“永恒价值”，不管这些著作有什么样的缺点和错误：“……会有许多东西在以后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可以形成另一种结果，并且未来的科学一定会认为许多东西是错误的，但是，来自他们内心的那种冲动和他们所指出的那些新的目标是永恒的，因为它们现在已经成了与科学发展过程不可分割的东西，而且每一个新的科学的幼芽都蕴含着这个过程的一分极小部分。”在结束这个简短序言的时候，我愿意指出，尽管Г·盖斯特涅尔的这部书有某些缺点，但是它的问世这个事实毕竟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为这两位伟大学者的许多苏联崇拜者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生平的可能性。

 Г·舍甫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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