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是多元的，它包容了许多“异质性”的群体和多样性的文化。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正发生着剧烈的变迁。在变迁的过程中，乡村地区产生了一些特殊群体。他们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并成为学界的研究焦点。纵观与乡村社会群体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三留守”人员为代表的社会群体身上，而对于其他一些新兴群体相对缺乏关注与研究。例如，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乡村地区涌现出许多以休闲放松、生活体验为主要目的的外来常住者。他们长期居住在村落中，成为乡村社会中特殊的流动性群体或“新移民”群体。笔者在鲁中地区的田野作业中，走访了许多以发展民俗旅游为特色的传统村落，发现生活在这些旅游村落中的群体，除了当地村民和到访的游客之外，还有大量外来常住者。中郝峪村便是其中的代表。“村里年轻的大都在外面上学或者打工，现在村里最常见到的就是上年纪的村民和常住在这里的外来户。”这些外来常住者不同于一般游客，他们不是短暂地在村落中停留，而是长期居住在村落中。同时，他们也不同于当地村民，不用从事旅游服务业，而是在村落中悠闲地生活。他们还与当地村民交往互动，形成了新型的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不但中郝峪村如此，周边的上郝峪村、下郝峪村、小峰村等村落也存在大量的外来常住者。这些外来常住者作为乡村旅游社区的“异质性”存在，积极参与村落的日常生活，与当地村民交往甚密，形成对地方的依恋和认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地的发展，推动了地方社会演变和建构的进程。对于学界来讲，该如何界定旅游村落中的外来常住者这一群体？他们属于游客还是村民，抑或是其他群体？是什么吸引他们在村落中长期居住？他们有哪些群体特性？他们与当地村民之间是如何交往互动的？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近年来，乡村社会群体作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一直热度不减。从已有的成果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乡村“三留守”群体的研究，主要从社会成因、生存现状、心理问题、社会交往、应对对策等方面进行讨论。二是对乡村地区出现的一些新兴群体的研究，涉及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大学生村官、新乡贤、手工艺人等群体。这些研究成绩突出，贡献巨大，尤其对于理解当代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过，就目前情况来看，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就研究学科而言，现有研究成果大多从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出发，而从民俗学学科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数研究停留在描述层面，在研究的深度上有待加强，同时鲜有学者从日常生活等视角对乡村社会群体进行深入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对不断涌现的新兴群体的研究相对滞后，如本文中涉及的伴随旅游业发展而出现的外来常住者群体，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仅有少量学者从旅游移民与人口迁移视角出发进行过简单讨论，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旅游移民的概念界定、类型划分、迁移动机、行为特征、社会影响等。如杨钊等人在案例分析基础上探讨了旅游移民及其相关概念，将旅游移民划分为旅游劳工移民和旅游消费移民两大类，并以九华山为例探讨了旅游劳工移民的行为特征。杨慧等人结合对丽江大研、束河古镇以及大理沙溪古镇等地外来常住群体的走访调研，根据其在目的地长期“驻留”的特征，将其命名为“驻客”，并探讨了该群体的主要特质。郭凌等通过对四川泸沽湖景区从游客到旅游经营者的群体分析，探讨了该群体的特质及迁移动机，并指出这一群体既非东道主也非游客，具有西方移民研究中的“旅居者”的特征。他们是伴随旅游发展而出现的“新移民”群体。徐洪罡等人通过对大理古城的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进行研究发现，旅游企业主移民群体内部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形成以“圈子”为特色的交往特征。可以看出，国内既有的旅游移民研究以旅游劳工移民或生活方式型旅游企业主移民为主，对本文涉及的以休闲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型移民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

从“日常生活”出发，是当代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作为一门研究生活文化传承的学问，民俗学研究者纷纷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领域，呼吁“面向当下”“朝向日常”的学术范式。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周星等学者围绕“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生活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近年来，刘铁梁提出的“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等概念，在本质上都强调了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以中郝峪村为核心个案，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围绕外来常住者这一新兴群体，结合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深入解读其群体特性，观察透视外来常住者之间以及外来常住者与当地村民之间的交往互动，由此来理解乡村旅游村落所形成的新型主客关系及其所带来的乡村社会秩序的变化。

本文的田野调查地点中郝峪村位于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是一个生态优良、景色秀美、民风淳朴的鲁中传统小山村。整个村落呈南北走向，东西高中间低，民居依山就势分布于郝峪河两侧山坡上，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全村共113户，364人。该村地处植被茂盛的鲁山北侧，被群山环绕，空气清新，环境宜人。夏季这里平均气温在26摄氏度以下，特别适合消夏避暑。自2003年以来，中郝峪村在村两委的带领下，发展以农家乐为主要特色的民俗旅游，带动村民集体致富，形成了以“公司运作＋单体承包＋村民入股”为特色的综合性发展模式，即“中郝峪模式”。这使得中郝峪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贫困小山村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模范村”。据统计，2018年中郝峪村接待消费型游客20.7万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200万元，人均纯收入4.3万元。

鲍曼指出，“现代社会的人看似自由，实际上却被现代性这一霸权的社会与文化结构所束缚，并不能真正掌控自身的命运或满足内心真实的渴望”。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化已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赋予人类社会更大自由，但也带来了很多束缚和压抑。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诸如大自然的破坏、环境污染、生活节奏的加快、随技术分工而来的工作性质的程式化、大众社会中人情的淡漠以及矫饰和虚情假意的盛行等等，使人们对之“有所恨”，因而旅游成了寻求一时“解脱”的方式。诚如王宁所言，“旅游是现代性生存条件下好恶交织的反应和体现”。在此背景之下，人们渴望摆脱压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于是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中郝峪村的旅游业便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民俗风情，中郝峪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他们大多数来自周边城市，以放松身心、体验生活为主要目的。他们住在农家小院，与村民拉拉家常，尝尝新鲜瓜果、农家美食，有的还去体验漂流、攀岩、CS野战等项目。要是赶上篝火晚会的话，他们也会尽情地参与其中。大多数游客在这里停留一、两日后便会离去。这些停留时间较短的游客往往把当地村民视为旅游服务的提供者，与村民没有深入的交往。还有一些游客因为喜欢这里的青山绿水和难得的新鲜空气，而最终选择在这里“租”个农家小院，作为自己的“第二居所”。每年天气渐暖后，他们便来到这里生活一阵，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成为村里的“外来常住者”。当地村民也称他们为“外来户”或者“新村民”。可以说，这个地处大山深处的小山村为“外来常住者”提供了转变生活的可能，成为他们逃离现代性的“避难所”。他们“栖居”在这里的农家小院，种菜养花、看书喝茶、打牌下棋，享受着轻松惬意的乡村生活。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来看，外来常住者属于生活方式型移民范畴，即“以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的迁移”。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是吸引他们迁移的主要因素。由于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他们不需要为生计奔波，在这里以享受生活为主。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没有选取常用的“旅游移民”这一术语，而是采用“外来常住者”这一更宽泛的概念来指代研究对象。所谓“外来常住者”，从字面上理解，“外来”是指来自于村落外部；“常”指的是经常前往该村落，并在村落中长期生活；“住”指的是在村落中拥有自己的居住设施。外来常住者不同于普通的游客，但他们与游客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来讲，外来常住者大都来源于游客，在成为外来常住者之前，他们往往以游客身份参观、访问过该村落；这些外来常住者有时也是游客，他们除了居住在本村落中，还会到周边景区、其他村落游玩，这时，他们就是游客身份。此外，外来常住者每年还会不定时返回原来的居住地。可以说，外来常住者具有明显的移动性特征，他们的角色和身份随着情境的不同，会在游客与外来常住者之间转换。同时，外来常住者与当地村民之间有着比较明确的身份边界。在现行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下，拥有城市户籍的外来常住者不能转为农村户籍。这些外来常住者尽管长期生活在乡村，但由于在法律层面不能获得农村户籍，也就不能成为这里的“主人”，即真正的村民，只能以“客人”的身份生活在村里，他们在村落事务中也没有发言权。因此，外来常住者既非村民，又非游客，是介于“主人”与“客人”之间的“类中介”人群。

调查显示，居住在中郝峪村的外来常住者都是通过一定的房屋租赁协议，从当地村民或村集体手中承租一处闲置或多余的房屋从而获得在村中居住的权利。在他们承租房屋之前，这些房屋大都已由村民或村集体进行翻新改造，达到精品民宿标准，因而可以直接入住。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农民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因此，外来常住者只能以“租”的形式获得“第二居所”的使用权，而不能拥有该处房屋的实际产权。外来常住者租住的房屋以平房为主，沿袭农村传统院落格局，一般正房为三间或四间，并以栅栏围合成开敞式庭院。极少数为二层，沿用城市住宅格局，为两室一厅或三室两厅。每处房屋的租住期限由双方约定，从十年、三十年到五十年不等。租赁费用方面，刚开始时比较低，一处房屋租住三十年的费用在八、九万元左右；随着物价的上涨，现在一处房屋的租住费用已经涨到二十多万元。对于外来常住者来讲，环境和空气是吸引他们到这里居住生活的首要因素。他们除了关心居住的硬件设施之外，还关心在这里的居住安全问题。老胥是中郝峪村中比较早的一批外来常住者，他于2007年租住了郝峪河东侧山坡上的一处院落。在中郝峪村旅游公司的牵线下，老胥从村民手中租了一处院落。这个院落正房两室一厅，面积五十平米左右。老胥在小院里搭建了木质凉亭，用于聚餐、打牌、喝茶，等等。据老胥介绍，“当时也考察过上郝峪、下郝峪等村落，之所以选择中郝峪村，一是觉得这里空气好，自然环境好；二是村民素质比较高，风气比较好，住在这里比较放心，出来进去都不用锁门；再就是村里管理比较规范，村容村貌比较好。尽管当时下郝峪村的房子比这里还便宜，但最终还是在这里‘买’的。”由于地处大山深处，夏天这里特别凉快，老胥便与妻子长住村中。老胥特别好客，经常邀请村民和朋友来他家吃饭喝酒。由于这处院落空间比较小，他又在对面“租”了一处较大些的院落，并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了翻修改造。由于妻子爱好文艺，他在新院落中增设了活动室，添置了钢琴、音响等娱乐设备。老胥家也成为中郝峪村中唯一拥有钢琴的农家院落。山上的这处新院落除了用于招待朋友，还委托给旅游公司用来开展民宿接待。旅游公司接待有娱乐需求的游客时，也经常使用老胥的新院落。像老胥这样生活在中郝峪村的外来常住者不在少数。据旅游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村落中这样的常住者有68户，150余人。他们分散居住于郝峪河东侧的山坡上和村落西北的山坡上，与当地村民混居在一起。

与忙于生计的当地村民不同，外来常住者在这里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常生活。但他们在“第二居所”的生活又与寻常的日常生活有所不同，原因在于脱离了制度化的日常安排和生活责任，如固定的工作时间、照顾家庭的结构化工作，等等。外来常住者在这里的日常生活以休闲、娱乐、养老、避暑为主要目的，生活相对比较简单。其日常活动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家务劳动、购物消费、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具体来讲，家务劳动主要包括洗衣、做饭、种菜、养花、收拾卫生，等等。以种菜为例，外来常住者像当地村民一样，喜欢在自家的小院里种上些应季蔬菜，比如菠菜、豆角、黄瓜、西红柿、白菜等。购物消费方面，主要包括采购柴米油盐、肉蛋果蔬等日常生活食品和日用品。他们平时一般都从池上镇或村里的超市购买，每逢农历初五、初十池上大集的时候，他们普遍喜欢去池上赶大集，顺带采购些新鲜果蔬回来。此外，他们还喜欢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豆腐制品。陈大娘是中郝峪村豆腐坊的主人，她家的豆腐以黄豆和泉水为原料，沿用传统技艺，用酸浆点豆腐，味道纯正，深受当地村民和外来常住者的欢迎。除豆腐之外，还有豆汁、豆腐脑等豆制品。休闲娱乐方面，主要包括爬山、遛弯、健身、看电视、上网、养宠物、跳广场舞和旅行。社会交往方面，主要包括串门、打牌、下棋、聚会、探亲访友、参加红白喜事。以上就是外来常住者的生活面向，他们很多人都过着这样的村居生活。例如，孙女士于2016年租赁了现在的农家小院——两室一厅和一个庭院，由于她丈夫工作比较繁忙，不能长时间待在村里，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和她养的小狗“豆豆”在这里生活。她在村里的主要日常活动就是遛狗、爬山、养花、跳舞、赶大集、招待朋友，有时还去周边的鲁山、小峰等地游玩，生活比较惬意。

通过对居住在中郝峪村的外来常住者的“深描”，笔者将该群体的人群特征初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有钱的城里人。外来常住者主要来自于城市，物质基础较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乡村地区租下一个院落，用于休闲居住。就中郝峪村来讲，居住在村落中的外来常住者主要来自于淄博、滨州、潍坊等周边城市。从职业类型来看，这些人大多是私营企业老板或者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等。比如前文中提到的老胥，是淄博市酱菜厂的厂长，经济实力比较雄厚，他在中郝峪村先后租了两个院落，一个用于自住，另一个用于接待朋友和作为民宿使用。

二是有闲的“银发族”。从年龄来看，外来常住者以中老年群体为主，大都在五六十岁左右，处于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阶段。他们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且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同时又比较注重健康养生，因而喜欢前往乡村地区居住生活。“在这里长住的，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年轻的也都没时间，所以老年人居多，体格也还不错，能够长期待在这里。”除了不需要上班的老年人，还有少量70后群体，由于他们是上班族，需要在城里上班或者忙于打拼，他们通常在暑期或节假日的时候来村中居住一段时间。

三是携伴同行。从居留方式上来看，外来常住者通常是夫妻两人居住在村中。比如老卢，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与妻子一起居住在他们租来的农家小院里。有时妻子需要返回城里帮忙照看孙辈，便剩下他独自住在农家小院中。除夫妻两人外，有些外来常住者还和兄弟姐妹或者亲戚朋友一起生活在这里。以老王为例，他们兄弟姊妹五个，除了老二，兄妹四人都在中郝峪村有一处农家小院。据老王介绍，“我们兄妹四个一人一个院，一开始三弟先在这里‘买’的，后来我、老四和妹妹都来这里看了看，也都从这里‘买’的。之所以来这里，主要是因为这边空气挺好，夏天特别凉快，不用开空调，回城里也很方便。现在，老三和我住在楼上、楼下，老四和妹妹住在南边小院”。一到暑期，他们兄弟姊妹一大家子陆续来到这里居住生活。他们租住的院落都位于郝峪河东侧，距离很近，相互之间走动起来非常方便，因而经常在一起吃饭、打牌、遛弯。

四是往返流动。外来常住者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季节性“往返流动”，呈现有规律的“钟摆”移动特征，属于“候鸟式迁移者”。如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外来常住者每年都会来村中居住一段时间。从淄博城区过来，车程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往返也比较方便。会开车的外来常住者一般都是自驾车前往；不会开车的外来常住者，大多由子女开车送过来或者由同住的常住者开车捎过来。他们前往乡村的时间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一般春、夏、秋三个季节居住在这里，而冬季由于这里天气比较寒冷，且没有集中供暖，就返回城里生活。因此，每年五月到十月是外来常住者村居生活的主要时段。每年春天天气暖和后，他们便陆续来到村里，深秋天气渐冷后，再陆续回到城里。据老胥介绍，“我来得比较早，一般清明之后，天暖和了就过来住着，一直住到十月底，天冷了才回去。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

五是自由“喘气”。外来常住者之所以来到乡村居住，一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二是因为夏天凉爽，三是为了享受悠闲的乡村生活。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但处于快节奏的生活模式之下，还面临着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因此人们渴望去乡村休闲放松、呼吸新鲜空气。生活在中郝峪村的外来常住者大都来自淄博城区。淄博市属于典型的老工业城市，多年来环境污染一直非常严重。因而，淄博市民都愿意到空气清新、没有污染的地方去居住生活。中郝峪村正好满足了这一点，上风上水，空气又好，所以来自淄博城区的外来常住者特别多。用他们的话来说，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喘气”。这是他们在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做出的一种选择。“城里哪有这空气好啊”，在村中居住多年的卢大爷谈起这里的居住环境，流露出自豪和喜爱之情。因为这里有山有水，空气好，环境好，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大有好处，夏天又特别凉快，适合消夏避暑。他们在这里有属于自己的农家小院，有个菜园，有相熟的朋友，生活比较自在。有些外来常住者在村里住习惯了，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回到城里反而不适应了。据当地村民讲，“我们这里空气好，城里人都喜欢来这里。谁家心脏不好，来这里住上半个月，心脏就好了。特别是夏天，这里凉快。回城里住一宿，就觉得堵得慌，受不了。前面院里有个淄博张店来的老太太，经常一个人住在这里。她的子女不太放心她一人住在这，但老太太就愿意住在这，说住在这心情好，看什么都顺眼”。由此可以看出，外来常住者由于喜欢这里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会将自己的个人认同深深嵌入到当地社会关系中，形成对“地方”的依恋和认同。

日常生活世界是由日常生产活动、日常交往活动与日常观念活动所组成的人类非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活动领域，可满足个体生存及再生产的基本需求。其中，日常交往活动，指杂谈闲聊、礼尚往来、情感交流、游戏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在乡土社会中，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地缘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他们构成了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认为乡村社会结构就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对于中郝峪村来讲，在未发展乡村旅游之前，该村地处鲁中大山深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村落。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流动，渐渐打破了乡村社会中的熟人社会秩序，乡村从封闭走向开放。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孙九霞指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传统并未有本质的改变，而旅游交往使得村民的日常交往时间被压缩。随着时间的推进，与游客的往来互动已经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部分外来常住者每年都会来到中郝峪村居住一段时间，久而久之，对“地方”产生一种特殊的归属感。他们与当地村民之间交往互动，成为村落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在扮演着各种角色，并且每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实际是由他人的期待来限定的。在他看来，角色是“在他人面前可见地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因此，社会互动可以理解为社会角色之间的互动。个体将根据互动双方所扮演的角色来选择合适的行为模式与之互动。由于外来常住者长时间居住在这里，他们会尝试主动地融入地方社会，积极参与村落日常生活，这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功利性交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和传统“熟人社会”基于亲缘、地缘的社会交往有所不同。随着外来常住者与村民之间的交往深入，他们之间不断转换角色，从最开始的陌生的主客关系，逐步走向熟悉的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

当地村民由于在这里土生土长，深处一种熟悉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环境中，有着地方的优越感和强烈的边界意识。因此，当地村民在最开始接触外来常住者的过程中，通常以“主人”的身份自居，将外来常住者视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主客之间尽管相对陌生，但当地村民秉持着鲁中山区淳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本性对常住者们以礼相待。此外，由于外来常住者居住的房子大都是与村民或集体通过签署租赁协议获得的，所以当地村民和外来常住者之间亦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一方面，当地村民将闲置或多余的房屋租赁给外来常住者，获得额外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外来常住者通过一次性给付一定数额的租赁费用，获取在这里长期居住的权利。从身份上来看，尽管外来常住者不能拥有农村户籍，但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游客，而将自己视为这里的村民或者地方的一份子，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并且入乡随俗，身体力行。以《村规民约》为例，中郝峪村于2007年制订了《村规民约》，内容主要涵盖维护村落环境、生活秩序与社会治安等方面，均和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尽管这些约定是面向当地村民的，但是外来常住者也都参照遵守。据老胥讲，“我们住在这里，也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包括《村规民约》。唯一特殊的一点，我们可以养狗，养的大都是宠物狗，对游客也没有伤害。我们平时也比较注意，比如我家养的狗一般都不过河，光在河东边溜达。”外来常住者“栖居”在这里，过着简单悠闲的乡村生活，他们也积极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中，像是种菜、养花、上山、赶大集、参加红白喜事，等等。乡村文化也唤起他们情感上的共鸣，产生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外来常住者每年定期、不定期的重返行为，既显示出他们对“栖居”之地的依恋和认同，也显示出他们对这种“候鸟”式迁移生活的依恋和认同。正如老胥所说：“在这里住习惯了，就不愿意回去。在这里过得自在。和老多人都熟了，成了朋友。这里空气好，又凉快，吃得也健康。有时候城里头有事，就回去一趟。事情办完了，接着回来住。”有时，外来常住者还会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前来村里游玩。这时，外来常住者就变身为这里的“主人”，热情地招待前来游玩的“客人”。此外，外来常住者如果由于身体或者家庭原因实在没有时间过来居住的话，便会委托村里的旅游公司进行管理或者村民帮忙照看。如果交由旅游公司管理的话，可以用来开展民宿接待。届时旅游公司会根据前来住宿的游客数量给予外来常住者一定的利润分成。此时，原本作为承租者的外来常住者一定程度上变“客”为“主”，成为隐形的“房东”，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可以看出，外来常住者的角色和身份会随着情景的不同，实现“主”“客”之间的身份转换。如笔者调研期间住过的10号院，该院落是淄博市民老张于多年前租过来的，由于近两年没过来居住，便委托给村旅游公司进行管理。旅游公司安排邻近的村民鹿宁帮忙收拾这处农家小院，开展民宿接待。

“文化距离”作为旅游情境中社会互动的文化背景，是国外学者研究旅游情境中旅游者文化认同问题时的重点所在。一般来说，国外社会学者认为同质文化的旅游情境能提高旅游者对母体文化和东道主文化的认同。较小文化距离被认为能减少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更容易产生积极的知觉和有效的互动，加深旅游者对母体文化形成过程及意义的了解，在旅游中产生对母体文化的亲密感与归属感，强化对旅游地积极的评价，提高旅游者对母体文化和东道主文化的文化认同。对于外来常住者而言，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于淄博当地，是淄博人，说着淄博话，与村民生活地域相近，情感上更易接近。尽管外来常住者的房屋相对分散在郝峪河东岸、村西北部等几个片区，但他们与当地村民之间没有严格的边界，因而属于混合居住在整个村落中。这些外来常住者在村落中住得久了，和当地村民间的交往越来越多，有了深厚的情谊。闲暇时，他们之间经常串门聊天，聚餐喝酒，互帮互助，礼尚往来。这体现了外来常住者的“外群体倾向”特征，能够与当地村民之间相互接纳、包容，实现和谐共处。在这种情缘和关系结构中，他们之间存在互惠、共享、友谊等情感因素。据老胥讲，“在这里时间长了，我们和老百姓之间相互沟通，有了感情。以种菜为例，我们之间经常互补。像是黄瓜、丝瓜、豆角等基本上每家都会种些，而茄子、辣椒等不一定每家都种。我们之间就互补。谁家做菜缺个辣椒，就来有的院子里摘两个。谁家的豆角熟了，一时半会儿吃不了，就分分一起吃。”平日里在街头巷尾碰到了，他们相互之间会热情地打招呼，问问“吃了没有？”或者“上山回来了？”，等等。当地村民过节或者家里有喜事做糗（qiu）糕时，也会邀请邻近的外来常住者来家里喝糕。山上的板栗、桃子、核桃等果品成熟的时候，村民也会送些给相熟的外来常住者尝尝。吃了果品的外来常住者也会帮着村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宣传一下。有时候外来常住者由于特殊原因没过来居住的话，相熟的村民会打个电话询问他们的近况，并告诉他们村里的信息，比如“山里下大雨了”“桃花现在开了”，等等。到了冬天，外来常住者一般都离开村子，回到城里生活。他们对村民非常信任，临走时会把钥匙留给相熟的村民，让其帮忙照看房子。据村民张业水讲，“我们和他们关系都挺好。像是我家对门的老王，他不来这里住的时候，都是我们给照看着。逢年过节的时候，特别是春节，我们之间都打电话拜个年。开春之后他们要来这里住的时候，也会提前给我们打个电话说一声。每回来这里的时候还从城里捎着奶、酒等礼品送给我们”。

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居住在中郝峪村的外来常住者，更倾向于与具有相同兴趣爱好和生活追求的人交往，形成小规模的“共同体”，即“圈子”群体。一般来讲，“圈子”群体往往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邻近的生活空间而自发形成的，呈现出一定的“内群体倾向”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中郝峪村的“圈子”群体主要以外来常住者之间的交往为主，但也涵盖一些外来常住者与部分村民之间的交往。在这里，比较常见的“圈子”有打牌圈、喝酒圈、赶大集圈、跳舞圈、爬山圈，等等。每个常住者都有自己的“圈子”。有时，“圈子”与“圈子”之间还存在重合现象。以老胥为例，他来村里居住的时间比较长，人又特别好客，经常邀请村民、邻居来他家打牌吃饭，逐渐形成自己的“圈子”，既有打牌圈，又有喝酒圈。他家的小院总是特别热闹，时不时就有牌局和饭局。可以看出，“圈子”内部交往具有随意性、非功利性等特征，以休闲娱乐为主，大部分是由某一人发起，再号召其他人一起参与。基于“圈子”的交往也为外来常住者提供了情感支撑和归属感。据村民张业良讲述，“我和他们好多都是多年朋友，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啥的，有时候去他们家，有时来我们家，相互轮着来。像是老胥，他特别好客，喜欢交朋友。他喜欢做饭，一大早去池上镇买上大骨头、鸡，回来炖上。谁路过他家门口，他就喊过去一起吃饭。有时我在山上干活，给我打电话，喊我过去吃饭，我就带些栗子过去。有时候也来我们家喝酒，他都拿着茶叶、好酒过来。他老伴包的水饺特别好吃，有时包了给我们送过来。”老胥还是一个入乡随俗、讲究礼节的人。他经常参与村落中的一些红白大事。要是赶上村民家里办喜事、摆酒席，不用主人邀请，他要是知道了，都会积极地前往随份子。“我儿子结婚的时候，老胥拿上二百块钱就来了。他对其他村民也是这样。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赶过去凑热闹。”

这些居住在村落中的外来常住者还是一群乐善好施、富有爱心的人。他们在与村民的日常交往中，得悉村中有些上学的孩子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便决定拿出一部分资金来资助这些家庭的子女上学。村民翟善城的女儿翟慧玲是村中第一个与外来常住者家庭结对子的。2001年，翟慧玲家与来自淄博市张店区的韩舒成夫妇在村委和中间人的牵线下，正式结成对子。当时，翟慧玲12岁，是池上中学二年级的一名学生。结对子之后，韩舒成夫妇每年给翟慧玲3000元助学金。为此，翟慧玲和她的父母一直非常感激韩舒成夫妇。按照最初的约定，韩舒成夫妇一直资助到翟慧玲大学毕业。2017年，翟慧玲考上大学后，她的父母觉得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可负担起孩子的教育费用，便不再接受韩舒成夫妇的资助了。

在翟慧玲之后，村中还有14个贫困家庭与外来常住者家庭结成对子。每个外来常住者家庭每年给结对子的学生2000-3000元的助学金，一直资助他们到大学毕业。这些接受资助的村民对无偿资助他们的外来常住者家庭十分感激，他们在交往过程中感情也日益深厚。张嘉璐、张嘉璇是村民张业福与鹿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2012年，刚要上小学一年级的张嘉璐、张嘉璇分别与来自淄博市张店区的两个外来常住者家庭结成对子。每年暑期，两个结对子家庭都分别过来给张嘉璐、张嘉璇兄弟俩送助学金，还给他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和学习用品。对此，张嘉璐、张嘉璇的妈妈鹿宁充满感激地说：“我们现在经济条件都好了，但他们每年还是来给孩子送钱，还给孩子买衣服、买学习用品啥的。我们两个孩子是双胞胎，有两个结对子家庭。但每个结对子家庭来的时候，买东西都是买两套，两个孩子一样对待。人家资助了咱，咱永远忘不了人家。”作为回报，村民会送些核桃、板栗等特产给结对子的家庭。同时，外来常住者不在村中住的时候，与之结对子的村民会帮他们打理村中的农家小院。

中国当代民俗学已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在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中，我们不仅应当关注当地村民，还应关注村落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群体，如本文所探讨的旅游村落中的外来常住者群体。通过对外来常住者群体的“深描”可以看出，外来常住者作为旅游村落的“异质性”存在，长期生活在村中，与当地村民交往甚密，他们也成了村落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外来常住者来自城市，既有钱，又有闲，出于呼吸新鲜空气和消夏避暑的需要，逃离现代化的城市，移居至大山深处的小山村，以“他者的眼光”在“第二居所”过着简单舒适的生活。他们既非村民，又非游客，是介于“主人”与“客人”之间的“类中介”人群。他们像“候鸟”迁徙一样，每年天气暖和后来便到村落中居住一段时间，在这里逐渐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关系，使得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显现，形成对地方的依恋和认同。本文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通过对外来常住者这一新兴群体的研究，解读其人群特质，透视其社会交往，以丰富既有的乡村特殊群体研究。本文所涉及的外来常住者群体代表了消费导向的生活方式型移民群体，为移民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另外，本文突破传统旅游研究中以“主人”与“客人”为主体的二元研究范式，提出外来常住者这一“类中介”群体概念，这也是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

Chris Ryan曾提出“旅游者——朋友”（the tourist-friend continuum）模型。在这一模型下，经过与东道主交往，旅游者的角色逐渐从“旅游者”演变为“顾客”再到“宾客”再到“朋友”，从正式的接触逐渐演变为非正式的社会接触，旅游者就慢慢融入东道主所在社会的生活当中，从而主客交往上升到最高境界。透过外来常住者与当地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实践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角色已从原来的“客人”与“主人”发展成现在的“朋友”关系。他们之间交往甚密，互动频繁，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关系，如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形成的“圈子”关系，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当地的发展。外来常住者介于村民与游客之间，他们与村民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主客关系；同时，外来常住者属于城市户籍，他们只能以“租”而不能以“买”的方式住在村中，在村落事务中也没有发言权，但他们与村民之间却和谐相处、互帮互助，富有爱心的他们还与一些贫困家庭结成对子，这体现了他们的“外群体倾向”特征，因此，他们与村民之间的关系有别于传统的邻里关系，是介于当地村民与外来者之间的新型邻里关系。此外，外来常住者与当地村民的交往也带动了城乡之间的交流。随着外来常住者进入乡村，乡村从封闭走向开放，城乡之间的交流增多，城乡差别不断缩小，形成了新的城乡关系。总之，外来常住者与村民之间一直处于良好的、深刻的互动之中。这些互动关系构筑了新型的乡村社会秩序，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发展演变。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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