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跳岭头与吃岭头是构成岭头节文化的重要仪式表达形式，是岭头节活动相辅相成的两部分。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跳岭头与吃岭头呈现出“既跳岭头又吃岭头、只吃岭头不跳岭头”两种形式。在岭头节中扮演的角色、地位也都发生了变化，跳岭头已经不是岭头节中必须的仪式形式，相反，吃岭头成了岭头节最主要的呈现形式。由此可见，在社会变迁中民俗会自行调整自身的状态，最终的演绎是为了形成一个有利于现实化的机制，从而适应人的需要以获得生存。

关键词：跳岭头；吃岭头；岭头节；仪式演绎；信仰载体

跳岭头与吃岭头最初是先后的附属关系，即先有跳岭头这个仪式的存在，才有众人相聚吃岭头庆祝的仪式。然而，不管是跳岭头还是吃岭头，仪式本身寄寓着岭头节的初衷，即人们的信仰：酬神保佑、驱邪除疫、降幅众生、五谷丰登。

跳岭头的有关记载最早出现在明朝嘉靖《钦州志》(1534年)卷一《风俗志》：“八月中秋假名祭报，扮鬼神于岭头跳舞，谓之跳岭头。男女聚观，唱歌互答，因而淫乐，遂假夫妻，父母兄弟，恬不为怪。”明确了跳岭头是“扮鬼神于岭头跳舞”，且“男女聚观，唱歌互答，因而淫乐”，已经兼备娱神、娱人的特性了，而不仅仅是娱神；但这时候有没有吃岭头还不能确定，能确定的是跳岭头在明朝嘉靖年间已经有了。关于吃岭头的最早记载见于嘉庆二十五年《灵山县志》：“有宾至或邀比邻，邻则备肴核数具，谓之帮盘。今唯同居兄弟之宾客至，则然耳。宴会前时无海味盛者，曰五盏四盘，今则十二碗，大小碗山海俱备。宾客往来，近者亦必啖以果饼。而后去谓之不空出，至初十各乡俱挂彩灯，夜则饮灯酒，至望日乃散。”此时的吃岭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跟今天的吃岭头差别不大，且显示吃岭头的盛行与菜品的丰盛，契合了“岭头大过年”的民间谚语。可见，最迟在嘉庆二十五年，吃岭头已经出现了。吃岭头的产生，说明了它与跳岭头之间的附属关系：因为有了跳岭头这样的一个仪式活动，才有吃岭头这样的聚会形式。如此形成一种结构从属关系，显示了在早期岭头节的民俗场中，因为跳岭头同时担负着娱神、娱人的重任，具备了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非比寻常”的地位，且可能是不可代替的。由此可见，跳岭头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观照了人的精神需求，且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吃岭头则是从物质形态满足了人的口腹之需，且是暂时性的。在当时的社会发展局限中，跳岭头对人的意义显然比吃岭头的意义大得多，毕竟它直接满足了人的精神需要。

清朝道光年间《钦州志》对跳岭头仪式的信仰进行阐述：“延巫者著花衣裙，戴鬼脸壳击两头鼓，狂欢跳于神前，村男妇于坛前戏歌，互相唱和，名曰跳岭头，曰不如此不丰稔。”可见，民俗仪式下，各种形式的展现都是作为载体，承载着人对未来美好的期许与愿望。“不如此不丰稔”显得庄严又神秘，这才是人之所以要跳岭头的目的，它关联人的信仰与社会秩序之间因果循环关系的桥梁，通过它，可以把两者衔接并建构人内心期待的世界。这也是现今说的“跳岭头”在某种程度上默认“吃岭头”被包括在其内的原因，显示其历史遗留的痕迹。而吃岭头的原初，或许真的只是为了“吃”本身，特别是在物质缺乏的年代，“吃”是对生命延续的保障，也很重要，但更多是从生理层面而言，缺乏了跳岭头仪式中的文化情境与精神寄寓。

由上可见，在早期的岭头节活动中，吃岭头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跳岭头，它以仪式的形式，从精神层面给人以信仰，同时从娱乐角度让人愉悦，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跳岭头从出现到往后的几百年发展历程中一直作为岭头节的主角，占据着岭头节民俗的主导地位，然而在经历了“破四旧”“文革”之后，跳岭头与吃岭头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看到的岭头节，是在不断变化、自我完善、修复的岭头节，主要有两种形式：既跳岭头又吃岭头、只吃岭头不跳岭头。

早前岭头节的模式普遍是这样的：跳岭头主导岭头节的进程，因为人们的关注点不在于吃岭头，而是看岭头，即吃完饭后会聚集在一起看跳岭头，体现跳岭头除了娱神外也具有娱人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正式的跳岭头表演都是在晚上9点左右开始，原因在于：首先，晚上9点左右正是人们酒足饭饱后看表演最佳的时间；其次，一整套跳岭头的仪式表演下来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太晚开始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都很困、很累；最后，按照中国传统十二时辰分法，晚上9点之前是巳时，是大家认可的吉时。在这天时地利人和的时间段，既体现了群众的智慧，也说明跳岭头最终是面向群众的。于此，娱神成了隐藏在跳岭头深处的秘密，娱人则是跳岭头显现的动力。

现在很多地方依然传承着岭头节最初的模式：跳岭头的同时也吃岭头。但在表面相同的形式下，跳岭头成了一个符号，只是为了跳岭头而跳岭头，缺乏观众的欣赏。最明显的表现是，现在跳岭头与吃岭头呈现出截然分离的状态：跳岭头俨然成为岭头队的事，跟村民关系不大，即村里过岭头节，请岭头队来跳岭头，但是村民几乎不去看，也不关心跳岭头如何进行、进行到何种程度。那么村民关心什么呢？村民的关注点全部放在筹备吃岭头上。同样，来参加岭头节的亲戚朋友，其重点在吃而不是看。笔者成长于钦南沿海地区，家乡有跳岭头习俗。20世纪90年代的跳岭头为如下情形：晚饭后，村民早早的就搬凳子去跳岭头的场地占位置，几乎全村人都聚在一起看跳岭头；而到如今，去看的大概也就是小孩，大人已经很少了，即便是“跳三师”“跳四帅”“捉五方精”等精彩的片段也只有几个人去凑凑热闹。相比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的盛况，现在冷清的跳岭头，成了“热闹是岭头队的，与村民无关”的情形。

吃岭头本意是欢庆跳岭头，并附有来吃饭的人越多越能给主家带来福气之意，因此“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来吃岭头已是司空见惯，主家一视同仁，重点在于“人多来吃”，至于来的是谁并不重要。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招待多少客人的能力，能直接凸显主家的经济实力，是比较长“面子”的事。因此，吃岭头已经发生了由“带来福气”到“长面子”的转变。但是，今天的吃岭头，其内蕴的丰富性已然超出了它“人多带来福气”“凸显主家经济能力”等因素，而是充分地体现了人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追求舒适、满足、能表达自我的诉求，而吃岭头，恰恰满足且表达了这份诉求。

首先，对主家而言，吃岭头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一次活动，但实际上筹备吃的过程比较麻烦：一是不知道有多少客人来，需要配备多少食物；二是辛苦且劳累，主家可能要从早忙到晚；三是只出不入，即来往客人带点水果就可以随便吃，没有任何收入。可是为何吃岭头还如此兴盛呢？每年农历9月中旬是灵山岭头节最集中、最热闹的时候，我们在灵山县城周边的几个村做跳岭头调研时，赶了好几场吃岭头，访问了当地很多主家，有做几十桌的，有做几桌的，但得到的回答基本是“大家热闹热闹”“聚一下”“开心就好”“辛苦但值得”“一年就一次”……且每个主家都很热情，有看到忙碌留下的疲惫，但更多的是开心与满足。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何主家会乐此不疲呢？其实答案已经在主家们的回答中。相比以前凸显自我的攀比之风，现在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内心的平和与简单，他们觉得自己做这件事能给大家提供开心聚会的机会，很值得。而且在他们看来，举办岭头节是一件很吉祥利民佑家的好事，个人的付出“值得”。

其次，对参加吃岭头的人而言，在物质相对丰富的今天，吃对岭头的重点不仅仅在“吃”。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很多赶场的“吃友”，一天要辗转赶几场，其出发点不见得是为了吃本身，而是为了会友。有些人是跟着朋友来的，与主家是陌生人，比如笔者。但通过吃岭头相聚，不仅认识了主家人，也认识了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们纷纷向我们抛出橄榄枝邀请参加他们村的下一次跳岭头。在吃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拘谨与不适，舒心、融合是最大的感受。笔者认为，在吃岭头这样的一种“以吃会友”的大环境下，它恰恰反映了人追求自在表达的一种状态。人们是需要通过与他人的倾诉来表达自我，但是一个好的表达环境同样需要营造。吃岭头没有过多的寒暄、约束与讲究，来客跟主人打一声招呼，往桌前一坐，很快就跟大家熟络起来，这种自来熟的情感展现让人惊讶。而相比以前吃完要去看跳岭头，现在吃岭头显得从容自在：有吃完跟主人打一声招呼就走的客人；有“拉家常里短”“谈奇闻异事”“听人生百态”的侃聊，但没有谁说吃完后要去看跳岭头。可见，看跳岭头在吃岭头面前是可有可无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一边是岭头队在庙前冷冷清清跳岭头，一边是村民在自家大摆筵席热热闹闹招待客人吃岭头。

由上文可知，岭头节流传到现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岭头节，即便是现在有些地方既跳岭头也吃岭头，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内容还是表演上都发生了质变。在笔者的实际调研中，发现岭头节还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即只吃岭头不跳岭头，而且这个变化至少有三种形式：八月节、随众吃、意思意思。

在灵山的太平镇、沙坪镇等地方，现今流传着“八月节”，顾名思义是在农历八月举行的节日。八月节与岭头节的吃岭头无甚差异：各村屯轮流过节，比如甲村是八月初五、乙村是八月初六、丙村是八月初七……如此按顺序排列；亲戚朋友携带水果即可去主家吃饭。但是当地没有跳岭头这个仪式，也没有过中秋节的习俗，而月饼却是日常礼尚往来最寻常的礼品。然而笔者深入调研时发现，其实八月节即由岭头节演变而来，首先，在当地的语言中有“八月岭头节”这样的词汇；其次，当地原来有岭头节，很多老人都看过跳岭头，但是在“文革”时跳岭头被认为是迷信活动被禁止后就完全断掉，从此再也连续不起来，只剩下“吃岭头”这一部分，也许是为了避嫌，岭头节改成了八月节。

与太平镇相邻的旧州镇，在有些村屯一直有吃岭头的习俗，但是也没有跳岭头仪式。在我们调查时发现，他们的习俗是如此而来：看到隔壁镇有岭头节，每到八月份的时候不仅热闹还有吃的，于是他们说，那我们自己也要吃岭头，要不看到别人有吃的自己没有会嘴馋。于是，在当地就形成了吃岭头，而且村村相传，各村选择一个日期，就构成了旧州镇很多村屯的吃岭头。但是为何没有跳岭头仪式，很明显，“吃岭头”只是当地为了名正言顺地“吃”而挂名的一个节日，可见，相比“吃”，仪式对当地人而言并不重要。

在钦南区犀牛脚镇的新村，现在的跳岭头只请三四个师傅跳一下，不是传统规模的跳岭头形式；但这并不妨碍其吃岭头仪式的隆重，也就是说，即便是只有几个师傅意思意思跳一下，当地人也能把岭头节办得风生水起，对岭头节、吃岭头没有影响。事实上，新村一直都是既跳岭头又吃岭头，但是其日期与大岭脚村(该村现已归钦州港区管辖)为同一天，岭头队去大岭脚村跳了，他们村就没人跳了。原来，钦南沿海地区的村镇没有岭头队，都从那蒙、板城镇等地方请来。岭头队是固定请来的，然后按地理和时间顺序，从这个村一直跳到最后一个村结束。大岭脚村是从金窝水库移民出来的，他们自己定了一个日期，刚好和新村同一天。从地理位置而言，岭头队在大岭脚村跳完后才到新村，如此，新村就没有岭头队去跳了。后来，新村人有钱了，自己另外请了一帮人，但是单独跳一场费用太大，只持续了一两年，因费用不足，岭头队不愿意来，于是新村的跳岭头就按前面所做的仅请几个师傅跳一下。按照新村人的说法：意思一下，就当岭头也跳了。

从上面的三个案例可看出：无论是出于政治、随众或日期原因，都表明跳岭头已经不是岭头节必备的仪式活动了，它的可有可无证明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根源在于：跳岭头作为一种形式已经被代替。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对物体性质形态变与不变的理解：“形式上有些要素是不变的，它们是规定于它所有用的活动的性质；有些要素是可以变异的，这变异或是起于同一问题可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或是起于任何解决所附带的不十分要紧的细节。”对岭头节而言，无论是跳岭头还是吃岭头，都是其表现形式，而形式承载的情感寄托与精神诉求才是岭头节的本源。

在跳岭头与吃岭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为何会选择以“吃岭头”代替岭头节本身；即便是跳岭头仪式还存在的一些地方，跳岭头也被边缘化成无关紧要的仪式活动。事实上，虽然看跳岭头的人少了，但是透过宏观历时性看，跳岭头与吃岭头的角色演变，正是岭头节民俗信仰在历史中的自我调整与适应的表现，因坚守自身的信仰构成。

首先，初衷不变。跳岭头从最初的唱神到唱人、娱神到娱人，逐渐演变成了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俗活动，它的仪式也由简单到复杂，但是不管如何变化，它都保持着自身的信仰架构：祈福还愿。这个信仰深入人心，即使在没有跳岭头仪式的情况下，也可通过吃岭头传递出来。因此，无论是吃岭头、八月节还是请几个师傅头“意思意思”，目的都是一种情感信仰的寄托。只不过相比其他的形式，跳岭头是最直接、最古老表达这个初衷的仪式形式。可见，无论环境如何变，根植于百姓心中的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祈祷，具备普世价值意义，也是大多数民俗衍生的原初。然而对岭头节而言，承载着美好初衷的载体，根据具体的生存环境自行演变，更适应人们生活及其要求的模式。

其次，跳岭头表演简单，不具备吸引力。最早的跳岭头，是以宗教祭祀仪、驱鬼除邪为目的。“……八九月各村多延师巫鬼童于社前赛社，谓之还年例，又谓‘跳岭头’，其装演则如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之制，先于社前跳跃以编，始入屋驱邪疫瘴疠，亦乃乡傩之遗意也。”这也是为何说跳岭头是古代“乡傩之遗风”。而如今的跳岭头已由原来的宗教酬神祭祀仪式为主演化为民间娱乐活动为主，祭祀氛围变淡，娱乐气氛变浓，师傅们的酬神、歌唱、跳神等做法在人们的眼中变成了一种娱乐表演而不是仪式。然而在新媒体时代，跳岭头无论是从音乐还是动作本身，对人们的吸引力都不大。音乐上，伴唱歌曲是特定的跳岭头曲调，曲调结构比较简单，有二句式与起承转合的四句式，句式多为七字句，节奏多为四分之二拍和三分之四拍。歌曲内容多是些请神、咏神、串古的内容，也有情节比较完整的民间故事，但与跳没有直接的关系，“唱时不舞，舞时不唱”是跳岭头的特点。曲调的叫法叫XX调，如“三师调”。凡表演首先以唱“格”(唱的每段故事称为格)开场，每唱一句“格”后配上一阵锣鼓，再唱下一句，直至唱完整个故事后随着锣鼓开始舞蹈。表演上，跳岭头的主要动作有：三星罡步、七星罡步、三合一、燕子翻身等。动作多出现跳、跃、跨、转、咠(膝盖突然屈伸)，呈现出劲、跃、开、收，缓中有急、急中转缓的舞蹈动律。动作劲跃、一开一收、一急一缓或一缓几急，动作不多，但有律动有线条。然而作为跳岭头最精彩的表演，如“跳三师”“跳师郎”“跳四帅”“跳忠相”等几个动作反复的，再加上是戴着面具跳的，人物基本是在重复动作，即便是有简单的剧情，没有表情，故事也就不出彩。此外，年年如此，且跳岭头过程不具备人们的参与性，对观众而言，无论是新鲜度还是好奇心都难以激起浪花。这也是为何现在越来越少人去看跳岭头的直接原因。

最后，跳岭头的师承关系。跳岭头会消亡吗？由笔者的实地调研以及上文提及的内容可知：跳岭头消亡与否不是由一两个因素可以决定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比如“文革”期间对跳岭头的影响无疑是毁灭性的，现今很多地方的岭头节只剩下吃岭头的几乎都是在“文革”之后演变的形式；但是群众基础始终是支撑跳岭头繁荣发展的最大动力。因为“文革”对跳岭头的波及是一视同仁的，但是有些地方却能继续繁荣，有些地方却消亡或者以其他形式如吃岭头、八月节等形式代替，很大原因在于跳岭头在当地传统文化里的根基是否稳固。以灵山新圩镇、檀圩镇等地为例，岭头节在当地很兴盛。表面上，兴盛本身是通过吃岭头来凸显的，即通过筹办者的态度、来客的多少、氛围的热闹等显示；深层原因却是人们对跳岭头的支持彰显了岭头节的热闹。因为跳岭头不仅需要村民筹钱举办，而且涉及到的很多仪式也需要村民的支持，如场地、祭拜等。在很多地方因为村民不愿意出钱，筹不够钱，于是跳岭头也不了了之。但往往最热闹的岭头节是既有跳岭头又有吃岭头的地方，人们可以不去看跳岭头，但是却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式，撑起了对跳岭头的支持与认可。同样，对于当地的跳岭头师傅而言，他们的传承方式对跳岭头的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在采访了灵山当地比较有名的跳岭头师傅，如国家级跳岭头传承人陈基坤，民间重要的跳岭头师傅邹海、商荣廷等得知，灵山跳岭头的传承有两种方式：一是家传，即家里世代有人做师傅头，于是代代相传，如此才能保平安；二是所谓“命中注定”要学的，如此才能顺顺利利。陈基坤师傅是“命中要学”的，邹海和商荣廷师傅是家传的。在笔者的采访中，陈基坤的爱人说：“那时候不知道要学跳岭头，但是按照农村的话来说，是命中要学的。像我老公这样，因为我的儿子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生病，于是去问了仙婆(农村中对女巫的称呼)，十个有九个说需要去学跳岭头，然后一学就会了，说他办得这些事，接着儿子病好，身体也健康了。学了这些东西后，修心、积德，有功德之后，自然顺心顺意。”事实上，在笔者的采访中，师傅们不断地提到“修养身心”“积功德”这样的词。而在现实的跳岭头活动中确实也是如此，一场跳岭头一般跨度三天，二十几个人，但是跳一场最多也就两千多块钱，平均下来一人每天最多50块，还不排除车费什么的。所以说师傅跳岭头为了赚钱的可能性不大，更多的是一种助人祈福的义务以及自我身心修养的自律。这样的传承方式，首先是得到师傅们的拥护，其次是人们的认可，最后还带有点神秘性，契合仪式本身。

综上所述，民俗演绎是一个变化、发展、沉淀的过程。跳岭头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它对人们而言是一种信仰的载体。现在的跳岭头已经由娱人回归娱神，因为“娱人”的成分太多，跳岭头已经不具备优势。相反，作为一种仪式活动，跳岭头通过娱神，满足了人们寄托情感与愿望于神灵身上的精神归属。即便没有娱神仪式，同样可通过吃岭头这样娱人的形式来传达岭头节的信仰。因此，跳岭头与吃岭头之间的关系及角色无论如何演变，只要岭头节还在，其信仰就在。如特纳所说的：“没有一个人能否定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所起的无比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精神和心理结构的维持上，还是对这些结构进行剧烈的变革上，都是如此。”而跳岭头作为人们认可的信仰载体，它可以变化形式，但其承载的核心内容即其信仰的本质是不变的。跳岭头与吃岭头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岭头节的不同仪式显示形式：跳岭头由娱人转向娱神；吃岭头由娱人转向情感表达的自由。而正是透过一个个讲究的仪式，建构了岭头节的信仰，且向我们展示了何为信仰：“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于这些信仰，而且还要奉行与这些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不仅为所有集体成员逐一接受，而且完全属于该集体本身，从而使这个集体称为一个统一体。”民俗演绎，终究要回归到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