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世界突出的文化特征之一就在于变化，谁也无法阻挡变化的发生，更无法预测这种带有复杂性变化的真正未来，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恰在今日高速发展的中国表现得愈发突出。很明显，而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的方向不再是传统时代由上而下、由精英及中心主导的模式改变，而是由下而上底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的一种颠覆性的意义改变，即从数年之前开始的基于微信朋友圈图文语音信息传输，到当下快手等视频直播的智能自媒体信息更广、更快、更多样的传输。不仅网民的生活态度发生着转变，也激发着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随之发生改变，其变化之快，令曾经悠闲于异文化田野之中的人类学家难以应付自如。这可谓是一种在中国社会场域中异常活跃的由下而上的转变，它基于便捷的人的位置移动性和信息的相互联通性，特别是基于互联网信息传输的移动性和联通性而发生。

今天中国社会面临急剧变迁的语境是由文字、声音、图片而至视频直播。信息传输媒介途径的改变带来的是人们彼此交流方式的大转变，即从静态二维而向动态多维、从延迟到即时，以及从面对面到虚拟互动等维度的大扭转。由此，人们的社会生活不再是静态稳固不变的，而是在被不断搅动着、异动着，以及由碎片化、爆炸式的海量信息推动而进入一种日常生活动态化的安排之中。对于人类学家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人的需求及其口味转变的问题。面对生活世界中多种需求诱发的场景，最为一般性的文化需求理论，比如马林诺夫斯基一派的结构功能论传统，自然转化成一种极其特殊的、适应当今时代发展新需求的理论。由此，似乎在网络人群之中出现了一种对于虚拟存在的新鲜事物、奇异生活以及迷幻文化图景的过度性要求、超自然的需求，以及意欲获得的自我苛求。恰因如此，新的文化需求理论便有了新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因此，可以看作自媒体世界1.0版的图文传输的微信民族志时代，必然会被一种更新、更靠后出现的、基于视频直播民族志的时代所取代，由此可以将后者看成网络虚拟民族志书写的2.0版，而在这种取代的背后必然会有一种基本逻辑存在。

信息传输技术本身的更新换代及廉价运营，激发着人们日益为追求自我呈现的逼真视频传输效果而努力，以至为了虚拟的逼真而不惜追求极度超逼真效果的倾向。例如，日本御宅族的“真人秀”表演无疑是极为逼真的，却也是最为虚拟的。当将这种虚拟的逼真运用到真实生活场景中，彻底做了替代真实的表演，就必然成为“超逼真”了，即虚拟的真实变成真正的真实。时间久了，在年轻一代的生活中由对虚拟的膜拜转为使虚拟变得更逼真，即比熟悉的周边人的真实更为真实的逼真，这就是一种真正的超逼真了。与此同时，图文传输和视频直播直接将人的内心世界予以外在化，由原本最初内心需求出现的多种可选择的存在冲突，最后达到文化意义上的更高诉求。这样由“一”而及“多”的文化需求演变，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日益明朗。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隐含着一种价值的改变。视频直播的最大特征是：最为直接地将个人娱乐和生计关联起来，即时强化的视频动态的实时刺激，无形之中激发了人们寻求即时虚拟在场的自我呈现。在一个瞬间呈现的短视频之中，人们实现了自我呈现和表演的娱乐价值，也将新的打赏和带货方式引入与视频直播的联动之中，将分野的公共与私人生活进行了相互连接。真实生活场景经由视频成功挪移、替代和转换而成为新的表达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动与反应。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直播参与，真正调动了文化整体性的直观存在和虚拟在场，破除了基于现代文化理性分离技术而造就的令人不适的文化疏离感。

由此，曾经可能完全被抽离出来的文化要素，随之复归到整体性的文化之中。所谓文化整体性，即一种文化和生活诸多方面的连接以及相互渗透。现代性的追求使这些要素通过分离技术的抽离路径而被一一隔离开来。具体而言，所谓抽离就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的秩序安排，其依赖的是一种分离技术，由此表演和生计分离、演员和行乞分离、文化和奖赏分离。诸如此类，可以列举出更多的分离，由此人成为一种纯粹而孤立的表演者，或者是从社会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的、自说自话的独角。而被层层抽离出来的这个独角，又借助文化再生产场域赋予的象征资本，将自身推到至高位置，其生计要么成为特权的供奉，要么是穷困潦倒的无奈。因为前者无需考虑生计问题，后者则因为没有考虑到生计问题，变得极为落魄和无可奈何。而在大众刷屏的视频直播时代里，这些都会得到改变。人也因此又回到完整而非抽离呈现自我的、作为整体人的时代，即所谓演员同时又是卖艺者，因表演博得一笑一哭，同时因打动人心而受到“赏赐”，生计、生活以及奖赏等要素，融为一体、互依互赖。文化成为生活中用来交换的资源，以及成为可能引发这种交换的诱导性线索。所谓虚拟民族志并非真正的虚拟，因为是一种超逼真，它可能会变得比真实还要真实。虚拟是一种现实本身，只是以媒介来代替真实生活。可以说，“真人秀”恰恰意味着虚拟的真实，所谓超真实的超逼真的存在。

之前我们曾专门讨论过“微信民族志”的书写问题，面对当下视频直播时代的到来，有必要推出“快手民族志”的概念。实际上，概念即聚集大家的思考以及对时代进行一种类别化描摹，是人们思想的武器，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时代进行新的理解。显然，民族志方法是早期人类学家发明出来，用以记录对现代人而言极为陌生的、作为异文化而存在的、原始民族生活的一种书写方式。今天它可以被转用描述，可能恰恰就在我们身边发生并存在着，但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已经是极为陌生和遥远的生活。作为视频直播的快手自媒体平台，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种。凡是基于快手视频的民族志书写，我们都可将其称为“快手民族志”，其他的视频直播平台也都可以如此命名。因为这些新型自媒体平台的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和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和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

归根结底，人类学是一种记录的方法，也是一种媒介传达的方式，即将真实发生的内容记录下来，以一种别人能理解的方式进行呈现与告知，这个时代还有与你的生活不一样的方式、途径和内容。因此，我们说文化就是一种表达，通过人类学的书写将其表达出来。借助快手这种新的视频直播手段而书写的“快手民族志”一样可以呈现给我们不一样的甚至是陌生化的文化表达空间。

在快手的用户之中，很多人的生命实际上是与快手直播等自媒体平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快手上表现自己，与其他人产生互动，变成有众多粉丝的新“网红”。可以说，这些人的成长史是绑定了快手之后的生命史。我们曾经听到诸如普通女性通过快手创业而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也成为依靠个人手机刷屏创造真实生活的鲜活案例。在此意义上，快手记录的不仅是个人的成长，更反映出互联网时代个人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中，我们需要“快手民族志”概念的快速成长，由此而形成更多的虚拟民族志。其内容必然是最为丰富的，并且最能体现民族志的当下性。由此，我们可以将“快手民族志”看成一种大众高频时代视频文化的表达。现在，快手的日活跃用户（DAU）已经超过了两亿，并且数量仍在日益增长之中。基于这样一个大数据统计，它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究竟会带来哪些新的能量？文化将会因此而改变什么？所有这些新问题都很值得大家思考，因为这是新自媒体时代有关社会与文化的重要问题。如果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诸学科再不行动起来，再不去真正关注当下以刷屏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的亿万人群，还在原来既定概念框架下进行陈旧式思考，那么这些学科就会因为跟不上时代步伐而逐渐自我消亡。如果所有人都开始可以去自由呈现自我和书写这一秒正在发生的生活，那么我们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该在哪里寻找自我存在的空间呢？我们所谓的异文化，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究竟又在哪里呢？

当视频可以通过网络直播之后，即处在了一个大众刷屏的高频时代之中。信息传输之迅速、便捷和廉价，实际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人类学所谓纯粹的“原始社会”的生活了，甚至不无遗憾地表白，“原始”的概念只是一种人类学旧有的发明而已，它们已经全部快速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以及数码化生活之中。甚至这种曾经令人着迷的“原始性”，或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它们从来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着。例如，贵州侗族村的村民利用快手直播弹唱，通过网络打赏的方式而收入不菲。村民们的世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逃避和隐藏，更不是与外部世界对立。所谓“原始性”再也看不到了，转而成为受网民关注的侗族村落，成为“现代”与“当下”。这里的理论意义非常明显，我们原来的理论很多建立在那些边缘少数民族的山地逃避和隐藏的观念基础之上，似乎底层民众天生就有逃避国家和外部力量监督与控制的倾向。实际上，一旦信息传输的媒介发生改变，每个人的生活选择性增加，文化的价值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当然，其受到外界的注意和关注的方式，也都会随之而发生改变。在这一点上，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费尽心力隐含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的那一套逻辑，应该重新受到当下人生活实践的质疑，似乎那些遁入山林之人，都有一种本意上要去逃避国家管控和外部注视的“本能”。然而，面对中国当下在视频直播领域发生的现实，这种吸引到很多人特别是山地民族研究者瞩目乃至膜拜的斯科特的理论，可能就日益变得少有什么真正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了。

因此，在民族志研究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重新去关注现实本身，也就是要关注正在活着的当下人真正的所思、所想和所为。只有他们可以被看见的“活法”，才可能是我们真实感受的到进而能够获得文化理解的一种基础。这恐怕也是人类学家从事田野研究的益处所在，也是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取代其他方法的缘由所在。通过对当下人生活的民族志撰述，让我们经常实时在场看到一些最新发生的事物，这些新事物恐怕也是最能启发我们思考的内容。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说起。数年前，我们在讨论“微信民族志”主题时，发现此书和现当代生活的联系。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可以说这本书的思想之新奇超前了我们整整两个世纪之久。叔本华这本书的题目中，“表象”是个关键词汇。那些曾经只活在一种面对面交流，甚或电视电话仅作为真实生活一部分而实现与外界连接和沟通的时代里，无法真正感受一种所谓虚幻表象的真实存在，更无法体会人的意志基于表象而有的各种表达和追求。但在笔者看来，今天这个时代才真正算是叔本华意义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过去我们购物需要到实体店去挑选与购买，现已在被新的虚拟挑选和选择方式所替代。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替代背后的转变究竟又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从一种真实的物的接触，到虚拟的视觉表象感知上的一种转变。换而言之，世界一下成为了叔本华两百年前预言的真实发生的“作为表象而存在的世界”了。

哲学家叔本华两百年前的作品，在今天得到了“招魂术”般的回应。这不能不令当下研究者慨叹，历史恐怕并非那么笔直向前，有时它可能会回返转圈而怀念故旧。或许，当时叔本华撰写的这本书并不为人真正理解，完全接纳他的思想更是不可能的事情。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他的人开始变多了，他本人也因此书赢得了“划时代哲学家”的美誉。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开篇，叔本华似乎在述说当下的时代。他写道“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不过只有人能够将它纳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识罢了。并且，要是认真这样做了，那么，在他那儿就出现了哲学的思考。于是，他就会清楚而确切地明白，他不认识什么太阳，什么地球，而永远只是眼睛，是眼睛看见太阳；永远只是手，是手感触着地球，就会明白围绕着他的世界，知识作为表象而存在着；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存在完全是相对一种其他事物而言的，是一种进行“表象者”的关系来说的。这个进行“表象者”就是人自己。如果有一真理可以先验地说出来，那就是这一真理了；因为这真理就是一切可能的、可想得到的经验所具的那一形式的陈述。实际上，这段话的根本在于“世界是我的表象”这句判断。叔本华开篇这句话从根本上将原来客观与主观分立的哲学，进行了逐一颠覆。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世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才对，但叔本华把这些彻底否定了。在他看来，凡是一切都“永远只是……眼睛看见……”罢了。而这些看见，本质上或者在发生学意义上，又不过是一种表象的存在而已。

如果真正懂得这套哲学背后的认识论逻辑，这些话也就不再那么抽象了。在这一点上，哲学家并不像人类学家那么强调“浓描”，哲学家一定是将烦琐复杂的东西彻底挤干，不拖泥带水，把概念性的、思想性的以及灵光乍现的内容真正抽离出来，成为某种引导性的观念。而人类学家读哲学书，就要添枝加叶地把它放开来读，从薄读到厚，将其中浓厚的民族志味道读出来。通过哲学家对这个世界的深度思考，我们发现实际上那些所谓的真实，都必然要通过我们的眼睛去看才能真正形成和出现，都属于一种视知觉意义上的效应而已。在这一点上，“盲人摸象”的寓言是建立在视知觉唯一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眼睛的视知觉才能够看到整体，其他感官只能是感受到一些局部而已，视觉因此凌驾于其他所有感官而存在。显然，如果一个人没有了双眼，便没有了视觉。因而，对于盲人而言，作为表象而存在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在一个表象的世界之中，除了表象之外，可能什么都是不存在的。

对于一个由大众刷屏观看视频直播时代的来临而言，它可能是非常真实的，是真实的直接映射。但又如前文所述，它确确实实又是极度虚拟的存在。网上快速呈现并持续滚动的视频直播，有谁会否认它没有真实地发挥效应呢？但就媒介意义而言，视频呈现本身又无疑是虚拟的，因为它不是纸媒或口语声音的媒体，它们不过是虚拟信息的一种传输而已。这是通过互联网的快速传输技术而生成的，是一种虚拟性的表征传入人脑之后成为的心理表征，随后又会从人脑之中传递出来而成为一种公共表征而已，可谓一个虚拟真实的表征循环链条的展开与持续。这些“虚拟的真实”，又一次验证了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于今天网络世界的重大意义。因此，之所以引述叔本华的这本书，是考虑到它与今天的现实语境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可以说，叔本华至少比现代人早两百多年认识到人和表象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是他所谓的“世界是我们的表象”。由此，我们的民族志即我们表象的一种集合，即指那些符号象征以及图表之类，均属于我们在田野之中双眼看到的图景的表象化事物而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而人类学家则凭借设身处地的田野工作，能够与他人进行交流的根基也恰恰在于，显然我们是这些表象的搜集者、制造者以及传播者。

显而易见，这种见解如果能够转用到当下对世界意义的解释上，恐怕最为适恰不过。同时，用在互联网世界对我们生活的诸多影响和关系的解释上，也必然是极为重要和最为贴近的。需要清楚而明确的一点是，民族志在于记录。而语言、声音和图像都不过是用来记录的工具和媒介而已。它们之所以存在的目的，仅在于达至一种理解和沟通。而民族志则是人们生活的自觉和升华，是在表达方式上的一种独特理解。它根本在于“看见”本身，人类学术语叫“参与观察”，即在能够亲身参与当中看见并感受到发生的一切，最后落实于文字、图片和视频媒介的表达上。

实际上，这里论及“虚拟的真实”与可以实现虚拟真实的虚拟技术发展之间是密切关联的。之前有很多人都不会喜欢，当然也不存在有意去学习和熟悉这些技术本身的热情。但今天我们逐渐发现，它已经不单纯是技术本身的问题了，而是完全在试图模拟甚至要超逼真地呈现人的生活现实境况。更有甚者将生活放到另一个虚拟而无真正边界可言的平台上，对曾经有过的现实生活加以取代，这可谓是很有意思的角度转变。对于人类未来，这自然会起到重塑生活现实本身的作用。叔本华很早就已经认识到所谓“世界是我们的表象”的哲学观念，如果能转用到今天网络世界里的生活，恐怕最为适恰不过了。今天的人们更多地生活于一种并非物质基础的虚拟真实里，从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到传递出去的信息，可谓全部都是虚拟性的存在，是一种逼真或者超逼真。实际上，一切逼真和超逼真都不过是一种表象意义的存在，需要由人心去感知和想象虚拟表象的存在。现在看来，唯心主义的思考也并不都是那么不可理喻。很多时候，观念虚幻的唯心倒变成一种最为真实的了，因此成为了所谓“超逼真”。毕竟人们这样去想、去感知、去理解，无形之中带来了知识、干劲和希望，带来很多彼此之间可以进行沟通的方式，反过来又转换成物质性的了。这应该就是所谓叔本华意义的民族志表象的存在、归并与集合了。

言外之意，我们的民族志也就是我们表象的一种汇聚之集合，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那些形象的表象或表征而已。人作为人，这种表象的基础不可随意去除掉。如果细究起来，人类学家所做的田野调查，能够制造出一种“民族志权威”的根本，就是要用二维平面书写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民族志学者所观察到的，与视频直播里的内容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超不出两百年前叔本华所谓“世界是我们的表象”。只是直播者在呈现视频时往往是无意识的，而我们的研究者却必然有意识地将这些内容变为一种道理和学说，这就属于人类学学科本身存在的价值了。“虚拟的真实”这种见解用在对当下互联网世界的解释，及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和相互关系的解释上是最为重要的。原来的概念大多建立在主客观对立基础之上，但实际上主客观世界不再是相互分裂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假设原来有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现在必然多出一个实时发挥作用的互联网虚拟世界的存在，其物质基础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存在效应却是一种“虚拟的真实”，甚至要比一个真实可触的世界还要更加真实可靠。如果世界的情形是这样的，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其存在价值，它真正体现出来的是主客观的相互影响，而最终归于一种主观世界的存在。

人类学民族志的核心在于记录，如果记录的方式改变了，从纸笔到电脑键盘，到手触屏幕，再到视频直播的记录手段，此种变化一定会反过来促进该学科中最为根本性东西的更替，这里就包括其中的语言、图像以及视频之类。其根本都是用来记录的一种工具或媒介，而记录的目的似乎也没有改变，它们都在于能够达至更好、更清晰、更便捷以及更真实的人的沟通和理解。细想一下，过去人类学家写了那么多民族志的书籍，其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让不在同一个文化现场之人，更为清晰准确地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存在，并最终实现多元文化之间的沟通，便于大家在差异性的存在之中达成相互性理解并互通有无。

民族志是一种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理解途径，是通过“写文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它的价值必然会体现在如快手视频直播平台或技术对人本身的理解上。因为这里有着最为根本的共同性，那就在于一种“异”的“被看见”，是观看者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人物、场景和事件的私人订制式的参与观察，是在虚拟真实之中的观看和自我理解。很显然，在此一点上，古典人类学家自我呈现的表达便是参与观察，在一种只身奔赴田野的亲身参与中，看见并感受周遭发生的一切。这一点也无形之中与快手短视频直播不谋而合。过去我们做田野调查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其初衷不就是为了准确记录下这些东西的真实存在？但现在出现了免费提供，还随时可以方便复制、提取和编辑，每天差不多有两亿多人呈现自我生活本真表达的真实资料。未来究竟怎样去处理这些资料，如何使用这些资料去思考，也就是理解个人、社会与文化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在刺激着人类学家要重新转换思路，构建一种新的书写范式，产生更新的涵盖性概念出来。

从田野民族志时代的“参与观察”到大众刷屏时代的“被看见”，意味着思考路径的巨大转变。原来我们可能只谈参与观察，到实地考察“他者”的生活，现在诸如快手直播这样的新传播媒介已经在实时呈现当地人具体而细微的生活或其某些方面。这时不仅要参与对虚拟真实世界的观察之中，还要理解、研究通过此类新媒介所看见的“他者”的生活世界。在人的视知觉基础上，所谓“被看见”是要通过各种视频设备，而我们人类学家作为研究社会与文化脉络之中的生活之人，有着对于新涌现出来的日益成长中的虚拟真实世界的兴趣，借“他者”的双眼所实现的是一种“去看见”，同时也是去感受、去想象。所谓“看见”是各种视频媒介借人的双眼的“看见”并被表达出来，基础在于人的双眼的视知觉。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信息媒介的转变，从一种“参与观察”到“被看见”的转变，都意味着人类学在田野方法、资料搜集和文化书写上的一种重大转型。甚至可以说，是同步折射出来在文化意义和价值上的一种重大转型，它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空谈的文化热，而将是体现人们最为平常生活之中文化价值的改变和实践。在这一点上，快手视频直播可能是很好研究这种转型的一种范例。快手视频具有大众文化的广泛性，必然会带来“彼此看见”从“面对面”到隔着一种书写语言的文字表征，再到“虚拟视频图像呈现”在文化表达上的一场全新革命。视频直播呈现最为基本的内核是：通过一种虚拟的、动态的真实画面而进行的真实人的真实表达，并在无限范围和无数虚拟人群圈子中的传输和发布。在理论上，“无限性”近乎可以涵盖全人类凡是有网络的所有空间。因此，其影响必然是全人类的，而不会仅限定在地球某个局部区域，甚至也不仅限于旧有的一国一文化、一族一文化那种刻板套路进行思考了。

就视知觉的意义而言，人和动物一样都是能够看见并能真正感受到彼此存在的动物。但人和动物终究大为不同，人不仅要看见，而且还要被看见。实际上这种被看见变得更为重要，尤其是互联网构建起来的当下世界中。一般而言，在社会中如果能被看见得多，意味着“有头有脸”抛头露面的机会就多，在社会中有“名声”。人们总想亲眼看到做坏事丑事人的“下场”，在“幸灾乐祸”之余，还有一种有关好坏美丑的分别之心被产生或制造出来，社会的正义感往往也在此过程中发生和体现。换言之，人们在彼此虚拟之中的相互看见中构建善恶美丑。甚至可以说，人们不再是空谈概念意义上的美丑了，而是图像、画面和视频呈现的具体可观的美丑了。

实际上，传统时代中社会大部分能够“被看见”的都由精英人物把控。报纸、杂志、广播以及电视等造就“被看见”效果的传统媒体，必然由精英人物完成审查、把控和传播。由于精英人物把控各种可以被看见的传播媒介，造成了精英人物总要被看见的社会传播效果。他们会通过自己娴熟的制造文字、图像以及各种象征符号的能力，在持续不断地把控着谁究竟应该被看见，以及谁不可以被看见的社会区分。进而形成或构造在什么时间一个人可以被看见，什么时间不可以被看见的视觉社会结构等。最为关键的是，人如果能被看见得多，那也就意味着他被社会关注得多，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诸如所谓“明星”“大腕儿”“红人儿”之类，成为网络社会或视频直播时代所谓“头部”的存在。至于“中部”和“尾部”的那些人，没有什么人去真正关注其生活和生存方式，成为一群不被看见或不容易被看见的、活在角落和边缘里的人了。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往往是比较稳固的，他们刻意维持自己的精英地位，并心安理得地认为理所应当，自然也是无人可以替代的。然而，目前时代中此类情形有了较大改变。所谓社会中“头部”和“尾部”的存在，实际都是一种流量的多少或有无而已。这其中很难再有什么真实和虚伪之间的实质性的分别，大家的目的在于拍摄的视频直播能够被更多人甚至超级多的人看见，“被看见”就是全部行动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在大众刷屏的时代，自己被更多的人看见，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即所谓“流量经济”，是一种“带货”的利润分成。久而久之，再无可与之匹敌的经济形态了，最终人们的思维变成一种流量思维。甚至为了持续鼓励“网红”直播上榜排名，流量也可以直接推送给用户。如果一位直播客一下跃升到几十万粉丝的量级，要清楚这可能是通过人为制造出来的，属于流量经济中的某种做法而已，是“网络普惠”价值理想的实际落实。真实的情景恐怕还是要用实践之中的效应去检验才能看得出来。一位电影明星可能在网络视频之中一下拥有几千万的粉丝，但其主演的电影却票房惨淡，恐怕是隐藏在背后“流量推送”在作祟了。

快手视频记录和呈现的是一种大众生活和态度，而快手公司强调的“普惠”理念则可能带来真正“彼此看见”的大众未来。从“面对面”的交流，到数字、图像和声音的书写，这可谓是曾经并不算久远的“微信民族志”基于“写文化”媒介的新改变而有的“新写作”。它是新的，但核心又是旧有数字技术的文化表达。而“虚拟动态视频图像呈现”在文化表达上，必然隐含着一场写文化意义上的革命。对于人类学家未来的研究而言，这种革命的含义可能富有颠覆性意义。如果费孝通“从实求知”的告诫是真真切切的一种认识论，今天这些虚拟的真实才是我们新时代所要表达的一种真实，那么人类学者似乎真要俯视一下热播的快手视频了，要进入并体会那里的存在，这其中隐藏着巨大的社会能量和爆发力。而且，在新出现并日益流行起来的视频呈现之中，最核心的是一种真实人的出现，尽管这个人往往是一种虚拟性的呈现，却又是真实存在之人，他或她与我们是在同一时间里的，他们借助网络实现了一种在遥远之地与我们的共在。这样的“共在”界定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真实，可谓“时间消灭了空间”意义上的真实。换言之，也是一种彼此之间不再会有距离感的真实。

处在不同空间里的人可以同时知道并真切感受到彼此的共在，真正促进彼此共在的理解与沟通。当然，也可以说真实的表达通过纯粹虚拟的动态画面，准确无误地传输出去，到达更为广阔的虚拟空间领域之中，此时新的虚拟群体之间的联合或者同时在场便成为了可能。而曾经可能是纯粹想象之中的，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虚拟的部落化生活，也开始日益涌现出来。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种兴趣相投之人，各种彼此可以沟通联合之人，各种有着共同职业或兴趣爱好之人，开始在更大范围的、超越传统边界的虚拟而真实的视频呈现与表达之中，如同部落般相互结合在一起。大家营造出一种有着共同性、存在感的精神气氛，使类似的职业、兴趣，或者某话题、某领域的爱好者，虚拟地相互聚拢在一起。这种虚拟的聚拢并不在于虚拟本身，而在于相互之间可以实实在在地发生影响，曾经严格按照画线而实质存在的地理边界和社区边界，在今天早可能已名存实亡。

显而易见，我们之前已经讨论的现代性的分离技术，它可以算作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大特征，它在我们生活诸多方面的实施和扩展，使得我们的生活通过一种分门别类的社会治理之术而使大家相互分离开来了。很显然，近现代以来的各种社会与文化上分离技术的实践，也很自然地制造出了使日常生活日益冷漠化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感。而从财富、知识以及时空安排上，这种隔离感又都体现出基于理性计算而有的现代思维逻辑。实际上，现代性必然有悖于人的自然属性本身的趋势，也就是与那个人们彼此之间想看见、想交流以及想融合的自然属性相向而行。因此，在现代世界里似乎一切都在寻着与人性反方向的路径发展，或者说一切都基于一种自我否定的逻辑而演化。然而互联网的出现特别是当它变得越来越智能化时，它无形之中挑战着一种基于分离技术的现代理性的极度膨胀。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智能手机之后，这种挑战可能就会变成是一种实质性的。

由此，通过智能化的互联网，大家又彼此相互拉近了。持久的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相互分离，又可以重新随时随地相互连接在一起，这可谓一个所有人和所有人发生虚拟连接的时代。智能手机意味着实现了一切相互连通的、近乎一种“大同”社会的目标，连接背后意味着彼此融通和相同。由此，原有坚固的社会等级制度，在通过视频直播平台上人为制造出来的“普惠”性观念，又让每个人拥有了随时可以参与社会大家庭之中并能够被看见的机会，不会因为预先种种既有社会条件和门槛而受到排斥，也不会先入为主被划定为某个社会群体或单位“不可接受之人”。人希望彼此被看见的社会性，希望能够有面对面交流沟通机会和场合的渴望，在新的视频直播的大众刷屏时代得到了真正实现的可能。完全可以这样去投入一种对未来的思考，即所谓后现代技术背后无意识的动机，必然要去寻求与自然的和解。这根本上是人要与这个世界和解，还有人与人以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和解。我们原来世界有太多的场景是基于战争的，人和人的战争、人和自然的战争，以及不同人群或种族之间的战争不胜枚举，和平只不过是这些战争的间隙而已，即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绘的那种人类原初状态的“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那样状态之下，有太多人和人之间的不理解、冲突和战争，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和使用之后，战争的威胁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这些都必然需要未来人类去寻求和解。

人类社会中有两种力量从来都是此起彼伏地运行着，一种体现了分离技术的隔离的现代性，另一种则是寻求彼此“在一起”面对面的交流。后一种力量总会让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会让人受到引导而使心绪积极向上。人类学家可以推广这样一种观察性思考，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必然是寻求相互“在一起”而不分离。所谓“在一起”是能够彼此交流，真正实现生活融洽的理想社会。分离和融合两者之间冲突矛盾的化解，在互联网的虚拟传输中似乎得到了具体实现，特别是在图像视频可以做实时传输并被彼此看见之后，这种化解的可能自然得到了实现。这方面的案例经验，需要从事田野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家去做进一步积累和深度整体分析。相比于过去所提“在一起”的观念，可以进一步补充称为“在一起，不一样”，它最适用于对当下生活真实和虚拟场景的描摹。在社会之中或人类构建社会的本意，就是希望或者期盼大家能够相互融洽地在一起。但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似乎大家又不能变得完全一模一样，要有个性上的追求，要有自我价值认同，甚至要有真正“私人订制”的生活，或“我们不一样”的文化认知。没有人希望自己被驯化成如集中营里的囚徒一般的生活，即人和人之间从心灵到身体上的难分彼此。而真正原本相互不一样的人，相互独立和个体化生存的人能在一起，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存在状态。这种改变和实现无形中满足了人们社会性存在中的梦想，即“在一起，不一样”的新追求，同时也是人们心底最为根本性的追求。这种“在一起，不一样”的观念可以算是理解社会构成的一种新进展，原来社会理论家们可能只会提“在一起”，但未能注意到个体差异或群体差异的“不一样”。也许这又是一个新话题，未来可以继续进一步研究下去。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他看来，人类最终的归属在于“天下大同”，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人和人、人群和人群以及文化和文化之间没有差异。差异才是他基于人类学价值观而提出的“各美其美”的根基。如果面对今天的现实进行一下概括的话，其本意自然是“在一起，不一样”了。显然，因为现代性的分离技术的隔离，我们在人群之间的财富、知识以及时空安排上都曾经做了一种隔离性的布局。我们如同难于脱离苦海一般活在现代性的分离技术之中，这是现代社会自身遭遇的困厄，是凭靠其自身无法化解的难题。而基于后现代观念的互联网的出现，其自身内含着反现代分离技术的无意识冲动，并试图拉近彼此的疏离感实现融合而不分离，以此来摆脱基于现代理性而有的分离思维，借快手大众刷屏时代的媒介技术，去实现彼此之间虚拟的融合，或者“在一起”的回归。这也无形之中导致了人类对虚拟的彼此看见愿望的满足，实现了理想之中面对面的交流的虚拟实现，由此而真正促进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融合。换言之，一种由分离技术制造下的隔离的现代性，通过互联网的虚拟传输而实现了现代社会隔离障碍的破解。互联网出现之后，“世界是平的”这一点已经变得毋庸置疑。特别是在图像视频可以真正实时传输并彼此都被实时看见之后，这种阻隔和障碍的破解就变为人们的生活日常。确实，这种改变和理想的实现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真正社会性存在的梦想，又能够实现自我个体价值，同时也满足了更大范围群体价值的追求。这便是当下以及未来最可能会出现的一种乐观之举，也是社会存在的理想状态，即“在一起，不一样”。

文章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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