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的魔咒：当代城市父母的育儿焦虑和生活压力

摘要:在日趋紧张的现代城市生活中，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对有幼儿照料需求的城市青年父母来说，这一冲突显而易见。在这一冲突的背后，“陪伴”已日渐成为建构和维系亲密关系的一项新伦理。本文基于作者对微信民族志资料的深度剖析，揭示了城市青年父母与其他社会主体互动并形塑陪伴新伦理的过程与机制。由于时间短缺，城市青年父母要在家庭生活和工作投入中获得两全，尚是一件颇为艰难的事情，两者冲突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剧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焦虑，使陪伴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情感负担。文章从工作与家庭伦理变迁的背景出发，以“工作—家庭”分析框架深入考察了现代城市青年父母的家庭生活、工作压力与育儿焦虑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陪伴伦理;工作伦理;工作—家庭冲突;城市青年父母;育儿焦虑

一、研究问题

随着女性工作参与率提高，传统父权时代“男主外，女主内”观念中关于父职与母职的家庭伦理规范被修正。新的伦理规范认为女性同样可以追求事业发展，而男性则必须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尤其是在育儿方面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传统父职中挣钱养家的工具性角色已经不能满足新家庭伦理的要求，现代父职要求父亲更多地充当表意性角色。父亲被要求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现代父职理想类型可以概括为“四陪”父亲—陪吃、陪玩、陪睡、陪做作业。“影子”父亲作为父职理想类型的对立面被社会各界批评。在电视媒体与新媒体的炒作下，全社会似乎都在高呼“爸爸去哪儿了?”。虽然新的父职理想类型要求男性分担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照顾子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大提高，但是陪伴作为一种母职同样被不断地再生产。

上述变化背后的另一个侧面是，当代城市家庭儿童俨然不再是家庭的从属，让儿童参与生产劳动的现象也已经绝迹。儿童似乎已经跃居家庭的中心位置，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已然成为维系家庭亲密关系中的一项新伦理。这一伦理日益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日常话语中有关陪伴的叙事，已经渗透进家庭意识形态之中，对许多现代城市家庭的青年父母来说，如果不能陪伴孩子，那就是不称职的父母，是对孩子成长的不负责任;如果不能陪伴，再多的工作成就和物质增长也未必能够提升生活中的幸福感。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讨论的议题是:在家庭领域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陪伴伦理是如何生成的?陪伴新伦理对城市青年父母个人的家庭生活与工作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育儿的社会学研究以往更多的是从性别视角关注母亲的角色，对父亲角色关注不够，只有少数论文涉及，但也仅仅是批评父亲在育儿方面的缺席。在新陪伴伦理的视角下城市青年父亲的表现也将在文中重点讨论。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视角

本文关注的育儿主题属于家庭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围绕三种视角展开。第一种强调家庭结构与制度，并从经济决定论的视角分析某种家庭结构与制度的原因。上文所述的陪伴新伦理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关，但是从此视角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本文不打算再画蛇添足。第二种主要从文化视角来分析家庭，强调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家庭生活与家庭结构的影响。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对于家庭的影响式微，新的陪伴伦理正在生成。本研究主要把新陪伴伦理作为因变量，通过最新的观察来探讨它的生成机制并分析它对城市青年父母的影响。第三种受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主要从家庭政治的角度分析家庭内部不同角色的地位不平等。有学者利用这种理论范式，从性别视角研究了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对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者发现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角色压力是引发工作—家庭冲突的主要原因。与男性员工相比，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会使女性员工陷入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而且女性员工也更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家庭而降低对工作的满意度。这一研究把关注的领域从家庭内部，转移到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并突出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对于家庭与工作关系的影响。这一研究非常有见地，却没有进一步关注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伦理的变迁。虽然有研究已从代际伦理关系的角度关注母职的再生产，但是父职研究仍是有待进一步填补的空白。因此本研究除了关注新陪伴伦理的生成机制外还将重点关注其背后的新父职及其影响。

在上述三种理论视角中，个人及其个人的情感都不是关注的中心点。阎云翔认为经济、文化与政治因素在家庭领域固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个人与情感因素的重要性。他通过对一个村落的民族志调查发现，在家庭领域个人意识越来越强，且越来越功利与自我中心。他的研究把重心转移到个人、情感与伦理层面，这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但是他的研究结论认为横向的夫妻关系已经取代了纵向的亲子关系成为家庭的轴心，这与我们观察到的城市青年父母以孩子为中心的陪伴伦理现象相悖，因此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对此现象做进一的探讨。

新陪伴伦理出现的背后是男权与父权衰落，亲子陪伴获得了社会重要性。陪伴需要更多闲暇时间，闲暇与把工作视为天职宣扬劳动光荣的工作伦理明显冲突。这种家庭与工作领域伦理的变迁及其相互作用可能导致道德话语与个体道德体验的冲突，并进而影响城市父母个人情感。在陪伴新伦理背景下，本研究进一步从城市青年父母个人情感的视角，以“工作—家庭”分析框架考察现代城市青年父母的家庭生活、工作压力与育儿焦虑之间的关联。

关于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主流的分析范式。其中之一是“工作—家庭冲突”理论(work-family conflict)。此范式强调在工作与家庭两者缺乏边界弹性的情况下，角色压力与角色冲突就会出现，从而产生消极后果，如职业倦怠、工作和生活满意度降低、家庭幸福感减少、消极情绪体验、身体不适等。另一种是“工作—家庭增益”理论(work-family enrichment)。此范式强调角色意义与角色协调产生积极结果，如从工作或家庭投入中获得有意义的资源，继而提升个体在相对角色领域的表现。在许琪与戚晶晶分析过的性别关系之外，亲子关系是横亘在工作—家庭之间的关键节点。如果从上述两种理论出发进行解释，假设家庭与工作边界具有弹性，则父母可以从陪伴孩子中获得意义感与幸福感，从而在工作中更加投入，因此出现工作—家庭增益。相反，如果家庭与工作边界模糊，父母将违背陪伴伦理，从而产生紧迫感、焦虑感，因此出现工作—家庭冲突。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亲子关系可能是一种情感润滑剂，也可能是一种矛盾助燃剂。当代城市青年父母普遍感受到了一种育儿焦虑。这样来看似乎工作—家庭冲突视角对现实更有解释力。但是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上述两种理论范式都只侧重于从时间分配和角色扮演的角度进行解释，缺乏对家庭与工作两个领域本身的社会伦理规范变迁及其相互作用对个人情感影响的分析。不同领域的角色冲突及其时间紧张只能从表面解释当代城市青年父母的育儿焦虑，不能解释这种焦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工作与家庭领域的伦理规范是我们相应领域社会行动的价值、意义与情感的源泉。我们在工作与家庭领域的情感投入产生的关系、情绪与感觉则体现着相应领域的伦理规范的遵从与违背。本研究将从图1的分析框架讨论家庭与工作领域伦理变迁及其不同领域伦理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影响着现代城市青年父母的家庭生活、工作压力与育儿焦虑。

三、研究方法

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任何方法论的论争都与研究的具体问题相关，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可以选择的方法的范围及其运用方式。在这一节笔者将介绍本研究所使用的微信民族志方法，并根据我们的研究问题提出我们运用这种方法的原因以及具体的运用方式。

1.从虚拟民族志到微信民族志:圈群互动方式及其文化作用

有学者认为基于互联网的微信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正在召唤一个微信民族志时代的来临。基于微信界面的新民族志模式的可行性不仅仅在于有更多的人通过手机微信进入到互联网平台上来，更在于微信的圈群互动方式。这样一种圈群互动方式能够在互联网上形成一种类似于传统民族志研究对象的微共同体。在这一微共同体中某一类人群能够充分互动，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对这种微共同体及其互动内容与互动方式的整体性描述，使得微信民族志可以成为传统民族志方法的延续者与发展者，而不是一种断裂式的无学术积累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微信群使得新的群学成为可能，对某一类型的微信群互动文本及其互动方式的分析，使我们能够深入理解这一网络群体背后的文化规范以及伦理价值。朋友圈更是与某一微共同体的共同性表达密切相关。某一微共同体对于某一类型文章、话题与图片的霸屏式分享及其群体成员的点赞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微共同体共享的文化规范与伦理价值。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新民族志形式也与传统民族志形式有一定区别。由于我们并不时时刻刻生活在线上，微信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只能是对微信群与朋友圈活跃阶段的片段化观察而非长期在地的田野观察。虽然在微信平台收集的某一微共同体的田野资料可能比传统田野调查的资料更加碎片化，但是这并不妨碍观察者对某一微共同体的互动方式、日常情绪以及文化规范做整体性描述。

2.本研究运用微信民族志的方式

本研究关注城市青年父母这一群体，重点讨论横亘在他们家庭生活与工作之间的育儿实践，分析育儿焦虑生成的原因。按照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式，我们需要长期参与到城市父母的家庭日常生活、育儿实践以及工作之中，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获得一手研究资料。在忙碌的现代城市社会，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不能说绝无可能，但是实施起来一定困难重重。好在微信改变了城市年轻父母的日常，个人生活不再是公众无法关注到的私人领域，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父母在微信中参与并展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微信群中参与家庭、学校与医院的育儿活动，同时在朋友圈发表与转发他们关于家庭、工作与育儿的各种观点，并实时以文字与图片的形式发布他们在家庭、工作与育儿过程中的状况。具体客观的社会互动情境被虚拟化了的网络互动所替代，为我们参与观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场域。笔者和其他城市青年父母一起参与到了微信朋友圈与微信群这个虚拟的剧场中，在这个剧场中我们每个人既是一个育儿活动的表演者又是剧班成员。我们借助图片、文字与语音等道具，与剧班的其他成员一同演出一场戏，呈现我们的道德体验与个人情感。微信平台上这出育儿戏没有剧本，但是我们的行为却受到已然存在的道德话语的影响。这些家庭与工作领域的道德话语及其不同道德话语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现代城市青年父母的道德体验，为我们研究城市青年父母的家庭生活、工作压力与育儿焦虑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便利。

本研究运用微信民族志方法，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有0~10岁小孩的城市青年父母在微信群及其朋友圈互动与表达的相关资料。具体而言我们分析的对象有:这些城市青年父母关注的育儿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含朋友圈转载);这些城市青年父母加入的微信群(包括幼儿园群、小学班级群、家长群、理事群、接送群、家庭医生群、兴趣班群、游玩群等等)及其在微信群的互动方式与表达文本;这些城市青年父母在朋友圈晒的关于育儿、工作及其二者关系的图片和文字。我们观察的城市青年父母这一微共同体的职业包括教师、公务员、律师、医生、小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记者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区域分布于中国内地各城市。

四、“朋友圈”与“微信群”中的家庭生活与育儿故事

1.晒生活与亲子陪伴的主题化

基于互联网平台支持的“晒”生活的“晒”一般认为是英文“share”的音译。不论在哪种类型的社会，人们都渴望交流和分享。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减少了分享与交流的成本，这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互联网分享与交流的参与者。根据腾讯公司2018年微信用户数据报告，截至2018年底，微信每月活跃用户超过10.82亿，每天发送消息总计450亿次，同比增长18%;社交方面，2018年比2015年，人均加好友数量增长110%，朋友圈日发布视频数量增长480%。由此可见微生活越来越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每一个网民都在朋友圈或微信群“晒”出自己的生活风格，随时表达“这一刻的想法”。中国人的幸福、高兴、快乐、沮丧、痛苦、难过等都会即时“晒”于微信朋友圈或微信群之中。

传播学者把“sharing”分为四种模式:个人分享，在原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之间进行;在一个协作的群体之间进行;公共分享，协作群体积极尝试创造公共资源;公民分享，一个群体积极尝试改变社会。根据我们的参与观察，城市青年父母的“晒生活”正在融合上述四种模式。他们晒生活主要围绕家庭与工作展开。由于职业的差异，晒工作的内容千差万别，但是其晒的家庭生活基本上以育儿为中心。育儿行为与情感本是一种私人体验，晒于微信群或者朋友圈是一种个人分享。但是微信平台使私人体验从幕后走向台前。在爱的名义下，个体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边界相互渗透。城市青年父母作为一个群体将育儿知识、育儿行为、育儿心得与育儿情感在微信平台中充分表达与互动。这种表达与互动形成了一种虚拟的公共空间。这一空间虽然不具有物理可测性，但是却正在改变着社会，形塑着新的家庭伦理。这一过程可以从分享与互动话题的主题化中体现。

通过对城市青年父母微生活表达与分享的文本(观察访谈资料摘录1)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陪伴是其晒家庭生活中最高频的词汇，由此可见亲子陪伴在这一微共同体中的公共空间里主题化了。进入微信朋友圈浏览，大量晒孩子的表达聚焦于亲子陪伴主题，摘录的观察资料只是笔者选取的最为典型的案例。只要置身于微信朋友圈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每个城市青年父母关于陪伴的分享与表达，在微信公共空间形成了密集陈述，每个人点开朋友圈或者微信群总是难免被此类信息刷屏。

观察访谈资料摘录1: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今天我们陪孩子的时间，都是对未来的精准投资!亲子活动一天，累并快乐着!(PYQ191019CSM，本文所使用资料的编码由四部分组成，其中最前面的字母代表资料的收集处朋友圈，中间部分代表资料收集的时间，时间后面的字母代表资料发布者所处的城市，最后的字母代表发布者的性别)

幸福就是，孩子幼时，你肯花时间陪他，不为名利，只为与他一起把光阴“浪费”。(PYQ191223CSF)

雨天不能出门，陪孩子玩了一天的游戏。没有孩子的时候实在无法想象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手机需要藏起来。老妈子的生涯!(PYQ170625JHF)

关于亲子陪伴的分享与表达不仅仅体现在城市青年父母自己发布的晒孩子的图片与文字中，还体现在他们分享的公众号发布的文章上。通过对城市青年父母的微信访谈，我们发现他们关注的微信公众号类型各不相同，但是对育儿公众号的关注则是普遍的。进入这些育儿公众号进行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关于亲子陪伴话题的文章是阅读与分享最多的之一。例如，《陪伴，是我对你最深沉的爱》《陪伴，让爱升温》等文章的阅读量在10万以上。其他大量类似的文章阅读量也都在1万以上。上述这些表明亲子陪伴成为城市青年父母家庭生活的核心，陪伴伦理俨然成为家庭领域的新伦理。需要深入探讨的是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有别于传统长幼秩序的陪伴新伦理是如何形塑的。

2.微观权力的技术延伸及其社会影响:陪伴伦理的形成机制

暴力、宗教与意识形态等因素与日常伦理有着密切的关联。以暴力、宗教或者意识形态为背景的各种权力禁止或鼓励某些伦理在前现代社会是非常普遍的。例如传统中国社会“父为子纲”的家庭日常伦理就是受到儒家思想体系影响而产生。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暴力、宗教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于日常伦理的解释力式微。现代社会的分化与政治状况的复杂化，使得传统时代的权力形式与伦理关系无法适应现实情况。福柯认为现代化以来权力更加注重对细节的重视，一种被其称为微观权力的作用不断增强。这种权力对个体的操纵和控制更加关注其本身运行的手段。规训而不是暴力展示是这种权力的运行手段。这一权力运行手段使得微观权力比传统权力更有积极性与创造性，而不再具有传统权力的否定性与压制性。与福柯一样，哈贝马斯认为微观权力具有创造性。但不同的是，福柯认为权力创造的是主体、社会现象，而哈贝马斯认为权力来自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的过程，权力生产的不是主体，也不是社会现象，而是合法性法律。互联网时代下亲子关系的陪伴新伦理是否来自某种微观权力的作用，这种陪伴新伦理来自哪些主体的相互交往过程，微观权力在互联网空间中又是如何运用其规训手段，这些都需要深入的民族志观察来探讨与总结。

教师、医生等育儿专家所掌握的专业育儿知识使其获得了育儿领域的微观权力。在现代前期，由于时空的阻隔，这些专家的微观权力只能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影响到特定的对象。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微信等即时交流工具及其圈群互动方式压缩了物理时空。这使得儿科医生、教师等育儿专家作为微观权力执掌者能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通过即时交流工具与孩子的父母联络，这样一来育儿专家的微观权力通过互联网得到延伸，不仅仅孩子被进一步规训，父母也可能被规训。对城市青年父母微信育儿实践的参与式观察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互联网时代微观权力规训的具体方式，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陪伴新伦理的形成机制。下文我们将通过具体案例对这些具体规训方式进行说明。

互联网时代微观权力规训的第一种具体方式我们称之为“方形监狱”式的监视。与福柯描述的全景式(敞视式)“圆形监狱”不同，“方形监狱”的执掌者不需要时时刻刻站在瞭望塔上对被监视者进行观察，被监视者的相关行为可以毫无障碍传输到其手机微信平台。就我们观察的城市青年父母的微信育儿实践而言，如下文的观察访谈资料所示，微观权力执掌者如孩子的老师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向孩子与家长发布相关任务，并要求孩子家长将自己的相关育儿行为拍成图片与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微信群中。

观察访谈资料摘录2:

孩子上的是本市最好的小学，学校的硬件很好，老师的水平也很高，但是对家长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每天孩子下午3点多离开学校，我们的手机就会接到孩子离校的通知，同时我们也会陆续收到各科老师布置的许多任务。例如班主任或者体育老师会要求我们监测孩子跳绳。语文老师会让我们带孩子寻找秋天。英语老师会要我们监督孩子背单词。这些陪伴行为不仅要落到实处，有很多还需要拍摄成视频传到朋友圈或者班级群中。(FT190819JHF)

我们家宝宝在小区的幼儿园就读，虽然白天都在幼儿园不用像入园前那样一直陪伴着，但是每当接到孩子之后就会有许多身不由己的陪伴任务需要完成。幼儿园老师有时候会要求孩子帮我们分担家务，并拍摄图片后发布到朋友圈中。类似的朋友圈打卡活动还有很多，如陪孩子读绘本，跟孩子一起做手工，与孩子一起参与城市的垃圾分类，等等。(FT180715WFM)

通过手机微信平台这个“方形监狱”，微观权力执掌者随时可以知道被监视者已经做了什么，还没有做什么，哪些人已经完成了任务，哪些人还没有完成任务，他们可以随时抽出时间注视着被监视者的行为，窥探被监视个体想法。通过参与观察我们发现城市青年父母经常被幼儿园、小学或是其他培训班的老师要求在朋友圈或者家长群中展示孩子读书、练琴、户外运动等方面的行为。还有一些城市青年父母通过家庭医生微信群，随时将孩子的身体情况展现在医生面前。家庭医生则通过家庭医生微信群通知孩子的父母按时间陪孩子来医院体检与接种疫苗。来自“方形监狱”的监视不仅使得孩子的课外生活与身体被微观权力进一步规训，更使得亲子陪伴成为一种必要的伦理。

互联网时代微观权力规训的第二种具体方式可以概括为即时可视化伦理裁决。我们通过在微信群与朋友圈的参与观察发现，对父母是否符合陪伴伦理的裁决是即时的，不需要延时的取证、审判与宣判。亲子陪伴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被城市青年父母所遵守，这种遵守不需要半点暴力作为支撑。如观察访谈资料摘录3所示，教师等微观权力执掌者会要求父母在各类微信群中就某一个他监视的事项接龙，所有的父母会自觉自愿地积极回应他发出的指示。父母们在微信群的回应不仅仅被老师看到，还被所有其他父母看到，那些没有做出回应的父母很可能马上就会被贴上不称职的标签而与那些积极回应者区分开。在这一过程中亲子陪伴的家庭伦理生成，不被任何一个个体所质疑和反对。

观察访谈资料摘录3:

以前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最怕老师叫家长，我的父母每当接到通知让他们去学校的时候总是难免不愉快，他们从学校回来之后我总是难逃一顿教训。现在我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幼儿园，一个念小学五年级，几乎每天我和我的妻子都会被叫家长，我们被加入各种各样与孩子相关的微信群，包括培训学校在内的所有的老师都能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每当老师有什么事情通知时，他第一时间就会在微信群中@所有人，并就他发起的事项接龙。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不论我正在处理多么重要的工作，我都会第一时间拿起手机进行回复，并处理好相关事项。家长们普遍都会担心错过老师布置的某些事项而被老师怪罪。(FT190629HKM)

互联网时代微观权力的第三种规训方式是“点赞式”或是“评论式”检查。这种检查结合了“方形监视”技术和“即时可视化伦理裁决”技术。如观察访谈资料摘录4所示，圈群互动方式使我们一对一的社会交往变成了一对多的交际，就城市青年父母的育儿实践而言，我们青年父母经常会主动或者被动地分享自己的育儿实时状况，教师等育儿专家以及其他家长的“点赞式”或是“评论式”的检査既能起到对陪伴行为的监视作用，又能对其是否符合陪伴伦理进行裁决。

观察访谈资料摘录4:

微信朋友圈等把日常交往变成了一个交际舞会。传统的日常交往主要是面对面的一对一交往，很少在第三方的注视下完成。而在朋友圈中我们的社交是一对多的，其中一对一的评论与点赞也都是在他人的注视下完成的，这就把日常交往变成了一个累坏人的舞会。我们要么不参加这种舞会，参加这种舞会我们就要对朋友圈中的每个人微笑(点赞或评论)，成为点赞狂人。如果你只对部分亲友微笑，你马上会发现你的行为把其他人得罪了，当你在这个舞会展示时你很难得到这部分人的回应。对于我们城市青年父母而言，在微信朋友圈中展示最多的内容就是陪伴孩子。我们的展示过程使得我们与孩子的私密关系能够被所有人检查与监视。(GCJL181219JHM)

通过上述三种规训方式，城市青年父母都变成了被微观权力介入的对象，并在微信中自觉主动地呈现育儿过程，并与其他主体进行互动。亲子陪伴伦理就在这些互动过程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上文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分析了陪伴伦理的产生，并论述了这种伦理的生成机制。如果不进一步阐述这种伦理产生的文化背景，我们还是难以理解它存在的合理性。在前现代社会与工业社会前期，整个社会以生产为中心。我们可以借用鲍曼的概念把这种社会称为“生产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最光荣，生产代表着你的人生价值与意义，亲子陪伴不可能主题化，更不可能成为一种家庭伦理。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文化逐渐转型，消费社会逐渐代替生产社会，社会不再需要工作伦理来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随着“陪伴”主题在朋友圈中被消费，陪伴伦理有了诞生的社会条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现代转型的时间周期非常之短，整个社会目前处于生产社会与消费社会的叠加状态之中，这种叠加使得我们的城市青年父母可能常常陷入亲子陪伴与工作的冲突之中，陪伴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咒。下文我们将就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五、亲子陪伴与工作的平衡和冲突

1.陪伴的困境与“时间荒”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工作之外，我们还有多少时间陪孩子?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孩子，会有怎样的后果?在进行微信民族志观察时，我们发现微信公众号上被频繁转发的文章如《陪伴孩子耽误了你的时间，然而你却耽误了孩子的一生》以及《有时间陪孩子，才是最大的赢家》等给城市青年父母的代入感很强。一方面陪伴是当代城市青年父母的新伦理、新守则、新规范，另一方面不陪伴意味着不称职、不负责任、自私。城市青年父母经常陷入了陪伴的魔咒。更为重要的是在陪伴的过程中需要时间分配与情感劳动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城市青年父母不仅需要在亲子陪伴中投入时间与情感，还需要在工作中投入时间与情感，因此不得不陷入“时间荒”。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不同于斯戈介绍美国人的时间荒产生机制，中国城市青年父母的时间荒不是来自个体消费需求增长自愿延长工作时间而带来的时间短缺。他们的时间荒也不同于王宁描述的中国劳工群体的时间荒。他们一般不会是过度榨取剩余价值而延长劳动时间造成的时间短缺。如观察访谈资料摘录5所示，中国城市青年父母的朋友圈文字中常常透漏了亲子陪伴和工作的两难选择。在微信朋友圈参与观察时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发布的在休闲时间一边加班一边陪小孩的图片或小视频。由此可见城市青年父母的时间荒一方面来自家庭陪伴新伦理。消费社会兴起的背景下陪伴不仅仅是时间与地点的在一起，同时伴随着许多消费活动。在陪伴新伦理的影响下，中国城市青年父母既需要付出时间和情感陪伴孩子，还需要为陪伴相伴的消费活动付费而延长工作时间。这种家庭与工作的双向时间延长是中国城市青年父母时间荒产生的最重要机制之一。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城市青年父母还要受到工作伦理的影响，工作仍是其获得地位、意义与价值的重要手段，他们仍然需要为工作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与情感。这使得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加剧。

观察访谈资料摘录5:

乘着工作间的空闲时间赶紧陪孩子一下，别人都已经放假了，我还在一线加班，好想放假。(PYQ160129NJM)

平时这么忙，难得这周末不加班，难得的陪孩子的惬意时光。(PYQ191215TYF)

一边在单位加班，一边陪娃做作业到现在，等娃小学毕业我可能就只剩下半条命了。(PYQ191011JHF)

带着娃周末来办公室加班，娃在我用办公椅拼装的小床上睡着了，我却还要继续在材料中奋斗。好不容易完成任务正点下班去接娃放学，结果被老师留住一顿深入切磋。然后血压飙升，焦虑，烦躁。充分感受到老母亲的咆哮与无力。(PYQ191115JMSF)

2.育儿焦虑的生成:工作伦理与陪伴伦理的冲突

当下中国社会处于现代社会的生产阶段与消费阶段的叠加期，这使得城市青年父母在工作与亲子陪伴之间难以兼顾，常常陷入困境之中。快速工业化使得韦伯意义的生产伦理与坎贝尓意义的浪漫伦理同时叠加在一个时空。工作，甚至是“996或白+黑，5+2”模式的工作是中国社会塑造成员的方法之一，只有符合工作伦理这一标准的人才是有用的人，有社会价值的人。如下文观察访谈资料摘录6所示的在微信朋友圈中被城市青年父母广泛分享与传播的马云的观点即是明证。

观察访谈资料摘录6:

我认为能996的人是幸福的，还有很多要却没有工作的人。只有努力工作才有可能有社会回报，没有努力工作不可能有社会回报。员工在阿里工作，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改变自己，帮助别人，实现使命。我自己每天回家都1点钟了，一点儿也不抱怨，想要做成事、养活孩子、做公益，都需要996。(PYQWZ180619HZM)

亲子陪伴伦理与工作伦理的叠加给城市青年父母带来了极大的焦虑感。如下文观察访谈资料摘录7所示，城市青年母亲王晶常常表达出他们的育儿与工作的两难焦虑。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各类育儿专家通过微信平台以其微观权力塑造了理想父母的形象:衡量成功的标准，不仅是给孩子吃穿住，还要有时间陪伴孩子，在陪伴中还要有情感投入。同时还塑造理想孩子形象:理想化的、完美的、高标准的。于是父母不得不一切以孩子为中心安排生活。另一方面，工作伦理仍然起着社会整合的作用，城市父母需要在工作中投入时间与情感，从而获得人生意义。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城市青年父母分享其在工作中陪孩子，或是在陪孩子的情况下加班工作。亲子陪伴伦理与工作伦理的双重作用下，城市青年父母工作与家庭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冲突越来越厉害，育儿焦虑也越来越深。

观察访谈资料摘录7:

最近一直纠结在家带孩子还是上班，看完这篇关于陪伴的文章，好像有了答案，人生有得有舍。这两年是东东感知世界，探索世界的最初体验，母亲的陪伴能够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和对这个世界的爱。能够感受到妈妈陪伴的快乐，东东的人生一定是不一样的。(PYQ170408CSF)

东东一天天长大，每天白天把他送到幼儿园之后我就感觉到无所事事，心里总难免有一种莫名的忧虑，又开始想出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每天把他从幼儿园接回来之后到把他哄睡之前总是要累到半死，如果白天还要去工作真不知道会愁成什么样。(PYQ181015CSF)

3.陪伴还是工作:父职与母职的双重紧张

如果仅从上文摘录的微信民族志资料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朋友圈与微信群发布育儿相关话题的大多数是女性。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推测出与其他学者类似的论点:育儿更多时候仍然是母亲的角色，陷入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更多的是母亲。那么在陪伴伦理背景下，批评父亲在育儿方面的缺席似乎无可厚非。事实真的如此吗?面对当代陪伴伦理的魔咒，父亲真的能置身事外吗?有学者认为目前对父亲参与育儿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可能是因为女性更热衷于在微信朋友圈与微信群发表观点与表达情绪，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微信对一些城市青年父亲进行访谈补充我们的微信民族志材料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父亲都缺席了育儿的过程，大量的城市青年父亲不得不在工作之余甚至是工作之中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来。如观察访谈资料摘录8所示，由于父亲与母亲都不得不参与全职工作，而且还不得不经常加班，在育儿方面父亲没有理由拒绝参与。学者和媒体所批评的育儿方面的父职缺失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观察访谈资料摘录8:

孩子的妈妈有全职的事业编制工作，休完产假之后就不得不回到单位上班。作为父亲，我虽然负担了家庭日常的主要开支，而且也经常会加班到很晚，但是由于孩子妈妈与我面临同样的工作与家庭压力，因此我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孩子的夜奶都要由我来泡。下班回到家中我必须带着孩子遛弯。我还要负责为孩子选购各种各样的玩具与日常用品。当然这些仅仅只是我参与带娃事项中的冰山一角。(FTWX190715BJM)

孩子的父亲工作很忙，我的工作也很忙。孩子白天主要是外婆或者奶奶帮着带，但是下班之后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做甩手掌柜。不论是接孩子，还是陪孩子玩或者阅读等事情，孩子爸爸和我都会参与其中。这些育儿的事务我们没有明确的分工，一般谁工作相对空闲一些，谁做这些事情。(FTWX190823QDF)

不过学者与媒体的批判与并非空穴来风。如观察访谈资料摘录9所示，我们发现当城市青年母亲辞去工作回归家庭之后，育儿工作很多时候就完全由母亲来承担。尤其是当祖辈不能协助育儿时，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回到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并不能从陪伴新伦理出发批评这一部分父亲在育儿方面的失职。从实证资料来看，我们只能认为传统的家庭伦理与新的家庭伦理同时影响着不同的城市青年父母，不同的家庭模式同时存在。但是就同时参与工作的城市青年父母而言，由于工作伦理与陪伴伦理的叠加，他们不得不常常陷入到工作与陪伴的选择之中，不论是父职还是母职都处于紧张的状态。

观察访谈资料摘录9:

怀上朵朵之后，我就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婆婆由于经营了一个小店，朵朵出生之后她不能过来帮我们哄娃，朵朵爸爸在保险公司上班，工作时间没有定准，下班回家之后连抱抱朵朵都不太有力气。虽然我没有出去工作，但是全职带娃一天也累到半死。我们分工明确，大家虽然都很累，但是也不会有太多的焦虑与抱怨。(FTWX191028JHF)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城市青年父母的微信民族志观察与深入访谈，我们发现陪伴被建构成一种家庭新伦理。微信等即时交流工具压缩了时空使得儿科医生、教师与育儿专家等微观权力执掌者能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监视到孩子，同时还能够监视到父母。不仅仅孩子被规训，父母也在这一过程中被规训。各类育儿专家作为微观权力执掌者与城市青年父母互动，他们的规训手段重构了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使得陪伴伦理不断生产出来。

陪伴是一项重要的情感劳动，既然是劳动，那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职业父母的负担，进而构成家庭或工作中的约束条件。城市青年父母于是常常陷入时间荒。中国城市家庭父母的时间荒一方面来自家庭共同体的新伦理—陪伴。另一方面由于工作伦理的整合，他们必须为工作付出更多的时间与情感。这种家庭与工作的双向时间延长与情感投入的双重要求是城市青年父母时间荒产生的最重要机制，也是其育儿焦虑的根源。这种育儿焦虑不仅仅城市青年母亲有，城市青年父亲也难以摆脱。当他们都有全职工作时，这种育儿焦虑尤其明显。

陪伴新伦理要求父母在陪伴孩子方面花更多的情感、时间与金钱，不能陪伴孩子会被社会伦理所否定。但是工作本身既是闲暇与金钱的源泉，又是个人社会价值的重要来源。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或者说是一种魔咒，这个魔咒就像紧箍咒一样戴在城市青年父母头上，使得他们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都脱不开身，产生出无尽的焦虑。微信等即时交流工具的使用还模糊了家庭与工作的边界，使得工作时必须处理家庭事务，家庭生活时又必须处理工作事务，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城市青年父母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