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和高速的物质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较以往有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在日本和德国，民俗学家们面对变化的现代社会，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一些民俗学大家呼吁，民俗学应该关注科技革命带来的广泛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变迁。不仅如此，在社会急剧变迁和转型的时期，社会学、美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意识到学科转向，民俗学也面临学科转型的问题。民俗学曾经执着于到乡村去寻找传统的民俗，抱着抢救和保护的意识去搜集和记录口头文学资料。近二十年来，一部分民俗学者立足于城市，进行与乡村类似的民俗学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或名“城市”）民俗学也越来越被重视，然而都市民俗学是否可以成为传统民俗学突围的方向？如何建构都市民俗学，并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向前发展？周星提出“生活革命”的概念，论述当下我国国民生活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希望以此唤起大家对新的社会现实的关注，推动民俗学向现代学科转型。正是基于国民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引领作用，这里尝试引入新的概念和视角来讨论民俗学研究对象和问题转型的可能性。

对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已不是新鲜事。但发展至今，似乎都有停滞不前的迹象。如何突破这种困局，在日益城市化的当代现实中显得尤为必要。在1960年代，都市民俗学在美国等率先城市化的国家兴起，民俗学开始把研究视角从乡村转向城市，但受当时民俗概念的制约，其关注的对象由农民转变为都市中的底层群体，如车夫、流浪汉等，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扩展到所有城市里的人都可能成为民俗之“民”。早期的美国民俗学家提出要关注都市民俗，其实是指乡下人进了城或出生在城市的新一代，他们的行为、服饰、饮食、语言和世界观也承载着父辈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都市民俗的研究又有新的拓展，不管是研究的问题还是研究对象都跟现实社会有较为紧密的联系。1973年，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现代世界中的民俗”的国际会议，对现代城市社会中出现的“民俗与城市”“民俗与工业主义”“民俗与大众媒体”“信息化世界的民俗”等议题，开了讨论。其会议主题虽然没有直接冠以“城市民俗学”之名，但大多是当代城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因为作为现代性容器的城市，是讨论现代世界无法避开的空间背景和现代性符号本身。这也透露出，当代美国民俗学已经开始关注民俗时空的现代转向及学科转型。

1970—80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都市民俗学在日本盛行一时。日本都市民俗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仓石忠彦，他在1973年发表的《住宅区的民俗》引起广泛影响，次年他又发表了《城市民俗学的方法》，就此开启了日本城市民俗学蓬勃发展之势，当时的日本民俗学权威宫田登等人也相继发表了相关论文。此后，都市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受到多众多讨论和关注，逐渐形成热点课题；但此时的都市研究主要关注民俗变迁，如宫田登的《通向都市民俗学之路》主要考察民俗的改变与都市化的关系，以江户时代转变为东京时代的历史案例，细致考察了民俗在哪些方面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着重关注随着农业生计方式的变化，支撑民俗传承的“传承母体”的结构性变化。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俗学家还深受历史学的影响，所举的例子不仅是前现代的，而且把都市作为一个与乡村相对照的区域类型来看待，都市民俗学仅被看成是传统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延伸，而不是另外一个方向，正如城市民俗学倡导者本人仓石忠彦早期指出的：“所谓城市民俗学的研究，是以城市社会或城市生活为对象，通过考察那里残存的或是生成的民俗，探究日本的民族文化、基础文化的民俗学研究。其研究方法与以往的民俗学采取的方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大多数的研究都比较重视某些民俗事象而忽视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变动，在都市寻找土著和遗俗，仍然是文化遗留物的观念占主导。尽管学者们希望通过城市与村落在组织结构、生活节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以及特点的研究，进而建构不同于村落的民俗文化体系。但这一努力并没有成功，研究对象虽然改变了，但新的研究方法尚未发现和建立。因此，1990年代后，日本民俗学界虽然没有停止对都市民俗生活的考察和记录，但总体上，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大旗已不再被频频举起。不过，仓石忠彦等城市民俗学者仍然执着于继续探讨，因为当代日本民俗学界对现代民俗的研究并不能明晰城市的民俗文化体系；同时，日本民俗学依旧在努力探索新时期的学科转型之路。

在北欧国家，都市民俗学的最初情形与日本类似，即“都市民俗学的呼声背后，常常是把乡村—都市的对立看作理想类型的对立”；也曾有过从城市里寻找遗留物，未能开拓新境界而徘徊不前的经历。后来，瑞士民俗学家亨格纳提出具有创见性的理论，即认为城市民俗学是对“城市特性”和城市生活风格的研究。而德国、芬兰等国，也早已经开始了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开展对现代城市和科技影响下的民俗学研究，甚至对学科实行更名，改为“经验文化学”或“欧洲民族学”等，其研究对象也转变为“以中间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事件为对象领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和研究已经领先学术前沿，既有对城市特性的关注，也有对科技世界的民间文化的探索，大体实现了现代民俗学的转型。

从中国的现有研究来看，都市民俗学还未完全开展起来。虽然早在1980年代，学术前辈乌丙安、陈勤建等人就提倡要开创都市民俗研究新领域，并初步探讨了都市民俗的原型和都市化过程。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受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户籍制度制约，在改革开放初我国都市化程度还不高，学界对都市民俗的关注度也不高，陆续有一些研究也多是对都市民俗的倡导呼吁和资料搜集整理。对理论的探讨比较缺乏，更谈不上系统性，处于提出问题和构想阶段，大多是从历史视角出发对城市风俗和风俗史进行搜集和研究。虽然也有人关注到都市新民俗，比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书中介绍了当代上海的一些新习俗，徐华龙提出的“泛民俗”一词主要关涉都市社会的新时尚，但还未旗帜鲜明地提出“都市民俗学”的学科概念。明确提出要建构都市民俗学体系的是2004年，陶思炎等人出版的专著《中国都市民俗学》，并把都市民俗的对象扩大到已经进城的农民，但尚未涉及到都市环境和新的时代诞生的“民”。综观国内外，都市民俗学虽曾备受期待，但目前在一些国家却似遭遇瓶颈。原因是相关研究仅仅是把目光从农村移到了城市，但是空间变化之后，却惯性地去寻找符合“民俗”框架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只是把旧人换了新衣。这看似坚持了民俗学的传统，却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因此，导致其难以进一步发展。换言之，都市民俗学研究，需要转换思维，不能把眼光局限在现代都市里去寻找“民俗”，尤其是遗存的民俗，尽管继续关注都市里传统民俗的变迁也是重要的，但需要突破学科原有的边界，突破民俗学惯常的思维，回到学科最初的范畴中较为普遍化的概念或研究对象或以新的视角去研究都市里看似传统的民俗。民俗学者也需要介入当下社会，勇于担当，“去注意都市中生活的人群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传统资源来应对挑战并创造和维持社会关系等问题。”鉴于“民俗”一词的局限性和与生俱来的刻板化印象，即使是研究都市的新民俗，也仍然会被其名称所困扰。而近来日益引起重视的“日常生活”一词，似乎可以让民俗学从学科研究对象的名称固化中获得解放。以“日常生活”为新时期民俗学的核心概念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此概念对于多数民俗学学人还显得陌生，还需要一个从国外移植到本土生根发芽的过程。但对此的讨论，也已揭开新时期民俗学学科转型的帷幕，呼唤我们进一步跟进。

当今世界，新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力量。他们的形象也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并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经济的增长，我国的中产阶级迅速崛起。根据统计数据，我国中产阶层人口规模或其财富，都已跃居世界榜首。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的研究报告，我国中产阶级估计已占全国人口的23％，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占40％，这说明这个群体在大都市里已经是非常普遍地存在。这个已经数以亿计的群体还在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他们将可能成为其所生活的城市的主体人群，并从各方面影响我国社会的整体。

（一）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和文化特征

中产阶级概念的界定因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而相异。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具有文化和社会时空差异性的概念。中产阶级概念的双重维度，一是时间轴上的变迁性，二是空间轴上的差异性。对于前者来说，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源于英国，作为等级社会中的等级之一，其概念的范畴处于上层及下层的关系对比中。但随着西欧国家、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发展，该概念的实质性指涉转向了在社会结构转型下的产物。

新中产阶级并不是以资本命名，而是具有文化资本的优势，金钱只是指标之一，物质达标而缺乏精神追求的人，有可能被看作“土豪”。真正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在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注重个人精神追求，比如不断学习以充实自己或提升专业技术水平、有艺术追求、爱好体育和休闲。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Mills）所指出的，在后工业社会日益增多的、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新中产阶级”，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等组成。中产这个群体不是按照地域或某具体空间来划分的，甚至国籍的区分也不那么明显，他们更多是掌握科技的技术人才、有现代商业或管理经验的企业人才。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日常生活的知识很多不是从父辈那里习得的。与传统国人的科举考试和读古人之书不同，现代的知识拥有者有更为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受国际新思潮影响，而可能远离本土文化模式。鉴于目前中产阶级在国内外各种现实和理论的讨论中，都存在较大争议，在此无力对此做一个全面精准的界定，暂时在宽泛意义上把它视为主要生活在城市里，收入水平处于社会阶层的中等上下，大多受过一定高等教育、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高质量的生活的人。

从民俗学角度看，这个群体与乡村农民群体或传统的士商群体，在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或行为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而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从西方现有研究成果看，新中产阶级强调生活的品位和格调，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重视文化艺术和科技的含量，以及个性的培养、自由的空间。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说：“雅典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极其丰富而多样，但他们的物质生活连体面都顾不上……文艺复兴时期豪华富丽、宏伟壮观的东西有的是，但人们对生活的舒适从未用心。舒适的生活是伴随中产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他还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被享乐主义或消费主义所支配。这似乎可以概括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享乐主义主导的消费范式。凡勃伦曾指出，当炫耀性消费体现为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审美品味时，处于社会底层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效仿的对象，并努力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这就导致整个社会的文化都可能中产阶级化，经济条件不够的“屌丝”也会被卷入中产阶级引领的生活方式变革。

西方学界关于中产阶级的现有研究已经很多，其中也包括对中产阶级的特征、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分析。上世纪50年代，赖特·米尔斯《白领》一书，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本质、地位、政治态度、阶级性质及阶级意识做了详细的探讨。瑞典民族学者奥维·洛夫格伦与乔纳森·弗雷克曼的《美好生活》一书，对比于贵族及农民，探讨了中产阶级“寻求自然”“时间被规训”“严明的社会秩序”等特性，回答了该阶层的形成及内在的文化认同等问题，其中包含着对这个阶层生活方式的特征分析。虽然我国的中产人数占比仍然较小，但该群体的生活方式正在成形，并引起世人广泛关注。

（二）中产阶级何以成为民俗之“民”

1.民俗之“民”的论争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民俗学起源的英国或学科发展完善的美国等国，对民俗之“民”的看法都存在广泛的讨论。传统民俗学眼光向下、向旧，曾经主要关注乡村的农民、社会的底层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不识字的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后来，“民”之所指逐渐扩大。美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各种社会群体，中产阶级也在研究的范围内，如贝尔（M·J·Bell）通过观察一个黑人酒吧里的表演，发现这里的黑人中产阶级在文化上处于下层黑人文化与对应于他们新的地位的社会文化之间的边缘。这就使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乡村发展到城市中产阶级。当然，对“民”的狭隘性的限定，在欧美和日本，以及中国，已经有众多学者提出质疑，体现了民俗学者意欲突破传统的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努力，也体现了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新语境。

在中国，对“民”的认识，也有逐渐扩展的趋势。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主流的看法一直是偏向“劳动人民”，但同时也强调不应该仅局限于底层。其实，在传统民俗社会里，往往是一些有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人家，其“民”生更为讲究礼仪规范，也有实力和意愿举行更为隆重的民俗活动。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曾经排斥或无视、漠视这些人的生活文化，而把下层之民从整个社会生态中抽离出来进行分析，多少有盲人摸象之嫌。如果说，在文革及其前后相当长时间里，由意识形态、政治血统论主导下的革命理想熏陶和改造的“民”，具有某种统一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在文革结束之后，尤其是在今天商品经济广泛渗透，社会身份和地位重新划分，把民俗之民，视为体力劳动者，或野蛮人或农民，或城市里的下九流、边缘群体，就显然不合适了。近年，高丙中提出建立公民社会，民可转变为公民。这样的创新性提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公民”一词更多具有公平权力的意味，用“公民”完全替代“民”，在民俗学研究中仍然可能产生歧义，即以一种意识形态替代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在与国际民俗学交流时，有可能会产生话语不对等的问题。另一个方面，对偏远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体的研究比较多，而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关注，尤其对某一新群体——中产阶级的关注严重不足，阻碍了民俗学介入当下主流社会实践的研究。 

2.新中产阶级引领都市文化时尚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中产阶级（层）引领的生活革命，在当代中国拉开了序幕。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的专业技术性人员迅速增长，这意味着中产人口越来越占据社会的主流，他们会成为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主要力量。都市市民甚至整个社会的普通大众的生活方式都将受其影响，也就是中产阶级的文化和价值观已经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史》一书提出，当今唯一的跨文化、跨社区的认同是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认同。这说明中产阶级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以地方和民族的民俗符号作为认同的传统，而以全球化语境中的共同消费符号为认同，这种超越种族、地区、国籍的消费认同和价值观，在形塑新的国际公民，也在形成新的流行潮流。

进而言之，新中产阶级引领生活方式变革，成为市民文化的引导者。在现代社会，随着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和各种媒介带来的城乡文化流动，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普及已经成为了一种大趋势。这种由中产阶级所引导的城市生活方式，与乡村较多延续传统的具有地域特征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区别。以都市白领为主体的中等收入阶层，其生活品位比较固定，逐渐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如约翰·斯梅尔（JohnSmail）所说，中产阶级是“一套新的社会关系，一套新的经验时间，一系列新的嗜好和欲望……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我们看到，大众传媒等手段更加自如地统一了全球中产的共同品味，传播了相似价值观，使得中产阶级文化圈超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区隔，形成相似文化群体的共同认同，国与国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只要属于共同的文化圈，谁都能对同样的文化产生共鸣。因此，由中产阶级所主导的文化正在全球化日趋加快的今天畅行。

我国中产阶级人数的迅速增多，是伴随着高校扩招、独生子女等政策，以及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影响而来的。由于这诸多因素，在城市里诞生了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而依靠科技知识谋职，坐办公室工作的相对高薪的职员。他们往往有着国际化的视野，拥有与父辈不同的新知识技能，这一批中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与以往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他们很少自己做饭而是经常外食，穿着时尚而职业化，爱好旅游，喜欢体育运动，生活日用紧跟市场潮流，等等。中产阶级不仅从事专业技术、企业管理等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学历较高，掌握文化资本；而且从事的工作性质决定他们拥有规律的工作时间，是新的有闲阶级。这样就为他们的文化艺术等审美消费活动带来了可能性，这也为城市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市场，并培养和熏陶了城市文化品位。他们喜欢的体育或娱乐明星很快成为全社会的偶像，他们喜欢的服饰和日用品品牌也成为屌丝们追捧的对象，他们的娱乐休闲购物方式也被打上了“酷”“爽”等标签。我们似乎已经看到，占人口少数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现代生活的样板，旅行、美食、摄影、咖啡厅……成为美好生活的符号想象，也让更多的人无限向往和效仿。可以预见，中产阶级在我国今后一段时间里还将与时俱增，是我们不可忽略的社会主要力量，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将越来越稳定成形，引领时代发展。而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变迁，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革命的主要内容和方面，成为走向未来的民俗学需要面对的课题。在此同时，中产阶级对民俗的关注和保护成为了一个趋势。正如董晓萍所指出的，在美国等国家，“随着中产阶级对朴素的、生态的民俗的欣赏和利用，以往‘落后的’、‘贫困化的’、‘不识字的’民俗印象被改变，连那种为数不多的老人化、地区化的民俗权威群体也已经收缩，民俗逐渐成为中产阶级、大众文化和上层文化所共同需求的人文文化成分，因而民俗学者也不能不改变对此的解释。”而且，在现代化时期，“中产阶级从历史意识、个性风度和审美欣赏的现实出发保护民俗，并把享用民俗当做一种区别于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频频看到，中产阶级消费传统民间文化和艺术，以作为自我身份的建构。

如果说，赫尔德和格林兄弟等民俗学家眼中，“民”最普通的意思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人口中“‘最大的’、‘最有用的’和‘最有感情的’那部分人”，那么中产阶级就是当代以及今后中国都市民俗学所要研究的“民”之一。民俗一直发挥着认同的功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也有着这样的作用。有学者指出：“都市民俗在都市社会中体现了人们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生活方式的再生产”；都市民俗的功能就是成为一种与他人相区别或相认识的标识。而中产阶级有意地建构自身的生活方式，以形成一种区隔和认同。中产阶级内部有许多圈子，这些圈子内部有自己的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中，一些内容就可能成为一种固定的传统，也就是当代的民俗。

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前进，尤其是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民俗学研究的传统对象逐渐消失，民俗学的发展面临危机；同时，众多新的问题和现象也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其中，关于都市中新兴群体现代生活方式的研究，成为了当下和今后不容忽略的课题。

（一）生活方式：民俗学研究的新对象

1.民俗学引入生活方式概念的可能性

自“民俗”（folklore）一词发明之后，学术界对它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歇。阿兰·邓迪斯（AlanDundes）曾说：“在科学发达的情况下探讨‘民’或‘民俗’，似乎有些似是而非。因为长期以来，轻蔑地将民俗、神话、迷信、奶奶经等与谬误等同起来，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民俗正是科学所脱胎而出的母体。”正是由于民俗学学科名词让人容易产生歧义，当下民俗学界引进“日常生活”概念，以推动民俗学自我更新。鉴于此概念的抽象性，在具体研究中，其实还有更为接地气的选择，比如“生活方式”一词。“生活方式”比“民俗”一词更中性，并且切近时代，而避免了意识形态的想象。朝戈金曾说：“在未来，中国民俗学的知识生产一定会以新的生活方式出现。民俗主体的分化，人的身份认同的多样化成为新的现实。”其实，人们的生活方式一般是由一个时代的生活习惯和流行时尚所决定，因此，生活方式一词也曾用于指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日本，民俗通常是指那些“具有地方性和历史性的独有特点的民间生活方式和风俗”。而在当代德国民俗学的研究中，人们不再把“民间文化”理解为由风俗、习惯、民间服饰、民间节日等组成的五彩缤纷的画面，而是在历史上那些无特权的普通民众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我国，也有学者主张用这个学术名词，如周星早年提出：“中国民俗学的客体对象便是中国人民的博大生活本身。”“民俗学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人民和生活方式。若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亦即文化。只有在确认了这两个基本概念之后，民俗学才有可能进而去探讨民间社会的生活与文化价值，以及人民是如何在传统的文化中体现与表现这种价值的。”而陈勤建认为，民俗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相。陈华文给民俗下的定义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群体中自觉或不自觉遵循和认同的，重复进行的生活方式”，指出民俗文化的本质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赵德利从生存活动的主体性角度提出，民俗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退一步说，虽然生活方式与民俗有区别，也可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日本民俗学家小松和彦提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先有了民俗学的目的和方法它才会浮现出来。……‘民俗’并非如农具那样有实体性和固定性，而是存在于民俗学家的‘头脑’和‘眼光’之中。……当民俗学家把它作为民俗学考察对象时，它就成为‘民俗’。它们归根到底不过是民俗学家在将其列入民俗学考察对象时所贴的标签。……应该觉悟到所谓‘民俗’乃是民俗学家进行考察时使用的抽象概念，它不过是说明民俗学家和其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一个指标而已，亦即他是个关系概念，是主观性的产物。”这对于在城市化语境中界定什么是新民俗，是有启发的。民俗学的传统是研究具有历史传承的民俗现象和模式化的生活；但是在日趋城市化、现代化的今天，传统民俗日趋衰微和稀少。这提醒我们需要调整视角，重新建构新的研究对象。欧美民俗学早已经扩大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如把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似乎无法追溯其历史传承性，但是生活方式本身所包含的日常的衣食住行、婚丧节庆、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生活文化，仍然是民俗学主要关注的内容和对象。而中产阶级利用现代网络进行的民俗更新，如网上清明祭祀或凭吊、网上社交和讨论，等等，虽然形式已经变化，但是观念上仍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对传统的延续。在大都市里，现代中产阶级过年选择去酒店吃年夜饭，已经非常流行，这种新的形式在今后看来也会是一种具有历史的模式化生活。至于如何在新的研究对象中，体现民俗学自我的学科传统，这需要在研究中，寻找和发现主要以农民群体为主的底层民众所创造、传承的民间文化与都市流行的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总之，用生活方式来替代民俗事象的研究，可以超越以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琐碎的民俗现象的溯源上，而可能通过从整体上关注国民生活的样貌和特征，来重新发现民俗学的价值。民俗学也可以通过对此的关照，来重新解读其概念和理论、方法，以及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

2.民俗学介入生活方式研究的必要性

民俗学以往以研究乡村为主，要转向都市，需要向城市社会学学习。而城市社会学的主要课题之一是考察城市生活方式，也就是对城市中的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城市社会学家刘易斯·沃斯早在1938年就发表了著名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指出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使得城市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呈现与乡村的明显不同，这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德国学者费迪南德·滕尼斯是最早认为城市生活具有自身特点和研究价值的人之一。早在1887年，他就论述了乡村“礼俗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法理社会”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特征。后来，西美尔也从分析城市生活人手，指出都市是完全不同于乡村的世界，都市的制度和机制等形成了具有鲜明特性的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以城市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城市社会学重点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征、起源、形成与变迁、传播与辐射等，这些研究都可为民俗学所借鉴。正因为城市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多元化特征，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比农村要大得多，这是传统民俗学研究所未曾面对和深入考察过的，因而，成为都市民俗学研究的难点所在，也是导致其止步不前的原因之一。

我国当代生活方式变革从改革开放后持续至今，在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经济高速增长，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近年信息化手段的普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拥有了以往从没有过的崭新内容，国民生活大多已经超越基本生存需求，朝向追求生活质量的转型升级。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之后，心理焦虑和精神迷茫等问题日益严重，对生活方式研究的意义也随之凸显。西方社会学对于生活方式的研究形成了世界性的热潮，在中国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范畴。目前，我国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取得的丰富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在新时期有突破单一学科发展的必要。著名生活方式研究专家王雅林指出，生活方式研究需要开拓新的方式，“实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等”；与此同时，有学者特别指出，“需要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介入进来，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进行“跨文化、跨民族、跨阶层、跨领域比较研究”。此外，当前生活方式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教师、农民工、企业家等某一类人群，微观层面的描述性研究比较多，宏观的理论研究比较少，未来的研究应该与文化联系起来，在学科联动的基础上，推动生活方式研究从微观层面走向中观和宏观层面。这样的情势下，民俗学介入生活方式研究，也是现实的需要。尤其是这一概念用来探索不同于聚焦乡村的传统民俗学研究的城市民俗学，提供了许多可操作的方便途径。事实上，国外民俗学者已经在此领域取得相关研究成果。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传统—现代、乡村—城市、民间传统—当代文化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成为北欧国家人类学者与民俗学者的反思对象，他们开始把关注焦点转向当代城市、多媒体和大众娱乐等。前述影响颇广的《美好生活》一书，以丰富鲜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对“美好生活”的包装与塑造中，中产阶级的文化和价值观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琐碎庸常的角落。保罗·福塞尔（Paul·Fussell）的畅销书《格调》，通过对外貌、衣着、住房、交通、消费、休闲、摆设以及精神生活等生活方式的描写来反映美国社会不同等级的人的行为举止、习俗和文化品位，该著所论虽不限于都市，却是生活方式研究的范本，也跟民俗学所关心的问题密切相关。

我国学界对于都市生活已有关注，如《都市文化研究》第3辑为“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专辑。这些都预示着伴随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到来，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已经开启。但可以看出在众多学科角度的研究中，民俗学者的声音是微弱的。也许有人会质疑民俗学是否有必要介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社会学家王宁早年从事旅游社会学研究，后来研究消费社会学，他认为：“对同一对象的研究，不同的分支学科由于其视角的不同，对该对象的研究侧面也不同。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对象是从某一学科的视角出发‘构建’出来的。”也就是说，生活方式并不是社会学的专利，民俗学也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建构出新的研究对象。就此，周星曾谈到，当民俗学与社会学在考察范围上出现重合时，“民俗学家也许将比社会学家更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人民生活的本质内容与价值准则”。北欧民俗学家亨格纳也认为，“社会学关注城市的整体和结构，而民俗学关注城市中的人和个体以及他们如何体验、如何做事”，二者虽然都研究城市社会，但着眼点不同。进一步说，虽然对于都市生活方式的研究，已经进入学者视域，但多数是立足于社会史角度的研究，或运用文艺作品为分析素材，而从民俗学角度对新时期的都市生活方式的即时记录和研究，目前还鲜为人见。我们提出研究中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正是基于城市与乡村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塑造了城市生活特征和生活品格，比如更重视卫生和美观、更讲究时间观念、更强调品位和格调，紧跟时代潮流等等。这些都需要深入细致的资料搜集工作，正可以发挥民俗学的方法优势，民俗学也可借此嵌入现代都市生活。

也许可以说，从生活方式入手，为中国人的精神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意见，是民俗学可以尝试的新课题。关注当代都市里的人与以往乡土社会里的人的生活方式有何不同，由于研究对象的变化从而提出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更新。如民俗曾经发挥认同的功能，新的环境下原来作为认同的标识发生了改变，如即使同是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其生活方式的区别却未必一样；相反，中产阶级有意地建构自我的生活方式，以形成一种区隔和认同。中产阶级内部有许多圈子，这些圈子所认同的生活方式中，一些内容就可能成为一种固定的传统，也就是当代的民俗，这也是都市民俗学要注意并应重新分析的。此外，民俗学还可以对当代都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民俗的接续与断裂情况进行调研，从而发现文化的自我生长和适应等问题。在城市新语境下，民俗学面临的许多挑战也就成为其成长的契机。

（二）学科转型中都市民俗学乘势而上

由于没有开拓出新的研究方法，曾经红火一时的日本都市民俗学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陷于停滞。虽然都市民俗学的话题在日本不再被重视，但并不意味着该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日本民俗学家佐野闲治在《现代化与民俗学》中写道，“历史的民俗学者，人们多研究都市的祭祀仪式及艺术技能。而宫田登等人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城镇有其独特的性质，有市民特殊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样式，应采用特殊的方法论来对待。”“在多数日本人居住在城市的今日，日本民俗学作为研究日本人的学问，需要迅速确立以城市市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对都市民俗的研究，使民俗学开始思考学科本身的原有局限。另一位日本学者上野和男指出：“日本民俗学一向使用的常民、民间传承、民俗等等概念、方法论、调查技巧论等，可以说都是从村落社会的研究中，或者是以此为前提构成的。都市民俗学所要研究的都市民俗，虽然同样存在于由日本人构成的社会，却表现为与村落不同的集落形态。研究都市民俗，提高一向从村落民俗学归纳起来的理论的妥当性，或者修正它，是具有最大意义的。”当代著名的日本民俗学家岩本通弥也持相似看法，他说：“都市民俗学兴盛的原因和意义在于，它针对定型已久的民俗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对既成的方法论、调查论以及记录论提出了重新考察其前提性概念的必要性。”这暗示了都市民俗学对传统（乡村）民俗学有所反思，并有助于推动民俗学向前发展。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各国民俗学家都意识到学科转型问题。都市化进程带来民俗的变迁，既是危机，也是机会。但学科转型不是仅仅把目光从乡村转向都市继续原有问题的研究，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关注的问题是全新的，并由此带来研究范式的改变。20多年前，高丙中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城市民俗学的兴起对民俗学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它使民俗学从传统转向当代，从社会的一隅（乡村）扩及整个社会，从乡野之民扩及整个社会的普遍成员，从而为当代民俗学灌注了勃勃生机。”近年，岳永逸提出，都市民俗学研究要承认现代都市中也在产生新的民俗，应揭示当代生活中产生的新问题，“以工业文明、科技文明支配的当下都市生活方式为中心、重心，以现实中国为本位，波及开去”。这说明，他所认同的都市民俗学是一种时空转换的现代民俗学，这其中有学科转型的意味。

都市民俗学需要跳脱出从都市寻找民俗的老路，而把生活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宫田登曾经提出，“都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种与乡村相参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都市民俗学，就是要研究都市型生活方式。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乡土为源头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正在形成普遍性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都市与乡村不仅有着交流和沟通，也存在诸多的差异，比如空间上的差异，及组织机制和运行模式的不同。有研究指出，城市有着一系列与农村显著不同的特征，如：城市人口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城市人更注重理性，讲究个性，具有较大的宽容性和求新意识；城市的社会化程度较高，劳动分工更为细致；城市的商品经济更发达，生产力水平更高；城市的科学文化走在前列，思想观念更为开放，社会变迁更快等等。城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和前沿，即使今天乡村拥有了即时传播的媒体，但是由于生计方式和居住群体的区别，生活方式仍会有较大的不同。基于这些原因，探讨当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就显得既有可行性，也给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民俗学要关注现代都市，必然会关心都市的流行时尚等生活文化，中产阶级作为都市文化的引领者，无法回避其所起的作用。在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国民生活方式的未来主流形态。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研究，可以突破以往都市民俗学对都市节庆、都市传说、都市庙会、都市风物、城中村民俗、城市移民等传统领域，而完全从崭新的视角进行新问题的研究。这也是民俗学从朝向历史掉转目光朝向当代的一个可能性。民俗学不能仅仅耽于乡愁的叙事，而忽略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更不能躲在象牙塔里迷恋古旧之物而淡忘了学科本身的使命。这样的研究自然有许多的困难，但正是因此才提供了民俗学可以成长的空间。如果专注于城市空间及其居住群体，自然会转移研究对象，也会自觉借鉴新的理论方法，并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对话，实现民俗学的当代转型。当然，广大的乡村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变，也需要民俗学加以研究；但乡村主要是以城市为追逐的目标，无论城乡都在形成一种现代的都市型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说，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其实是带动了整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方向，推动传统民俗学实现整体转型。既然传统研究乡土社会的方法并不适用于都市社会，都市民俗学需要有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民俗学可以以研究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为途径来拓展其领域，并建构其新的方法。

从民俗学视角研究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仅是可能的，并且也可以与我国社会学的相关研究进行补充和对话。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学对中产阶级的探讨颇有成绩，主要体现在对中产阶级的概念、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产阶级群体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形成了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范畴体系。可以推断，“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得到了确认。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理论性与学科性并不严格，研究成果大多还是从社会分层、政治身份和经济结构等目的出发的，忽略了文化分析，仅有少数学者专注于生活方式的研究，如刘毅以广州及周边地区的中产为例，研究其消费特征，朱迪则研究了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及其品位格调问题。於红梅特别关注到中产社区居住者的认同和生活故事。这些研究与民俗学的视角是相通的，但也可能忽略了发掘平常生活之中的逻辑。从另一个角度说，目前民俗学在此领域是缺席的。

民俗学改变在都市寻找“传统”民俗，改变单纯以“民俗”为研究对象，而以城乡差异和时代变迁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为关注目标，尤其是关注未来都市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群体及其生活样态，也许可以开拓都市民俗学新领域。前述日本都市民俗学家仓石忠彦也提出，都市民俗学研究应更加重视对以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为中心进行交往的研究，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的社会交往形式可以折射出新的时代信息，可以与传统的社会交往形式形成对照进行研究。另外，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化等多种因素，使得当代都市市民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占据了主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常常左右着大众文化的方向。借鉴大众文化中相关理论进行民俗学的研究，正是我们今后需要尝试和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民俗之“民”不能只局限于下层民众，而应包括受过教育的中上层群体。民俗学强调要关心人的生活研究，而不是静止的凝固的“俗”的描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今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国民生活方式，也应是民俗学关心的重要领域；民俗学需要关注科技世界中的民俗，那么掌握科技的中产人士，就应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新时期，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也需要都市化，都市民俗学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推动民俗学学科的转型。关注都市就必然关注不同于以往的农民为主的群体的生活，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在当代中国逐渐崛起，并且日益成为都市人口的主体部分，可以视为民俗学所研究之“民”。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区别传统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对象，对此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观照我们传统民俗及其传承路径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民俗学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研究，确乎与以往的研究范围有很大的区别，偏离了传统民俗学的研究路径。但是任何的学科要有所创新，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研究对象。都市民俗学如果能致力于对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入研究，有望破局前行，从而实现研究方法和理论问题等各个方面的时空转向。

相比于欧美和日韩等先发达国家，我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尚未完全定型，该群体也仍有许多未确定性。在此主要是提出问题，具体的研究，不管是对于中产阶级群体还是生活方式本身，目前来看都是不足的。中产阶级对于建构未来国民的生活方式有着借鉴，他们讲究精致和艺术品位，正是引导中国制造升级换代的动力。倡导一种有格调的健康生活方式，培育良好的行为举止素养，也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总之，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作为民俗学的研究课题，是在都市民俗学框架内提出的，也就是现代都市中需要关注的对象和问题。对都市中其他新成分或群体，民俗学也不应该放弃。关注当下，介入现实社会，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文化，引领时代，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无疑也是民俗学今后可能尝试的领域和可以做出的贡献。同时，借助新的课题，尝试新的方法，借鉴新的理论和跨界的视野，生成新的民俗学传统，以推动我国民俗学的转型，未尝不是可以预期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