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父亲方纪生与日本的关系，首先要追溯到祖父的时代。我的祖父方宗鳌（1884-1950，字少峰）十六岁就到日本留学，1908年再次留学日本，学习商学。这是遵照曾在东南亚各地经商，开糖厂兴家的曾祖父方眉锋的遗训的。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到明治大学商学科学习，毕业。明治末年，在东京与日本人古賀政子（1896-1960，佐賀县人，中国名方政英，津田英学塾毕业）再婚。祖父留学日本期间曾参加中华民国进步党，任该党东京支部政务部长。回国后作为中国银行稽核，主管江西全省的业务监查。1920 年受聘到中国大学任教务长兼商学系主任教授。后来出任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部教授，专心从事于教育事业。据说，后来抗战时期之所以和周作人一起在伪临时政府里任职，是由于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1878-1940）及驻北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桥川时雄（1894-1982）的劝诱。抗战结束時，祖父在兼任伪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父亲出世后祖母就去世。1908年祖父把父亲留在老家普宁，自己又回到日本继续他的学业。父亲就由曽祖母带大，在普宁和汕头度过了身旁没有父母之寂寞的幼年时代。（就是在这幼小的时候，因虫牙没有及时治疗而恶化，不得不做了大手术，结果在下巴留下了终生懊悔的伤疤。）1920年当他快12岁的时候，终于到北京得以和祖父一起居住。当时家住潮州会馆，与梁启超所居住的新会会馆相距咫尺，听说梁启超常到潮州会馆来访。父亲到了北京，转入汇文小学，1923年升入汇文中学，后来考入中国大学预科，1931年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同年8月赴日本留学。出于祖父毕业于明治大学的关系，同大学校长特许免考而进入明治大学高等专攻科学习。指导教师是留美的藤江利雄先生。1934年春学习结束，缴论文一篇，题为《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取得政治学士号。

但是，父亲留学日本以前就受周作人、顾頡刚（1893-1980）、许地山（1894-1941）的影响，其兴趣已转到民俗学方面，并以民俗学为自己的研究目标。所以，在明治大学学习时只选一些与民俗学有关或间接有关的课程去听课。直接和民俗学有关的课，例如，藤泽卫彦教授的《传说学》，这是每次必听的。又选修了河津逻博士的经济史，其古代史部分和民俗学也多有关系。也去听小说家山本有三的关于小说的讲义。这时父亲还经友人陈铮（他是鲁迅先生的老友陈仪的胞弟）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李岐山的介绍，认识了东大图书馆长姊崎正治教授，并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松村武雄博士（著名的民间文学专家），受到极亲切的接待，回国时先生送给父亲《神话与民族性》等书，并写了四首和歌以作纪念。回国后父亲便从他的著作中翻译出了《希腊的自然环境与神话》《埃及人的女性观》等。

父亲还通过姊崎教授的介绍，访问了著名的民俗学研究家宫武外骨先生（俗称废姓外骨），同样受到热情接待，并参观了他的藏书室，临别送给父亲一册《卖春妇异名集》。父亲后来为纪念他，翻译了他一篇《日本卖春考》，附上几张浮世绘登在上海简又文主编的《逸经》上。另外，在留学的三年期间，仔细阅读了柳田国男、西田真次、高木敏雄等的著作及关正雄、后藤兴善等的译书。

1934年春父亲回国，到华北大学任教，在中国第一次开设了“民俗学”这门课程。同时教授“欧洲经济史”。1936年5月，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玄同、容肇祖、常惠、朱光潜、沈从文、罗常培、杨堃、及北大《歌谣周刊》编辑徐芳发起创设“风谣学会”筹备会，他们约父亲参加，地点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红楼。开会时胡适指名父亲和徐芳担任会议记录。到了1936年12月，父亲应罗隆基（1896-1965）之约，担任《北平晨报》副刊《风雨谈》的主编。此周刊的主要执笔者有﹕周作人、舒舍予、沈从文、蹇先艾，其它还有废名、黎锦明、林庚、李长之、严文井、曹宝华夫妇、田畴、李辉英等人。（鲁迅先生的恩师藤野先生纪念鲁迅的文章《回忆周树人君》就是父亲在日本杂志《文学案内》创刊号上发现后，立刻译出登在这晨报副刊《风雨谈》上的。）1937年3月，父亲又受顾颉刚的委托，继任他的《中央日报》之《民风》周刊（风谣学会的会刊）的主编。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伪中央电台聘请著名画家张大千等人出任咨询委员，父亲也被拉去充数，实在无法随命，只出席了三、四次会议，就想法辞退了。

1938 年11月，父亲受东方书店的委托，主编其文艺杂志《朔风》。但1939年元旦发生了周作人被狙击事件，父亲听说这事件可能跟周为此杂志供稿有关，为之感到自己的责任，因而只主编到第六期就自动提出辞职。以后，父亲把《朔风》第一期至第六期订成合订本，赠送给周先生以作纪念。此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谈劝酒》、第二期刊登了《谈瘙痒》、第三期刊登了《女人骂街》，周先生的文章共三篇。父亲还亲自执笔写了《谈食道乐》，并翻译连载了夏目漱石的《玻璃门里》。同年，周作人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父亲也应聘作为兼课讲师到同大学教授“文学概论”这一门课程。

1940年，父亲被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任命为“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3月带领华北留学生到日本赴任，以后，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日本战败。在职期间，从1941年至1943年，父亲应仓石武四郎之聘，到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文学部任嘱托讲师，教授“现代中国文学史”和“宋代词选”。这是从那过了很多年以后的事了，1957年，我母亲回日本探亲时见到了仓石先生，这时先生提及父亲当年曾教过的东大学生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大多被征去当特攻队，结果全部战死。听到这消息父亲感到震惊，以后每当提起这事总是感叹不已。

在东京的数年期间，父亲作为周作人的挚友，相识了许多日本的文学家、诗人及画家。如﹕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堀口大学、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和辻哲郎、林芙美子、谷川彻三、镝木清方、宫本三郎、藤岛武二、有马生马、里见弴、中河与一、吉川幸次、青木正儿等，并逐步和他们加深了情宜。近年，木山英雄先生在他的《林芙美子遗物中的周作人书简》一文中曾提及林芙美子所蔵的父亲的书简。实际上在我父亲所保存的友人书简中就有不少林芙美子等作家的书简。于是，到了1944年，为了庆贺周作人六十岁寿辰，父亲在武者小路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编辑了《周作人先生的事》一纪念册，由光风馆出版。出版后影响较大，以致到1944年5月，朝日新闻社还曾派人来说想出中文版一事，并希望父亲担任本书翻译，姑且答应了下来，但实际上正处于物资极度紧缺的战争末期，已无暇顾及。可惜中文版之事，就如此不了了之了。

父亲和周作人的相遇，可以追溯到父亲的汇文中学时代（1923-1925）。汇文中学（燕京大学的附属中学）位于北京东城船板胡同，就在燕京大学旁边。父亲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丘玉麟（1900-1960）是同乡，经他介绍，与当时任燕京大学讲师并担任周作人助手一职的许地山相识相熟。第一次与周先生见面就是被许地山带到了八道湾的周宅。实际上在那之前就很景仰周先生，因为比他年长四岁，同样从汇文中学毕业后留学明治大学的堂兄方逖生（生卒不详）就非常尊敬周作人，父亲也是受其影响。当时还有一位同乡，燕京大学的学生赵澄（后来成为著名摄影师）也是周家常客。周先生对待父亲同样非常亲切。此后有好长一个时期，父亲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在周先生家度过。这里宅地很大，有好几处里院，父亲总是无需佣人到后院通报，只要先生在家，就直接前往苦雨斋。每次来也并非有什么事情或问题请教，只是找个不影响先生的角落坐下，默默聆听先生和来客的对话。这就能让父亲非常地满足。据父亲自己说，他是在模仿俞平伯（1900-1990）和废名（1901-1967）等人。

父亲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他是八个兄弟姊妹的长子，祖父对他很严厉。因此及林芙美子所蔵的父亲的书简。实际上在我父亲所保存的友人书简中就有不少林芙美子等作家的书简。于是，到了1944 年，为了庆贺周作人六十岁寿辰，父亲在武者小路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编辑了《周作人先生的事》一纪念册，由光风馆出版。出版后影响较大，以致到1944年5月，朝日新闻社还曾派人来说想出中文版一事，并希望父亲担任本书翻译，姑且答应了下来，但实际上正处于物资极度紧缺的战争末期，已无暇顾及。可惜中文版之事，就如此不了了之了。

父亲和周作人的相遇，可以追溯到父亲的汇文中学时代（1923-1925）。汇文中学（燕京大学的附属中学）位于北京东城船板胡同，就在燕京大学旁边。父亲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丘玉麟（1900-1960）是同乡，经他介绍，与当时任燕京大学讲师并担任周作人助手一职的许地山相识相熟。第一次与周先生见面就是被许地山带到了八道湾的周宅。实际上在那之前就很景仰周先生，因为比他年长四岁，同样从汇文中学毕业后留学明治大学的堂兄方逖生（生卒不详）就非常尊敬周作人，父亲也是受其影响。当时还有一位同乡，燕京大学的学生赵澄（后来成为著名摄影师）也是周家常客。周先生对待父亲同样非常亲切。此后有好长一个时期，父亲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在周先生家度过。这里宅地很大，有好几处里院，父亲总是无需佣人到后院通报，只要先生在家，就直接前往苦雨斋。每次来也并非有什么事情或问题请教，只是找个不影响先生的角落坐下，默默聆听先生和来客的对话。这就能让父亲非常地满足。据父亲自己说，他是在模仿俞平伯（1900-1990）和废名（1901-1967）等人。

父亲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他是八个兄弟姊妹的长子，祖父对他很严厉。因此他的少年时代时常感受到精神上的寂寞。如此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年，很自然地被周先生的和蔼可亲的人品所吸引，并视为亲生父亲一样地敬仰周先生。

……

我父亲和我母亲的相遇，那是1940 年父亲作为“留学生监督”到东京赴任不久的事情。母亲川边爱子。当时正在三越百货公司总店的图书部工作，经朋友的介绍，到父亲的办事处工作。一天三个小时，工作的内容，除了日常事务以外，主要是帮助父亲阅读和翻译书籍。剩下的时间就是陪父亲聊天。

母亲的爱好本来就是读书，据母亲说，认识父亲以后，首先令她感到敬佩的是父亲对日本文学造诣之深，以及知识之广泛。因此，和父亲一起工作感到很愉快。在这个时期，父亲翻译的中河与一的小说《天上人间》就是母亲看了后深受感动而推荐给父亲的。父亲决定把它译成中文，便去找好友堀口大学先生商量，堀口先生很赞成，并说永井荷风也在称赞这本书，他立刻为父亲给中河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这本书就是这样，是经著者本人同意翻译的。这也是父亲和中河先生的初次相遇。后来，中河与一先生于1980年出版的《天上人间》（《天の夕顔》）国际版的序文里介绍说，父亲翻译成中文的《天上人间》后来在中国拍成了电影。但是，估计这是指战后在香港拍的由李香兰（山口淑子）主演的同名电影，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却无法弄清。

我父母是两年后的1942年结的婚。我出生于第二年3月3日。说起我名字的由来，那还是由堀口大学先生提议而起的。3月3日在日本是传统的女儿节，日语的发音是“hina”，先生说就用这个发音好，父亲就用中文给我起名为“斐娜”。先生还为庆贺我的出生，赠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装在水晶鸟笼里的兰色的水晶小鸟和精致的女儿节摆设用的偶人套盒。关于此事，我自幼经常听母亲谈起。

……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由于过去的经历，几经艰苦的境遇。但是，他爱国的信念和为中日文化交流做贡献的愿望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和竹内实先生之间长年的互换中国和日本新出版书籍之往来，也可以说明这种努力。恢复教职后，在大学先是教与民俗学有关的儿童文学，后来转到外国文学系，专门负责教日本文学。实际上，解放以后他还一直坚持不断地将日文书籍翻译成中文，不但用于教学，而且尽可能地往出版社投稿，为中国读者介绍日本文学。这一切行动都出于为中日文化交流做贡献的愿望。父亲去世后，竹内实先生在《东京新闻》（1987年7月）上发表追悼文章，把父亲称作“日中的架桥人”，我觉得也许这就是父亲的人生意义之所在。

（本文为节选稿，注释参看原文。本文原稿是1996年9 月3日，在滋贺县须贺谷温泉举行的中国文艺研究会夏季集训活动之研究会上的讲稿，后加以修改和补充，收入川边比奈、鸟谷真由美撰写的《方纪生的事》一文，刊载于《文化论集》第55号，2019年9月。）