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学者麦克斯·吕蒂(Max Iűthi，1909年——1991年)是世界知名的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尤其在童话研究领域贡献卓著。他的主要著作有《童话和传说中的礼物：论这两种形式的本质把握和本质区别》(博士学位论文，1943年)、《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1947年）、《莎士比亚的戏剧》（1957年）、《民间童话与民间传说：叙事文学作品的两种基本形式》（1961年）、《从前：论民间童话的本质》（1962年）、《童话》（1962年）、《莎士比亚：现实与非现实的诗人》（1964年）、《他们如今还这样活着：对民间童话的考察》（1969年）、《民间文学与高雅文学：人的形象、主题学、形式冲动》（1970年）、《作为文学作品的民间童话：美学与人类学》（1975年）、《论童话的本质》（1989年）等。吕蒂编过《欧洲民间童话》的德语读本，还为著名的《童话全书》写过30多篇文章，为报纸和电台写了大量有关童话的稿件。吕蒂不仅使欧洲童话研究大为改观，也以振聋发馈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童话的常识和印象。

1909年3月11日，吕蒂生于伯尔尼。父亲保罗·吕蒂是一个代理商，母亲玛丽·吕埃格(Marie Rűegg)曾给他讲过格林童话；吕蒂的亲戚中也不乏童话的收集者、研究者和民间诗人。例如，他的爷爷埃马努埃尔·吕蒂(Emanuel lűthi)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老师和历史研究者，还是一位诗人和民歌作曲家。他的舅舅弗朗茨·尼德伯格(Franz Niderberger)编过《翁特瓦尔登的传说、童话和习俗》一书。可以说，吕蒂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口头形式与书面形式的民间文学的耳濡目染，同时也形成了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和观察方式。

1936年，吕蒂通过了文理中学的考试。1937年，他娶托尼·特雷本豪尔(Toni Treppenhauer)为妻。1936年至1968年任教于苏黎世女子学校。1968年至1979年担任苏黎世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特聘教授。1979年，吕蒂退休，被命名为名誉教授。1983年，吕蒂开始行动困难。1984年，吕蒂右侧身体瘫痪并转移为说话障碍。同年12月15日，吕蒂的爱妻离世，这给了他沉痛打击。吕蒂瘫痪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被转入苏黎世的一家养护院。1985年，《作为文学作品的民间童话》一书的英译本获芝加哥民俗学奖一等奖。1991年6月20日，吕蒂辞世。

关于吕蒂的生平，我们所知不多。他的一生是平凡学者的一生，也许并没有多少惊涛骇浪式的波澜和罗曼蒂克式的花絮。恰好在吕蒂辞世20年之后的2011年8—9月，我受瑞士联邦政府中瑞科技合作基金(SSSTC)的资助，在吕蒂生前工作过的苏黎世大学大众文化研究所(原名：民俗学研究所，2006年改名)进行为期60天的合作研究。此次合作研究的主题之一就是翻译吕蒂的《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除了与苏黎世大学大众文化研究所所长托马斯·亨格纳(Thomas Hengartner)教授和阿尔弗雷德·麦瑟利(Alfred Messerli)教授就有关术语翻译等问题进行交流之外，我有幸在苏黎世大学档案馆查阅了吕蒂的遗物，翻检吕蒂历年的毕业证书、未发表的打印文稿、如印刷体般漂亮的笔迹以及与鲍辛格、威尔—埃里希·波伊克特、库尔特·兰克等著名民俗学者以及出版商、记者的书信；在苏黎世大学中心图书馆(Zentralbibliothik)，我还看到吕蒂纪念专刊上刊登的照片，一张是吕蒂童年骑在木马上与母亲的合影，另一张是他与妻子的婚纱照。可惜，图书馆不准拍照，让我无法把吕蒂童话般人生的直观感受带给更多的人。

2011年8月21日下午，我坐在租住的苏黎世大学公寓前的一棵大树下阅读吕蒂的博士学位论文《童话和传说中的礼物》，蓝天、树荫和碧绿的草坪让我觉得整个瑞士的环境如童话般纯净、清朗，难怪它被称为“世界花园”和童话的故乡！这样的环境对吕蒂感悟童话世界或许不无启发，但从根本上说，吕蒂具有的还是现象学家的眼睛，他看到的不是童话的有形世界，而是一个“无形的”世界，一个本质的世界或形式的世界。感谢亨格纳教授和麦瑟利教授的热情邀请和帮助，正是这次访问让我有机会寻访吕蒂的足迹，让我能够看到他捐给研究所图书馆的书籍，能够触摸他留下的手稿和笔记。我也想回到吕蒂的内心世界，看看这个“童话王子”如何成长为“童话研究领域的重要权威”。

吕蒂在伯尔尼、伦敦和柏林学习过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英国语言文学、哲学、教育学和宗教学。他在文理中学时代参与讨论的问题有：利己主义(Egoismus)、无权无势(Gewaltl osigkeit)和存在的目的。这些问题也是吕蒂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吕蒂的主要学术成果实际上是在任教于苏黎世女子学校期间完成的。吕蒂是一位颇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他认为，教师的最高目标正如医生的目标一样：使自己变得多余，让学生学会独立观察、思考和行动，学会独自应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我”与自身以及“世界”的关系问题，一直让吕蒂着迷不己。后来，他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发现：“我是谁？”“别人是谁？”“我该做什么？”“什么是假象？什么是真相？”这些都是人与自身关系的核心问题，而独处以及与“你”的联系是人的生活的两极。“我”的展开、强化和与“你”的相遇、关联交织在一起，同对共同体、国家、自然和宇宙的参与交织在一起。莎士比亚的作品是诗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展开，是诗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钻研。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我们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他走在通往自身和我们的道路上。戏剧作品的选择重复了他的自我实现形式，观众和读者通过聆听和共同经受而分享了伟大诗人的自我实现历程。吕蒂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莎士比亚：现实与非现实的诗人》两书在欧洲莎学界也享有盛誉。

在吕蒂的遗物中，我找到了他的机打手稿《1848年前后德国难民审判中的瑞士》(DIe Schweiz im Urteil deutscher Fűchtlinge um 1848)。可见，作为文学科学家的吕蒂关注的不仅有文学，还有人的存在处境。童话之所以成为他的最爱，因为在他看来，童话是文学和诗的典范。在童话中，吕蒂找到了对人的存在的绝好诠释。他写道：“自格林时代以来，专业分化得到有力的推进。然而，有一种品质是那时和现在都必需的，那就是对对象的爱。格林兄弟不仅是民间童话的研究者，也是民间童话的钟爱者。如果今天的研究者对单个叙事能够怀有同样的敬畏，那么，当他试图用如此锋利的工具来探究它时，就不会伤害到任何东西了。假如我们问得巧妙，那么，童话这样一种叙事的本源形式就会向我们提供关于文学作品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消息”。事实上，吕蒂和格林兄弟一样，都是童话的钟爱者，他们的杰出成就也同样源于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爱。

在《论民间文学作品和高雅文学中人的自我相遇主题》(Zum Thema der Selbstbegegnung des Menschen in Volksdichtung und Hochliteratur)一文中，吕蒂指出，人的一切行动同时也总是人对自己的钻研。在命运中、在我们的行为中、在对世界和内心的观望中、在自我认知中，我们与自己相遇，所有这些相遇都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人受制于自己并与他人相连。童话主人公的孤立和潜在的联结一切就是对这一点的证明和表达。尊敬的德博尔教授在近30年前就敦促我注意不同文学类型对同一个母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当时的形式研究过程表明，许多民间童话仿佛自动描述出一种特定的人的形象，我试图用上述公式来勾勒这种形象”。

1943年，在向伯尔尼大学德博尔(Helmut de Boor，1891年—1976年)教授提交的博士论文《童话和传说中的礼物：论这两种形式的本质把握和本质区别》中，吕蒂对童话和传说的礼物母题做了比较研究，而《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则是吕蒂童话研究“奠基性的著作”。该书被誉为最伟大的成功之作和20世纪文学科学的基本著作。吕蒂提出的“一维性”“平面性”“孤立化”“空洞化”“升华化”“含世界”“形式意志(冲动)”和“风格意志”等一系列概念和童话现象学方法，对后世的童话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然，吕蒂的研究并非十全十美。弗里茨·哈尔科特就认为，吕蒂视为童话典型特征的整个风格形式更多的是叙事人的特征而极少是童话的特征，而且同样的叙事人在其它叙事形式中也可以找到。吕蒂本人很清楚，他的研究并非万能，也无法穷尽童话的所有研究。晚年的吕蒂更多地思考民间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童话的变异特征，他指出：“更详细的规定留待听众和读者去做，这种规定会随着不同的人或时代而变化。但讲述人一直可以自由地发现并实现新变异、新发展和新目标的种种可能性。他同时是继承者与开路人。我们在童话中遇到的人的形象不单纯受内容的决定，民间童话的这种内在形式、这种本性和生活方式本来就符合人的本性：在童话的叙事形态中，在童话的传承史中以及在人自身的存在中，束缚与自由、融入整体与个体成分固有的价值、回忆与预言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吕蒂认为自己对民间童话的研究结论仅限于欧洲，其他民族和地区的童话需要各自进行专门的研究，但他在1974年为《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日译本写的前言中也指出，民间童话是特殊意义上的世界文学。许多民间童话在世界各地流传而且适应于不同的环境，但在结构、风格和母题上却根本保持不变。这种惊人的稳定性表明，民间童话迎合了超时间和超地域的精神需求。这种情况也让我们可以推测，童话绝非单纯的愿望幻想，童话形象反映了人的重要可能性，即人对自身和对外在世界的种种可能性。

晚年的吕蒂被病魔缠身，他没有子女，而妻子己经先他而去。吕蒂曾引述诗人诺瓦利斯的断想：“每一种疾病或许都是两个存在者密切联系的一个必然开端，是爱的必然开端”。爱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联结和接近，它与恨的分离和疏远相对。生活中的吕蒂实际上也是童话的主人公，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孤立者。但孤立不等于孤独，在他不能自理时，他从前的两个学生照顾着他，他的朋友们也经常去养护院看望他。吕蒂这个孤立者正因为孤立才能联结世界和一切，因为有爱。他本人也成就了一个童话，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是童话的主人公。正如他自己所说，“恰恰是那些被孤立的人，才是格外受到神恩光顾的人。恰恰由于他们是孤立的，他们才与世界的本质力量保持着无形的联系”。

1971年1月31日，吕蒂写道：“我绝非博学之士，而仅仅是一位研究者，因此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什么事情”。这就再次表明，天才不一定勤奋，也不一定成功，但成功的天才一定是天道酬勤者。吕蒂去世后，瑞士、德国与法国的报纸和专业刊物均发表了纪念文章。他的藏书捐给了他生前工作过的苏黎世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图书馆，他的遗物和手稿被保存在苏黎世大学档案馆，他的书籍仍在不断再版。吕蒂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永恒的精神遗产。他的一生就是童话的一生，正如保罗·青斯利所说：“吕蒂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童话研究者，但或许更重要的在于他是一个和蔼的、普遍受到爱戴的人，一个通过他的存在始终为他的朋友圈子和辽阔的远方带来充实和快乐的人。”在阅读和翻译《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的过程中，我时时为吕蒂文字的纯粹性和静谧感所陶醉和叹服，并深切地感到民间文学界有吕蒂这样的学者真是有福了。我们不仅能够享受吕蒂为我们开辟的一块纯美的现象学领地，而且可以奉劝那些对童话甚至民间文学研究有先入之见的人最好先看懂了吕蒂再说话，先掂量了他的分量再评价。

由于学术贡献卓著，吕蒂受到世界各地学者的高度敬重。许多学者都为他的著作写过书评。早在1979年，赫尔曼·鲍辛格就在《法布拉》杂志第20卷专门撰文纪念吕蒂70岁诞辰。吕蒂去世后，1992年，卡塔琳·霍恩在《法布拉》杂志第33卷为吕蒂写了介绍专文。1995年，雷古拉·纳夫在《法布拉》第36卷发表《麦克斯·吕蒂在苏黎世大学档案馆的学术遗物》一文，专门介绍吕蒂捐赠给苏黎世大学档案馆的遗物和文稿。1996年，鲁道夫·申达在著名的《童话全书》第8卷上为吕蒂写了专门的词条。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间文学研究室的张田英女士慧眼识珠，曾将吕蒂的《从前：论民间童话的本质》一书译出，可惜因为当时恰逢学术著作出版困难时期，她自费出版，只印了500本，读者面有限。当然，在我看来，吕蒂在中国的影响不大，也不仅是译本印量小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关注吕蒂的问题和思维方式的人本来就不多，这是无法苛求甚至也不能期待的事情。因为人的兴趣就像吕蒂说的情节聚光灯，只照亮兴趣的聚焦点，其它东西就处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我经常觉得，人只能认识自己想认识和能认识的东西，这是人的限度。即便在德语地区，吕蒂开创的事业也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所以，我翻译吕蒂的《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并不奢望有多少读者。我之所以翻译，是因为我还没有绝望——有未来就有希望——我相信总有中国读者会认真阅读这本书并对吕蒂的问题感兴趣。即使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因为总会有读者或研究者碰到吕蒂式的问题，他们会停下来思考，看吕蒂曾经怎样想，然后看自己能否继续想。我相信，能不能懂首先取决于愿不愿懂和想不想懂的意志或决心。既然有些根本问题是我们每代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那就总有少数人不愿绕过这些难题，去轻易采摘那些眩目的速成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