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摘编”项目。笔者参与了马克思主义论民族民间文学的专题摘编。在课题撰写过程中，遵循课题宗旨，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民族民间文学的相关论述，课题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民间文学》于2013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民族民间文学的论述发表时限为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其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起源与发展、主要内容、形式与创作等。在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民间文学》一书编选过程中，深入学习与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间文学思想。

他们将民间文艺置于社会历史发展中来论述，“文化艺术领域中的诸现象，论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画幅上文学的产生、形成及其社会功能，论述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文艺的民族性和继承性，论述了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寓言、谚语等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阐述了文艺如何反映生活，某一文艺形式如何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条件下产生。“在宗教领域中发生了自然崇拜和关于人格化的神灵以及关于大主宰的模糊观念；原始诗歌创作、共同住宅和玉蜀黍面包——所有这些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特别强调发展文艺首要在于面向时代，进而观察和再现时代——“人民正在创造属于未来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又是在继承过往历史的既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因而发展文艺又不能忽视过往历史，但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来理解和观察过往历史。”可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以时代为中心考察文艺及其发展。

马克思认为思想认识进程取决于事物发展进程，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必然受其所处时代制约与支配。民间文学这一特性更为显著与突出，中国共产党从早期就重视民间文学所具有的时代性特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建构中重视对民间文学的利用与改造。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很重视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由于其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与政治思想取向，被纳入“中华民族复兴”榆与新文化体系的建构中。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征集歌谣启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兴起。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就是农民占国家绝大多数，农民是国家劳动阶级的主体，要解放中国先要解放农民。以他为首，掀起了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即“走到真实的人间”，他们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同时搜集、挖掘民间文学。恽代英的《八股?》《文学与革命》明确提出了“革命的文学”，他认为：革命的文学产生于革命的感情，尤其提倡用讲故事与民歌、评弹等俗文学的方式向民众讲述世界时事与中国事件。瞿秋白则认为普通民众依然生活在传统文艺土壤中，他们的社会伦理知识皆来源于传统文艺。之后出现了《颈上血》《劳工记》《田仔骂田公》，以及《十二月革命歌》《国民团结歌》《吊刘华》等利用民间歌谣、民间小调改编、创作的文艺作品，以这种形式宣传革命取得了极好效果。“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课程设置中特别强调民间文艺形式的内容。郭沫若亦提倡文学青年要了解民众的文学，“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立革命根据地开始就重视对民间说唱形式的利用。用民间说唱的形式，有利于将党的意识形态与土地政策深入宣传给民众，对民众进行教育与引导。当时流传极广的《革命伤心记》就是通过歌谣的形式记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失败。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得以进一步传播。从三十年代末开始，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活动区域，这一带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以及国统区大量文化人士的到来，使得如何对待传统文艺成为核心问题。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原始形态的文学”、“较低级”的群众的文学和群众艺术、“群众的言语”、“较低级的文艺”。这一表述意味着民间文学背后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换。民间文学被视为大众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大众语言问题的讨论，其目的都是希望民间文学能成为被民众享用的文艺。1949年文学进一步介入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其目标，正如刘禾所说：“文学介入生活，那时候文学的野心很大，目标不是成就大作家，而是创造新社会。怎样创造新社会？那就是要创造新人。”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这既是文艺界大会师，同时也树立了解放区文艺在全国文艺界的领导位置。1949年以后，延安时期文艺与民众结合的新样式——通俗文艺受到极大重视。同时所有的文艺工作纳入了政府工作体系，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成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以下简称“民研会”），组织全国各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民研会”成立后不久，1955年创办了《民间文学》杂志。《民间文学》既刊发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也发表民间文学领域的研究文章。在“民研会”与《民间文学》的引导下，20世纪50年代的民间文艺进入了新的文化实践的轨道。在1949—1966年间，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关注与重视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戏曲的利用与改造，并发起关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文学的普查工作，期冀从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中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文艺体系。

经过1949—1966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被喻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截止2009年，历时25年，全国省卷本全部出版。尽管这次的民间文艺搜集成果通过文本形式呈现，但她依然是植根于民众社会生活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根脉”。

进入21世纪，民间文艺的发展主要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2001年昆曲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学术领域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4年8月28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国成为第六个加入《公约》国家。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在中央政府门户网上发出《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批准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在国家层面全面启动。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前提，这也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区别。民间文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在意识的深处、在文化血脉中，一直都有民间文化的东西。”

民间文艺在历史发展中，“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民间文艺以及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一直到新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文艺在每一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民间文艺的发展与变异亦呈现了这一显著特性。从历史积淀与现实发展都可看出，每一个时代的民间文艺都有其自身独特的时代气质、时代特征和时代内容，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密切关联。当然在强调时代性的同时，不能忽略民间文艺的历史性。“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坚决反对割裂历史以及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强调要在检视文化遗产基础上，吸纳优秀历史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对待文艺的时代性与历史性关系之问题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就已经给予关注。毛泽东论述了文艺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源”“流”意义。基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上，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了这一问题。在对待文艺的历史性问题上，他提出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绝不可抛弃或背叛自己的历史文化，要以史为鉴，这样才“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而且“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对于民间文艺而言更是如此，她本身就是“人民的文艺”，但在关注其当下性（时代性）的同时，也要反对“人民”与“历史”缺席的民间文艺，真正搜集来自群众的民间文艺，并使得她能真正为其持有者服务，发挥其“中国故事”讲述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释请参看期刊原文）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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